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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的红学研究，90年代后，进入了一种体系化的规模营建。首先应该提到《 恭王府与〈 红楼梦 〉》（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 ）、《 红楼艺术 》（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 红楼梦 〉的真故事 》（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三本书的出版。这三本书与工人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的《〈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其实构成了一个“系列”，是《〈 红楼梦 〉新证 》中已经包含的红学各个分支雏形的外衍延伸，也可以说是周氏红学体系的展开和深化。
《 恭王府与〈 红楼梦 〉》是在1980年6月出版的《 恭王府考 》基础上再拓深加细，同时在文体上从考证论述更加变成一种娓娓道来的散文体，因而有了更强的可读性。前者二十三万字，后者十一万八千字。周汝昌自白，《 恭王府与〈 红楼梦 〉》延用了《 恭王府考 》旧文的，“只有极个别的两三节文字，这是因为这一小部分内容比较居于次要的地位，而且早先写它之时，精力目力毕竟比目今略好，论证较为细密，没有重写的必要之故”。
《 恭王府考 》共有四章正文，其第一章开宗明义：
开门见山：我是主张，曹雪芹的荣国府大观园，有其实际地点的基本素材作为蓝本，这个地点即相当于北京什刹海（前海）稍西的恭王府。“恭王府”是清朝最晚期的一个名称，我们意中的实指，当然是说这个府园在雍、乾之际的那一处“前身”。
《 恭王府与〈 红楼梦 〉》则分“纵横编”、“远近编”和“津渡编”三大部分。“纵横编”共有九章，是考证恭王府的“前身”，“粗叙了这处地方的前四百年的情状。最晚到明代万历十年，这儿已经出现了一座不知何人的大宅第，它就是‘荣国府’的前身”（ 第九章《 结上 》）。“远近编”则更从史料中钩沉索隐，证明这座府第到清代曾经先后是和⑶焱醺拔颐墙裉斐浦醺且宰詈笠淮髅模芸吹降拿婷玻比灰仓皇且怨跏贝鞯拇笾碌囊偶！薄！敖蚨杀唷笔枪刈⒐醺氪蠊墼拔侍獾娜诵吹囊恍┪恼录肌！ �
《 恭王府与〈 红楼梦 〉》扉页前，除了顾随当年赠周汝昌的词作《 木兰花慢 》之外，还有叶嘉莹的三首五言律诗和张中行的一阕《 浣溪沙 》词。叶嘉莹的第一首诗是：
飘泊吾将老，天涯久寂寥。
诵君新著好，令我客魂销。
展卷追尘迹，披图认石桥。
昔游真似梦：历历复迢迢。
张中行的词是：
贵邸名园水一方，崇垣内外说红妆，也曾深院问天香。
仙境奇言谁解味，新编妙笔自涵芳，十年辛苦不寻常。
自然，像这种考证性的题目是很难一锤定音的，但无论如何，在周汝昌自己的理路中，也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而能将枯燥的考证写成引人入胜的文字，更是周汝昌独擅的长技。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专门探讨《 红楼梦 》的文化思想内涵，《 红楼艺术 》专门讲论《 红楼梦 》的艺术审美，《〈 红楼梦 〉的真故事 》则是探佚的专门性著作。这三本书是从《〈 红楼梦 〉新证 》的基础考辨，上升到小说“文本”和曹雪芹其人之研究的学术体现，生动地说明考据性的学问与作家思想、文本艺术研究，是互为表里的，是前门后殿的关系。说一千道一万，其实还是那一个朴素的理路贯穿其中，提纲挈领：在曹学、《 石头记 》版本学、脂学特别是探佚学的研究基础上，才能本真切实地深入曹雪芹原著《 红楼梦 》文本的“思想”、“艺术”和“文化”并使其呈现出来。
周汝昌这几本讲论《 红楼梦 》“思想”和“艺术”的书，与那种不作基础考证，而以一百二十回为“整体”观念“就小说谈小说”，泛论所谓“主题鲜明”、“形象生动”之类的“文艺评论”大异其趣。这不仅为红学考证与文学批评的辩证关系以及红学之为“学”提供了雄辩的实证，也揭示出那种说周汝昌仅仅是“考证派”的论调是多么荒谬。同时，“进入文本”作文学评论，更重要的是评论者要有才情，或者说有“文学细胞”，而这正是许多泛谈者们所欠缺的。文艺素质有缺陷的人居然总是揶揄出口成章的“才人”周汝昌“脱离文学文本”，实在是一件让人齿冷的悖论怪事。笔者为《 红楼艺术 》的新印本作序，以一首诗作结，或可供人玩索：“机锋涵咏较才情，难道天刑八股评。一脉沁芳凭解味，推敲月下可通灵？”
90年代红学界有几次影响较大的争论，而几乎每一次争论中，周汝昌都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遭遇到许多褒贬批评。
一次是1992年北京市通县张家湾发现了一块所谓“墓石”，石头正中有“曹公讳霑墓”、下角有“壬午”字样，据说是1968年冬平整土地时出土，被张家湾村民李景柱带回家中。由于“壬午”的明确标识，原来主张曹雪芹卒于乾隆壬午年的“壬午说”的支持者就都说这块墓石是“真”，而主张“癸未说”者则说是假。红学界内外的不少人士也纷纷发表意见，说“真”说“假”，阵线分明。就红学界而言，主张“真”的代表是刘世德和冯其庸（ 冯原来赞成癸未说，从此改信壬午说 ），主张“伪”的代表是周汝昌和蔡义江① 。当年北京的文物鉴定部门也由于某种原因而不予公开表态，而只说“不能确定”一类模棱两可之词。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这样的。笔者认为，从这块石头本身及其发现过程的种种迹象看，疑点甚多，因此无论曹雪芹的卒年是壬午、癸未或者甲申，这块所谓“墓石”是应该排除出局的。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2）
有一位业余研究《 红楼梦 》的人王国华（ 1952年生 ），编写了一本《 太极〈 红楼梦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 ）。王国华的观点既有合理的一面，如说曹雪芹写《 红楼梦 》具有前后盛衰对称的大结构；也有荒谬的一面，说《 红楼梦 》的文本中还潜藏着一部“太极”结构的书。王国华向周汝昌陈述“对称结构”，这与周汝昌对《 红楼梦 》的观感相近，王国华多年来坎坷的遭遇经历也易引起同情，周汝昌因此答应了王国华的请求，在并没有阅读其全稿的情况下为其书写了一篇鼓励性的序。由于《 太极〈 红楼梦 〉》荒谬的那一面以及红学界内外的许多复杂因素，结果引起一些人的广泛抨击，周汝昌也被当作一个“靶子”，受到冷嘲热讽，批判与“声讨”。这件事，号称“《 红楼梦 》补白大王”的《 南京日报 》记者严中（ 1934年生 ）在《 红学界的两“国”之战——关于“太极红楼梦”的论争纪实 》（ 严中《 红楼续话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1月出版 ）一文中，对这场争论中最主要的一些风波有客观的记载评论，下面引录其中段落：
段献民关于王国华研《 红 》的报道中有许多涉及到周汝昌先生，为此我曾写信约请他通过《 南京日报 》谈谈自己的看法。（1994年——引者）4月22日他寄来了稿件，现已刊6月16日《 南京日报 》“雨花石”上，题为《 关于王国华和他的“太极红楼梦”的答问 》。
……
从周汝昌先生的上述文字中可以得到如下信息：他所支持的是王国华的“《 红楼梦 》结构说”，是王国华的研究方向与努力精神，而不是诸如“太极红楼梦”之类的花拳绣腿，然而恰恰是这“花拳绣腿”授人以柄，作为无端攻击周汝昌先生的口实。
后来又有人把王国华的《 太极〈 红楼梦 〉》和“探佚学”拉扯到一起，笔者在一篇文章中予以回应说：
至于王国华先生的《 太极〈 红楼梦 〉》，我坦白的看法是王先生对《 红楼梦 》原著的“大对称”结构有一种会心和直感，但其学力不足以使其思考和论述臻于完善，因而有许多可落话柄的缺失和偏漏。我们既不必因为其学力的不足就完全否定他的某些合理见解，也不必把其缺失和偏漏与探佚学拉扯到一起，更不必把王国华与周汝昌画等号。（《 关于“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的对话 》，收入《 箫剑集 》）
从90年代初以来，欧阳健① 就不断发表文章，表达一种观点：传世的几种脂批本《 石头记 》抄本是民国后的书商伪造的，一百二十回《 红楼梦 》都是曹雪芹所作。这些文章后来结集成书，1994年5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 红楼新辨 》，1996年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红学辨伪论 》，1999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欧阳健与曲沐、吴国柱合著的《 红学百年风云录 》，2003年10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欧阳健著《 还原脂砚斋 》，使这种观点有了几本著作依托。
这种“脂批本伪造论”、“程前脂后说”的根本问题是脱离小说文本的审美实际，缺乏基本的审美素质，将“考证”与“义理”、“辞章”完全割裂开来，表面上似乎是从“文本”出发（ 所谓“避讳字” ），其实严重地脱离《 红楼梦 》文本的文学实际，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巨大的思想和艺术差异视而不见或麻木不仁。周汝昌当然不可能同意这种观点，区别脂批本与程高本，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本质差异，乃是他毕生红学研究最根本的立场，怎么会接受这样荒唐的说法呢？不过，在这场辩论中，虽然周汝昌的红学体系是“脂批本伪造论”、“程前脂后说”实际上想要颠覆的最主要对象，周汝昌是被针对的最主要的论敌之一，周汝昌本人却并没有成为论战的漩涡中心，而是武汉的张国光① 和以《〈 红楼梦 〉学刊 》为阵地的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一些人成为欧阳健的主要对立面。其中尤以蔡义江两篇反驳欧阳健的文章最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张国光又正是与王国华论争并“声讨”周汝昌的重要角色，所谓“两国”之一。而王国华因在北京北普陀筹建“曹雪芹祠庙”请周汝昌撰写匾额记赋等而涉及名利之争，又和京城红学界的某些人发生冲突。总之，这些争论颇有一点“混战”的味道。周汝昌由于其资历和学术成就的影响，虽然没有成为争论的“风暴中心”，但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而引人瞩目。
有关曹雪芹“祖籍”的争论是90年代另一大热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其大体情况是周汝昌《〈 红楼梦 〉新证 》中详加论证的“丰润说”在80年代以前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后来以冯其庸、刘世德为代表的“辽阳说”崛起，与“丰润说”形成对垒之势。由于冯其庸后来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长和红楼梦研究所的所长，而刘世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90年代以降明清小说研究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张书才（ 1938年生 ）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俱是“名公巨卿”，所以争论就有了更为复杂的背景，有了学术之外的因素。
这场争论中，90年代以后的“标志”性事件有：
1993年6月6日《 光明日报 》发表《 丰润发现曹氏重要墓志铭和墓碑 》的报道以后，《 中国文物报 》、《 文汇报 》、《 中国青年报 》都发表了报道，说：史学家杨向奎② 认为，曹雪芹即丰润曹鼎望之嫡孙，曹鋡之子，自幼寄养在辽东曹寅家，曹雪芹便在曹寅家长大。1994年1月8日，《 文艺报 》发表了王家惠的《 曹渊即曹颜——曹寅曾过继曹鈖之子 》和刘润为的《 曹渊：〈 红楼 〉的原始作者 》。1994年3月9日，《 中国文化报 》发表杨向奎《 关于〈 红楼梦 〉作者研究的新发展 》，肯定王家惠和刘润为的文章。这就是所谓“新丰润说”，其中心论点是：曹渊是《 红楼梦 》的原始作者，即小说中的情僧、石兄，曹雪芹不过是《 红楼梦 》的披阅增删者，曹雪芹也是出于丰润曹。
周汝昌并不完全赞同“新丰润说”的观点，更不同意剥夺曹雪芹对《 红楼梦 》的著作权，但认为河北丰润确是曹家历史发展演变迁徙过程中的一处重要地点，具体说即曹家出于宋代济阳王（ 谥武惠 ）曹彬之后。因此周汝昌也发表文章对丰润墓志铭和墓碑的发现表示支持，认为也是曹家与丰润渊源的重要证据。周汝昌因此也成为“辽阳说”支持者的批判对象。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3）
1994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唐山市政协和丰润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 曹雪芹祖籍在丰润 》，二十二万字，周汝昌作序。
1995年3月14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专题片《〈 红楼梦 〉与丰润曹 》，其中也有周汝昌的讲话镜头。这又引起主张“辽阳说”方面的强烈反弹，召开座谈会，发表谈话，火药味甚浓。
1995年5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编《 曹雪芹研究 》，十九万字，是倡导“丰润说”的论文集。
1996年6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畅① 著《 曹雪芹祖籍考论 》，四十四万三千字，周汝昌、韩进廉分别作序，该书论证曹雪芹祖籍丰润，反驳“辽阳说”，成为继《〈 红楼梦 〉新证 》之后另一部主张“丰润说”的力作。
1996年9月13至16日，中国红楼梦学会和辽阳市红楼梦学会联合主办的全国《 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在辽宁省辽阳市召开，大力宣传“辽阳说”，否定“丰润说”。会上试播了一部宣传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电视片。会后，1997年第1辑《〈 红楼梦 〉学刊 》以主要篇幅发表了多篇肯定“辽阳说”反驳“丰润说”的文章。此后的《〈 红楼梦 〉学刊 》各辑也时有同类型的文章发表。
1996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3月红楼梦研究所校订的第一版《 红楼梦 》的修订版，冯其庸于1994年7月7日改定1982年5月20日所写旧版前言，“改定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卒年部分”，宣称：“周汝昌、杨向奎先生认为曹雪芹祖籍是河北丰润，但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臆想，是不可信的。”
1997年6月辽海（ 辽宁古籍 ）出版社出版冯其庸、杨立宪（ 辽阳市委书记 ）主编《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四十四万字。
1997年8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冯其庸1978年版《 曹雪芹家世新考 》之增订版，五十六万字，是“辽阳说”的代表作，亦是洋洋大著。
1997年1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奉佐① 著《 曹雪芹祖籍铁岭考 》，十三万五千字，周汝昌题诗并作序。此书具体考证曹家入辽后是首先在辽宁铁岭而非辽阳，因而提出曹雪芹关外祖籍是铁岭。“丰润说”关注的是曹家从宋朝到明朝时期祖先的历史，“辽阳说”关注的是从曹世选（ 从曹雪芹上溯五世之祖 ）明末到辽宁降后金（ 即后来的清朝 ）以后的历史，严格说二者并无实质冲突——只是争何者为曹雪芹祖籍学说的“正统”而已，真正与“辽阳说”形成直接对垒的是“铁岭说”。
1997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发表张书才《 “丰润说”证论评议 》及李广柏② 等人的文章，此后各辑时有相关文章发表，从“辽阳说”的立场上对“丰润说”、“铁岭说”质疑。
1998年3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刘世德著《 曹雪芹祖籍辨证 》，是刘世德多年来所写坚持“辽阳说”论文的结集，四十万字。
1998年6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王畅、冯保成主编《 曹雪芹祖籍论辑 》，周汝昌作序，是坚持“丰润说”的论文集，三十一万二千字。
2001年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奉佐、金鑫合著《 曹雪芹家世新证 》，周汝昌作序，继续论证“铁岭说”，三十八万四千字。
2001年8月16至18日在铁岭召开全国《 红楼梦 》文化研讨会，周汝昌出席并在会上发言，说：“铁岭出现了李奉佐、金鑫二位出色的学者，他们对曹雪芹关外祖籍的研考作出重大的贡献，考定是在铁岭城南四十里的腰堡。我之此来，是为了朝圣——朝拜这一胜地，并向李、金两位致以敬意。”（ 2001年第4期《 红楼 》）
2002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发表冯其庸《 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 红楼梦 〉的关系——对一个争论了半个世纪的问题的梳理和透视 》，重申“辽阳说”为唯一合理的结论。
2003年12月九州出版社出版金鑫、李奉佐主编的《 红学求是集——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年文集 》，五十九万五千字，论文集分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