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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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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汝昌当然还是愿意回北京。中宣部的调令至再至三发到四川大学,四川大学的校长彭迪在校务会议上说:“再不放周汝昌,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得讲组织原则,放吧。”周汝昌离开四川大学前,当然少不了和各位朋友、同事话别,互道珍重。缪钺和梁仲华、赵卫邦、华忱之等人为周汝昌设筵送别,殷殷依依。后来缪钺又赋诗相赠,其中有两句是:“读书似水能寻脉,谈艺从今恐鲜欢。”    
    刘浔生《 我所知道的周汝昌老师 》一文中也回忆到一些有趣的情况:    
    又一个晚上,我去周老师家,看见许多老师在那里,有些人不是外文系的。有的说:“你的书洛阳纸贵!”有的说:“盼早读为快。”听来是一片祝贺之声。待客人一一告辞,周老师才告诉我,他写的《〈 红楼梦 〉新证 》已经出版,稿费得了一千六百万元(旧币)。我说:“周老师,你该改善一下家里的情况了。你家在夏天连蚊帐都没有,你们用白矾水涂在手脚上作防蚊液,怎么顶用。五个师弟师妹的衣服也该改朝换代了。”周老师却从抽屉中拿出四十万元给我。他说:“我知道你的经济很困难,你在读书还要照顾弟妹们的一切,你拿去应应急。”我再三推辞,周老师就是不答应。周师母也一定要我把钱收下。当我拿着钱离开周老师的家,我都快哭了。这笔钱的确解决了我好多困难。几天后,周老师说有一位同学提出向他“借”两百万元。理由是成都一个大商店正在出售英国花呢,他要买来做两套西服,毕业后在工作中穿。同学们听到后议论纷纷,都说这个同学要求得太过分了。周老师终于把两百万元借给这位同学。一九五四年周老师离开四川前,我把借的钱还给他。他写信给我,说我完全没有必要还那笔钱。而借周老师两百万元的那位同学却用英语给周老师写了一信:“我现在穷得和教堂里的老鼠一样,我是不会还你的钱的!”尽管周老师当时的经济也颇窘迫,他也未再追究此事。这位同学以后的经历,颇有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味道。在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他用英语和俄语对领导发泄不满。在他的单位谁也听不懂他说了一些什么东西。根据他早日的表现,认为他在恶毒攻击领导,划定他为极右分子,押回老家劳改。直到一九七八年改正之后,才到学校教书。    
    转眼到了一九五二年,全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华西大学的外文系调整到四川大学,同时调整去的还有重庆大学的外文系和贵州大学的外文系等。周老师也到了四川大学。周老师的课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的热烈欢迎,都认为周老师的课远远胜过以往老师的课。但是学生多,教师多,矛盾也就多起来了。周老师仅仅是一个讲师,他的课比许多教授的课更受欢迎。人们心里会怎么想呢?另外一件事更刺激了许多教授。四川大学的广大师生风闻周老师出了《〈 红楼梦 〉新证 》,都要求周老师给大家讲讲《 红楼梦 》。周老师推也推不掉。周老师终于在四川大学的大礼堂给大家讲了《 红楼梦 》。演讲的这一天,可谓盛况空前。大礼堂的座位坐满了人。座位旁的过道上,人们席地而坐,礼堂四周的窗户上,人重着人。在学生们中间,坐着好些白发苍苍的教授。外校的师生及文化界的人士来了不少。整个演讲过程,只听到周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听讲的人好像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当天晚上,我们去祝贺周老师演讲成功,他却突然告诉我们,外文系的领导通知他去哈尔滨学俄文。我们大吃一惊,像火山爆发般议论开来,难道他们不知道你的耳朵有些聋,听力相当差吗?怎么会派一个聋子去学俄文?怎么不派一个年青体壮的人去呢?真是太荒唐,太不讲理了。周老师反而坦然一笑安慰我们说:“北京有好几个单位来信希望我回北京工作。其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等。我离开北京几年了,也很想念北京的。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几个学生彼此对看,思绪万千,感慨万千,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老师一家离开成都回北京时,我们已经在外地工作,无法回来为他送行。后来,听说是周老师结识的好朋友解毓葵老师一人为他送行。解老师找了一架板板车,把周老师全家的行李放在上面,一步一步地拉到火车站。就这样,周老师静悄悄地告别了成都。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福兮祸兮返神京(2)

    周汝昌于1954年春末,携家口离开成都,穿越三峡,北返赴京。船从雄伟的夔门峡、秀丽的巫峡、险峻的西门峡依次穿行,古人许多有关三峡气象的诗句、文句浮上脑际心头,虽然已很少听到“两岸猿声啼不住”,那情境还真有一份“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对未来朦胧而美好的向往。    
    北京,首都,国家级出版社,那总是会有许多机会吧?《  红楼梦 》研究,古典文学研究,甚至外国文学翻译,都会有更好的发展条件吧?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宜昌下船后,周汝昌一家转乘火车,直达北京。到了北京站,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打着一面纸制的三角小旗接站,上面写着迎接周汝昌的字样。周汝昌还记得接站的人叫老丁,是一位工友,镶着一颗金牙,很喜相——脸上总是一副笑容,来的车是一辆小吉普,一直送到东城区门楼胡同6号,位置在东四牌楼十二条胡同以北,四合院,让周家住三间正房。这在当时,是比较好的居住条件。在向社里正式报到上班之前,顶头上司、古典文学编辑室负责人聂绀弩① 来家中看望,是领导表示关心,看一下住处安顿情况的意思。同来的有编辑舒芜② ,是聂绀弩的副手。    
    聂绀弩和舒芜在周汝昌家的三间房子里走一走,看一看,并没有落座细谈。看到客厅正北墙上悬挂着一副近代某人书写的对联,内容是“旧有雄文悬北阙,近无老屋在南山”,欧体正楷,书法甚佳,聂绀弩就对周汝昌说:“应该改一改:近有雄文悬北阙,旧无老屋在南山。”这种即景生情的敏捷让周汝昌十分惊奇和佩服,因为其时《〈 红楼梦 〉新证 》刚出版不久,当然可以说“近有雄文”了,而“旧无老屋”则无意中透露组织上已经调查了解过周汝昌的家庭出身,对他的“老底”了如指掌了。天津咸水沽的老家零落已久,周汝昌的父亲和母亲已经分别于1952年阴历十二月初三和1953年阴历四月初八逝世了,此后兄弟分居,大家庭基本已不复存在。而舒芜看了周汝昌的住房,则说:“我如果知道社里还有这么好的房子,我早来了!”聂绀弩的古体诗词写得很有特点,过了些日子,他就赠给周汝昌一首开玩笑式的诗:“少年风骨仙乎仙,三国红楼掂复掂。不是周郎著《 新证 》,谁知历史有曹宣。”    
    在出版社上班后,周汝昌和舒芜同一间办公室办公,一楼,窗户朝南,两张办公桌,舒芜在东边,周汝昌在西边。隔壁是古典室的另外两位编辑:张友鸾① 和顾学颉② 。舒芜开玩笑说,咱们四个人,这屋里是“不做周方”,那屋里是“东张西顾”。    
    《 西厢记 》第一本第二折《 中吕宫·粉蝶儿 》曲牌中有张生的唱词:“不做周方,埋怨杀你个法聪和尚!”“周方”本意是周旋方便,舒芜以笔名行世,本姓方,和周汝昌的周凑在一起,正好和这句唱词相合,所以如此调侃。而“东张西顾”字面上可以解释作“东张西望”,又正好切合了张友鸾和顾学颉两人的姓氏。    
    周汝昌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编辑室工作,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对已经标点出版了的《 三国演义 》“恢复”其中的题咏诗。聂绀弩向周汝昌交代说:“我们出版的《 三国 》,将原来的‘后人有诗叹曰’的绝句,都给删掉了。毛主席看了,说这不行,要复原。请你把诗全部恢复,补进去,重新排版。”    
    这个工作是很简单的,周汝昌很快就做完了。刚来的青年人工作热情很高,周汝昌向聂绀弩汇报工作已经完成后,又问:“是不是把正文再校对一下?”聂绀弩顺口回答说:“那就再校校吧。”周汝昌印象,聂绀弩说话总是很简洁,没有多余的废话。    
    周汝昌把已经出版过的《 三国演义 》的正文重新校对了一遍,结果校出了大量的问题,予以改正后,写了一份很长的工作报告,交给聂绀弩。不久,聂绀弩把工作报告送回给周汝昌,很高兴地说:“这个报告受表扬了,你给《 光明日报 》写篇文章,替新版( 指《 三国演义 》)宣传宣传。”原来是社级领导( 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的巴人看了报告后,十分满意,给予称赞。周汝昌遵命写了文章,交上去,后来在《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刊出,不过署名是“孙模”,这当然是出版社代拟的笔名。    
    可能因为周汝昌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出色,工作热情负责,聂绀弩萌生了让周汝昌当古典编辑室小说组组长的念头。聂绀弩找周汝昌谈话,周汝昌感到十分惶恐——自己以前一直在高校工作,出版社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业务不熟,怎么能胜任呢?就向聂绀弩推辞,聂绀弩却说:“没什么,你只管做,有不熟悉的可找张友鸾帮你。”    
    当了组长,很快就要制定一份当年下半年的“文稿计划”,要按月列出准备出版的书籍目录。周汝昌真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就到隔壁去向张友鸾请教。张友鸾是个老报人老编辑,处事老练,对周汝昌亦庄亦谐不卑不亢地说:“听领导指示。”称为“领导”,当然是指“组长”的头衔身份了。在张友鸾的主持下,不一会就列出了六个月的“发稿计划”,有《 聊斋志异 》、《 阅微草堂笔记 》……    
    不过周汝昌这个“小说组组长”,并没有“文件”存档,而是聂绀弩口头任命的,到重新校订《 红楼梦 》的工作时,以组长身份主持排列参加人员名单、计划做法等工作。再往后,周汝昌身体不好,挂病号请假,小说组组长改任了张友鸾,并且下了正式任命文件。所以如果要查文件档案,当然是查不到周汝昌任“小说组组长”这一段历史记录的。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福兮祸兮返神京(3)

    这一个人生小插曲,到了几十年以后的21世纪初,曾引发了一段小风波。周汝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偶然提到了曾在出版社任“小说组组长”的事,当年不在小说组因而不明就里的舒芜,根据“文献档案”写文章质疑事情的真实性。    
    周汝昌写了《 “小说组长”的记忆力 》,周汝昌的女儿周伦苓则找出当年的一些实证材料撰文说明。周汝昌说:“这原是‘芥豆之微’,原不值得写它一笔,恐怕有人生疑,以为我是说假话——其实,若为了给自己涂金,必然要‘编’个动听的大官衔,怎么会把一个出版社的一个‘古典室’的一部分( 小说 )之‘长’拿来显耀于人,岂不令人齿冷以至笑掉了大牙乎?我还不至于那么无聊……”    
    这一件小事也让我们想到红学中的许多“考证”,要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找出“确凿不疑”的文字和实物证据以作“铁证”,其实是很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有时候“铁证”反而恰恰遮蔽了历史真相。一些问题的考证必然要带有一定程度准情酌理的推测成分,正如陈寅恪在《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中所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鉴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但是,每一个读者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要达到像陈寅恪所期望的境界,其实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样,对于各种具体的考证,读者对其结论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争论”就永远存在。比如前边提到“曹宣”的考证,假设《 康熙传 》的稿本在某一次历史动荡中毁灭了,后人看不到,那么不管周汝昌的考证如何具有魅力,在某些读者看来,也不一定可信,曹宣其人的存在与否也就将是一个永远的疑问。何况,还有许多原本就没有任何文字或实物证据的事情确实发生过,比如周汝昌当“小说组组长”这一件事,如果在当事人生前没有发生质疑和澄清,那就又成了一件“千古疑案”。    
    在完成了《 三国演义 》的“恢复”题咏诗和校订工作之后,周汝昌接受了一项新任务,组成了一个新的课题小组,重新校订一部通行本的《 红楼梦 》出版。原来作家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初次排印的普及本,其底本采取的是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年的重排本。作家出版社的排印本由汪静之负责编辑整理,繁体字直排,分段标点。汪静之( 1902—1996 )是20世纪20年代的“湖畔诗人”之一,对《 红楼梦 》研究并不内行,这个本子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当时任俞平伯助手的王珮璋写了一篇《 新版〈 红楼梦 〉校评 》的文章,对这个本子提出批评,如其中说:“‘新本’自称是根据‘程乙本’,但实际上却是1927年‘亚东图书馆’发行的‘亚东本’。‘亚东本’虽自称是翻印‘程乙本’,实则改动很多,与原来真正的‘程乙本’出入很大……至于标点,新本恐怕也大部分都是用亚东的……种种标点不妥的地方我看到有九十一处,其中由于亚东本连累的有七十九处……”    
    王珮璋把这篇文章寄给《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专栏。编辑组谨慎处理,给作家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并将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寄去。作家出版社采取了大方态度,给《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写了一封信,表示承认错误并将改正错误,同时将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寄回,要求《 文学遗产 》“把此信和王珮璋同志的文章同时发表”。1954年3月15日《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就把《 作家出版社的信 》和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发表了。而在3月1日《 文学遗产 》创刊第1期,则发表的是俞平伯写的《 曹雪芹的卒年 》,批评“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 红楼梦 》上册”中介绍曹雪芹的卒年取癸未说而不取壬午说,“他们大概根据了近人周汝昌君之说,但这说本是错误的”。后来又刊出署名“粟丰”的文章也批评周汝昌。    
    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内幕”则更加复杂。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之一胡乔木和俞平伯有所交往,胡乔木根据俞平伯提出的意见,批评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 ——当时作家出版社其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副招牌,1958年以后才有独立的作家出版社,1961年夏又合并回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感到了压力,据说还在内部的会上做了检讨,之所以急迫地要调周汝昌来,就是要赶快出版一个重新校订的《 红楼梦 》通行本。    
    虽然有一些改动,亚东本毕竟是以胡适所藏的程乙本作底本的。程乙本是高鹗和程伟元于1792年第二次修订的本子,也就是对曹雪芹原著改动最多、离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最远的一个本子。周汝昌从一开始研究《 红楼梦 》,就对程高本歪曲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痛心疾首,现在让他主持重新校订一个《 红楼梦 》的流通本,他当然是要以戚蓼生序本等脂批本系统的本子作底本的。可以说,这是他最愿意从事的一项工作。他兴致勃勃地订出计划,交给了聂绀弩,得到认可并开始工作。    
    但事情的发展远没有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正在周汝昌干劲十足地投入工作之际,一天,舒芜忽然从二楼聂绀弩的办公室下来,回到自己和周汝昌工作的办公室,对周汝昌说,领导有话,新版《 红楼梦 》仍然要用程乙本,一个字也不许改动。实在是原有的明显错字,也要有校勘记,交代清楚。舒芜说的话十分简洁明确,面无表情,没有其他任何多余的话,就好像发布命令一样。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福兮祸兮返神京(4)

    周汝昌刚来出版社不久,也不敢去向聂绀弩问个明白。但他十分不快和纳闷,聂绀弩看了周汝昌对《 三国演义 》的校订报告后就曾激动地说:“这个亚东本真是害死人!”亚东本对几部古典小说的底本选择都很不严肃,不仅没有鉴别版本好坏的眼光,还对古人的版本随意乱改字句。聂绀弩怎么忽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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