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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无，对对错错，哭哭哀哀，疯疯傻傻……记录、延伸、夸张、变异，加上匠人的技巧与神经质的白日梦，并且有时空的混乱跳跃与幻觉现实的自由流通。于是血腥残酷的故事与一无所有的大虚空变成阅读的刺激，审美的契机，艺术的魅力。有误读，自然更会有误写误思，于是，真正的即原本的刘小玲等的遭遇反倒退到后边退到雾中去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艺术不仁，以万物为素材。小说家不仁，他细致地有滋有味地描写一切本来不应该描写而应该以生命介入的过程。凡是热衷于描写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和作家，没有一个人有荆轲的血性，更没有刺客的记录；写《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歌德也没有为失恋而自杀。弱者，伪者，你的名字是作家！事件一经写出，就完全变成了小说家言，不经之言。读者切不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捕风捉影，锔碗的戴眼镜——找茬，无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本小说牵扯到一些实际存在的地名和单位名，但所有的人物与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不是巧合还是咋的？
曾经担任过钱文的改造队的副队长的苗二进的妻子刘小玲是一个干练型、钻研型更是一个能量型的女子，她的身上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她的言谈举止没有任何无意义的消耗。她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和热情。如果不是早夭，后来的年代她说不定成为一个人物：官员、企业家、教授、劳动模范、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也许她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领导人。
南方人，普通话，说话快，口齿利，轻度近视，肤色黧黑，轮廓分明，身材适中，肌肉紧凑，举止灵活，她有一种“时刻准备着”的姿势，别人与她说话的时候她会注意地倾听，微握拳头，身体前倾，而且她的样子是随时为你效劳随时扑上投入冲锋陷阵。而她一张口，光是微微外翻的上嘴唇就让你感动不已——世上竟有这样热情、这样侠肝义胆的女子！
还有她的微尖的鼻子，她的嘴角向后撇去，增加了嘴唇的弧度。这样的嘴似乎令人想起某种禽鸟，太热烈也太外向，因而与众不同。你也许会怀疑她的祖上是不是有欧洲人的血统。在钱文首次与她见面的时候钱文还不知道“性感”这个词。在知道了这个词以后，钱文会想起业已惨死的她来——虽然她的热情从来不表现在吸引讨好异性，而是表现在一种政治进步的与决心作革命良民的积极性忠诚性上。求革命也如求爱，是一种全身心的奉献，全身心的契合，全身心的冒险。刘小玲的故事，是一个以身相许的殉革命之情的故事。
时过境迁，刘小玲身上有一些令人，特别是令后人不完全理解的东西。
那次聚会之后，一年过去了，钱文夫妇与二进夫妇没有联系，相互音信杳然。在政治形势愈来愈紧张尖锐的情势下，人们自动减少了非必须非公务的来往。信件在政治运动中往往与什么罪证有关，私人通信是愈少愈好，没了才最好。两年过去了，没有信件来往。三年过去了，“文革”如火如荼地搞起来了，他们之间什么消息也没有，突然，晴天霹雳，传来了刘小玲惨死的消息。当“四人帮”倒台，钱文一家回到北京，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之后，他们还是常常回忆和议论刘小玲。当初，一九六七年二月从小报上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太意外也太紧张，他们自顾不暇，他们远远没有理解也没有消化这件惊人而又刺激人的事。
此后他们也常常想起那个心惊肉跳的冬天，钱文与东菊瑟缩在土屋的火炉边，火光时时照红着他们的脸，燃烧的煤块发出风声，沉闷凝重之中又孕育着许多鼓舞和幻想。室外的严寒、风雪、漆黑、荒凉与室内的憋囚、煤烟气味与人气、冷热不均、苟活苟安……成为对比，更与小报上刊登的首都的腥风血雨、革命狂飙、瞬息万变、慷慨激越成为对比。
抱着巨大的期望来到了边疆，然而，这是徒劳的，形势的发展是与人们的心愿相反相悖的。“文革”一开始，钱文反而感到：“又踏实喽您哪！”
然后又是一年两年……那时他认为必须长久踏实下去。斯人已矣，众人已矣，而日夜如常，四季如常，岁月无恙。后来，一切都不同了，八十年代他们确是重新焕发了青春，他们重温从曹操到毛泽东都描写过的那种“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沧桑感和豪迈感。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刘小玲的形影仍然萦怀在他们的心头，刘小玲的名字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言语中。刘小玲的故事仍然时时引起他们的追忆、叹息、悲伤和无限的迷惑。涓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这是多么中国多么美好的语言。而他们始终欠着刘小玲在那种年月，倾家相送的人情。
“你还记得那天刘小玲穿的什么衣服么？”钱文一次又一次地问东菊。
最近一次谈论小玲则是他们都已年逾花甲之后，在一九九六年，在一个周末的喝新龙井茶的晚上，茶是朋友刚刚从杭州带来的。他们坐在意大利式紫红真皮沙发上，音响里播放着新录制的唱碟——陈佐湟指挥的中国交响乐团的建团演出：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乐。已经是初夏了，院子里的石榴花开得正红，树叶长得碧绿，高保真和立体化的音响效果极好。人们一个又一个地去了，世界还存在着，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客厅里音乐仍然播放，花盆里绣球花仍然盛开，而走了的人已经听不见也看不见了。他们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他们了。风暴过去了一次又一次，再再不能过去的风暴也终于过去了。这不知道是让人欣慰还是让人失落。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昨夜梦见了她，也许吧，是她——刘小玲。她说：‘其实我很好，不要惦记我……’我立刻想到她已经不在人间，我说‘是你么？真的是你么？’她闭上了眼睛，她的喉咙里似乎出了一点什么声音。后来我就醒了，我才明白那怪声是我自己发出来的。”叶东菊说。
风暴终于过去了？是。风暴也许还在心里。等到心里也风平浪静的时候……咱们这一代人也就该过去啦。
“她很能干。她穿着黄色的小棉袄……我忘记了以后是不是梦到过她。只是六七年九月时候，我告诉过你，你翻出了一张我们与她合照的照片，我说她的脸相太苦太惨。后来我梦见了她跟我说‘再见’，那天我有点害怕。她就是那个时候死去的。这是一种感应，要是过去就得说是托梦了。”东菊又说。
“可我记得她的棉衣是紫色的，她一身都是紫色的，只有领子是一圈桃红，露在了棉衣外面。”钱文说。
东菊想了老半天，她苦苦地回忆着，“不，不是这样的，她穿着褐黄色丝棉袄，脖子上围着一块绿纱，她的头发上系着一条发带，是天蓝色的要不就是白色的……她戴着一副黑框近视眼镜，她一会儿戴上一会儿又摘下它。”
然而不，不是天蓝的。是——是什么？米黄的还是乳白的？往事如烟，烟消云散。
再说，她根本不戴眼镜。她的样子有点轻度近视，然而，她没有眼镜，她的略显凸起的眼珠正是她的一个风格，与她的嘴唇一起，这是她最为性感的一个地方。它们都显得太火热。本来应该有人吻她的眼睛吻她的唇。即使她戴过眼镜的话，这眼镜连同她，也已经不复存在啦。
“你还记得吗？”东菊问：“咱们离开北京，她给咱们饯行那天，她给我们看她的照相簿，其中夹着一张一九五零年的旧报纸，是不是《中国青年报》？上面有她在天安门城楼下晃动鲜花的照片——当然不是她一个人，她只是作为群众、作为女青年之一，碰巧被摄影记者抓拍，摄入了自己的镜头。报纸锌版印刷的这个照片下面有一行字，我还记得是‘万众欢呼毛主席……’，她是万众之一。少了她万众就只剩下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众了。她把这张报珍藏起来，视为她的光荣，报纸早在一九六三年就已经发黄了。她就是把自己与毛主席联系起来了。她简直像是扑火的灯蛾。她一次又一次地向着光明冲去，而冲的结果是烧毁了自身。”
钱文蓦然心动，因为东菊说的这个事他完全忘记了。然而，他相信事实正是如此。
钱文想说，“我们也差不多。”我们不也是引火烧身么？
然而还是有些个不同，差别在何处呢？
他俩接着谈论起苗二进。其实，苗二进也是这样的人，他很能干，很积极，直至戴上了帽子仍然热情澎湃，雄心勃勃，活跃奔突，“进步”不已。甚至于你可以说他们夫妻是很浪漫的，把革命浪漫化，把生活浪漫化甚至于把戴帽子改造斗争认罪劳动也浪漫化了。东菊和钱文说。
然而他们的美丽的浪漫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钱文想。
那么，他在廖琼琼的追悼会上露面而且带上了一个美国老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也不会再永远地保留对于小玲的纪念了。
不知道，怪了。你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于是一九九七年的这天晚上钱文给费可犁拨通了电话。他们谈冷空气入侵，谈医药费报销，谈老年人应该补钙补磷补脑，谈他们共同的熟人里最近又有几个突然作古。他们谈各自的急躁、缺乏承受力、健忘……等症状，他们一致认为，他们已经开始有老年性精神衰弱、精神障碍征兆。钱文更强调说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开始了一个老年性痴呆症过程。费可犁哈哈大笑，说“你这么聪明的人，还说这个，你可真能寻开心……”钱文说：“我们打赌，十年或十五年后，如果我被诊断为确是患了老年痴呆症，你赔我十万元人民币；反之，我加倍输给你！”钱文还说：“我最最希望的就是传媒上能够发布出来，我老钱已经得了痴呆症。这样，许多对我不放心不服气不平衡不耐烦的人就会睡得着觉了。”
又是一阵大笑。
钱文话锋一转，“老费呀，我最近常常想起二进来，想起他的老婆阿克丽莎……”
“太丑了丑死人了，苗二进这是个王八蛋……”费可犁一听二进的名字火就不打一处来。几十年的斗争过去了，许多人心目中都有一批“王八蛋”，许多人还在不断地与自己心目中的王八蛋斗争，可能还要再斗个几十年，斗到咽气为止。在给苗二进定性为“王八蛋”之后，他的描写也就充满了谩骂：“三十多年前，我被送去劳动教养，就是他苗二进王八蛋干的好事，他就是杀良冒功啊，不把我们全送进去，他怎么保得住永远当积极分子？要不是……要不是××同志出来说话我不也跟廖琼琼一样下场了么？这样的人走到哪里手上也会沾上鲜血。他倒是有本事，走到工商处就把工商处的处长顶走了，顶走了不算他整得人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回乡生产，早就丢了命了。他走到税务科又把税务科的科长拉下了马；后来去了扫黄办，你猜怎么着，三个月不到他就以扫黄力度不够为名向上参了一本，结果，他当上了扫黄办主任。主任的瘾他也只过了半年，他早就退休了，他退休的时候全机关放鞭炮庆祝，说是除了一害，获得了又一次解放，说是总算请走了一头咬群的驴。可惜了的，他是有本事的，可一直没有机会正正经经发挥出来……”
费可犁对于苗二进的描绘令人寒战。那时我们不相信周围有坏人，现在，有的人不相信自己周围有好人了。
其实，那次费可犁与廖珠珠也应邀参加了给钱文的饯行，他们也吃了刘小玲一夜不眠准备的菜肴。
这是一个人人觉得别人欠了自己二百吊钱的年月。
而过去呢，那是一个人人自我批评人人觉得自己欠了别人二百吊钱的年月。
“他原先的老婆……”钱文还是想把话题引到这儿来。
“唉，刘小玲死后不久苗二进就和章婉婉搞到一堆去了，不到一年他又和一个刷两只小辫的女造反派同居，把人家肚子都搞大了。这还了得，右派分子竟然向造反派进攻！他被另一派造反派揪了出来，以腐蚀造反派的罪名把他差点没斗死。一直到了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那阵子，他和一个百货公司的售货员结了婚。后来，谁知道怎么回事，又蹬了人家了，来了个外籍老婆，说是他们俩周游了全球，连毛里求斯都去过了！”
“什么什么，他跟章婉婉？没听说过是章婉婉呀，你们别事事都往章婉婉身上扣好不好？”
虽然没有根据，钱文还是想替章婉婉说几句话。
显然，由于对二进的厌恶，费可犁是对小玲也不会说一句好话的。可犁也正在烦恼中，恰恰是在政治风暴过去，生活变得正常之后，廖珠珠与他离了婚，移民去澳大利亚，走了十年了。再说费可犁这位“老革命”也退了，变得一肚子牢骚，洒向人间都是怨。
勃拉姆斯的交响乐完了，音响设置自动变到了下一个唱碟，忽然，成了邓丽君。邓丽君也死了，猝死。她有一个法国男朋友。那个法国人说他并不知道邓丽君是“何方神圣”，对邓丽君的回忆就是他们曾经走到街上拥抱接吻。他是在邓丽君死去一周年，接受香港电视记者采访的时候这样说的。钱文和东菊在深圳看了这个采访节目。倒是新加坡的几个年轻男女令人感动，他们专程去台湾给邓丽君的坟墓献鲜花。作为死亡，人人都不免这条道。刘小玲自以为她是殉了道的，她以殉道者的神圣与崇高热烈地迎接着死。她有丈夫也有孩子。而邓丽君只是突然的哮喘发作。她临死前不太长时间才有了一个看来对她一无所知的智商可疑的男友。谁比谁更不幸？谁比谁的命运更不可思议？
忿忿不平而又不得要领。他把费可犁的关于王八蛋的说法告诉了东菊，他们只能相对叹息。怎么这里也拉扯上了章婉婉？东菊轻轻说了一句，“哼，他自己又怎么样呢？可是可是……当然也不能怪费可犁……廖珠珠的脾气……”
立体声高低音喇叭里响起了邓丽君的温柔和俗腻的歌声：甜蜜蜜……你的笑容是这样熟悉，啊，在梦里……在哪里见过你？
刘小玲是太惨了。他们一致悲哀无比。在流行歌曲里，你不可能找得到真正的悲惨，而只有装模作样的撒娇，喷壶洒下的小雨和轻佻的寻求小费的欢喜。这，是幸福？
他们搜索往日的记忆，他们诅咒岁月的冲洗，他们的记忆中竟没有什么明晰的东西，他们的记忆没有为刘小玲留下足够的位置。他们将无法再次将自己的记忆告诉旁人，他们根本无法让旁人相信自己——如果连他们自己也对自己的记忆将信将疑的话
一九六七年冬天……是一张质地恶劣印刷也恶劣的新闻纸，是一张红卫兵小报。它的报名是什么？“千钧棒”？不是。“丛中笑”？也不像；可能是“驱虎豹”，也可能是“缚苍龙”、“红卫战报”？有点像“（保）卫（毛泽）东（林）彪”？事后想起来这样的名称多么可笑！“一月风雷”，对，怎么又像是“革命战旗”或者“赤色风暴”？那时候每一个普通的中国成人和孩子的生活里，充斥着多少假设的伟大牺牲和浴血冲杀！那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殊死搏斗而又莫知就里的岁月！
是的，就是在那个名称不详的小报上，以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名义，煽情地报道了革命造反派刘小玲同志（注意！是同志，那时同志是人的先决条件，如果刘小玲是同志，就不会有红卫兵去迫害她，就不会被医院拒之门外，她也就不会死掉。）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全过程。
然而这还不是最打动人的，事隔近三十年，回忆起来，最最打动人的是小报上刊登了刘小玲的三篇遗作，一篇是她的惹祸的大字报，一篇是她写的歌颂红卫兵的散文诗，第三篇是她临终前的遗书。三篇文章的文字都十分讲究，钱文有几次忍不住对东菊说：“她的文章简直像是得到了胡乔木的真传，华丽而又精到。”她的文章使他们俩悲痛震惊中拍案叫绝。然而，头两篇文章的印象却随着时间的冲刷而渐渐模糊了，那两篇文章写得再好，隔上一段时间也就与当时流行的众多的“革命檄文”区别不出来了：赤潮滚滚。东方地平线。飒爽英姿。荡涤污泥浊水。创造一个新世界。让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在革命小将面前发抖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如此而已。
真正难忘的是最后一篇，在这一篇里，刘小玲说：“……我已得了重病，我已受了太多的折磨，然而，肉体的痛苦将不能改变我的坚定信念，遍体鳞伤能令我阵阵昏迷却不能动摇我对于无产阶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