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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要注意：你的工作技巧永远不可能全部从校园里学到。不论是哪种教育，它都无法替代人们将来在工作中获得的经验，即便我们从校园里走出，发现了不足，再次返回校园做更有目标性的学习，而一旦回到工作中，我们依然会遇到问题”“，但我们不可能总是回到学校进修。人们有一种错觉，好像只有在学校里才叫学习，其实不然。北大尽管给了我很好的学识，但我现在的工作知识，大多是在北大以外学到的。
实际上，无论是从校内跨出校门，还是从校外返回校园，你在心中都应该推倒学校四周的隔墙，因为在学校时你需要实践，在社会中你需要学习。
策划人语：梦想是人生长存的美物。没有梦想人会死亡，而只有美梦才能创造光荣。如果一生只有一个梦想，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具有实现梦想的能力？拥有美梦葛维列（1964年生于北京。1983年考入北大经济系，1987年毕业留校任团委社会实践部部长，198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MBA。1992年回国创办中帝投资咨询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至今）：几年前麦克马克写过一部书，叫作《哈佛学不到》，曾在美国校园里那些人文学科的学生手中流传。麦克马克是国际顾问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兼总裁，他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之后，进了一家很好的法律事务所。如果继续做律师，他会有很好的前程，但他喜欢做的工作是那些能把所学知识和他一生最感兴趣的热点结合起来的事情。他的兴趣是打高尔夫球，所以他放弃了律师工作，去为业余球员做代理人，由此开创了一个行业，叫“竞技代理”。从1965年至今，他的国际顾问公司为许多的高尔夫、网球、模特人员做代理，成了全美同行业中最大、最有声望的企业。
人们最初选择学习一种知识，可能是当时的风尚所致。随着社会变化，人的梦想也随之变化，可能要不断放弃初衷，转入新近喜欢上的行业，这是追逐梦想的一种方式。前些天我在北京碰上了一位我在美国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时的同事，他最初是在试验室里做化学博士，后来他拿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宾州大学做教授，再后来他到商务部做东西方贸易，又去金融公司做筹资，而且成了副总裁，当他60岁退休时他又得到了法学博士学位。随着年龄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人们需要不断调整梦想。不满意目前的工作，打算换个新环境，这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另一种追逐梦想的方式是不放弃初衷，却能把业已冷却、但你依然喜爱的领域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如果你是历史学专家，你根本不必去商海里寻找新梦，只要你有慧心，你依然可以从故纸堆里发现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新东西，找到通往金钱、美名、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
我们在校园里曾有过数以百计的梦想，但工作之初，我们只能从事一些与自己的专业、爱好、人生设计全不搭界的小事。这时你千万不要认为梦想已化成了泡影，在毕业八九个月之内，如果你没有做你想做的事情，这简直太正常了。我本人从北大毕业已有9年，但我现在的一切，离我大学时的梦想还早着呢！你必须耐心地怀揣你的梦想，始终不断地温润着它，即使对那些怀揣着梦想到北京打工的人，也是如此。深圳有一个打工妹成了一家电视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这使我相信，只要人生有梦，并把这个梦想时常记在心上，将来总有一天你会遇到转机。
20岁比30岁拥有更多的浪漫的梦想，但这并不是说30岁就会完全丧失梦想能力。我的公司里集结着一批30岁的学人，我们共同的准则是“扬民族自尊，建共同富裕，求个人发展”。这是我们企业文化的骨髓，也是我个人的梦想。当你忽然发现自己30岁了，你会由于感触岁月流失而更多地把梦想和现实条件结合起来。30岁前后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是30岁的人更多地把没有付诸行动的梦想在追求过程中变成现实。这时不要以为自己老了，梦想和人生平淡了。30岁无论是谁，他都百分之百地拥有至少一个梦想，只是人们的梦想不同，有的人的梦想是一个强烈的目标，有的人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心愿。
而无论是宏愿还是一桩心事，只有实现了它，你的人生才会有快意可言。
不是吗？
白色的帽子
阿满君子
李宁
前面是红灯，“的士”停了下来。
“这是柠檬的香味吧？”在护城河畔上车的那位穿着体面的乘客问道。
“不，这是夏柑的味儿。”司机松井微笑着回答。
“嗬，夏柑竟有这么香啊！”“这是刚摘下来的，昨天我那乡下的老母亲用快件寄来的，大概是想连香味也给我送过来的吧。”
“噢，噢。”
“因为我太喜欢了，就把一个最大个的放在车子上了。”
信号灯变绿了。排成长龙的车子一起跑了起来。拐过一条大街后，在一条小巷子口上，那位先生下车了。
正要开车，松井顿了一下。
“咦，路边有顶白帽子，要是来阵风，不就会让车子碾坏了吗？！”在婆娑的柳树下，一顶可爱的白色的小帽子孤零零地丢在那儿。松井从车里出来，拿起了帽子，忽地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帽子底子飞走了。
啊，是只白蝴蝶。松井赶忙挥着帽子去扑，可蝴蝶飘飘摇摇，越飞越高，看着看着飞进树荫里去了。唔，原来是故意放在这里的呀。帽子里边，红丝线绣着：竹山幼儿园，竹野丈雄。松井拿着帽子，呼哧呼哧喘着气。一位胖胖的警察奇怪地看着他走过去了。
要是看到好不容易抓来的蝴蝶飞走了，这个孩子该有多失望呀。
忽然，正在踌躇的松井像是想到了什么，急忙回到车子里。
他从司机座位边拿出那只夏柑。你看它金黄金黄，真像是那温暖的阳光染成的，好漂亮的颜色哟。一阵诱人的香气，随风散了开来。
松井把夏柑用帽子盖上，怕风刮跑，又压上块石头。
刚回到车里，一个梳短发的小姑娘“咯噔”一声坐在后面的座位上。
“我迷路了。我走啊走啊，可哪里都是四四方方的房子……”。听声音就知道这孩子是累坏了。
“行啊“嗯—嗯—有没有一条路边有很多菜花的街呀？”“有，那是菜花桥。”
车子刚发动，远远的听到有一个活泼的男孩子的声音，而且这声音越来越近。
“就在那个帽子下边。妈妈，真的，真的有一只蝴蝶呀！”一个男孩子拿着一只崭新的青色的捕虫网，拉着还穿着围裙的妈妈的手，一跳一蹦的过来了。
“我去揭开帽子，你用这个网子去扑。哎，怎么有块石头压着？”后边座位上的女孩，因为车子刚开出一点，着急地说：“快点啊，叔叔，请您快点开吧！”松井赶忙踩下油门，路旁的柳树眼看着往身后溜去了。他扶着方向盘，心里却在想着：那位妈妈紧张地张着网，那男孩子小心翼翼地揭开帽子——该是多么吃惊。松井似乎看见了男孩张着大嘴的样子。
想不到吧，怎么会变魔术似的变出个夏柑来。不管怎么说，这是蝴蝶变的……。
他不由得“噗哧”一下笑出声来。
“啊？！”松井慌了一下神，反光镜里看不见那个小姑娘了。回身一看，人没了。
松井停下车，朝窗外看去。
这是一小块草坪，后边是一个不大的住宅区。数也数不清的白蝴蝶在飞来飞去。一片绿油油的三叶草，亲着开着小黄花的蒲公英，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其中。松井出神地看着那草坪上空翩翩起舞的蝴蝶，似乎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干得不错。”
“是挺不错的。”
“干得真漂亮。”
“是棒极了！”忽地一下，这声音像是碎了的肥皂泡一样，小的小的听不见了。只是车中还留着那夏柑淡淡的香味。
学话儿子：“今天，老师教我们说‘是的，先生’和‘不，先生’。”
父亲：“你学会了吗？”儿子：“不，先生。”
父亲：“将爸爸不能叫先生。”
儿子：“是的，先生。”
办刊二三事
郑元绪
一1981年初，经过紧张而短促的筹备，《读者文摘》就要面世了，心中总有些忐忑不安。原计划3月出版的，因为抽换了一些文章，拖至4月才出版。出版前，将一页页清样订在一起，不停地翻来翻去，就像即将分娩的母亲，猜测着自己的婴儿如何模样，来到世上会不会遭到冷遇。当时的编辑就只有胡亚权同我二人。对于编杂志都是初次尝试，“雄心壮志”虽是不小，却没有经验。我问老胡：你看这样装订出来，像一本杂志吗？老胡倒似乎胸有成竹：像，装上封面，三边一裁就像了！创刊号终于出刊了。封面很漂亮！红红的颜色，向往着未来的少女，给人带来一阵喜悦。我抚摸着每一页，端详着一篇篇变成了铅字、又整整齐齐排列在一起的文章，心里仍旧不踏实：读者会承认她吗？会喜欢她吗？要知道，审视她的，将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要赢得他们的信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0年后的今天，形势已大为改观。创刊号只征订了一万五千册；而眼下已拥有200多万订户、上千万读者，简直沐浴在读者的海洋中了。但我自创刊时染上的心病竟无从“医治”，每一期杂志出刊时，总有一种不安，不知这用心编出的几十篇文字，能否有几篇得到读者的认可？不知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意味，能否引起读者的感受和会心？每次接到工厂送来的签发样刊，都小心翼翼地浏览一遍，企图体验一次普通读者的心情。然后合上杂志，再假定自己是一名刚收到她的订户，再轻轻打开封面，一页一页地翻了下去……有时在街头行走，看见邮亭、书摊摆放着新到的《读者文摘》，不禁驻足其侧，细细打量那匆匆而来的顾客。及至看到他们一个个毫不犹豫地付了钱，卷起一本《读者文摘》匆匆而去的时候，心中才略觉宽慰。继而又不安起来：对于这些“忠实”、“虔诚”的读者，对于这些可爱的读者，这薄薄的48页该不会令他们失望罢！不安了10年，不安了100多期。或许要一直不安下去。
二办杂志要依靠作者供稿，而《读者文摘》的供稿者同读者是融为一体的。《读者文摘》创刊后，印数直线上升，来稿也骤增，每日几百件、上千件，有时用帆布袋往四楼办公室背。对于办刊初期来稿支持了刊物的人，我们是很感激的。虽未曾谋面，却是觉得十分熟悉了。
大约是1987年底，《现代妇女》杂志评选优秀稿件，总编辑小韩邀我去当评委。在那里，偶然遇到了北京《中国妇女报》的一位编辑。我接过他递给我的名片，发现名字竟是那么熟悉。
“您叫杨新连？”“是的。”
“您过去给《读者文摘》投过稿？”“好几年前的事了。”
我毫不迟疑地追问：“1982年，您译写的《自我放松20法》登在第8期上，对吗？”他吃惊得不知说什么好。
我继而笑道：“您的家好像住在东四六条，现在还住在那儿吗？”一阵畅谈之后，他又专程访问了编辑部，回去后，写成短文《薄雾中的桥》，登在《中国妇女报》上。文中写道：“我惊讶不已。要知道那时我还是个地地道道的读者，正是由于那篇文章，我的名字才第一次被排成铅字。”
那以后，我们再没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就像在这之前一样。我不知他还有没有兴趣翻翻《读者文摘》，但我知道，这次相遇，他不会忘记的。我也不会。
办刊时间长了，作者队伍不断更新，他们的情况不会一一记得那么清楚了。但心怀的敬意却始终未减。《读者文摘》10年，几乎没有约过一篇稿，采用的全部是自投稿。没有千百万读者的支持，《读者文摘》的发展及至生存都是很困难的。
三每天都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评刊的、谈论生活的、报告喜讯的、诉苦的，什么内容都有。最大的苦恼是无暇一一答复他们（又不愿找局外人代笔），恐怕已伤了许多颗心。专程拜访编辑部的读者也不断。真羞于让他们坐在这简陋而杂乱的编辑室中。好在人们并不计较，尤其是一些青少年读者，亲眼见到心仪已久的编辑们的“真身”，便心满意足。虽然发现这几位编辑个个都很平凡，也并不失望，反倒觉得亲切，拉近了距离。
柜子里有一个小花蓝，里面几朵红、白、黄色的绢花，很是生动。那是一位北京读者到兰州办事，亲自送到编辑部来的。花篮代表着三个人，小纸条上写着她们的名字。他们是朋友，不在一个单位工作，都喜爱《读者文摘》。来人不善表达自己的感情，又怕打忧我们的工作，坐也没有坐，拍了张合影便匆匆离去了。去年9月全国期刊展览，我赴京时带着她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想抽空找找她们。无奈实在太忙，未能如愿。展览期间还有一位中年读者，听说在京举行“《读者文摘》座谈会”，执意要参加，哪怕在会场外边向里望一望也行。我劝说了近半个小时，方才作罢。
我不知道这些未能如愿的读者，写信听不到回音的读者，还有众多的热情投稿而一次也没有采用的读者心中是怎样想的。我希望他们谅解，希望他们能够从《读者文摘》月刊的一页页之中，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诚挚的谢意。
（作者系本刊副主编，主持编辑部工作。）
抱着生命过海洋
《中国青年》
程武
有这样一则希腊神话，阿波罗爱上了西比尔，并且告诉她，不管多少年，只要她手里有尘土，她就能活下去。随着时光流逝，西比尔日渐憔悴，终成空躯，却依然求死不得。孩子们问吊在瓶中的西比尔：“你要什么？”她回答说：“我要死。”
我认为死并非是上帝对我们的一种惩罚，倒是命运女神钟爱人类的标志。正如我们需要睡眠一样，我们需要死亡。正是死亡的黑暗背景衬托出了生命的光彩。试想，如果生命是无限的，我们还会觉得她的可贵吗？如果生命像空气、沙粒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岂不是会像空气、沙粒一样无甚价值可言了吗？如果明天是无限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辛劳呢？一切都等到明天再说吧。假如这样等下去，我们能做成什么事呢？直到最后，我们一个个都成了瓶中的西比尔，那时也许才觉出死的可贵，生的可怕。
正因为有死亡，我们才这么珍惜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应成为优秀的舵手，驾驶自己的生命之舟轻快地航行。优秀的舵手善于对付痛苦，而现实中的许多人却因痛苦而导致海水没顶，过早走向死亡。痛苦应成为我们生命之舟上的压舱物，正因为有了它的存在，我们的船才得以稳健地前行。优秀的舵手还会摆脱魔鬼的诱惑，他们看淡尘世的物欲、烦恼，追求真理，他们一生光明磊落，表里如一。他们惜时如金，勤勤恳恳，度过丰富而有效的人生。
本土“留学”散记
中国妇女
朱铁志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眼中的外国人，同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因为从异族的角度，往往容易发现本民族习焉不察的东西。
大学4年中，我有3年半的时间与留学生住在一起，颇为有趣地体味到这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认真的日本人日本人的做事认真与刻板，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与我同居一室的W君有件小事便颇能说明问题。
一天半夜，我被一阵“咔嚓、咔嚓”的按快门声吵醒，发现W君正举着相机对着纱窗上的一只蝉照个不停。
“三更半夜你干吗呢？”我不无愠恼地问。
他用食指挡住撅起的嘴唇，示意我别吵，然后小声说：“快起来看吧，蝉正脱壳呢！”我很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好看的！”听了这话，他倒是放下了相机，一本正经地问：“你看过蝉脱壳？”“没有。”
他便不再理我，转身又盯着那只蝉，每隔上三五分钟，就“咔嚓”一张。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蝉脱完了壳，W君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对我说：“本人记录下了蝉脱壳的全过程，我很可能是记录这一过程的第一个日本人！”我被他的情绪感染，也有几分兴奋。我忽然觉得，这午夜的“儿戏”，虽然与我们学的哲学专业关系不大，倒可能与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呢。
“什么时候去？”在我以往的印象中，许多外国人讲究客套，惯于寒暄，而实际接触起来也不尽然。
一次，有位中国学生对法国同窗说：“有空到我家来玩！”这或许只是咱们中国人告别时随口说的一句话，不想那位已经准备走开的法国同学马上转回身来，热情地回应道：“我很高兴到你家里去，什么时候去？”中国学生显然缺乏准备，虚应了一句：“哪天再说吧。”
“哪天？明天行吗？”法国同学又问。
法国同学又问。
“明天恐怕不行。”中国同学答。
“明天到底行还是不行？”法国同学穷追不舍，脸上始终挂着诚恳的微笑。
“明天不行。”中国同学已面有难色。
“那么后天吧？”“那就后天吧。”无奈的回答。
这是一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小事。我们毕竟在“模模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