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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建设的暴利驱动，城市的通货膨胀甚至更厉害。生活困难的工人索求生活费，国家银行被迫以“稳定团结贷款”为名贷给陷入困境的工厂，而且毫无收回的希望。江对银行家们说这笔钱是“给工人们过年时包饺子吃”。
“如果放开控制，价格就会上升，”经济学家厉以宁解释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是这样。就像把一个球按在水里，一松手，球就会马上浮起来。”江泽民访问了北京市和山西省的农贸市场。“老百姓开门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江说，“小小的‘菜篮子’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而改革和发展又离不开稳定。”在一个肉摊，江问了价格，然后又怀疑地问道：“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来才临时降了点价？”
“要保持价格稳定，我们就必须非常重视农业这一块，”江在天津视察一处农贸市场时说，“在大城市周围要建立蔬菜生产中心和大型养猪场。要增加农业投资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
副总理朱镕基制定了一系列紧缩措施，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限制。春天，江开始巡视全国，告诫地方官员必须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地方利益之上。
尽管这一措施初见成效，然而财政困难的国有企业却苦不堪言。当江泽民听说像许多国有企业一样，上海益民食品厂因照顾退休职工等包袱过重而濒临破产时，心里很痛苦，那可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在这件事情上，江不想让市场按自然规律发展。于是，他要求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采取“积极措施给予帮助”。江说：“你绝不能让它倒闭。”
但是江泽民相信邓是对的：发展中国经济的道路不是走回头路，而是更加着力于改革。他主张进一步放开价格，取消定额，实施新的税收和银行政策。他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他的经济方案针对三个问题：我们的发展能有多快？我们能承担（或容忍）结果吗？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吗？
《解放军报》刊登一条消息，报道了江泽民承诺要把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成“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谈到他们所进行的防暴训练时，江泽民说，“我们应当具备这种能力，尤其是在大城市里……”
“经济建设，没有稳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不行的，”他继续说，“必须时刻警惕某些渗透进我国搞颠覆活动的外国势力。必须把任何危及社会稳定的迹象消灭在萌芽中。这是人民武装警察的职责。”
江一心关注着军队的要求。他授予19名解放军高级军官上将军衔，包括中南海警卫部队的指挥官。他以自己特有的精力，与军队各级指战员保持接触。实际上，每次当他到下面的省市视察时，他总要抽时间走访当地的驻军。他会在那里接见高级军官并与普通士兵拉家常。他走访军营和医院，了解衣食供应情况。视察军事基地的食堂几乎成了江的惯例，下令给解放军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增加1元。他还把部队的薪饷调高到超出同级地方干部的20％，因为他知道地方干部容易挣到外快。在视察军队时，江总是穿着橄榄绿的毛装。他不像毛或邓是军队出身，所以他要是穿上解放军的军装可能会显得过分自炫。而另一方面，他如果穿西装打领带又会显得太西化，从而与他想要交往的军队官兵显得有点格格不入。这些活动总会有军队刊物进行报道，通常也会成为全国性的新闻。
国防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每年到此视察三四次是江优先考虑的事情。江喜欢给学员们上课，和高级军官聊天，以及和教员们一起用餐。他尽可能多地参加解放军的活动，不管是像军官晋升这样的正式仪式，还是像音乐会和义演这样的社会活动。在空闲时间，江学习一切可以学习的军务。他并不满足于读简报，而是喜欢阅读重要军事文件的全文，品味技术细节。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花在阅读军事文件上的工夫可能比花在读党内文件上的还要多。
8月，江得到来自军队的坚决拥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在党刊《求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盛赞江“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并把江尊为毛和邓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这一拥江的表态意义重大，因为张在高级将领中关系最广，威望最高。
江泽民对军队从不管得过细。他的座右铭是，“尊重从事专业工作的专业军人”。每当张震上将开出人事要求的单子，江都会立即批准。双方的默契是：在管理军队方面，江给予解放军军官前所未有的自治权；而军队对其领导地位给予支持。
当“天安门事件”5周年临近之际，江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观点：“坏事变成了好事。”他说：“结果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国外媒体批评江似乎要把使用武力合理化。然而，10年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甚至参加过1989年示威的那些人，不管多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江所说的是事实。政治稳定确实加速了经济复苏。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6节 “智囊团”
江泽民还尖锐地指出，克林顿的中国政策就是企图把中国变成西方的“附庸”。这是异乎寻常严厉的定性。但是，这样说有助于他对自己人提出不留情面的批评，并向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一个坚定的告诫。他说，只有两种危险会导致亡党，那就是如果中国的经济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或者是如果腐败继续蔓延。
为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党决定让国内最富裕的地区支援最贫穷的地区。江怀着这一目的视察了广东和福建，这两个省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视察福建的时候，他再次强调了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接着又辩解似地加了一句：“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它们仍然发挥着带头作用。”他指责那些主张加速私有化的人，继续说道：“我们不应该对国有企业失去信心，把它们看成是国家的负担。”
1994年夏天的某一时刻，根据英国外交部的小道消息，江泽民曾“大发脾气”，原因是改善中英关系的努力遭到挫折。问题出在香港。港岛的回归规则早就已经定得清清楚楚，但在距香港回归只剩3年的时候，据江说，英国却想改变其政治架构。英国自己在香港实施了150多年的帝国主义统治后，竟突然对香港实现民主表示出兴趣，这看起来是多么伪善。
在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华伦•；克里斯托弗讨论中美关系时，江泽民用了一句俗语：“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远东经济评论》试图如此解读这句意义深奥的话：“是呼吁从目前的最低点一步步改善中美关系，还是以蔑视的态度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区区的200年历史，跟中国悠久的四五千年历史作一比较？”
为了在面临挑战的时刻有人辅佐，江主席有一个由能力超群且富有献身精神的专业人士组成的“智囊团”。他的主要政治顾问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他的主要私人助手是他长期的秘书、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的贾廷安。办公厅是中国管理体制中的神经中枢，控制着日常事务，负责联络，处理文件，召集会议，委托研究，提出政策建议，以及向下属机构传达指示。现在江有两个得力助手进入了军政的信息流通中心和活动指挥中心，这两个中国最有权力的机构。
曾培炎，江长期以来的同仁，专注于国内政策，主持党的财经领导小组的工作。曾培炎个子很高，表情严肃，颇有知识分子风度，同时具备商人的敏锐和学者的严密。他强调分析要严谨，政策要有持续性。他作报告总是胸有成竹，引用大段的数据，陈述结构清晰，结论合情合理。尽管他与曾庆红没有亲戚关系，但两人经常被合称为“江的二曾”。
还有一个人是由喜贵，负责江的个人安全。由喜贵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一直在北京工作。他喜爱穿军装，有一张犹如斧劈刀削般的粗犷面庞，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江的讲话撰稿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主要助手是滕文生，一个在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有着广阔背景的知识分子。
9月，江泽民对俄罗斯、乌克兰和法国作国事访问，此行主要是为增进友谊。他签署了各种各样的互不侵犯条约和贸易协定。在俄罗斯，他与鲍里斯•；叶利钦总统举行的峰会在两个大国之间“正式确立了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他们同意不相互制约，建立仅次于双边同盟的关系。双方同意互不将核导弹瞄准对方，采取不首先发动核打击的政策，解决恼人的边境争端，这些都象征着双方正在建立互信。
在俄罗斯，江访问了托尔斯泰的故居，在那里他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名著作了即席的文学分析，这让俄罗斯导游大为惊讶。他还参观了宇航控制中心，与飞行中的空间站宇航员交谈。江称赞他们在自动操作失败后，使用应急手工操作方法成功地使补给船与太空舱对接。
在法国，江有机会讨论他对民主的看法。“外界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他对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说道，“他们认为中国不想实行民主。事实上，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实现民主，奋斗了100多年……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民主模式，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今天，中国实行政治改革，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或许江此次出访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夫人王冶坪的随行。这是她第一次陪同江参加高规格的出访活动，在共产党中国的历史上，这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二次带夫人出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
当时，王冶坪被香港的一份刊物描述为“内向、仁慈、善良、热情”。文章介绍说，王天性好静，“她做事情执著认真，不好声张，过着平淡的生活，衣着朴素，不用化妆品”。和她喜欢交际的丈夫正相反，她喜欢“平静的日子”。她与各条科技战线的老朋友、老同事都保持着联系，并且利用这些联系，使江了解到国内外高科技的最新发展动态。
“老有所为”是王冶坪的座右铭之一，尽管颈椎病给她带来痛苦，并妨碍了她的日常活动。她认为陪同丈夫是一种“负担”，因为她说她有点“力不从心”。她从来不喜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她说，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不符合她的个性。
对她来说不幸的是，中国外交部已开始认识到向国际媒体展现国家领导人正面形象的重要性。其中可以使中国的形象人性化的一个方式，就是领导人带夫人出访。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个带夫人（赖莎）出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她的优雅风度使世界改变了对改革中的苏联的印象。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7节 16字方针
在中国，李鹏总理出国访问时总要带上他的夫人朱琳，这提高了李的外交家形象。在电力部门搞管理的朱琳透露说：“李鹏没有一丁点大男子主义。不管是当普通干部，还是部长，甚至在当了总理之后，只要有空，他都会帮忙做家务。”
当江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抵达欧洲之行的第一站时，他对他妻子将如何应对乱哄哄的大批记者的担心，可能超过了他对在边界和核武器问题上如何与俄方打交道的担心。
在俄罗斯、乌克兰和法国的10天时间里，王冶坪扮演了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仪态端庄，泰然自若。虽然她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她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尽管有身体上的病痛和心理上的不适应———在巴黎的国宴上，她忍受病痛长达3个多小时———但她勇敢地时刻伴随在江的身边。她的丈夫感到高兴，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形象，而且他真的喜欢见到多年来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应有的尊重。
随着1994年的这次访问，党的媒体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党的一项内部指示要求中国的新闻机构“适度地报道江泽民同志夫人在国外访问时的有关活动”。过去，新闻媒体总是避免触及高级领导人的个人生活。
1994年9月下旬召开的党中央全会着眼于“党的建设”，作出改革干部提拔制度的决定，包括使用民主选举的方法等。全会召开之际正是人们讨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交接之时。虽然没有正式的文件，邓已经指示家人、工作人员和助手，他不再积极参与政治。6周后，11月11日，他告知身边的人说他不再参与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工作了。他告诫说领导人决策时必须谨慎行事，他担心自己年纪大了会犯错误。邓小平说，现在是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为中国担起全部责任的时候了。
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的下午，邓小平乘车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人们把他扶下车，又把他搀到一张轮椅上坐下。他曾在2月作了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那是在上海为一座桥梁题字时，当时已能明显看出他的老态。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正式活动。那天晚上，他设宴款待一批退休的党的领导人。这是90岁高龄的邓第一次坐在轮椅上与同事们见面。公开发表的邓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他在观看国庆焰火。尽管照片上的邓显得迟钝而老迈，但是他对同事们的谈话却是清晰而富有远见的。
邓小平委托出席晚宴的薄一波（中国的“长寿元老”之一）代为宣读他的致词。“有个我一直在考虑怎么才能解决的难题，”邓告诉薄，“在党内以及在国内外，我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被认为是特别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这不是一件好事。有一天如果我真的死了，这可能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动荡。我希望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中央和省一级领导班子能统一思想，下定决心，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薄一波在《人民日报》撰文称，从邓到江的过渡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确立毛泽东为第一代领导人，以及1978年改革开始时确认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人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拥护江泽民作为唯一的核心。”薄写道。
这段时间前后，江把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调到北京，担任负责日常党务并拥有广泛权力的书记处的书记。这样，吴将协助胡锦涛处理党务工作。敏锐的观察家们指出，1992年已进入政治局的53岁的吴和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及政治局候补委员温家宝，将成为新一代的领导人。吴邦国和胡锦涛都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又是同年入党。据说他们彼此十分熟悉，“怀有共同的理想”，并遵循同样的路线。
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同江泽民一起工作的上海市市长、新上任的市委书记黄菊，进入了由21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
11月，江主席飞往印度尼西亚第二次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也将第二次与克林顿总统会晤。雅加达的气氛显然要比在西雅图时轻松得多，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广泛的议题，包括人权、北京向巴基斯坦和所谓“无赖国家”转让导弹和核技术问题以及朝鲜的核开发。
克林顿提出：“在人权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对于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的全面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江回答说，中国正在社会内部扩大人权，但是不以牺牲稳定为代价，稳定始终是中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他强调，在处理包括人权在内的任何问题时，中国的主权都不容侵犯。
克林顿承认各国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他说他将“毫不愧悔”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努力影响亚洲国家的人权政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都渴望受到尊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选择领导人时拥有发言权，”出发前他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说：“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在增加贸易与促进人权及开放的社会之间作出选择。”
至于中国方面，江泽民提出了在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建设性关系的五项原则：要有长远观点；维持友好的同时相互尊重各自的国情；充分利用各自经济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合作；增进高层接触。这些原则都很宽泛，并不具体（如此往往易于达成协议），江再度重申了改善双边关系的16字方针。
尽管工作繁忙，江还是会抽空过问他一生热爱的科学事业。1994年晚些时候，在天津视察时，江中断了原定行程访问了南开大学，因为他想了解一下基础物理研究中的某个领域。一位教授送给他几篇学术论文后问他：“您这么忙，会有时间阅读这些材料吗？”江回答说：“会的。这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现代科学发展得这么快，我必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