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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战区”的外景一撤，就只会有很少的人继续快意于杀戮。就像我在《肢解男性： 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1996）中所说，战争也许会让男性更清楚地意识到女性的爱，以及和婉、平实感情的可贵。详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 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解甲归田 10
如此说来，战士并不是被动的道德主体，一旦犯下了滔天大罪就永世不得超身。相反，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自己“战争代理人”的角色，其道德脾性既不乏创造，也有韧性，且两者相得益彰。多数人上阵打仗不是出于主动（虽然也可以从中作乐），在实践其“美好世界”的理想时，他们会坚决阻止暴力化的倾向。这么说不是要否认，支撑这种抵抗的常常是遥远的浮想。比如，在不可期的暂时“强硬”和更持久的“残暴化”间，一般的区分就建立在“蜕皮”的隐喻之上，否则便没有“真”人的再生。肯尼斯·亨德森，《戎装与法衣》（墨尔本，1919），页78。有一种观点认为，战时杀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孩子”顺着父亲的足迹，经受了“考验”，再重新被一个更成熟的社会接纳，平和的父亲再度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血的洗礼： 这样的想法实质是对武士社会的膜拜。而且老兵也不是沉陷血腥的惟一人群： 平民也想加入，不过被拒绝了，无缘亲历群体放血的教仪。有趣的解说，见约瑟夫·瓦姆堡，《少年歌者》（纽约，1975），页58。另见琼·卡斯特里，“社会和越战老兵”，《天主的世界》，1971年1月。有多少平民缠着复员的战士，要他们讲“真正的”杀戮故事，听时“眼睛闪耀着急切的光芒”？杰克·斯特拉汉，“但是每个人都问”，收J．托普曼（编），《越南文选》，增补本（费城，1990），页20。连只是在越南服务过的女护士也被人带着嘲弄的语调追问： 你们杀了多少婴儿？无名女性退伍士兵，引自詹妮·施奈尔，“越南女性老兵及其精神适应状况研究”，收查尔斯·菲格利（编），《创伤及以后： 卷二： 创伤压力理论、研究和干预》（纽约，1986），页97。有老兵抱怨说：
我们被媒体描绘成吸毒上瘾的变态的杀手，这个形象已经无法消除……上帝要我们相信别人给我们的定位，美国人买回家读的也是这类玩意。我们整个民族都成了疯狂的瘾君子、狠心的杀手。因为，因为如果普通工人到越南去回来时是这样，那所有人都应该这样。“约翰”，引自理查德·莫瑟，“越南布鲁斯： 越南口述历史和我们对战争的一般记忆”，收D．谢弗（编），《遗产： 美国人想像中的越战》（波士顿，1990），页11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士兵被当作了平民社会的翻版。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ⅪⅩ。在埃米莉·曼的《静物》中，杀人分明也是平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表现在小说、美术、电影，以及（稍少见的）国家许可的行刑仪式中，在大街上，在卧室里，英、美、澳都不例外。战场之人早在穿上军装前就已经被“残暴化”了。
“残暴化”理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前前后后这么一场戏，清纯被创伤击碎，这在叙述上给人以一种满足，一种贯通，战士、平民都乐意接受。还有一个原因可以在第一章的主题中找到，那就是战争文学和电影充斥着一种对勇武的想象。记者迈克尔·黑尔曾经注意到，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在镜头摇近时是怎么脱胎换骨、立时变得暴力无比的： 他们开始按银幕英雄的标准来做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把战争“当真”的生硬拒绝，有助于士兵躲避骇人的“残暴化”。因此，黑尔就说了，开始几次他看到的战争，“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所有的反应我脑子里早已有了。同样熟悉的暴力场面，不过是换了个媒介；同样的丛林游戏，大型直升机，精彩的特效，“演员”躺在帆布运尸袋中，等着这场戏结束，就能起身走开。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69。
普通百姓一直是把战争中的杀戮场面当作电影来看的——是战士最后不得不意识到这些场景“不可能被剪掉”。“残暴化”理论给胜者提供了替罪羊（老兵），并把责任推到了训练和战斗的经历上，而放过了其实更根深蒂固却难以捉摸的全民侵略心理。“症结”又一次被归于战争（尤其是海外战争），而不是个人良心的不安和鼓励侵略的社会。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结束语 1
纵观全书，“普通”男女在行暴时欢呼声不绝于耳。快感竟与杀戮、残忍相连，不能不让人震惊，这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每章开头所引故事的主角，都在全身心构筑他们心中的美好世界，并希望通过语言在混乱与恐怖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无可否认，他们的叙述无法传递战争的“真实”一面，而常常只是他们的想象。这不足为奇： 毕竟，没有“经验”可以独立于句法、情节、体裁的限制，更何况他们试图“诉说”的是一些莫大的罪过——杀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倒出了他们的故事。
多数士兵不愿以毁灭自身形象的方式来讲述其战斗故事。战场上的士兵虽然默默无闻，但他们却坚持为国出征的神话。这种在一片混战中仍能放飞个性、承担责任的可能赋予了战争——和他们的生命——以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战场上真的可以有秩序和连贯，我们在很多时候都有自相矛盾的看法。比如前面看到的，声称自己“不过是在执行命令”、那些心狠手辣的想法“不是自然就有的”，很难和主动为暴虐的冲动负责的愿望调和在一起。但接受自己不过是在行使别人的旨意，确是向可以忍受、甚至不乏愉悦的战争近了一步。
有很多办法可以让极端的暴虐举动甚至变得可亲。书中许多战士把自己想象成武士，好似战争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举止很少有能称得上英勇的（许多战士对英雄壮举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种噱头即使不危及集体，也是极为愚蠢的）。在现代战争环境中，要构建一个崇尚技巧、近身、骑士的战斗体验确实需要不凡的想象力。这三个词也反复被征引，以鼓舞军心。正是这些代码使得士兵可以拒斥仇恨、拥抱关爱，逃离混沌、走向目的，摆脱道德上的羞辱、重申对勇武的自豪。连真正的英雄如罗伊·贝纳维德兹者，虽数次遭遇幻灭却仍信仰勇武的神话，终其一生致力于军队的改良，以使其尊重战士。虽然知道英雄在现代战争中日益贬值，贝纳维德兹仍坚守对死去的战友及其他伤残老兵的承诺，这隐约让人记起有关“绝杀”、争斗及良民的一系列神话。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对同伴的缅怀支撑着其暴力的欲求，给其残忍行动蒙上了一层荣光。
战场上也有简单的快乐。历史学家尼尔·福格森在他的大作《战争的不幸》（1998）中指出，多数士兵走上射击线实际并非迫不得已。正相反，他们中许多人根本就“陶醉”于“为暴力而暴力”：“打仗太有趣了”。尼尔·福格森，《战争的不幸》（伦敦，1998），页447及360。甚至有战士承认，不羁的杀戮给了他们性高潮一般的快感。战争的器具和景象有时有视觉审美意味，致命的武器更是让人着迷。军事科技的发展意味着战士再不能“亲见”武器的效果，于是又想象出了面对面的遭遇。此外，把敌人想象成个体也有助于其杀戮。它可以证实战士作为道德的人的身份，纯真而又能免于战争对人的持久摧残。记者兼编辑威廉·布洛伊勒斯在第一章开篇指出，杀戮的快感还和狂欢式的游戏（如对死尸的摆弄）和对不朽教仪（如留取纪念物）的诉求。通过这些骇人的举动，士兵才能直面、甚至欣赏战争的恐怖。
战争结束后，这些战士要回到家人、朋友的身边，编织平静安详的生活。布洛伊勒斯结了婚，生了子，出了书，写了电影剧本；艾恩·卢埃林·艾德里斯（他一战中在澳军当过伞兵）也是。女战士弗洛拉·桑德斯嫁了人，以后忙于家务。他们希望给战争的混沌以意义的努力（其叙述必然杂乱，并且是对想象而非现实的勾描，也一定有对所谓“战争消弭个体”说法的否认）都是其个人抵御“残暴化”的最后一道堤岸。眼光放长一点，所谓战士会成为野蛮人的担心是无谓的——实际上，听到百姓在早餐桌上笑谈屠杀的具体情状，或者读到“和平”示威者扛着标语高呼支持（共党分子的）武装冲突，我们的心里反会更不舒服。在直面后方的二手欢愉时，许多战士不得不在绝望中退却。
不论他们的经历怎样，回家总不是件容易的事，哪怕对积极讲述了自己战斗经历的战士来说也是如此。斯图尔特·史密斯就渐渐意识到，他已经无法“和乡间/年近不惑的安静矮人”知足地共处了，像他这样的越战老兵有很多。他写到：
世上有太多的新奇感受，
刺激的想法我从没有过，
太多的对爱和忧的嘲笑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斯图尔特·史密斯，“回家”，收简·巴里、W．埃尔哈特（编），《非军事区： 老兵在越南后》（宾夕法尼亚，1976），页172。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结束语 2
对史密斯这样的人来说，正是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才触动了他们，不再自满于生活（和死亡）。另有老兵说过：
我的思绪止不住要回越南，回到我第一次和死亡打照面的地方。是那让我开始思考。喏，你看到有人死去，才开始考虑生命的意义。战争，嗯，让我更了解自己……让我知道人能做出多残忍的事。在和当地人的聊天中，我还吐露了许多憋闷已久的事。战争还告诉我，战士心中有份令人难以置信的爱，不是电视或电影里那种狗屁的爱，而是真正的爱，这种情感我此后再没见过。只有这段经历才能让我对世界变得更美好有所期待，有了问题、困难大家就会互相帮助。无名越战老兵，引自辛迪·威廉斯，“让精神歇息： 越战老兵找寻生活意义”，《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53卷1期（1983年1月），页4。
对这些少数人来说，战斗可以作为正面的遐想： 梦想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但有爱，甚至和平也不是奢望。战时经历可以让人发誓不再碰枪（“现在我特别特别怕枪”，说这话的保罗·西格诺里原本最喜欢打猎）保罗·西格诺里，“越南归去来”，收沃尔特·凯普斯（编），《越南读本》（纽约，1991），页31。，（或者像《静物》的主人公）宁愿打断孩子双腿也不让他上战场。对像乔治·扎贝尔卡神父这样的人来说，只有积极投身和平示威才能获得对战时行为的宽恕。很多参加过战争的人也设想以同样的方式来过渡到和平。别的人呢——如目睹了美莱屠杀的休·汤普森——仗还是会打，但如果变得特别“残暴”，就按个人的道德逻辑进行抗议。更常见的是，许多士兵在绝望中会问这样的问题，即战争除了杀戮到底还有什么，对此威廉·L．卡利有很好的回答：“妈的，战争除了杀人就什么都不是了”。多数战士在遇到需要行暴、破坏战争法的时候只是默默地走开，而没有大事抗议。这种行为表明了他们在道德上的超脱。
无法这么做的战士，他们眼前总是会出现正在死去的敌人景象。杀人会带给人创伤，让人变得疯狂。折磨阿瑟·哈伯德（他参加了一战）、布鲁斯·F．阿奈洛（参加过越战）和戴夫·纳尔逊（越战时的狙击手）许久的苦楚被视为一种选择，一种适当的道德反应。这既肯定了他们作为“人”的身份，又使杀戮能够继续。一个士兵，在日记的一页上可能会诉说杀人时感到的极度痛苦；同样是他，在另一处可能会承认残杀时的无边快乐。彼此矛盾的情绪是能共处的，但历史学家一般只看到其中的一面，就断定所谓的快乐是“病态”、“不正常”，只有精神创伤才“合常理”。但正是通过创伤的语言士兵才能承受杀人后的不安经历。多数人不愿接受真心悔过后接踵而来必须减轻精神痛苦的努力。我们不知道哈伯德在回到伦敦、精神复原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奈洛没有机会追悔——他阵亡了。纳尔逊呢，他会继续受苦，以前的战友不能认同他对“武士气质”的理解，异口同声地指责他，使他的罪感愈发沉重。无论牧师和（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怎样努力，有些战士的良心是他们永远无法抚慰的。
本书虽然更多关注其共同点，但几次大战实际也有着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越战士兵经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参与的是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因而战后精神创伤要比其他人更深。某一场战争的道德立场会影响到随军牧师和心理学家的立场。越战中，这两类人都怀疑战争的合法性，但这只是社会对这场战争合法与否担忧的反射，而不是任何神学或心理学观点的改写。此外，杀日本人和越南人显然和杀德国人不可相提并论——杀人的是美国黑人、澳大利亚土著，还是爱尔兰人，也很重要。1939—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显然和越战，而不是任何一场在欧洲进行的世界大战有更多的共同点。有些特殊的情境促成或鼓励了某些极端的杀戮行为。领导不力、集体压力、目无法纪，以及不知道应在多大程度上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命令，再加上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无法与敌军直接交火、己方伤亡过于惨重和种族主义等），使越南比任何一次大战都要血腥。一战时大军压境，深壕坚壁，只能让人心生尊敬和爱怜，这在后来攻防速度加快的二战和越战就不会发生了。各国传统对其战争叙事也有影响（比如和英军相比，澳大利亚人可能更勇猛）。受教育程度不同，事前对战争有不同的期望，意味着不同的人找到的语言，传递他们的战争感受，也绝少有共同点。
一本关于战时杀戮的书不可能有斩钉截铁的结论。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我们审视了军旅生涯给人带来的变化，但别忘了，有数百万的士兵没能活着见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朱利安·弗朗西斯·格伦费尔（1915年5月26日因伤死于法国）在二战中会不会像一战中喜爱“德国佬”那样喜欢他的德国对手，或者“武士”的范型、（二战）王牌飞行员理查德·希拉里会不会保持其“青年的美丽、勇武和高贵”代言人的身份，他死时尚未成年。但本书一直想传递的信息是，战争是牺牲他人的过程，也是牺牲自我的过程。对许多男女战士来说，正是这点使得“战争如此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