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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一天，夏承焘在女弟子吴闻陪同下，到周汝昌府上造访。夏承焘在杭州大学任教，作为教育界浙江高校的代表到北京开会。周汝昌这样回忆：
那时，夏先生似乎是院校中的重要教授——教学上负有留意师资的职责，所以见面之下就问我人才的事。我就推荐时在南开大学的同窗许政扬，夏先生立刻取出名片，写上拜候许兄的字样，让我转达。然后又问我同院的学者，其时有冯都良先生。我们住一排房。他听知此名，又立即让我引他去拜会冯先生。他们是同乡，见了之下十分热切。由此可见，那年代他还是满身的英锐之气，不似年高之人——穿着崭新的蓝中山服，很精神。（《 北斗京华 》之《 夏承焘 》）
“文革”之后，夏承焘又在吴闻的陪同下访问了周汝昌一次，但这次会面有点尴尬：
在此之前，我与夏先生有讨论学术的书札来往，忽有友人警示我，暂停与夏通讯，因闻说他问题甚为严重（包括行为的“不良”云云），免受“连累”……
以后又有些“小道消息”“风传”他在运动中受到“冲击”极大，现已无立足之境……。我方知他的处境已非一般的不佳了。
所以，这日夏、吴二位忽然莅临，我心中有“鬼”，有点儿不知如何为宜——是热情叙旧？还是必要“疏远”？……
总之，我言辞费了斟酌，场面微显尴尬。
夏先生此时已大有老态了，英锐之气全消，面上亦露出不甚自然之色。他多须，长髯如戟，二目却仍炯炯有光。
吴女士取出一个竹笔筒以为礼赠。（《 夏承焘 》）
原来夏承焘久已陷入了与吴闻的“黄昏恋”和“师生恋”，这在当时那样一种不开放的时代社会背景下，当然是惹人物议的。后来孀居的吴闻终于和夏承焘正式结为夫妻，帮助夏整编了多部学术论著。周汝昌也回忆说：“即仅以同会同车的偶然机会所见而言，吴夫人扶持夏老的情景也令人感动，连围巾、领扣……一切细处都要手自弄妥，不让老人受到丝毫委屈和不适。”（《 夏承焘 》）周汝昌和夏承焘有学术交往，是周汝昌为夏承焘编的南宋词人姜白石（ 姜夔 ）的年谱写文评赞开始的，题为《 读夏承焘〈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发表于1959年8月23日《 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周汝昌说：“姜词虽为南宋一大家，却也正如夏先生所云于吴梦窗者，是‘才秀人微，行事不彰’，号称难治，而他竟著成此谱，盖事涉南宋词史，非止白石一人之关系，可见其学力，当世并无第二家可以撰成此著。我在报上发表了评文，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夏先生见之，惠函求益，我又写去了关于姜词版本的讨论书札。此二著承他不弃，重版时皆附印于卷末。杨霁云先生读之，赐函赞叹，以为夏老的虚怀与拙札的‘攻玉’堪称‘两高’云。”（《 夏承焘 》）
不过周汝昌和夏承焘的治学路子并不相同，周汝昌强调“文史哲”三长，突出“悟性”，夏承焘则主要是资料积累型的治学。所以后来交往渐疏，只是夏承焘编选清代的词，向周汝昌借过《 楝亭词钞 》（ 曹寅词 ）的抄本——原是周汝昌的三个儿女抄录的。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4）
夏承焘与吴闻婚后定居北京，有人撮合夏承焘和张伯驹会面，因为二人分别是南方和北方的两大“词宗”。高手盛会，堪称佳话。但周汝昌回忆说：“起初确实是彼此闻名遥慕，相见甚欢。没过多久，就听说两人有了龃龉，难以投契。从我个人感觉，一位是中原风流才人，一位是温州学者；学者之词，风格是有点儿‘硬语盘空’，缺少韵致，张先生不会太欣赏；而词人的张先生，根本不曾走过治学道路—— 他只擅长于长短句，连‘文’也不善为之。这样两个人，如何能‘谈得拢’？话不投机，情理所有矣。但风闻实际，除此以外另有不愉快之事。我平生不喜‘刺探’人家张长李短，为此只作不知。我陪他们二位到过西郊的‘曹雪芹纪念馆’的前身——舒某旗人的院子里。最后的夏先生，是患了老年痴呆症，见了人只会‘傻笑’，已不知所见何人。一二好友为祝大寿时，约来电视台录相，和他老坐在一张沙发上—— 也无法交谈。”（《 夏承焘 》）
张伯驹与夏承焘二位“词宗”不能投契，说明“文史哲”三者真要兼擅并美，其实是非常难的，即使是一流的文人学者，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也正是红学界所遭遇的困扰难题。曹雪芹写《 红楼梦 》，融会化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方方面面，他既是一位天才诗人，又是一个哲学思想家，还有丰富的家学渊源，独特的身世背景。《 红楼梦 》因此以其奇伟宏丽包罗万象而吸引了许多人予以研究，但这些被吸引的人中，绝大多数只是某方面的“偏才”，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也就只能赏其一隅，不能领略其全体大美，最后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盲人摸象”而又各自都以为独得真赏的悖论之中。周汝昌则既有张伯驹式的“风流才人”之雅调，又有夏承焘式的“学者”功夫，文、史、哲三长兼擅，因此获得了“独一无二”的红学历史地位。
启功字元白（ 1912—2005 ），是满族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他主要以书法和考订文物名家，但也曾校订过《 红楼梦 》，因此与周汝昌也算红学界同行了。周汝昌早在青年时代就对启功怀仰慕之心，起因是见到顾随的一首题诗，那是在启功为顾随女儿画的画册上题的七言古诗，顾随戏称启功为“王孙”。后来在张伯驹展春园的大客厅里，周汝昌与启功相识，当时启功已经读过周汝昌发表在《 燕京学报 》上的《 真本〈 石头记 〉之脂砚斋评 》一文，因而见了周汝昌后热情握手，连说“过瘾，过瘾！”
再往后，在那次高名凯特邀张伯驹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楼上展出其收藏书画的展览会上，周汝昌看到了《 楝亭图 》，当即填词，受到张伯驹赏识。周汝昌希望能抄录《 楝亭图 》上各家的题跋，后来张伯驹寻出了当年启功抄录下的题跋，让周汝昌的同学孙正刚转给周汝昌。周汝昌打开一看，只见一色小字正楷，略带一点行书笔迹，不禁大喜过望，就全部录进了《 证〈 石头记 〉》（ 即后来的《〈 红楼梦 〉新证 》）。张伯驹本来愿意把启功抄本送给周汝昌，周汝昌谨守君子“恂恂如也”的规矩，把手书册还了张伯驹，后来当然不知下落了。周汝昌后来后悔地说：“当时不敢径领惠赠之高谊，是个‘错误’，如在我手，也许尚可幸存。”
1953年《〈 红楼梦 〉新证 》出版后，北京的朋友来信说启功非常欣赏，要给周汝昌画一幅“周公解梦图”。周汝昌听了非常高兴，就写了一封信给启功，要求“兑现”。写信时联想起顾随的题诗，周汝昌就也称启功为“王孙”。没想到，这下启功不高兴了，原来启功十分讨厌别人说他是清朝王室后裔，甚至说自己早已姓启，并不姓爱新觉罗。周汝昌当然也就得不到启功的画了。
周汝昌回到北京后，因在出版社主持《 红楼梦 》新校本的工作，启功是校注者之一，二人又有所交往，前面的章节也曾涉及。此外，60年代还有两件事应该提到。
一是香山的张永海口述，说西郊健锐营一带传说的曹雪芹的“难友”，名叫“鄂比”，其人能画；启功对周汝昌说，清代有个鄂弼，不知是否就和此事有关。
二是关于河南发现的“曹雪芹小像”，有人说真，有人说假，众说纷纭。启功认为画像不作题记，而像的左上角五行陆厚信识语上下款俱备，是为可疑，但对于像幅“对开”页的左半之两江总督尹继善的题诗笔迹却一看就认识，说没有真假问题。
后来启功拿了一个清代手卷给周汝昌看，是尹继善手写自作诗多首，两人对照小像上的笔迹，恰是一个人的字体。在谈话中，周汝昌才知道原来启功的夫人就是尹继善的后裔，所以藏有这个手卷，十分难得。周汝昌在回顾了这段往事后，说：“此事又说明他虽不敢信画为真，却也感到兴趣。至于肖像绘者不自题记之说，也有人表示难以绝对化执此一端为有力反证，似乎现存丰润张见阳（ 纯修 ）之小照即有绘者自题。记此以备方家研读。”（《 北斗京华 》之《 启元白 》）
70年代，周汝昌仍然和启功有学术交往。传说中的“旧时真本《 红楼梦 》”中有贾宝玉在八十回以后沦为“击柝之流”（ 打更的更夫 ）的情节，住的是“堆子”，启功与周汝昌通信，说“堆子”在胡同入口处，有木栅栏，入民国后就全部拆除，没有人知道了。启功还在信中告诉周汝昌，他听关山月提到过，关山月的老师见过“旧时真本”，八十回后的情节与程高本后四十回迥然不同。周汝昌把这一情况记入1976年版《〈 红楼梦 〉新证 》中，书出版后寄给了启功一部，启功写专函致谢，说还没有多看，就被亲戚把书拿走了……就红学而言，启功与周汝昌虽有考证方面的互相探讨启迪，在文本认同方面则存在巨大分歧。正如周汝昌坦言的：“启先生论《 红楼 》，不以程高伪续为大谬，曾言：‘跑了的是大鱼！’意谓世人以为雪芹原著所佚之稿不一定就比高鹗的文笔好（ 以钓鱼为喻 ）。又云高写贾府败时鬼神迷信的情节在旧时大家庭破落时正是如此……。我们在评量伪续上见解便很不同了。”（《 启元白 》）启功先生的书法已入无人之境，但观其诗作韵语，趣味偏于通俗，则对曹雪芹原著神韵精微之处就不一定能有十分切己之感，对后四十回的通俗文学予以肯定，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2005年6月30日启功逝世，周汝昌闻讯立即表达震撼哀悼之情，称这是中华文化的重大损失，于7月2日赋诗纪念：
元白先生悼诗
玉镌谱牒列藩崇，绛帐青衿位不同。
八法心追羲献妙，兼长笔擅北南宗。
词吟兰波澜势，舌粲莲花曼倩风。
回首展看高会盛，众中握手笑谈红。
这首诗“内含书学史上‘兰亭学’一大公案”（ 周汝昌2005年7月1日致笔者信 ）。周汝昌与启功在书法上的相互切磋，见本书综述周汝昌文论和书法的章节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5）
为考察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资料，周汝昌还接触过一些不那么出名的文化人。如张次溪，在日伪时期曾任伪职，后来在“文革”中死于非命，但他是一个热爱文物的文人和收藏者，在《 戏剧月刊 》上发表谈京戏的文章，编印的《 京津风土丛书 》等，周汝昌小时候就爱读，后来在60年代京城文化界筹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中，张次溪主动找到周汝昌家中拜访，从此二人颇有交往。张次溪住在北京烂熳胡同（ 本名烂面胡同 ），周汝昌60年代去过，印象是：“他在正房的一端的小侧屋内……此小屋有门，又通往一间很大很大的书屋，屋内排满了简单的木架子，架上平放一眼望不到边的散装线装旧书（ 没有布套，即非函装式 ）。……我在他小屋里获见了敦诚挽芹诗原抄本：一个小薄册，红格纸，墨迹很旧，题名是‘鹪鹩庵杂记’，但吴先生（ 指吴恩裕——引者 ）发表的却是‘……杂诗’。一加细审，方知‘诗’字是新墨，另将‘记’字改成的。两首诗十分珍贵。其中一首中缺一字空着格子，又有同一新墨另笔补上了一个字。以后，他陆续惠示了几宗涉及‘红’‘曹’的文物：一件是道光年代木刻版朱色印的《 红楼梦 》升官图，极为罕见，我曾有文详叙。另有很早的《 红楼 》人物全份的香烟片……但张先生的贡献并不在此。他的贡献还有两件重要的事，即他与齐白石老人有师生谊，听齐老传述了雪芹的事迹。”（《 北斗京华 》之《 张次溪 》）
齐白石向张次溪传述了两件什么事呢？一是民国辛未年，齐白石亲访北京崇文门外的卧佛寺，因传说曹雪芹贫穷时曾借住于寺内，齐白石画了一幅《 红楼梦断图 》的小横卷，画上左边寺门掩映，右边残月半天，还题了一首绝句：“风枝露叶向疏栏，梦断红楼月半残。举火称奇居冷巷，寺门萧瑟短檠寒。”张次溪把这幅画的一张翻拍照片送给了周汝昌。
另一件事，是齐白石到西安市，和诗人樊樊山交谈，说到《 红楼梦 》，同座中有一个人是满洲旗人，就接话说曹雪芹的轶事，说曹雪芹排行第二，原配早亡，后来续弦表妹李氏。这和周汝昌考证的曹雪芹与舅祖李煦家的表妹结合，而这个表妹即史湘云之原型一说颇为相符。张次溪著有《 齐白石传 》，里面也提到这件事。
张次溪也能作诗填词，周汝昌的回忆文中记录下其所作《 琴调相思引 》。周汝昌还为张次溪珍藏的齐白石画《 红楼梦断图 》题了一首自度曲：
几片行云，一角残蟾，丹翚便出层楼。虫鱼惯见，谁知老笔此风流。满帽西风，多情问古，巷冷记寻游。沙窝路，何许雪旌霜钥，对琉璃佛火不胜秋。瞿昙示倦，槐柯卧影，此间曾系虚舟。红豆通辞，黄车托体，当时意兴岂闲愁。皕年已新周命，看文章光焰，惊动十洲。思巨手，更三毫上颊，传神写石头。
周汝昌于1976年眼睛受损，而耳朵本来就有毛病，随着时间推移也越来越聋。他的耳聋有家族遗传的原因，小时候还生过一场大病，高烧不退，患中耳炎，流黄水，耳膜受伤，去成都时已经携带助听器。而后来又遭了雷击，耳聋变得更加严重。周汝昌回忆说：“1954年奉调回京后，住东城北面门楼胡同。住正房，南面大窗，北墙却在上方开了一个小窗，空气流通。一日，忽然乌云骤涌，雷电大作。我立在西间屋正当中，看那窗外天上的空中变化——猛不防，一个重似千钧的巨大霹雳，从北墙小窗穿入，活似一条火龙，从南墙大窗穿出。而这条火雷活霆，是在我左耳边‘走’过的，相距耳朵不过一寸！那一巨震，我虽未昏倒，只觉脑袋像要裂，而‘心’像是要‘出窍’。浑身晃悠了一下，支持站住了。我的成为‘聋子’，大约就是这么来的。”（《 北斗京华 》之《 聋与音乐 》）
“金龙入耳”再加“半只眼”，读书、交游从此都日益艰难了。著名学者和随笔作家张中行（ 1909年生 ）调侃周汝昌说“打雷听不见”，这样，别人和周汝昌说话时，必须凑到耳朵边加倍提高嗓门，张中行的学生靳飞幽默地打趣：“耳边悄悄语，六楼都可以听见。”
1974年，眼科医生就告诉周汝昌，他不宜再从事编辑这一行当，因为这种工作是主要靠眼力的。1976年眼睛动手术，主治大夫是协和医院眼科首席专家张承芬女士，三次主动出具了证明，说周汝昌不能再做编辑工作。到“文革”之后，对“四人帮”影响的清查也已经宣告结束，周汝昌给姚文元、江青写信的事早已查清，纯属为了学术，与政治不沾边。由于《〈 红楼梦 〉新证 》的巨大影响，周汝昌于1978年被特邀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从此连任四届。这对于那一代深受多年政治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是看得比较重要的。周汝昌填了一阕《 水调歌头 》表达高兴的心情：
佳节元宵后，浩荡展芳春。神州大业高会，荣作会中人。团聚五湖四海，毕集群英众采，国是共商斟。意气看风发，万象正更新。
继遗志，开大治，颂奇勋。藐尔跳梁小丑，亿万怒斯民。誓竭丹衷报国，深愧微材樗栎，奋笔记欢欣。老骥不伏枥，千里策逡奔。
周汝昌参加全国政协，客观上也提供了接触认识更多高层次各界人士的机会。周汝昌是红学家，政协委员中喜欢《 红楼梦 》的人不少，开会时常有人来听他讲红，十分热闹。周汝昌回忆说，自己初次参加政协会议，就因为眼睛和耳朵都不好而行动不便，得到两位女委员的热情帮助，一位是舞蹈专家资华筠，另一位是芭蕾舞名角白淑湘，从开幕到散会，处处扶持、引路、升阶、找座……让周汝昌十分感动。此外如《 红楼 》画家戴敦邦热情介绍画三毛而名满天下的张乐平，张乐平给周汝昌的小册页上画了一个三毛，双手持红领巾，题上“献周老永春”；认识了出演《 渔光曲 》、《 风云儿女 》、《 关不住的春光 》等影片而扬名天下的演员王人美，九十九岁的中共三大政治局委员罗章龙，老民主人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女儿陈慧，老舍的夫人胡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