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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横斜排列的四个字：业精于勤。再往上，正中间是一个大篆字：奖。奖牌的背面，一共五行字排列：第一行是“英文翻译比赛”六个字，铸印凹方格内的凸字。第二行是“第二名”三个字，也是凹方格内的凸字。第三行是“周汝昌”三个字，刀刻的阴文。第四行是“南开中学奖”五个字，凹方格内凸字。第五行是“凤祥金店”四个字，小凹字。还有一个放在玻璃盒罩内的小银盾，则在“文革”中不知去向了。
这时，他对何其芳的散文诗《 画梦录 》十分入迷，《 画梦录 》当时刚得了奖，报纸传媒广为报道，正是少年男女们的最爱。多少年后，周汝昌还记得自己一读之下立刻倾倒，欢喜无限，为那纯美纯情的文字所感动，特别记得其中有几句话，大意说：少女们，死了，或者嫁了—— 你愿意听哪一个消息呢？这真是贾宝玉的语言，让人感叹不已，回肠荡气！这种早年的喜好倾向，与周汝昌后来研究《 红楼梦 》和古典诗词特别能“入境”、能“心心相印”，也有一种微妙的联系。用曹雪芹的独特话语说，这种种因缘，都昭示着“正邪二气所赋之人”的气禀资质。
周汝昌一进校门，就听高年级的同学说，你来晚了，巴金、何其芳都刚走了。这些当时的文学明星曾在这所中学里讲过课，南开中学的文学气氛也可见一斑了。周汝昌在这样的校园环境里，自然如鱼得水，文学活动很快展开，主要在三个方面：研读宋词，写散文、论文，练习中英文对译，如把冰心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写散文摹仿《 画梦录 》，也写研究性的文史论文，这些初步的成果有的曾刊登在《 南开高中 》上。他填写的词也在校刊上发表过。有一次，他把自己写的诗词呈送教国文的孟志荪先生，这位很受学生欢迎的孟先生在周汝昌的诗词卷后题了两句：“参透禅宗空色相，是真情种是诗人。”可见，此时周汝昌写的诗词已经有相当水平。下面是当年的两首习作：
浣溪沙
楼下频番见个人，轻帘薄雾看难真。钿车去后恨香尘。
檐亚已无云幻彩，栏回渐有月雕痕。闲挑寂寞倚黄昏。
瑶 华
辽空似洗，鞋软尘微，识前番新霁。攀邻闲访春寓处，见说西城桃李。轻衫侧帽，便何用、鱼书先寄。惟只愁暗识浓荫，密缀漫枝青子。
酸眸不到南阡，早半亩香泥，一溪红水。花应有恨，如诉与、薄幸寻芳迟矣。晕销粉脸，问几载、人须相似。对四围浅浪轻风，十里麦畦翻翠。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题记琴心剑胆话津门（3）
这种糅和着青春美韵和迷惘的婉约词及《 画梦录 》这样的散文，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又痴迷文史的少年人心灵心象的自然流露，但也与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的发展构成潜在的冲突。日本人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愈来愈猖獗，但南京政府的退让和“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国民尤其是青年的愤激。一个寒假，南开中学的一小群学生放弃了回家过年，南下请愿。铁路局不让这些孩子上车，他们就步行，走了整整一夜，清晨才走到杨柳青。周汝昌记得，找到一个小学校去打尖休息，一看外衣领子，自己呼出的气息已经在上面结成了一层厚厚的“霜雪”……
后来，周汝昌这一年级的高中学生，在天津附近的韩柳墅当了“学生兵”。二十九军的营连排长们负责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剃了头，穿上灰色的军装，发给真枪，但没有配备实弹，整天在空阔的野地上学习打野战，还真学了不少军事技能，如“散兵线”一类，都能熟练操作了。那还真有点辛稼轩（ 辛弃疾 ） 《 破阵子 》和岳飞《 满江红 》词里的意境：“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对青年人的体魄、意志和爱国心，这种军训当然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饭量也变为大得惊人，一顿饭能吃六个大卷子，周汝昌后来告诉家里人，家人都不敢相信。
到了卢沟桥事变① 前夕，战火真要逼到眼前，但暂时还不需要真让学生兵参战，二十九军就把这个中学生组成的青年军营解散了。长官把大家集中到操场，宣布因为侵略者逼近，为了同学们长远的抗日救国的前途，决定解散。这些学生当然心中百感交集，不由得泪随声下。周汝昌到了耄耋之年，提起当年的情景，还说，我还记得那些军官给学生扛行李上车时，我们拉着手依依难舍……爱国，对于我们这样的学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并赋诗说：“门前日日看刀光，年少心胸志慨慷。深夜步行期抗战，敞衣曾结满襟霜。”
浓郁的爱国之情怀感受，是那一个年代人们普遍的心理结构，在和平年代长大、在市场经济氛围中生活的当代青少年也许不能感同身受，体会“刻骨铭心”四个字的感情分量。很快，七七事变发生，南开中学解散停办，周汝昌失学在家，只有读书自修。而第一章所述的遭遇绑票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年夏天失学回家后不久。
国家的命运，是和个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周汝昌在这种家国动荡不安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没有停止对文学文化的追求，仍然主要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研习，诗词、散文、论文写作，以及中英文的对译上努力，并且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比如1937年5月，汉译英林语堂的《 白日梦 》，就发表于《 南开高中 》第2卷第4期。剑胆琴心，文情艺韵，交织在一个青年的身心成长发育中，为日后的文化学术事业奠定着最初的基础。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题记“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1）
此后在家自修一年多，到了1938年秋，周汝昌又考入天津工商学院附中高中继续中断的学业。天津工商学院附中是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当时被简称作“工商附中”。之所以选这所学校，是因为1936年日军炮轰南开，学校被封闭，为了考大学，必须有高中毕业的学历，周幼章就为儿子挑选了这所不受日本势力影响的中学。
1939年夏周汝昌从工商附中毕业离校，秋天，去北平报考燕京大学。当年的考场在北平东城的育英中学，无数学子——花花绿绿的少年男女，都满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真和过去科举时代的士子们“十载寒窗，下场一试”的情形有些相似。周汝昌是自信和底气充足的，在心里说：你们别神气，回头咱们到考场上见高低，看谁是当今天下英杰！考试结果出来，果然周汝昌以高考第一名的成绩“金榜题名”而“大魁天下”！他考入了西语系。
可是，这一年天津发了大水，周汝昌因此不能按期入学，到第二年才正式进入燕京大学就读。办理入校注册时，工作人员对周汝昌说，你可以算三九届，也可以算四○届，两个学号你自己选吧。要哪一个呢？周汝昌灵机一动，心想四○是个整数，五十年后要由四○届的出纪念册，燕京大学的校庆大典不可错过，就回答说：我选四○。四○○六二—— 这就是周汝昌当年的学号。
其实，入学就读之前，也就是天津发大水的日子里，对周汝昌来说，还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在1940年阴历四月十六日履行了“洞房花烛”的人生礼仪。
周汝昌的婚姻可以说是“半包办婚姻”。即形式上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规矩，但新郎与新娘也是早已认识的同乡人，并非“青梅竹马”，彼此也没有十分不情愿的反感。周汝昌的夫人名毛淑仁，字芝仙，号岫眉，生于1924年阴历二月二十日，比周汝昌小六岁。其先世是河北省静海县独流镇人，迁居天津上郭庄，在咸水沽以西二十多里。毛淑仁的父亲名毛仙洲，在天津市开设过松竹斋南纸局，两家的家庭情况，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当然，旧时重男轻女，毛淑仁只高小毕业，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也算识文断字了。毛仙洲因逃匪患，携家避居到因抗匪出名而有安全感的咸水沽，因此周汝昌与毛淑仁在未婚前已经识面—— 但并无感情交流。从笔者与老年周夫人的几次接触印象，以及保留下来的周夫人青年时的照片看，毛淑仁虽不是什么大美人，却也算得明眸皓齿，五官周正，身体健康壮实。
那么，周汝昌是否还有过其他的“风流韵事”？
在结婚之前，童年少年时代，周汝昌有过“像是爱情”的故事段子。
有一次，随母亲到外家（ 乡下叫住姥家 ），外家对姑奶奶和她的孩子是十分恭奉周到的。一天，见母亲应酬亲友时无人带魁娃（ 周汝昌 ），就请来一位小姑娘陪着他玩。小姑娘也只有十岁出头，和气亲切而天真大方。魁娃兄弟五人，却没有姊妹，第一次由一个女孩子陪带，内心立刻产生了一种敏锐深刻的感受，有一种说不明白的快乐感觉。玩了大半日，到晚饭时，小姑娘告辞回家，剩下魁娃一个人，立刻感到强烈的孤独，一种若有所失的惆怅感油然而生，心里还盼望她能再来，可是大人们说她家里忙，不能再来了，让魁娃大失所望，怅然无味。
周汝昌后来回忆说，到能读《 红楼梦 》了，看见曹雪芹写贾宝玉的奇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一见了男子就觉得浊臭逼人……感到真和自己少年时的经历感受有一脉相通之处。读到贾宝玉因送秦可卿出殡到郊外农家，看见一个村女二丫头，给宝玉和秦钟示范纺车的操作，后来离开时，宝玉在车中看见二丫头抱着小兄弟，同着几个小女孩在说笑，“宝玉恨不得下车跟了他去”。看到这里，周汝昌就联想到自己在姥姥家陪自己玩了半天的那个小女孩走后，自己的那种惘然若失的况味，对曹雪芹生动地写出“真话真事”十分佩服。
到了青少年时代，周汝昌也只能偶然瞥见邻舍的闺女因事外出——没事是不能满处乱跑的，看见那背梳着大辫子身穿朴素合体的短褂长裤——那已经是改良革新后的装束，看那文雅而有教养的行走的姿态风度，感觉到一种风度和风韵的美，并不是只单盯着脸面的漂亮。但即使这样的单纯的“审美”也是机会很少的，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出生地春晖里老院斜对门住的一个闺女，从不见她出来，只有偶然推门把洗衣盆里的水向门外空地上泼洒时，才露出半身红衣，而如果瞧见有人在哪家门口站着，就立刻闪身进去。越是这样，越让人有一种“惊鸿一瞥”之美的感受而怡然心动。
周汝昌的青年时代，虽然已经有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但整个中国社会，仍然是在新旧转型的初期，男女大防的老规矩为大多数家庭所遵守。尤其在乡镇居住的市民阶层的青年男女，是基本上没有自由接触机会的，正是由于这种隔离，才使青少年男女一旦有一点接触，就会产生“一见钟情”的情感波澜。
周汝昌在遭遇绑票前后，与一个表妹发生过一段“恋爱”故事。这个表妹叫李存荣，是舅舅小老婆的女儿，也就是《 红楼梦 》中所谓“庶出”。小时候见面的机会原本不多，后来舅舅家也迁到了咸水沽，来往就多了。在那种青年男女接触机会很少的环境里，来往多，自然彼此就发生了相悦的情愫。
周汝昌这样评述自己的这段情感经历：在我，恐怕还只是一种感情。在她，如何感觉，我无法代拟，如果妄猜，也许真的是有爱情的成分。因为我那时的家庭门第，本人的相貌才情，在一方是相当出名的，她心里看中了我，应非无故，实为诚情真意。她并不“好看”，但为人聪明伶俐，也富有风趣。文化不甚高，也只是小学程度。但我本无狂心妄想，妄欲攀一绝代美人，或名门才女……毫无此类奢望。加上时值沦陷，精神痛苦之至，心想此生不知何日能得翻天覆地的环境巨变，年龄已大了，彼此尚能相投，做个终身伴侣，也就蛮好了。这不是我自高身份，对表妹是“屈就”了，其实当时也无心计较，也没有“挑选”的杂念。儿女彼此有意，双方的家长也顺水推舟。日月不居，感情渐渐积厚，似乎已经再无其他想法和变故了。但我今日“客观”地想，老实地说，这就叫“爱情”吗？但请不要误会，以为我本无诚意，是在随缘行事……不，并不是那样，我当时是很真心的。
这段姻缘最后没有成功，是因为周汝昌遭遇绑票事故后，心理发生了变化，只觉得出生入死，一条命已是两条命，过去的一切都有隔世之感，一种异乎寻常的幻灭感，压倒了一切。表妹在周汝昌从匪窝脱险后，不断来信慰问，可是在异常心境中的周汝昌，竟不知该如何回信……后来父亲提出婚事该办了，说：“你们的事，也该办了——都不小了。”周汝昌却回答：“我还有志气，想求学。现时不想这件事。”父亲见儿子这样说，虽然有点出乎意料，却也不由得面露喜色，家长当然是希望子弟“有志气，有出息”的。从内心本意来说，周汝昌只是想将婚期延缓，并不是要悔婚。
但消息传到表妹家，却都理解为周汝昌已经“背盟”，“不要她了”，而掀起了轩然大波……据说表妹的姑母——也是周汝昌的姨母 ——问表妹你们有过了那种事吗？表妹回答：“没有。若有那个，我就不能饶他！”表妹当然恨周汝昌，姻缘就这样断绝了。这段故事后来的结局，是不久后表妹受了一个男子的引诱而私奔到天津，舅舅感到耻辱，竟与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再往后，表妹的去向是完全不知晓了。周汝昌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追究事故的责任根源，还是在我。我无可推卸，是负罪的。因为是我害了她。假若真像佛家说的，人有来生，或在另一‘世界’，还会得见平生亲故，那时见了表妹。我愿向她伏身请罪。”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题记“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2）
周汝昌的情感与婚恋经历也投射到他对《 红楼梦 》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照理解上，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天经地义的原则，有生理的、伦理的、社会结构秩序的、生活分工互助的、氏族传宗接代的等多种多层的因素和需要在起作用，是古老中国真正“男女关系”的基石。当时并没有时兴“结婚”这种说法，都只说“成家”。西方文化意义上的“爱情”观念在中国古老的传统里其实只有传奇和个案，在生活中不占主导，因为青年男女自由接触的几率其实很小。即使到了南开高中，也是男女分校的。男女同学只有在化学楼扇面形阶梯教室上大课才在一起，女同学坐在后面几排，与男同学离得远远的。南开女中的学生都穿统一的校服，一律是“藕荷”色，十分悦目耀眼，男生远远地望见，不免情动于中，有的形诸咏叹，说女生的衣服如同晚霞一般美丽，有的曼声长吟：“哪得这般颜色作衣裳！”
《 红楼梦 》中写的正是大家族的公子贾宝玉和两个表妹林黛玉、史湘云及一个表姐薛宝钗的婚恋三部曲，都是近亲中发生的机缘，因为当时少男少女并没有社交的机会。贾蔷和龄官，柳湘莲和尤三姐，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巧合性，司棋和潘又安，也是表姐与表弟相恋，其实与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也不是一回事。大概贾芸和小红，倒有一点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意味。《 红楼梦 》的出现，正是包含对这个重大人生问题开始思索、寻求、困惑、悲悯、解悟的“情书”，是古今独一无二的一部奇书。
周汝昌与毛淑仁的“洞房花烛”，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家”。
天津沽上的婚姻礼仪，新娘子大都是要坐轿的。津沽人有句俏皮话：“大闺女坐轿，头一回。”因为如果一个女人坐两次轿，那就是“后婚”了。当然也有坐马车的，但最庄重的，还是坐轿。当时咸水沽以租赁花轿为业的有好几家，其中最漂亮、最齐全的是范家的花轿。范家的花轿，规制大，看起来气派华贵。金色的轿顶闪闪发光，轿围子则是红色彩绣的，还垂着穗头，挂着珠子。座轿两边有两根长长的红轿杠，抬轿时在轿杠四头拴上四根红色横杠，由八个轿夫抬起，即所谓“八抬大轿”。大轿里面是方形的小轿，名叫“轿心子”。“轿心子”里边放上凳子，供押轿的童子和新娘乘坐。范家花轿还准备有金瓜、月斧、朝天凳等所谓“半副銮驾”，凤冠霞帔，灯笼亮子，等等一应俱全，一切按照皇姑出嫁的打扮和仪仗。虽然到了民国，皇帝家的豪华还是人们心向往之的。
沽上的结婚习俗，有直娶和旧娶两种。直娶就是当天把新娘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