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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6
重度精神病与骁勇善战间为何存在正相关，论者莫衷一是。最常见的解释是：害怕自己会在压力下“崩溃”的人，一定会试着消减这种威胁，一有机会即当“孤注一掷”，于是英雄壮举就产生了。S。温伯格，“战争恐惧症”，《美国社会学杂志》，51卷5期（1946年3月），页472。有的论者没有这么温和。他们认为，最好的战士一定是充满敌意，心神不定，反复无常，把儿时英雄主义幻想付诸实践的人——换言之，幸亏战场上的杀戮行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否则他们迟早会进监狱。费利克斯·多伊奇，“平民的战争恐惧症及其治疗”，《精神分析季刊》，13期（1944），页302—303；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24；布莱尔·斯帕克斯、奥利弗·尼斯，“战机驾驶员的精神病检查”，《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6期（1956年6月），页815。局促不安已经算好的，要不就是既愤世又自恋，总是想望周围事物如己所愿，外界环境稍有担待就以古怪的行为相向。陆军阿瑟·海克少校、陆军马文·普莱塞特中尉、陆军菲利普·格雷纳中尉，“服役训练期间的精神病问题”，《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9期（1942—1943年），页38—39。
有的解释更为负面：有些精神病学家竟声称，他们见过的最好的士兵都是同性恋。军队的规矩是，凡同性恋者无论战绩如何一律开除。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平常人无意亦可能成为同性恋，就不能不让人忧虑了。有士兵利用禁止同性恋的法令得以脱离军队，这已成共识：越战中的例子，见陆军富兰克林·琼斯少校，“某师随军精神病医越南经历”，《军队医学》，132卷12期（1967年12月），页1003。关于曾考虑或确实有过此举以逃脱军队的士兵，见约翰·艾博特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167。1915年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门徒、精神分析学在英国的传播者欧内斯特·琼斯提请公众注意，在参军决定的背后，性欲的“暗中推动作用”未可忽视。这些本能的冲动包括“痴迷惨状而不能自拔”和“因同性恋倾向而向往男性聚集的地方”。欧内斯特·琼斯，“战争与个人心理学”，《社会学评论》，8卷（1915），页177。另见普赖恩斯·霍普金斯，《社会运动的心理特点：从精神分析角度看社会》（伦敦，1938），页119。至二战，对同性恋情及战斗力高下的勾勒已成显学。1936年3月，R。E。马尼基勒尔在牛津大学人类学会宣读了论文，指出“潜想的同性性欲”后果有二：抑之于内则会在关键时刻为了战友而牺牲自己，发之于外则会让人变成杀手。前者认同源自父母的无意识景象中好的部分；后者则向其坏处取齐。战时，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R。马尼基勒尔，“战争走向：从心理学切入”，《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6卷3期（1937），页235。查尔斯·贝尔格曾在《英国医护心理学杂志》（1942）上撰文，猜想战争是否是“这种无意识心理图景的戏剧化——不过以同性恋的形态表现出来……是与男性而非女性的感情对撞（或高潮）”。查尔斯·贝尔格，“战争恐惧症的临床分析记录”，《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9卷2期（1942），页185。持同样见解的还有弗雷德里克·艾伦，“同性恋与个体差别问题”，《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0卷（1940），页129—135。用1942年12月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超级同性恋的话来说就是：“要是不能爱，就只有恨。要是不许表露爱意，就给他们暴力看。”泰德·艾伦比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179—181。
但并非所有同性恋者都会成为战争英雄。对哪种同性恋者最可能成就壮举的最详尽刻画来自《英国医护心理学杂志》1942年刊载的一篇文章。该文作者查尔斯·安德森（精神病学家，供职于沃恩克利夫神经病学中心）区分了主动同性恋者和被动同性恋者。前者符合军方向外发泄敌对心理的要求，适应部队生活应该不成问题。他们甚至不用掩饰自己的攻击欲：只要把攻击对象从战友转到敌人即可。对大多数主动同性恋者来说，这不难做到，“他们常怀恨在心，想毁灭其‘对象’，因为在他眼里敌即是友，友即是敌”。主动同性恋者只有在罪感冲破自持时（更多是无事可做，这时只有转向周围的人寻求满足）才会精神崩溃。与之相比，被动同性恋者因为攻击欲的外化与其性情不符，处境要艰难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被动同性恋者“得完成某种心理转变，由发泄的对象变成主体”。战斗中，他们容易身不由己地成为攻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一般情况下，他们无法承受紧张的积累，只有在焦虑性神经症中寻求释放，要不就“在动物般的恐慌中”向敌人投降。查尔斯·安德森，“关于某些对战争有意识及无意识的同性恋反应”，《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20卷2期（1945），页162及172。被动同性恋者和有同性恋倾向而不自觉的士兵最难适应部队生活。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19及伊丽莎白·罗森伯格，“临床经验对战争恐惧症精神病理分析的贡献”，《精神分析国际学刊》，24卷（1943），页32—41。但正如安德森在1945年提出的，“治愈”同性恋患者（哪怕他们主动求医）几乎就无可能，因为他们早已“泰然”接受了同性恋的事实，视之为自己“性格气质的一部分”，所希望的不过是免于集体敌意的保护罢了。查尔斯·安德森，“关于某些对战争有意识及无意识的同性恋反应”，《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20卷2期（1945），页163及173—174。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7
种 族 因 素
断言精神病人和同性恋者在战场上定会英勇无比，其影响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辨识优秀战士最常用的指标要算“科学人种优劣论”。认为不同民族或地理大区各有其性格特点的想法由来已久。大卫·休谟在其《论国民性格》（1741—1742年）中写道：“有识之士……皆承认，不同民族各有其风俗，有些性格乃一国独有，其邻邦亦无”。大卫·休谟，“论国民性格”（1741—1742年），收《道德、政治和文学随笔集》（牛津，1963），页202。时人认为，自然环境必对一国国民“融会各种族”而形成的秉性有影响。“人口稀疏及其日常经营”必会影响其性情。“（一国）习性的总和”即是其国民性。欧内斯特·巴克，《国民性格及其成因》（伦敦，1927），页140。
这些主张用于战争，当然会受到军事顾问的欢迎。出生在爱尔兰利么瑞克的记者迈克尔·麦克多1917年时总结道：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士兵，每一国士兵各有其特点。军队作为一个整体，必然是其国家的代表，也只能是其国家的代表，所以从他们战场上的表现……定然可以看出其民族是否尚武。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57。
若把战争比作游戏，则必定“按玩家各异的国民性”来进行。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24。辨认不同种族的特质方便了军事战略家选派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负责宣传的人也可以利用“盟军士兵不同组合在敌人心中造成的幻想恐慌”（如“凶猛的波兰人、捷克人、廓尔喀人和苏格兰高地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心理战部分原则”，1944年5月，页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41/3。在本书探讨的三次大战中，就有一些种群据说特别骁勇善战。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士卒就以残忍闻名。例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64。斐济岛民据说因为“久居蛮荒之地，野性十足”而适合在太平洋作战。H。普赖迪，《椰树广场的战争：守卫南太平洋岛国基地》（惠灵顿，1945），页46及128—130。苏格兰人勇武超群、凡战必胜的印象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存留在人们心中。谢尔弗德·比德韦尔，《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战具与战术》（伦敦，1973），页146。另见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60，致威廉·丹克斯教士书，1915年11月31日。高地居民之所以善战，据说是继承了“凯尔特人的烈性子”。有一位作家在1915年时写道：“手举双刃阔刀从高地上掩杀下来，血洗克洛登［苏格兰东北部高沼地，英国历史上詹姆斯二世党人1746年二次反叛的最后战场——译注］的或许就是苏格兰人的祖先。刀剑向来是其最爱。”埃斯考特·林恩，《戎装保皇：一战纪事》（伦敦，1915），页151。难怪德国人一看到苏格兰褶裥短裙就总“玩完”。亚历山大·卡托，《与苏格兰军队在法国》（阿伯丁，1918），页21及42—43。某些印第安人被认为更嗜血些，也更容易受到赞誉。辛西娅·恩洛，《异族士兵：分裂社群的国家安全》（哈蒙茨沃思，1980）对此有详细讨论。当时的见解，见空军约翰·布罗迪少尉，“日记”，收布瑞亚坦·格林豪斯（编），《执拗者说：加拿大两飞行员一战日记》（渥太华，1987），页13；帕特里克·米，《在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当炮手的二十二年》（伦敦，1935），页198—199；哈罗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纳波利斯，1917），页11及111—115；威廉·普雷塞，“一天才一先令”，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前线地区一次精神病学会议的报告”，1944年8月8日—10日，页13—1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550；维维安·斯蒂芬森汉密尔顿中校，“书信文件集”，利德尔·哈特中心藏；埃德加·华莱士，《都是英雄：一战事迹集》（伦敦，1914），页198—206；A。威廉斯，“驻缅印度士兵的精神病学调查”，《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23卷3期（1950），页131—132；道格拉斯·温尼弗里斯，《神职人员在前线》（伦敦，1915），页130—131。1914年时，圣奈赫尔·辛格曾这样描述廓尔科人：
他们以夜袭出名。像豹一样潜静，敌人不察，直到大祸临头才知道晚了，再加上自制的阔头弯刀和西式兵器，更加无敌。其人视力极好——黑暗中跟猫一样——听觉又极灵敏，更加大了他们手到擒来的砝码。圣奈赫尔·辛格，《印度斗士：其精神、历史和对英国的贡献》（伦敦，1914），页61—62。另见页71—75及辛格，《印度军队》（伦敦，1914），页30。
与之情况类似的是本章开头提到的美国印第安人，他们也被认为“生来”就是打仗的料，所以巡逻时常被要求在前面“带队”。陆军罗伊·贝纳维德兹军士长及约翰·克雷格，《荣誉奖章：一位越战老兵的故事》（华盛顿特区，1995），页85；汤姆·霍姆，“美国印第安老兵与越战”，收沃尔特·开普斯（编），《越战读本》（纽约，1991），页193；托马斯·霍姆，“被忘却的战士：美国印第安士兵在越南”，《越战一代》，1卷2期（1989年春季），页63；哈罗德·伊克斯，“印度人给希特勒取外号”，《柯里尔杂志》，1卷2期（1989年春季），页58。
但这里我将重点谈种族与杀人效率间的关系，主要是两大种群：爱尔兰人和美国黑人士兵。在军界他们都声名远扬：爱尔兰人“全民尚武”，而美国黑人则总被视作蹩脚士兵。如此分类，背后有什么“科学依据”？又将产生怎样的效果？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8
爱尔兰人天生好斗，曾是许多人的共识。见詹姆斯·费舍尔，《爱尔兰兵团在佛兰德和达达尼尔海峡的不朽事迹》，1辑（都柏林，1916）；丹尼斯·格温，《雷蒙德的最后岁月》（伦敦，1919），页201；约瑟夫·基廷，“泰恩河畔的爱尔兰部队”，收费利克斯·拉维里（编），《伟大的爱尔兰将士和政治人物》（伦敦，1920），页128—129；G。肯尼迪教士，《一位随军牧师的峻语》（伦敦，1918），页35—36；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3及158；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26—27及114；N。马洛，“爱尔兰的精神”，《英伦评论》，6卷1期（1915年7月），页4及9；兰德尔·帕里什，《一个爱尔兰士兵的故事》（伦敦，1914），卷首插图及页343。他们生来非兵即僧，是句俗话。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11。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是其士兵特别勇猛的共识：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比英国兵更勇猛，所以军事指挥官才特别愿意把他们选入“导弹部队”。陆军史蒂芬·格温上尉，“爱尔兰兵团”，收费利克斯·拉维里（编），《伟大的爱尔兰将士和政治人物》（伦敦，1920），页149及哈罗德·斯彭德，“爱尔兰人与战争”，《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567。其胆量、“闯劲”和积极主动无人能及。阿尔弗雷德·奥拉希利教授，《耶稣会威廉·多伊尔神父：宗教研究》（伦敦，1925），页439；丹尼斯·格温，《约翰·雷蒙德的一生》（伦敦，1932），页404；亨利·汉纳，《苏乌拉湾的战友：皇家第七都柏林燧发枪团》（伦敦，1932），页7；约瑟夫·基廷，“泰恩河畔的爱尔兰部队”，收费利克斯·拉维里（编），《伟大的爱尔兰将士和政治人物》（伦敦，1920），页145；S。克尔，《爱尔兰兵团的作为》（伦敦，1916），页135；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24；J。麦肯齐，《欲望之箭：国民性格及前景论文集》（伦敦，1920），页182及196—197；哈罗德·斯彭德，“爱尔兰人与战争”，《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566—567。正如诗人艾丽斯·库克所说：爱尔兰士兵“战壕里最优秀，拼杀时不落后”。艾丽斯·库克，《爱尔兰英雄在红色战争中》（都柏林，1915），页16。另见页19—20。这种近乎本能的好战欲也被用来解释在爱尔兰超军事组织遍地生根的原因。自由党作家哈罗德·斯彭德曾于1916年在《当代评论》上撰文说：
当前游离在英国陆军和民族义勇军之外的爱尔兰青年不会乐于置身一场世界性混乱以外。在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超级唐尼布鲁克集市［始于1204年，每年在都柏林郊区举办，以喧闹混乱闻名，1855年被取缔——译注］时，别指望爱尔兰人会坐在炉边悠闲地烤火。战时的爱国心虽然摇摆不定，但对战争的喜好却没有丝毫泯灭。一度超然的人们……开始转向可能的暴力形式。哈罗德·斯彭德，“爱尔兰人与战争”，《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570。
换言之，爱尔兰人满腔的进攻欲亟待释放——要是不能老老实实地服役，就只有投身其他形式的武装冲突。征兵率偏低虽会引来对爱尔兰人缺乏活力的指摘，但其“灵魂”处仍深藏着尚武精神。如有人竟敢否认，会被喝“滚开”，甚至成为谩骂的对象。“爱尔兰征兵情况令人满意吗？”，《联军杂志》，新辑，51卷（1915年4—9月），页567及571。
爱尔兰人天生善战的神话在上世纪初不可思议地成为人们的信条，整个20世纪没有人对它产生过怀疑。二战时，在突击队中他们极为抢手，就是因为嗜杀成性（分列二、三的据说是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戈登·霍曼，《突击进攻》（伦敦，1942），页53。该观点甚至得到历史学家的赞同。在其无所不包的《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战具与战术》（1973）中，谢尔弗德·比德韦尔欣然评论说，有的种群，如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廓尔科人，可谓“尚武之族”。谢尔弗德·比德韦尔，《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战具与战术》（伦敦，1973），页146。在《好战的爱尔兰人》中，肖恩·麦坎把他们描画为“性情急噪……在任何历史阶段，不论对错，从不甘于寂寞，有机会总要施展一下”。肖恩·麦坎，《好战的爱尔兰人》（伦敦，1972），页9。另见陆军上将约翰·哈基特爵士序，陆军A。布雷丁准将，《爱尔兰士兵史》（贝尔法斯特，1987），页Ⅹ。连彼得·卡斯坦也在其学术著作中认可了“爱尔兰人好斗”的说法：没办法，他们就是天生爱干架。彼得·卡斯坦，“英军中的爱尔兰士兵，1792—1922：被收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