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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兰听话地换上男人的衣服，并戴上一顶男人的帽子。随后，两个女人便动身向北进发。今天，从扬州到皖东北可能花不了多少时间，坐汽车也就四五个小时，但如果坐的是大伯母租来的人力车，这一路走来可就要辛苦百倍了——要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走150英里的乡间土路。
这可真称得上是一个壮举，因为在战争所造成的真空地带，已经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在理论上，国民党是国家的统治者，但实际上，整个中国已被相互竞争的各派力量瓜分殆尽。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外，还有地方军阀、民团、打家劫舍的土匪、乌合的帮会，尤其是日本人。两个女人经常被各式各样视打仗为家常便饭的男人拦下来盘问。每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大伯母都能沉着应付过去。最后，两个女人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她们的旅程，安然无恙地回到家里。“我们始终非常敬重我们的大伯母，也就是江泽民的生母。”江泽慧说道。
年轻的江泽民渐渐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在整个青年时代，他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他曾经为之骄傲的祖国已经沦为奴隶，正在蒙受耻辱。“我在扬州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期，”他后来回忆道，“当时，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灾难包围了我们。就像我们的《国歌》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正是在抗日时期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下，我甚至在上中学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这是一个将伴随终身的感情印记。
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开始感到祖国的唯一希望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共产主义更多的是致力于自由、团结、平等和稳定，而不是经济制度。对江泽民而言，共产主义则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我们全家都是革命者，”江泽慧指出，“我的父亲、叔伯，甚至还有江泽民的大哥江泽君，他们全都出去参加了革命，既打日本侵略者，也打国民党。”
当学校在1939年底复课时，战争已在江泽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根据日本殖民当局的规定，日语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尽管江每天都上日语课，但他却总是勉强及格，对像他这样一个具有良好语感的孩子，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多年以后，他为自己成年后未能学好日语而感到遗憾，却从未后悔过少年时代的倔强。江主席说：“要不是那时我是被迫学习日语的，今天我的日语就会讲得好一些。”但那时，他却从英语学习中找到了安慰。
江泽民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好学生，他的家庭也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的学业。由于经济拮据，他的养母四处托朋友和熟人帮忙介绍工作。最后，她在琼花观小学找到了工作，江泽民和他的妹妹都是从这里毕业的。她有时当老师，有时做管理人员，包括打扫教室在内的许多事她都做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江在中学里出类拔萃，几乎各科成绩都是优秀，尽管他最喜欢的还是理科。受到家庭传统的熏陶以及叔伯们的训导，江继续下象棋、练书法、作画和唱歌。他在乐器演奏方面很有天赋，演奏钢琴、吉他、笛子和二胡的技巧日益进步。
1943年春，江泽民从扬州中学毕业，准备离家求学，此时距离他17岁生日还有两个月。在江苏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南京中央大学，有一个空缺正在等待着他。在那里，江将养成自己的两大爱好：科学知识与政治活动。此时，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尾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它的序幕。
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第7节 我们要做主人
江泽民是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电子系当年录取的8名学生之一。他与该系的其他3名新生合住一个寝室，他是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一个。“我对江泽民的第一印象是，他还只是一个少年，他真的非常年轻，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他当年的室友童宗海回忆说。童当时19岁，是4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他绝对不是我们的‘小弟弟’。”
“我们的初次交谈是关于我们的家乡和家庭，”童宗海说，“他让我觉得很自在。我感到我能够信任他。”
大学生活使他们部分地远离了战争所造成的混乱。6年前，日军侵入并强占了这里的大片校区，将它改建成一个军营。“这里所受的屈辱实在是太多了。”童若有所思地回忆道。
这所大学的校园原来属于一所美国教会学校，按当时的标准看，这个公园似的校园无疑是非常豪华的。江泽民的宿舍楼外观宏伟，是传统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里面则装了西式的照明和通风设备。尽管宿舍房间显得很拥挤——里面有4张单人床和1张公用的桌子，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江和童的床铺并排放着，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
江泽民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大学生活。大学第一年和第二年开设的数学和理工科课程使学生们都感觉到了压力。江学习努力，常常靠自学就领会课堂上所教的内容，随后，便会帮助其他同学理解这些东西。日复一日，他们一起在课堂上听讲，又一起做作业，慢慢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的老师每周，有时甚至每天，都要布置大量习题。江痛恨在解题时半途而废，他会不停地尝试，直到解出棘手的难题。
江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同学们觉得他很风趣，而他也善于交友。学生们的手头都很紧，如果需要某样东西，他们就得节省开支，存够了钱才能去买。江的衣服不多，但他总是衣着整洁。他在挑选密友时非常谨慎。尽管他年龄很小，许多人常来向他讨教。
“江生活简朴，”他的朋友童宗海说，“他逐渐成为我们中间的领头人。”
江泽民的一个室友是他的扬州同乡，家境富裕。有一次，同乡的父亲到学校来看他的儿子，两人邀请江到一家昂贵的饭店吃饭，但是当得知他们没有请另外的室友时，江礼貌地回绝了。父子俩坚持请他一道去，但他就是不肯答应。最后，同乡的父亲迫于无奈说，“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去，我就请上你的另外两位室友。”直到这时，江才同意一起去吃饭。
“我很高兴，因为江泽民的固执，我才能一起去吃饭。”童补充说。60年后，他也戴着眼镜，跟中国国家主席有些相像。
和普通学生一样，江和他的室友喜欢聊天和播放音乐，直至深夜。江还喜欢体育锻炼，尤其是引体向上。
“你想知道江泽民在大学时代最开心的是哪一刻吗？”童宗海问道，同时咧嘴一笑，“那是他赢得一次引体向上比赛的时候。我们把寝室门框上的横梁当作单杠。搞这个比赛是江泽民的主意。”
后来，引体向上比赛在他们中间频繁举行，而且每次——总是由江先提议——他都能赢。在最佳状态时，他能做24个。
“他不会拉到‘一大半’就算数，”童补充说，“每拉一次，他都要尽力让自己的下巴越过横梁。”
尽管学习生活令人愉快，但现实世界的侵扰还是无处不在。由于南京当时是日本占领军支持下的汪精卫傀儡政府的首都，所以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们经常感受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日本兵随处可见，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招摇过市。政治问题距离学生们的思想并不遥远，学生们发现了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并日益渴望尝试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
江泽民上大学第一年的12月中旬，鸦片泛滥成为学生们沮丧情绪的焦点。在国民党统治下，吸毒受到严厉查禁。任何人只要被抓到在抽大烟，都会被投入监狱，有些人甚至会被当场打死。然而，在日本人统治下，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占领军积极输入鸦片，在当地老百姓中间大肆兜售，以削弱他们的体质，瓦解他们的斗志，同时也为了赚钱。“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后，”童回忆说，“大烟馆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到处都是。很显然，有日本人在背后支持。我们极为憎恨他们的这种恶毒政策。”
对学生们来说，抽大烟是中华民族长期陷入昏睡状态的一种令人痛心的象征。一天在下课后，江泽民一阵风似地冲进寝室。他向大家报告说，学生领袖们正在计划采取行动。“昨天晚上，我们的一些同学出去封烟馆去了，”激动的江告诉他的室友说，“但那些没有良心的烟馆老板叫来了日本宪兵，把他们毒打了一顿。有几名学生还受了伤。”由于有日本占领军给他们撑腰，那些烟馆老板根本就不怕报复。
“今晚，”江小声地说道，“我们要集体出动——人越多越好。我们都得去。”
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可不简单。因为1943年的南京仍处于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为了控制中国老百姓，他们奉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可能仅仅因为对某个人看不顺眼，日本兵就可以随便编造罪名，抓人、关人、打人和杀人。“我们是奴隶。”童宗海说。
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人所支持的政策是需要勇气的，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大学生到中学生——走上街头参加了抗议活动。其中大多数学生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从出生起就一直生活在日本压迫者的阴影中。“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侵略者的残暴，”童说，“从我们一生下来，我们满耳听到的都是祖国的主权惨遭蹂躏的消息，和兄弟姐妹萦绕不去的号哭声。”
早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的学生们就时常把抗议作为一种促成变革的手段，且往往奏效。从民国建立到1919年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主义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就勇于发表他们有关国家未来的见解。在示威活动中，学生们经常唱起一首名为《毕业歌》的歌曲。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
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
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同学们，大家起来……
歌词的最后一句是，“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多年的屈辱和失望，在江泽民这代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长大后决心要为国奋斗。对许多学生来说，“清毒运动”成为他们借以发泄对日本人压抑多年的愤恨的机会。几乎整整60年之后，童宗海和江泽民，这两个当年的大学室友仍然记得《毕业歌》的所有歌词。许多年来，江在很多场合都唱过这首歌，包括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采访时。
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第8节 销烟
虽然他的室友们也很想打败日本人，但他们并没有立刻就响应江的号召参加行动。许多烟馆老板都是黑帮成员，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有权有势的汉奸在背后给他们撑腰。学生害怕受到报复，更怕受到伤害。
“我们当然感到担心，”童说，“那些老板都是帮会分子。我们只不过是一些青年学生。我们凭什么和他们斗呢？当然，我们支持捣毁那些邪恶场所的主意。不过，到真正要动手的时候，我们害怕了。如果我们真的砸了一些烟馆，会怎么样？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会被认出来，列入黑名单，一个一个地被清除掉。”
但江坚持道：“人少了不行。”他恳求他的朋友说：“请和我们一起去吧。不管怎样，我们今晚都得去。”他慷慨激昂地谈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直到两个室友同意加入。第三个室友说他愿意留守。“万一你们要是出了什么事，”他对他们说，“起码我还可以给你们的家人送个信儿。”
当晚，数百名学生在学校的运动场上集会，来自南京其他高校和中学的学生也同时向这里聚集。他们之所以选择晚上举行抗议活动，是因为这个时候烟馆的生意最为兴隆。很快，一支1000人的学生队伍开始沿着意为“和平”的太平路向市区进发。他们直奔烟馆最为集中的夫子庙地区。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童回忆说，“我们一边无畏地举起右臂，勇敢地握紧拳头，一边唱着抗议歌曲并呼喊口号。我们希望能吸引路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尽管当时天已经黑了，还是有许多老百姓聚集在道路两侧观看。在行进途中，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不断有学生加入，就好像被磁石吸引了一样。我们的总人数最后增加到了约4000。”
“我们感到充满了力量，”回忆往事的童宗海突然提高了声调，“那么多人和我们站在一起。”
最初，只有17岁的江泽民和他的室友走在一起，但不久他开始在游行队伍中前后穿行，来回传递消息。
“他的脸上都是汗。”童说。
每到一处烟馆，学生们都会给里面的瘾君子上一课，告诫他们吸毒的害处并劝他们戒毒。学生们还指责烟馆老板赚的是昧心钱，并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会贻害子孙后代。学生们宣称，贩卖鸦片是在犯罪。于是，他们要求烟馆老板交出鸦片和各种烟具。一些老板乖乖地交了出来，但另一些老板则试图反抗。
“如果烟馆老板交出毒品和烟具，我们就离开，”童回忆说，“但如果他们拒不交出，我们就开始砸烟具，把它们扔在地上摔得粉碎，并没收他们的毒品。我们雇了一些人力车来拉我们的‘战利品’。在回学校的路上，走到国府路原国会大楼附近的广场上时，我们卸下所有没收的东西，一把大火把它们烧了个精光。”
整个晚上，汉奸和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一直尾随着学生队伍，但学生们继续前进，他们一路高呼口号，唱着歌，在凛冽的寒风中紧靠在一起。当没收来的鸦片和烟具被付诸一炬时，他们拍手大声喝彩，直喊到声嘶力竭。
学生领袖之一的厉恩虞发表了讲话。“我们今天的行动是勇敢的、胜利的，”他对周围的学生们说，“我们给了那些贩毒者和吸毒者一个教训。鸦片是中国的耻辱，它只能使我们的祖国蒙羞！”
厉随后提到了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最先引发了19世纪外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并最终导致中国遭受日本的占领。这是一段长长的屈辱史，而它最为刺目的象征就是学生们刚刚成功地销毁的鸦片。
“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个历史教训。”厉恩虞慷慨激昂地说道。此刻，江泽民出神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认识到，爱国主义的激情可以战胜一切。
厉恩虞的愤怒言辞似乎是冲着英国人的，但他真正的目标却是日本人。“让我感到痛心的是，直到今天，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仍有这么多的人在抽鸦片，”厉最后说，“我们应该昂首挺胸，做一个自豪的中国人。就像我们的先辈所说的那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虽然仍处于日本军队的包围中，2000多名学生毫无畏惧地唱起了《毕业歌》。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且认识到，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就能够战胜一切貌似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对于江泽民来说，这一时刻使他得到了很有意义的几点启发。他从中领会到，群众的力量既可敬又可畏。他也从中领会到了冒险的必要性。最后，他还认识到象征性变革与真正的变革之间的区别。这些启发将使他终身受益。
“他还意识到，”童宗海回忆说，“我们这场运动在本质上已经超出了反毒禁毒的意义。虽然还很年轻，但江泽民已经开始肩负起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并甘冒生命危险走上对敌斗争的前线。”几十年后，江主席把对年轻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懂中国历史，就不懂今日的中国。他还将面临另一任务：他自己参加过学生运动，如何把他青年时代参加抗议时抱有的热情、理想主义和推动变革的爱国主义，跟他的政府对学生的某些行动的遏制调和起来。这些运动在全世界看来似乎是相似的，它们的动力是同样的热情、理想主义和推动变革的爱国主义。
当时，江泽民和童宗海并不知道是共产党人发动了这场反毒品游行。对于那一代的南京学生来说，共产党为他们的愤怒情绪和日益提高的政治觉悟提供了一个宣泄的途径。那个晚上，江泽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了公开的政治活动。这也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如何奋起反抗并赢得胜利。他品尝了积极参与、和衷共济的乐趣。在一个通常以年龄论资历的传统社会里，一个17岁的年轻人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尽管江直到后来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