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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还保留有陆校长的一纸手迹，是通知周汝昌获得奖学金的事。
不过，再一次重返燕园，周汝昌的心境情态却和第一次入学时大不相同了。六年过去了，是饱经战火失学躲藏辗转求职动荡不定愁烦忧愤的六年，是生理和心理发育都从青年向成年转型的六年，这一切都早已在心灵中烙印下了永远难以抚平的痕迹。用周汝昌后来自我回顾的话就是：身世沧桑，伤情易触，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有时甚至是一种“消沉”的悲怀。
对这种悲怀情绪的排遣，用现代心理学的说法——宣泄转移，可以是酒，可以是色，可以是赌博，可以是放浪形骸，可以是文学创作，可以是搞学生运动参加革命……但这一切都不适合周汝昌。他的性格、气质、兴趣、趋向和以往的经历决定了他只能以另一种方式消解生命的郁闷，使被压抑的生命活力得到升华。
这就是一头钻进燕京大学图书馆——当时全国第一流的大图书馆。
恢复后的燕京大学，有名的老师走了不少，教学效果也不如过去那样多姿多彩吸引人，教学活动本身已经不能让周汝昌满意，他更多的时间消耗在了图书馆的大量阅读之中。同时，有了六年来的自学积累，周汝昌已经不是一个只知道“被动学习”的学生，而开始一种富有研究性和创造性的学习——他走上了文史考证之途。
西语系的学生，却去作中国古典文史的考证。虽然不是十分自觉，这个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的“凤头”，就奠定了一种中西文化互相比较参照的向度，并且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是一种从“体悟”出发的考证。这一点，对于日后周汝昌全部的学术活动，对于形成他治学和写作的“个性”，具有深刻的意义。
周汝昌第一次研究考证的题目是针对一个砚台的铭言。这个砚台是年前在津海关当助理关员时，在下班的路上，他见一个人在摆地摊，没几件东西，但其中有一方砚台，很重，很黑，背面有淡黄色的纹理。这方砚台引起了周汝昌的兴趣，仔细端详，砚台墨池上面雕刻着一条龙，墨池旁边刻着三方印章，分别是：“吴桢”、“周生”、“大雅”。左上方则刻有精致的小字铭言：“雍正乙卯得于西小市① ”。但砚台背面又凿雕出一方小凹，刻着草书铭文，字体则很一般。周汝昌当即和卖砚台的人讨价还价，把这方砚台买了回来。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题记重返燕园（2）
砚台上刻的这个“吴桢”看来是真名实姓，但他到底是何朝何代之人，具体情况如何，这是个可以考证的题目，虽然不大，却也很有趣味。周汝昌就开始考证这个吴桢。同窗孙铮② 认为这个吴桢就是《 皇明从信录 》的作者 ——《 皇明从信录 》是一部记述明末故典逸史的书。周汝昌顺着这条线索，翻查典籍，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下了一番功夫，写成了一篇《 吴桢考 》。
但后来继续考证，却发现这个砚台上的吴桢，与写《 皇明从信录 》的那个吴桢毫无关系，而是另一个人，是明代的一个古书旧物的收藏家，与当时的著名文人陈继儒同时，“周生”就是他的别号。故宫里旧藏日珂罗版影印的《 兰亭序 》上就有这位吴周生的收藏印记，在《 古今图书集成 》中也查到他的名字。再进一步考证砚台背面凹处草书铭言，原来是后人添刻的——从当过大总统的徐世昌的砚铭中摹写来的，此外还伪托了另一个名家的款记（ 是哪一个名家周汝昌已经记不清楚，而此砚台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后下落不明，无法再核查 ）。这当然是市贾作伪，企图抬高其价值，实际上却是在这件古文物上佛头着粪，大煞风景。
一个砚台上的人名，要考证清楚，却如此周章曲折，费心费力费时，还走了不少弯路。这次小小的经验教训，让周汝昌体会到考证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是一件需要全身心投入，全方位考察，多角度思考的工作。作考证的人要有丰富渊博的知识和学问，要有尊重事实、客观理性的态度，还要有能从各种复杂的表面现象中辨别真伪、祛除迷雾、分析是非的本领。历史是混杂的，沉积的，真理往往隐藏在厚重的沉沙泥垢之内。
不过，这第一次考证的曲折经历，并没有让周汝昌知难而退，反而使他萌发了更加强烈的考证兴趣。而不久，他就有了一次重要的发现，而这次发现，标志着他从此将走上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道路，并成为毕生最主要的事业。
当时，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已经行世多年，这本书于1921年5月（ 民国十年 ）由上海亚东图书馆版《 红楼梦 》卷首和同年亚东图书馆版《 胡适文存 》卷三中出版面世，篇幅并不大，一共只有不足三万字，其实只是一篇论文，但这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两年后（ 1923年4月 ）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共十五万字。这两本书标志着《 红楼梦 》研究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这也就是所谓“新红学”取代“旧红学”，或“自传说”取代“索隐派”的一个学术纪元的新旧转换。
在这两部书出版之前，对《 红楼梦 》思想内容的理解和评论，盛行的是“索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几种说法。
一是“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性德家事说”。明珠是满洲正黄旗人，姓纳喇氏，由侍卫累官至兵部尚书，在朝廷讨论撤吴三桂等“三藩”的朝政应对中受到康熙皇帝的欣赏，调任吏部尚书，授武英殿大学士，后来担任重修《 太祖太宗实录 》、编纂《 大清会典 》和《 平定三逆方略 》的总裁官，加太子太傅，晋太子太师。虽然曾一度被御史郭琇参奏结党营私而革去大学士，但后来随康熙亲征噶尔丹运饷有功，又恢复原来级别。纳兰性德是明珠的长子，康熙十二年进士，官一等侍卫，是清初著名的诗词作家，特别是词集《 饮水词 》，更是享誉甚隆。
纳兰性德的诗词作品所体现出的情调，和贾宝玉颇有些像，他只活了三十岁就短命而死。据说乾隆皇帝读了《 红楼梦 》后说：“此盖为明珠家作也。”由于明珠家由盛到衰，而纳兰性德性格像贾宝玉，也有一些悲剧性爱情传说，所以这种附会越传越神。
另一种有影响的索隐派说法是“清世祖与董鄂妃说”。王梦阮和沈瓶庵著《〈 红楼梦 〉索隐 》所主，于1916年（ 民国五年 ）由上海中华书局铅印出版。
《 索隐 》提要中说：“吾闻于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清世祖就是清朝的开国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董鄂妃本来是一个满族官僚的女儿，内大臣鄂硕之女，先嫁于福临的弟弟襄亲王穆博果尔，在穆博果尔生前，顺治就爱上了这个弟媳妇，穆博果尔忧愤而死后，顺治就把弟媳妇纳为妃子。可是在传说中却把这个董鄂妃说成是明末清初的名妓董小宛。其实董小宛比顺治帝大十五岁，她死时顺治帝才七岁，她本来嫁给了江南才子冒襄而且一直没有离开过，可以说与董鄂妃风马牛不相及，但民间传说却说得有板有眼。《〈 红楼梦 〉索隐 》就持这种观点。
第三种是蔡元培著的《〈 石头记 〉索隐 》，于1916年（ 民国五年 ）在《 小说月报 》1至6期连载，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这本书的中心观点是认为《 红楼梦 》乃“康熙朝之政治小说”，书的宗旨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认为贾宝玉是影射康熙废太子胤礽，十二钗则是清代的十二个文人朱彝尊、高士奇、徐乾学、姜西溟等，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由于蔡元培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很高，《〈 石头记 〉索隐 》宣传民族主义，与当时推翻清王朝而恢复汉族的统治地位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所以很热销，到1930年（ 民国十九年 ）已印行第十版。
第四种是邓狂言著的《〈 红楼梦 〉释真 》，于1919年（ 民国八年 ）由上海民权出版部出版。
此书认为《 红楼梦 》是一部“明清兴亡史”，说曹雪芹“增删五次”是写了“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说贾元春影射明代末帝崇祯，迎春影射福王，探春影射唐王，惜春影射桂王，即所谓南朝三王。而贾宝玉既影射顺治又影射乾隆，迎春、探春、惜春又分别影射吴三桂、吴应熊、郑成功、耿精忠、尚可喜等人。
胡适和俞平伯的著作就是针对这些索隐派的观点，通过对作者和版本的考证，指出索隐的方法和结论都十分荒谬；而正面得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家史”和“自传”，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补的基本认识。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题记重返燕园（3）
胡适是“历史考证”，他主要是对《 红楼梦 》的作者家世和版本区别作了初步的探索，指导性的治学思想是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 或曰“实用主义” ），实际上也是对乾隆、嘉庆年间的传统考据学即“乾嘉学派”的继承发扬。表面看来，索隐派也承乾嘉学派考证的余绪，但它走了偏锋，将考证变成了漫无边际的索隐猜谜。
《〈 红楼梦 〉考证 》1921年11月12日“改定稿”的最后结论里，胡适明确表示：“我觉得我们做《 红楼梦 》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作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是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 考证 》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 董小宛考 》之外，是向来研究《 红楼梦 》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 红楼梦 》的兴趣，能把将来的《 红楼梦 》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 红楼梦 》研究！”
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则是“文学考证”，主要着力于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情节、风格等内容和艺术方面的比较，从文本的角度证实和加强了胡适的结论。刘大杰致俞平伯信就已经明确说：“胡适之先生是外面书上的考证，先生是从内容的研究，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做的。”（ 1925年5月26日北京《 晨报副刊 》一一六号 ）经过胡适和蔡元培的辩论，特别是俞平伯的文本实证分析，曾经影响广远的“索隐派”就逐渐式微，退居边缘地位，“自传说”逐渐上升为学术主流学派。
不过，从1923年《〈 红楼梦 〉辨 》出版，到1947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年，而胡适和俞平伯虽然也发表过一些后续文章，但数量有限，在《 四松堂集 》以及庚辰本和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之后，缺少具有震撼力量的新材料、新论证，“新红学”的进展其实有些停滞。而另一方面，索隐派红学也仍然发挥着影响，如《〈 石头记 〉索隐 》不断重印，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寿鹏飞的《〈 红楼梦 〉本事辨证 》，1934年西京出版社出版了景梅九的《〈 红楼梦 〉真谛 》，1947年8、9月间《 北平时报 》连载湛卢的《〈 红楼梦 〉发微 》，都是新的索隐派著作。
周汝昌此时有了考证文史的兴趣，对胡适和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著作虽然还没有认真阅读过，但对红学的大体发展情况是了解的。而他的四哥周祜昌，此时正失业在家闲居，借了一套《 红楼梦 》阅读消遣—— 这是上海亚东出版社出版的一个程伟元和高鹗对前八十回作了许多修改的本子，是胡适推荐的版本，并且有胡适写的序言，就是他写的考证文章。周祜昌见胡适说他还没有发现曹雪芹友人敦敏的诗集《 懋斋诗钞 》，就给燕京大学读书的弟弟写信，让他到图书馆查一查有没有这本书。
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中说：“敦诚字敬亭，别号松堂，英王之裔。他的轶事也散见《 雪桥诗话 》初二集中。他有《 四松堂集 》诗二卷，文二卷，《 鹪鹩轩笔麈 》一卷。他的哥哥名敦敏，字子明，有《 懋斋诗钞 》。我从此便到处访求这两个人的集子，不料到如今还不曾到手。”
胡适写于民国十一年（ 1922 ）五月十一日的《 跋〈 红楼梦考证 〉》又说：“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一部退了色的蓝布套的书，一张斑驳的旧书笺上题着《 四松堂集 》四个字！我自己几乎不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 四松堂集 》的写本！这部写本确是天地间唯一的孤本。因为这是当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时的校改，删削的记号。最重要的是这本子里有许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诗文。凡是已刻的，题上都印有一个‘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题上都粘着一块小红笺。题下注的甲子，都被编书的人用白纸块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 我这时候的高兴，比我前年寻着吴敬梓的《 文木山房集 》时的高兴，还要加好几倍了！”
胡适过去已经从《 八旗人诗钞 》（《 熙朝雅颂集 》）中发现敦敏、敦诚兄弟的诗集，有四首诗是访问或寄怀曹雪芹的，胡适根据这四首诗中的词句在《〈 红楼梦 〉考证 》中作了一些关于曹雪芹生平情况的推断。如从“秦淮残梦忆繁华”、“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等诗句，“证明曹雪芹当时已狠贫穷，穷的狠不像样了”（ “狠”即“很”，乃当时习惯 ），等等。对于曹雪芹的生卒年，则从一些其他材料作了间接的推断。
在发现了《 四松堂集 》后，根据诗集中新发现的《 挽曹雪芹 》诗注明“甲申”，胡适更正了自己过去的推断，作出新的结论：“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一七六四 ）。……曹雪芹死时‘四十年华’。这自然是个整数，不限定整四十岁。但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年纪不能在四十五岁以上。假定他死时年四十五岁，他的生时当康熙五十八年（ 一七一九 ）。”
胡适发现了敦诚的《 四松堂集 》，但敦敏的《 懋斋诗钞 》至今尚未找到，如果能找到《 懋斋诗钞 》，可能会有新的收获。周汝昌接到四哥的来信，就到图书馆中去查。真没想到，这部敦敏的《 懋斋诗钞 》，胡适多年来四处托人访求寻觅而未得，居然就静静地放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这真应了那两句俗语：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周汝昌永远难以忘怀燕京大学图书馆那一套借书程序：首先填写一张小借书单，交给借书处的服务员；这个馆员把借书单用吊篮传送到楼上书库；不一会儿，篮子吊了下来，里面就是一本书。拿出借书证，附到书的存卡上，签名登记，就可以把这本书拿回宿舍去阅读。
周汝昌异常兴奋地借出《 懋斋诗钞 》，连夜挑灯细读，立刻有了重大发现。再参阅胡适的考证著作，作辩证思考，将新发现的情况予以逻辑的连贯，很快写成一篇文章，题为《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懋斋诗钞 〉中之曹雪芹 》，文尾署下写作日期和地点：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于燕京大学。
这篇文章的考证逻辑有这样几步：
首先，从《 懋斋诗钞 》的敦敏自序确定了敦敏编自己诗集的时间和地点：“敦敏是从乾隆二十三年从东北回来，一直住在北京，来往于东郊通县一带，二十八年夏天才把所作各诗收集起来，而写了这篇序冠在卷头。”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题记重返燕园（4）
其次，发现《 懋斋诗钞 》中所收的作品“并不止于那年夏日以前的”，还收有写序以后的诗作，并且集中的全部诗作“是以作成先后而编排的”。
第三，集中有一首《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内容是邀请曹雪芹前来看杏花喝酒，诗末两句说：“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而此诗排在癸未年（ 1764 ）：“以上一诗属于癸未年。同年十月二十日一诗自注云：‘先慈自丁丑见弃，迄今七载’；可知‘上巳前三日’，是癸未年无疑了。”
第四，因此对胡适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推断提出质疑：“胡先生当年考证《 红楼梦 》，曾据敦诚诗定曹雪芹死在甲申。后来又因为得了脂砚斋批红残本，又改定说他卒于壬午除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