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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在校订出版了《 三国演义 》、《 红楼梦 》之后，还承担过《 唐宋传奇选 》的编辑工作，《 唐宋传奇选 》是张友鸾的弟弟张友鹤搞的，周汝昌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并负责撰写序文，当然署的是笔名——“师言”。该书于1964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周汝昌校订《 三国演义 》时下了很大功夫，写了一篇颇有学术性的前言，却被出版社小说组的某一个人拿去作为自己的成果。原来的《 三国演义 》作为插页而采用的中国地图，依据的是苏联的出版物，居然将中国的版图限在长城以内，周汝昌发现后提出来，才予以更换纠正。解决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涉及政治的问题，领导却没有对周汝昌有所表示。这些遭遇都让周汝昌感到十分不愉快。此外还有一些可以理解的人际关系方面的不顺畅，如周汝昌挑出《 三国演义 》校订中的许多错误，原编辑者当然心里也会有一些芥蒂。
从反右前后到“文革”之前，周汝昌最值得称道的学术成就一是三部诗选的选注，二是撰写《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并在《 光明日报 》发表，三是《 曹雪芹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四是论文《 陆机〈 文赋 〉“缘情绮靡”说的意义 》在1963年第2期《 文史哲 》发表。
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汝昌独立完成选注的《 范成大诗选 》。1962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与顾学颉合作完成的《 白居易诗选 》（ 工作量两人对半分，周汝昌作最后的统稿。但此书开始是先交给顾学颉的，所以署名时顾在前周在后 ）。这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任务。同年同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周汝昌独立完成的《 杨万里选集 》，则是上海特约的。当时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在上海绍兴路7号。
几种古典文学作品的选编校注，使周汝昌对中华古代文化典籍特别是古代诗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选、编、校、注这一套整理古籍的程序有了实际操作的经验。当然，过去他就自己搞过类似的研究工作，但毕竟没有在出版社这样正式。这几部选注本，最有代表性，也是后来受到学术界广泛推崇的，当属《 杨万里选集 》。
杨万里是南宋一个著名的诗人，与范成大、尤袤、陆游并称为四大家。周汝昌之所以为这位诗人编选集，除了当时国家出版古典文学读物的计划这一大前提外，也有个人的因缘。在《 杨万里选集 》的“引言”中，周汝昌这样夫子自道：“几年以前承中华书局来邀我选注黄山谷（ 北宋诗人黄庭坚——引者 ）的诗文，以当时的精力、条件来考虑，实在不敢答应，恐怕轻诺失信，于是商量，可否改作诚斋（ 杨万里号诚斋——引者 ），因为我早先应了一处出版社，要作诚斋的稿子，曾铺下一个荒草；后来出版社计划改变了，我的荒草就丢下来；现在拾起来还比较容易些。蒙中华书局不弃，就让我这样作了。”
《 杨万里选集 》不同于当时其他一些同类型的古代诗词选本，体现了思想的灵活和写法的灵动，与当时已经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说教和刻板的写作模式大不相同。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杨万里选集 》与《曹雪芹》（2）
唐翼明① 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说起来大概有二十多年了，我那时正是一个刚刚过了对演义小说着迷的少年时代而开始热衷唐诗宋词的青年。一天借得一本《 杨万里选集 》，咿咿唔唔地读下去，颇觉得他的诗活泼可喜，尤其让我高兴的是注解也同样活泼可喜，我至今还记得注者前言当中对杨万里做诗的‘活法’有俏皮而透彻的介绍。老实说，在四九年以后出版的汗牛充栋的古典文学的注释本中，有特色、无八股气的并不多。我真正心悦诚服的只有一本，就是钱锺书先生的《 宋诗选注 》，那种博洽、精辟、幽默，实在无人比肩。接下来便是这本《 杨万里选集 》给我的印象最深了。而选注者就是周汝昌先生。”（ 唐翼明《 周汝昌访哥大纪实 》，1987年4月29日美国《 华侨日报 》）
当时一般注释古典诗词的选本，在引言、前言中往往是先介绍作者的时代背景和简单的“家庭出身”等情况，然后评价其作品的思想性，分成“进步性”、“人民性”和“落后性”、“局限性”两部分，最后再对作品的语言等“艺术性”作一些分析。各注本大同小异，往往千人一面，而且表述语言也是平铺直叙，单调乏味。这就是唐翼明所说的“八股调”。
《 杨万里选集 》却打破了这种套子、模式。我们摘录一下《 引言 》的开头：
亲爱的读者，我先介绍一首小诗给你：
小憩人家屋后池，绿杨风软一丝丝。舆丁出语太奇绝：
安得树阴随脚移？
诗里告诉我们：夏天行路在真州（今江苏仪徵）道上，行人都又热又累，就在路旁人家屋后水边绿柳阴中坐下来，歇歇腿，凉快凉快；可是不能总坐在这里，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块小小的清凉避暑之地，于是轿夫忽然说出一句痴语来：“要是这‘树阴凉儿’也跟着咱们一块儿走——那该多好啊！”
你看，这首小诗设想多么出人意表。
你一定猜想，“这就是你要介绍的杨万里的诗吧？”你猜错了。……
……
他的这种诗的“老师”就是杨万里。
不用说，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让我们感到惬意。如果设身处地，想象一下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那种越来越“左”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我们就能体会到，为什么唐翼明读了《 杨万里选集 》，会有那样强烈的感受。
“引言”近三万字，共分九大部分。前几部分都是谈诗的“艺术性”，集中在杨万里写诗最有特色和个性的“活法”。
讨论诚斋诗的，大都先要谈到他的奇趣和活劲儿，有个名目，曰“活法”。他的这个特色并不待后世人出来表扬揭示，他的朋友在当时就能见到。
后面引录了不少当时和后来人对杨万里作诗“活法”的评价原文，既显得史料丰富，证据确凿，又给读者一种回到历史具体情境中去的真情实感。其中还引到了钱锺书《 谈艺录 》第138页的话：
以入画之景作画、宜诗之事赋诗，如铺锦增华，事半而功则倍。虽然，非拓境宇、启山林手也。诚斋、放翁，正当以此轩轾之。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与古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诚斋之化生为熟也。放翁善写景，而诚斋擅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踨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
钱锺书把陆游和杨万里作了比较，认为杨万里能在诗中写出“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的自然和生活之千变万化，如“摄影之快镜”，在艺术上有陆游所无法达到的独特造诣。周汝昌对钱锺书的看法极表赞同：“这段话把诚斋的‘活法’发明得真是曲尽其妙。”（ “发明”即阐述之意，与现在意义上的“发明”用法有区别——引者 ）他又进一步说：“诚斋诗的‘活法’，除了包括着新、奇、活、快、风趣、幽默几层意义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层次曲折、变化无穷。”
他引了一首五言古诗和一首七言古诗作例子，让读者对“活法”有一个直观感受。我们只看看那一首五古：
仰头月在天，照我影在地；我行影亦行，我止影亦止。不知我与影，为一定为二？月能写我影，自写却何似？偶然步溪旁，月却在溪里！上下两轮月，若个是真底？为复水是天？为复天是水？
诗写成这个样，的确是“活”的。周汝昌向读者评介说：“你看，这样的诗，是不是大艺术家的一种‘绝活’？评家说他‘笔端有口’。其实，‘口’又有几个是这般的妙口？看他横说竖说，反说正说，所向皆如人意，又无不出乎人意，一笔一转，一转一境，如重峦叠起，如纹浪环生。所以讲他的‘活法’，迅疾飞动是一面，层次曲折又是一面。”
不过，周汝昌看问题，也是多角度、多层次，既“迅疾飞动”又“层次曲折”，用他后来写文章好几次使用过的说法就是“综互合参”。在介绍了“活法”之后，他就笔锋一转：“假如读诚斋诗而只见‘活法’、不见其他，那就未免又‘死’于‘活法’之下。说诚斋不以‘活法’见长，固然不可；说诚斋只以‘活法’见长，恐怕同样地不可。看了大家都讲诚斋的‘活法’，于是读诚斋的诗，就一地里去寻找‘活法’，是会出毛病的。”同时以幽默的笔调预先告诫了对“活法”可能的误解和曲解：“真正的问题恐怕在于：要把‘活法’只看作是‘耍笔头’，‘掉枪花’，打一趟子‘花拳绣腿’，卖弄一路‘小聪明’，乃至打打诨、抓抓哏，使观者有点眼花缭乱、由不得眉开眼笑，觉得‘倒好耍子’——这样是不是正确？”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杨万里选集 》与《曹雪芹》（3）
那样理解当然是不正确的。周汝昌又引了一首收入《 千家诗 》中的杨万里的七言绝句。《 千家诗 》是宋朝以后成为儿童启蒙读物的“三百千千”（《 三字经 》、《 百家姓 》、《 千字文 》和《 千家诗 》）之一，过去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杨万里的这首诗是这样的：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周汝昌说：“粗粗一看，很可能以为这是官僚、士大夫们吃饱了、无事作、闲得不耐烦的作品，根本要不得。我要提醒读者：不了解那个作者彼时彼地的具体处境、时代背景，又不了解他的独特的笔法和用意、思想和作风，这样去看时，有时候是很误事的。”然后就引出杨万里的朋友抗金名将张浚对这首诗的评点：“廷秀（ 杨万里的字 ）胸襟透脱矣！”
为什么这样一首“闲诗”居然被评价为“胸襟透脱”？周汝昌进一步解说“透脱”就是“‘执着’的反面”，就是“不执着的结果”，并引用禅宗参禅的公案，说明“透脱”就是“懂得了看事物不能拘认一迹、一象、一点、一面，而要贯通各迹、各象、各点、各面，企图达到一种全部透彻精深的理解和体会；能够这样了，再去看事物，就和以前大大不同，心胸手眼，另是一番境界了”。
周汝昌这些层层剥茧的分析论说，在这里当然只是针对杨万里的诗，引导读者正确理解其“活法”的真谛，并不是“一种‘文字把戏’，是一种‘油腔滑调’……仅仅是一种‘聪明灵巧’类型的‘玩艺儿’”。如果我们联系到他对《 红楼梦 》等的研究，也就可以对他的思维方式、治学“理路”有了一种“打通”的理解。他的许多红学观点总是要遭受别人的不理解、曲解、误解……其实根儿上就是他治学的“活法”不能被那些囿于常规常理的人所理解。因为对《 红楼梦 》的观察研究，周汝昌也是从曹家家世、脂批、版本、思想、艺术等“各迹、各象、各点、各面”来“贯通”的，是“了解那个作者彼时彼地的具体处境、时代背景”，了解“他的独特的笔法和用意、思想和作风”，而其他一些研究者却往往“拘认一迹、一象、一点、一面”，或只知用“形式逻辑”作机械“考证”，或只会搬用现成的文学理论教条……
在《 杨万里选集 》的引言中，周汝昌后面又展开了对杨万里诗文的“思想性”和“时代背景”的论述，却是如水到渠成一般自然，没有一点机械刻板。他说：“讲诚斋的‘活法’，不止是为谈他作品的艺术性，更重要的目的是要通过他的活法来看他的思想。作品的思想内容之有无、深浅，固然先是取决于思想内容的本身的存在和情况，但是作者的表现方式、手法、作风，和我们读者对这一特定方式手法作风的理会的程度，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目力’和‘视界’，也就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和衡量的问题。”通过曲折却又清楚的论证和举例，让读者明白杨万里其实对南宋偏安一隅的屈辱现实怀有“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愤”。
但是，周汝昌在后面又说：“诚斋作品有思想性时，我们不应视而不见，对其价值加以贬低、缩小……诚斋作品无思想性时，我们也不应代为‘制造’，对其价值加以增饰、夸扬。——诚斋的长处，已如上述，是在‘活法’。他的短处，说来好笑，也还是在‘活法’。——不是在于‘活法’本身，而是在于他对自己的‘活法’有点过于自喜、自负、自恃。——他的作品情况不平衡，有的极为沉婉深至，有的又很滑快浅率。”
周汝昌选编《 杨万里选集 》的时代，是很提倡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提倡是一回事，真正能否学得到用得好又是一回事，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总的时代情势是违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占了上风。但真是有点奇怪，可能并没有读过几本马列主义著作的周汝昌，在对待杨万里这位七八百年以前的文人和他的作品时，却是体现了实实在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了“一分为二”，讲究事物之间应该是彼此联系的、互不割裂的、发展变化的、动态而非静止的观点和立场。
《 杨万里选集 》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此后也一直在同类型的著作中享有盛誉，实在不是偶然的。在引言中，周汝昌也提到“先述堂师”（ 顾随 ）对自己的影响和讷兄（ 周祜昌 ）对自己的帮助——“但因健康关系，这工作始终进行不快。最后还是得到讷兄的大力帮忙，特别是他牺牲了两个暑期的休息，帮我收拾整理并补苴弥缝，才算勉强完成了”。而他的“三个孩子分担了抄录工作”——那是喜临、月苓和丽苓等三个年岁较大的儿女。
对燕京大学的同学兼好友许政扬① ，周汝昌更特别表示感谢：“在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上，政扬兄始终是我的热心的‘顾问’，在病中仍然替我解答查考；他卧病不能到图书馆，至恳其夫人代为借书；他的淹贯精通，有问必复，使我又感激又佩服。对政扬，我的谢意是难以一言半语来宣喻的。”周汝昌与许政扬是燕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同届研究生，而且那一届只招了他们两人，也就是说，周汝昌与许政扬彼此都是唯一的“难兄难弟”，自然交情深厚。周汝昌离开京城赴成都时，只有许政扬送行，帮助搬行李，还伤了手指头。二人后来曾合作撰写《 水浒传 》的繁简两种注解，共得118条，因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而中止。周汝昌曾向华西大学推荐许政扬前往任教，已经说妥，但后来院校合并，华大取消，也就不了了之。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许政扬文存 》，因遗存文稿不多，周汝昌将自己校订《 水浒传 》的一些成果都算在许政扬名下收入《 文存 》。
周汝昌和许政扬有共同的治学思致和理路，下面是两段周汝昌的回忆：
我那时已经对红学做些工夫，偶然也向政扬提及。我告诉他，在南开中学时就“创造”了Redology这个英文新字；我说：“曹雪芹还懂法文呢！那‘温都里纳’就是佳例，你替我想想，法语原字是什么？”他只思索了一下，马上翻开了字典，指给我一个Vitrine，讲给我听，两人十分高兴。我并据以写入《〈 红楼梦 〉新证 》。虽然后来有法文专家为此撰写专文指出了‘温都里纳’应该是aventrine的译音，比我们的旧说更准确了，但是追本溯源，注意解决这种有趣味的问题的先驱者，还得算是政扬，他的贡献并不因为当时一下子说不准而减色。
这不过是个小例。我们二人相处的结果，是商定了一条共同治学的主题道路，即：文学既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不先把其中的语言文字弄得十分之清楚，必然发生许多误解误说，而现实当中的这种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其例举不胜举，我们决意从考订唐宋两代词语的确切意义下手——这必然也就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历史具体内容实际，由此再进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品评；要将“三者”融为“一体”，冶于一炉，写出新型的学术论文著作来。
我们不是说说算了的，是实行者：政扬的论文以宋元话本剧曲为主，我以唐宋诗词为主，分头并进。我们都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