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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他，一切工作任务不再分配给他。他去上班，没有人理他。他去找领导，领导说：“你多休息休息吧。”说完了组长转过头去与旁人谈别的事情去了。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说法，政工组也还没有正式下文撤销，理论上他还“是”政工组副组长，然而他其实已经什么都不是了，职务不动也可以夺你的权，他没了戏啦。最妙的是他不知为什么也就底虚起来，不敢再多问一个字了。不再有人找他请示工作，不再有任何文件传阅到他这里，不再有人给他送家乡土产，不再有人给他打电话，不再有人给他开车门倒茶水。后来，他干脆要车也要不着了。他给车队打电话，车队说：“现在没车。”
他明白了，又“再分配”了一次。
半年后，一九七二年，运动进入整党阶段，革委会正式取消了名义，市委市政府恢复了，他被分配到卫生局当公共卫生处处长去了。
他只觉得谢天谢地。他本来以为自己也要被隔离的。自从张志远出了事，他也不再与想像中的妈妈讨论政治了。如果妈妈在，她的高调门咏叹调也会收起来的。这也很怪，他对此毫无怀疑。妈妈会回到自唱自叹的唐诗宋词古典文学中去，一定又是“山寺月中寻筷子”，又是“妾住在横塘”起来，俨然一个飘飘欲仙的隐士，或者更正确一点说是仙姑，道婆，当然，祝正鸿是大孝子，不会想像他娘亲是巫婆。中国人在大潮来了的时候都是政治家，而在大势不妙的时候，又都是灵山秀水归客乃至谈狐弄鬼的天上人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也可及，其愚也不可及。从误入尘网到采菊东篱。谁不会玩这个游戏呢？
那么，他的爸爸的故事到底是实有其事还是妈妈的出色想像力结出来的果实呢？
他的房子仍然很狭窄，他不再关心文艺呀意识形态呀路线是纲阶级斗争是纲还有养猪也是纲什么的了。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心病，他惦记陆浩生，他听说陆浩生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以来，气候有点变化。听说张银波重新筹办出版事宜，听说电影《创业》顶住了棍子而且受到了毛主席的保护，听说犁原奉命重新筹办文学刊物。听说一批老干部重新出山。但是陆浩生的历史问题始终找不到证人，没有解决的希望。
他委托一个朋友帮他找到了陆浩生现在的地址和电话。“文革”开始以后，他们夫妻双双揪出，也就被从原来的高干小楼赶了出来，他也就不再知道他们的去向。想不到这回一问，打听出来他们就住在他家附近，步行不到十分钟的距离。这使他惭愧异常。这使他觉得自己是欠了账。怎么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呢？可又怎么往来呢？去一趟写一份交代加揭发材料？去了以后先说：“书记，对不起，我过去写了今后也得写您的材料，您看我揭发点什么好？”
他约好了，去看望陆浩生。
他想给陆浩生带点礼物，他找了几本上海出的《朝霞》、《时事手册》和《赤脚医生手册》，上海人是灵，给他们一个火柴他们就能在里面翻跟斗，就有了广阔空间。他还觉得缺了点什么，在家里搜了搜，找出了半只金华火腿，还是当政工组副组长那几年外地来办事的人送的，他闻了闻，味道尚无大的变化，金华火腿并未“变修”，便用一张旧报纸裹了裹，给陆浩生带上，裹报纸前他细心地看了看版面，确定报上没有主席像也没有林彪像才敢用——有前者，用来包火腿是亵渎，有后者用来包火腿是反动。至于毛主席语录，所有的报上都是连篇累牍，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满脸愧色地见到了陆浩生。陆浩生住的楼道里充溢着酸腐的大白菜混合着蜂窝煤燃烧不充分的味道，已经是夏天了，大白菜早该吃完了，但楼道里的气味不变。全楼共用的垃圾通道蒸腾着陈年臭气。楼道也肮脏得很。奇怪呀，这样的楼房里不会有人烧蜂窝煤呀，怎么楼道熏成了污七八黑的呢？祝正鸿想起北京刚刚盖所谓单元楼房的情形来了，五十年代，说是有了这样的公寓房——那时公寓二字听起来也很有些“反动”，革命的住处只能说是宿舍或者营地的——说是每家都有自来水、下水道、暖气、后来还出来个煤气管道，对于只知道小胡同小院落小平房的北京人来说，那时觉得住进具有水电卫生煤气设备的单元楼房就是梦一样的苏联电影一样的生活啦。
这才几年，梦想实现了。
梦想一经实现，就开始发霉啦。
陆浩生的两间小屋堆放得杂乱无章，进门处的一间小厅里劳动着一名木匠，木匠后背上的细密的汗珠令正鸿直起鸡皮疙瘩。满地刨花木片，还有一碗发着恶臭的鱼皮鳔胶。祝正鸿想不到，书记这里也是忙于打家具。各打各的衣柜、写字台、餐桌……那也能叫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他最近听到一个反动怪话，说是各人都在搞斗批改，斗是“逗”孩子，批是“劈”木材，“改”是改毛衣。可你又在哪里呢，我的那个或者正确地说是你的那个“文革”之底？看不见您呀，底！过去，谁家里不是从公家库房里搬两张木床，一张办公桌，一张一头沉，再从山货铺买一张小炕桌儿，做几把小板凳完事。怎么搞革命搞得纷纷打衣柜，打床头柜，打椅子，打饭桌，打茶几，乃至打起简易沙发来了，这不是“变修”了吗？而陆书记家，当他们搬到小小的两间单元房，再打起家具来之后，除了更脏更乱更挤更味儿以外，居然一点领导的味儿老革命的味儿也没有了。他不禁喟然叹息。
“陆书记，您也在打家具呀？”祝正鸿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不然，说些什么呢？几年不见，提拔了他又被他多次检举批判过的陆书记，已经满头白发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人呀！
祝正鸿吓了一跳，他的耳近旁似乎有人向他低语，他四下看看，当然，并无一人。
“啊，你好，祝……老祝同志。”陆浩生对他的有关家具的问候就像没有听见一样，他似乎只是在考虑怎样称呼祝正鸿，过去书记都是叫他小祝的，现在临时改口称他为“老祝”，恐怕也是表示敬意的意思吧。
你他妈的缺德不缺德？
“我是说您在打家具呀，”祝正鸿仍然找不到话题，他便顽强地重复他的对于打家具的关注，怕书记听不明，他用手指着前厅的木工说。
“唉，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陆浩生仍然是答非所问。
“谁呀？”他听到了响动，控制不住自己，他叫了一声。
门帘一掀，从里屋过来一个年轻人，真新鲜，单元楼房，有门，却挂着一个既灰且白的破门帘，像是农村，像是窑洞，像是《红灯记》里的布景。年轻人自称是陆浩生的外甥，他回答了祝正鸿的关于打家具的问题，看来他在屋子里听着祝正鸿的谈话。他不是有任务来监视陆浩生的吧？祝正鸿脑子里一闪。他介绍木工活介绍得很详细，详细得令祝正鸿讨厌，他甚至不等那人介绍完就转过头去，劝陆浩生：“您不要着急……”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是什么心思，他似乎对提出了疑问又不认真听他的介绍的祝正鸿怒不可遏，他一下子提高了五倍音量，大叫道：“我准备用水曲柳，用透明漆，背和里儿不是用三合板，是用五合板……”
祝正鸿吓了一跳，除了斗争会上，他好久没有听到有人这样大声说话了。
而陆浩生全无反应。陆浩生似乎与他的外甥不是生活在同一空间同一时间里。
终于祝正鸿恭恭敬敬地听完了外甥的木工活计介绍，而且表示十分拥护，绝无异议，外甥才走出到外间小厅，与木匠继续大喊大叫去了。
经过九年“文革”，中国人的音量都大大增加了，胸腔共鸣腹腔共鸣与肺活量都增强了。是嘛，主席说过，新生事物是要大喊大叫的。也就是说，不大喊大叫的一定不是新生事物啦。祝正鸿想。
陆浩生气色还可以，只是举止有些老态，说得严重一点，看来有些憔悴。祝正鸿先判明，陆浩生见到他十分激动，而绝无不满抱怨的意思。当然，这与他现在的处境有关，等到他官复原职，他未必能原谅我。祝正鸿想。陆浩生见到祝正鸿似乎有一腔话，“我的问题……”他含含糊糊地说，话还没说出来，他咳嗽起来了，他咳嗽得无依无靠，一幅老病并且贫贱交加的可怜相。这样的领导祝正鸿也见得多了，头一天没做“结论”或者叫做依然被“挂着”的时候，二目无光，耷肩缩颈，连脸上的线条也都是愁苦的，可怜巴巴的；宣布了他是“人民内部矛盾”之后，立时神态正常，面带喜色，有说有笑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呢，二目炯炯，姿态怡然，大声咳嗽，鼻子眼里出的气也比被审查时粗重有力得多。尤其是咳嗽，只要听一听一个人的咳嗽，你差不多就能判断他的近况，乃至他的级别，他的资格，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结论了。
那么你自己呢？你能大声地无愧地咳嗽么？
“陆书记，”他叫了一声，“您知道，我也揭发过您，批评过您……”
“那当然，应该，应该，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要批评，有好处。”陆浩生这几句话说得很清楚。
其实我没有什么尴尬的。那些亲手打死了人的人，那些逼死人的人，那些捏造旁人的罪名的人，那些打自己的父母打自己的老师抢抄别人的家将抄出来的财物据为己有的人……他们都活得很好。
活得很好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忏悔。
一辈子也不忏悔所以才能活得很好。
他们无怨无悔。
祝正鸿突然大声咳嗽了一下，这声咳嗽使陆浩生为之一震。
陆浩生说，现在他的问题大部分都弄清楚了，只是他在“一二·九”运动之后，投奔边区的路上曾经被国民党设的路卡扣过十一个小时，路卡误以为他是另一个他们正在搜捕的人，经查清他并不是他们要捕的人之后，便释放了他。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十一个小时，他找不着人证明他如何度过了这十一个小时。
又问了几句，祝正鸿明白了，这十一个小时的问题，完全是陆浩生自己挖找出来，自己制造出来的，没有人知道他被哨卡扣过，他甚至说不清那扣他的人是民团，是乡勇，是军人，是宪兵还是警察。不能说他是被捕过，没有什么捕，他也没有坐牢。他只是被盘问了一番，打了一个盹，还随着扣他的人吃了一碗哨子面条。吃哨子面的情节引起了重大疑惑，你与国民党匪特什么关系，会给你哨子面呢？这样的诘问使陆浩生也感到可疑，是啊，我与他们什么关系，他们给我吃哨子面？我是不是叛党投降了？我是怎样出卖革命的呢？他那时已经是地下共产党员了。地下党员怎么吃了敌人的哨子面了呢？
“我说不清楚呀……”陆浩生一副有口难辩的样子。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十一个小时的问题陆浩生早在延安就交代过审查过了，为这十一个小时，革命者们已经用了四五千个小时来帮助他启发他教育他盘问他批判他（他已经承认这十一个小时是他的准叛变行为）最后又宽大了他了，就是说，早在延安已经郑重做出结论：“陆浩生同志主动交代了自己政治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经审查后，组织认为无变节降敌行为。”
但是“文革”一开始，没等组织审讯，他陆浩生就写起这方面的交代材料来了。开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说他是避重就轻，是为了给彭真刘仁打掩护才没完没了地穷扯自己的不是问题的历史问题。后来，造反派如获至宝，发现这回还真抓住陆浩生的小辫子了——总不能捞了半天鱼硬是一条也捞不到，总不能批斗了一个六够从市委班子里抓不着一个真反革命——好吧，他们宣布，陆浩生过去的历史结论不做数，为这十一个小时，他们可以断定陆浩生为党工作的上万个小时都不算数为这十一个小时，他们可以永远地镇住陆浩生，为这十一个小时他们能够永远证明自己的革命造反正确，证明他们的火眼金睛，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为这十一个小时也使没有类似的十一小时十小时九小时八小时问题的人意识到了自己的纯洁与堪当重任，意识到党的信任重如泰山。总之，这十一个小时的问题如果泡了汤，整个“文化大革命”就会被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就会被推翻，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就会受二茬罪吃二遍苦红旗落地神州变色。
祝正鸿遇到这样严肃的问题，也只好说几句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套话，同时他强调，对这十一个小时的审查完全是正确的适时的必要的，烈火炼真金，十一个小时连接着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他暗示，陆书记上边有什么老关系没有？了解您的，现在正管着事儿的，可不可以请某位首长为您说几句话？
陆浩生撇了撇嘴，一副为难的样子，然后他说：“如果有人想为你说话，会说的，如果说话不方便，那就更不要去活动为好。”
祝正鸿点头称是。
他发现了陆浩生这一类人的弱点，大学生，“一二·九”，延安，革命干部，组织生活，政治学习，批判斗争，他们的生活太单纯了。多年在一条单轨上运行的干部生涯，离开了领导与被领导，离开了在领导与被领导系统中的一定的位置，他们孤独无依，寸步难行，六神无主，还不如失去了娘的孩子。
陆浩生让正鸿看他的小小三屉桌，桌上堆满了宣纸：自从五年前对他解除“监护”以来，陆浩生等待“审查结论”期间，每天以毛笔蝇头小楷恭录毛主席著作。他已经抄完了主席的全部诗词，老三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论》《矛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陆浩生说：“我的精神力量就来自对毛主席的著作的抄写，每天抄七八个小时，我已经抄了五年了。”陆浩生给他看这一批充溢着墨香墨臭的“书法”的时候，陆书记满眼是泪。
祝正鸿觉得惊心动魄。
知识分子“忠”起来，哪个工农也比不上，工农毕竟要实际得多。而知识分子的忠，无边无际，又像抒情，又像浪漫主义，又像童话，又像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又像为忠而忠，甚至像是表演。
“我也写了一些检查和历史交代材料，你看，这是底稿……”那也是一批蝇头小楷的手稿，祝正鸿的目光瞄了一下标题：“关于我的反动出身”，“检查我的怀疑三面红旗的反动言论”，“深挖细找我的路线错误的阶级根源与世界观根源”，“我十三岁至十六岁的一些经历”……
祝正鸿的感觉是惨不忍睹。一个老革命，一个老领导，一个神气活现的好同志，怎么一旦落入这种境遇就会变成这样！
“我只盼着有一个结论，我只盼着能允许我恢复组织生活，只要是党还要我……”已经年逾花甲的陆书记竟孩子似的哞哞地哭起来了。
陆浩生哭起来的时候喉咙里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陆书记的嗓子本来是不坏的，但是他讲起话来爱激动，一激动就发出一种混合着假嗓的嘶哑和锐利的噪声。过去，祝正鸿是在听陆书记的报告时候听到过这种声音的。陆浩生做报告总是特别投入，他最喜欢用的比喻就是“搓澡”。一个运动进入了后期，陆浩生做报告了，他列举了运动的巨大成就以后，就会说：“对于人民来说，这是一次荡涤污泥浊水的运动，是一次洗手洗脚，洗头洗澡的运动，我们的身上不大干净呀，手脚不大干净呀，脑子不大干净呀！有的朋友，有的先生，有的同志，这个这个，洗澡的自觉性不怎么强哩，怎么办？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积极分子帮着搓澡嘛……”说到这里，不等听众听清，他自己已经笑得转音转气的了，已经笑得又打鸣又尖叫又像吹哨又像拉风箱了，一笑，他的口齿更加不清，他的方言也更加难懂了。讲到精彩之处，他的嘴巴会变得奇大，眉须扎煞，上体晃动，如醉酒一般。由于祝正鸿听他的报告多矣，才勉强听得出他的搓澡论：“……搓澡的同志，热心有余，温柔不足，也是有的，搓得痛啦，搓得破了皮啦，搓得临时出了点血啦，个别的搓得有点脱臼啦，这也是有的啦。哈哈哈哈，痛了，我们再贴一贴止痛膏药嘛。出了血，上点二百二嘛。脱了臼，还得再正骨再打石膏嘛。但是不洗澡是不行的，同志们，由于怕痛就不洗澡不搓澡，那是不可以的，那就害了你们……”
陆浩生讲新闻问题的大笑大叫也使祝正鸿难忘。他在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报纸不刊登美帝国主义的反华议论的时候，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