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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上的血丝抹掉，捧了两把撒落出来的水泥，把吐出的血埋了，又朝桥头走去。
尽管他只扛了一袋，但他明显感到不行了，那袋水泥在他肩上变成了石头，变成了铅……没走多远，水泥袋就自己滑落了，随即，沈志国又吐出了一口血。
带着金属质感的腥味儿，在空气里弥漫。
这回有好几个人看见了，他们都扔了肩上的东西，大呼小叫地跑过来，把他扶进了工棚。
沈志国只坐了一小会儿，就走出来，虽没再去扛水泥，可他到工地干别的事了。
吐血是有惯性的，只要开了头，别说下力，就连咳嗽也会把血咳出来。沈志国就是这样。他没有恐惧，可心里充满了忧伤。在工地上，沈志国的话最少，也只有他从来不谈自己家里的事情，谁也不知道他的景况，只是从他一年到头都不穿袜子看来，反正是好不了的。但是，你身体都弄成这样了，还图个啥呢？大家劝他回去算了。
事实上他自己也想回去，即便死，也死在世代祖居的村落里，可再怎么说也要再坚持一个月，先打声招呼，下个月走的时候把工资领全。
陈太学知道沈志国吐血的事，沈志国去他办公室，还没开口，陈太学就说，志国，我理解你的难处，你也要理解我的难处，谁管理这么大一个工地，都不容易。沈志国说陈哥，我知道，可是我没办法呀。陈太学说，你还是没理解我，你没办法，未必我就有办法？你想想，要是我在你这里开了头，别人都跟你学，大家都走了，我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你走不走是你的事，反正我又没赶你。沈志国说陈哥是没赶我走，陈哥待人好，可我实在挺不住了。陈太学脸色阴下去了，声音也放大了：我吃亏就吃亏在待人好！你挺不住，我也不强迫你留下来。
沈志国本来就不会说话，这时候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舔了几下嘴唇，走了出去。
他没有离开工地。
但几天之后，他又吐了一次血，而且吐得特别厉害，不得不走了。
直到沈志国离开工地大半天，陈太学才听说，他站在办公室外面，望着熙熙攘攘的红旗桥，想象着沈志国背着帆布包慢吞吞地跨过桥去的样子，身上的某一处震动了一下。
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陈太学一直都很郁闷，一直都在为自己寻找理由。他想到了他故意给张保国输钱，想到了陪张保国去“做保健”，觉得你沈志国虽然白干了几十天，可你在我面前，不像我在张保国面前那样低三下四吧？同时他也想到了儿子，听说儿子也在建筑工地上，也受着老板的盘剥——想到这里，陈太学直想哭——既然我儿子都在受罪，你叫我怎么说呢？
想了这些之后，让陈太学震动的地方感觉迟钝了，更不像当初赖掉冉老头他们的钱时那么心痛了。但他还是很郁闷，很迷惑，因为他拿不准：自己找出的这些理由，究竟算不算理由？
冬天到来的时候，陈太学的母亲走完了她生命的里程。那个孤独的老人死在冬日的早上。那天她起了床，把猪食煮好——煮猪食的时候，她照例和做饭的媳妇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锥心刺骨地互相攻击，自从陈福离家出走以后，两个女人攻击得就更加厉害了——就搭根凳子到门外去，靠着黑乎乎的木板墙坐下来。那时候，毫无热气的太阳正升起来，可死亡却降临到这个老人身上了。死亡来得很突然，简直不知道它是来自天空，来自大地，还是来自老人的身体内部，它一来就把老人笼罩了，弥漫了……
母亲的丧事办得很奢华，光响器就请了九拨，这在大荒村是前所未有的。但陈太学回到高州城后，喉咙里老是埋着一只苍蝇，吞也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这主要还是与他儿子有关。邻近村子里来“坐夜”（吊丧）的，都要问起陈福，这真是往陈太学的心窝里扎针。何奎的父亲还是像往常一样，咬着根竹烟筒，开口闭口“我儿子说”。村里谁家婚丧嫁娶，都在几层院坝里放了八仙桌，饭时当餐桌，饭后供人打牌和闲聊，只要何奎的父亲在哪张桌上坐下了，四周就围了许多人，向他打听国家大事。本来是母亲的丧事，结果倒成了那老头子的新闻发布会了！
陈太学不愿意想这些，可又不能不想，想起来就不能不伤心。只是他早就不责怪儿子了，只责怪自己。他觉得这都是因为自己的钱还不足够多的缘故。他相信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大荒村人就不会把何奎的父亲放在眼里的，就会跑到他陈太学的腚下来舔肥的！
那些天，陈太学持续不断地做同一个梦。他在梦中张开两臂飞翔，大河与群山在他肚皮底下影子一样划过。但是，不管他飞多长时间，飞多少里程，天气都是惨淡的，又冷又湿，而且后面还有人追赶。他看不清追赶者的脸，只觉得有一股阴气，使他恐惧得不敢有片刻的停留。醒来之后，他的手脚都麻木了，梦中的情景却刻骨铭心。
要是我有很多很多的钱，就没有谁敢在后面追我了……想到这里，他无端地叹息了一声。
翻年过去，高州新城已初具规模，张保国也在这时候当上了建设局副局长，分管项目部。
这年初夏，张副局长传达了上级振奋人心的号召：开发翠屏山。
翠屏山海拔不过四五百米，在群山簇拥的川东北，它根本就不能称为山，不过是土丘罢了。这片土丘位于城南，面积广大，形体浑圆，夏秋时节，野花盛开，香飘数里，高粱、玉米和水稻迎风滚动，住在城里的人，经常站在窗口，欣赏那绿浪滔滔的壮丽景象；到了冬季，外围的高山阻挡了来自大巴山和秦岭的寒流，因此翠屏山上依旧是草色青青，千竿挺秀。其“翠屏”之名，就是这么来的。正由于它的美，有关部门觉得，让它长不值钱的杂树、野花和庄稼，实在可惜。开发是早就定下来的，只是不能随便规划，要是在上面修普通商品房，简直辱没了那块地盘。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决定：利用山上良好的自然风光，修个别墅群出来！
这是高州城“民心工程”的一部分（命令刚刚发布，“高州市小康示范村”的石碑就立在了翠屏山口），因为别墅是给山上的农民修的。山上有数百户农民，多少年多少代了，他们都住在木屋或者土坯房里，漏风漏雨，既不舒适，也不安全；住进别墅就不一样了，那些农民就一跃进入超级小康了。按高州城的现行房价，老城每平米一千元，新城一千三百元，而翠屏山上的别墅定在三千元，按最小户型二百平米计算，就要六十万元。农民每人拥有一亩水田，几分旱地，一家有一头耕牛，几条喂猪，有的人家猪也喂不起，牛也养不起，一年的收入也就几百块，这么算下来，他们要把那栋别墅买到手，不吃不喝，也是一百年之后的事情了。
对农民这种现实的困难，有关部门是考虑到的，他们说如果你们实在买不动，就让别人来买吧，你们下山到老城住安置房，上面给每户补贴五千元，剩下的房款就靠你们自己支付了。
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就作了市场调查，别墅还没修，就已经销售一空。
那段时间，张保国副局长每天夹着公文包，带着几个手下，挨家挨户走访山上的农民：你买别墅吗？不买？不买就赶紧下山！
这一次，不像开发河沿时那么手软，再不允许钉子户存在，谁要说声不，立即扒房子！
推土机和挖掘机从临时开辟的土路轰隆隆地开了上来，在农民的田地里欢快地奔跑。那时候，稻谷都抽穗了，正吮吸着金灿灿的阳光，准备长成饱满的骨肉，回报农民的辛劳，喂养他们的日子——农民只在春节休息过几天，之后就一直在田地里忙碌，他们要弄出那些庄稼，需要把眼睛看绿，把腰弯断，把指甲磨穿。可现在，庄稼都在顷刻间变成了泥浆。
那些没来得及下山的农民，扑在田埂上痛哭。
陈太学比较顺利地从张保国手里要到了一份翠屏山的工程，也上山去了。就在他上山的那一天，他看到了最早给他租房子的那家人。那家人在翠屏山修的砖房被推掉了，一家老小悲悲戚戚的，正背着锅碗瓢盆和破棉絮下山。陈太学知道，这些去老城住安置房的农民，没钱做生意，只有挑着担儿，占据街头巷尾做些小买卖，而高州城正在创建省级文明城市，不许这些人给市容抹黑，见了他们，城管就抓，只要城管的车从远处开来，那些人就像遭遇危险的鸡，卟地一声四散逃窜。他们的孩子，很多人从小就辍学，趿着拖板鞋在街上闲逛，稍大些，就酗酒，抽烟，买卖毒品，结伙抢劫，到最后不是坐监，就是吃枪子儿。
陈太学跟老房东招呼也没打。他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他已经有意识地在让自己的心硬起来。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可以变硬的，包括心。他基本上不再想冉老头和沈志国了，即便想起来，也没多少特殊的感觉。现在，真正能够让他心痛的就是儿子了。
让陈太学没预料到的是，翠屏山上的工程动工不久，陈福就从浙江跑来投奔他了！
在陈太学的印象里，儿子很瘦小，可那只是陈福小时候留给他的印象，其实，陈福上初中时就比父亲高，瘦是有些瘦的，但决非陈太学心目中的瘦成一抓筋，外出打了两年多工，陈福的肤色变黑了，手臂上鼓起肉疙瘩。陈太学看着他这模样，竟然比看到他瘦瘦小小的样子还让他难受。儿子的样子无疑表明，他这两年多真是下苦力的。
陈福以为父亲要怎样处罚他，可陈太学却没明确地表示任何态度，他只是带着儿子，去老城的贫民窟走了一遭，从下午一直走到天黑。回来后，他才问儿子有啥想法，陈福低了头，说爸爸，我啥都听你的。陈福的这句话，猛然撕开了父亲心灵上结痂的伤疤，陈太学跳起来骂：你个狗日的，既然啥都听我的，我叫你考大学，你为啥就不考了？你说呀！陈福能说什么呢，他只是把头垂得更低。陈太学一把揪住儿子的头发，让他的头昂起来，点着他的鼻子骂：你不考大学，还跑了！你奶奶的死，就是你龟儿子造的孽！要是你不跑，你奶奶就不会死那么快！——啪！陈福挨了一记凶狠的耳光。
一旁的马芬早就看不下去了。婆妈安葬后，马芬就跟丈夫到了高州城，在工地上开了食堂。她现在觉得什么都好了，唯一焦心的就是儿子，既然儿子回来了，这个家就完整了，她的心就放到肚子里去了，你当爹的骂他几句还可说，打他干啥？马芬那时候正在给儿子铺床，见儿子被打了，她把被盖往地上一撂，脖子一挺，唾沫四溅地朝丈夫吼：天底下只有你陈太学是孝子！你那么心痛你妈，为啥你妈死那天上午就给你打了电话，第二天天都黑透了你才回来？这么长时间你干啥去了？我不说，你自己心里该明白！村里那些打工回来的，说的净是哪里的女人是哪个价，都不是他妈些好人！——还好意思打福儿！
陈太学奄沓沓的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接到母亲的死讯后，他的确是过了一天才回去的。他是在陪张保国打麻将。他想陪吗？不想！他一边摸牌，一边在咒自己丧尽天良，要遭五雷轰顶，但不把张保国陪好，又怎么能弄到工程？怎么能过上好日子？
此时，陈太学退到一旁抽烟。抽一口烟，他就在心里哭一声：为了这个家，我把屁股都撅给人家了，你还嫌我被糟践得不够么……
陈福依然像过去那么胆小，甚至更加胆小，但做事勤快，每天清晨四点钟，他就帮母亲去市场买菜，用推车推到工地食堂，又忙着淘洗。见儿子这样，陈太学的怒火就消了，只要儿子推着斗车出门，他就望着儿子的背影，沉痛地摇头。
让陈福去食堂里窜来窜去，陈太学认为那是丢人现眼。
这天，他把儿子叫到身边，马着脸说，走，跟老子去看工地。
从那以后，陈福就到工地去了。他毕竟是有知识的人，又有从事建筑业的实践，很快就弄懂了里面的黑白，便在父亲的工地上做了监工。
有了儿子帮忙，陈太学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张保国他们玩了。张保国当副局长后，他手下一个姓贺的人当了项目部经理，但陈太学把握住一个原则：只对张保国负责，因为张保国分管项目部，贺经理自然就归他管了，既然如此，陈太学认为自己没必要对贺经理多加理睬，反正每次打牌贺经理都在，也跟他一样，对张保国说话诚惶诚恐，钱也只管往张保国手里输。
一切都顺风顺水的，陈太学一家就在高州城住下来了。他很少想到老君山上的大荒村。大荒村有他的祖坟，然而，人死如灯灭，惦念是有的，终究无济于事；大荒村还有他的弟弟，陈太学偶尔会想起他，可他总是迅速把那份心思扑灭了。
弟弟给别人当奴才的样子，仿佛是陈太学留在乡间的活标本，这让他很难受。
陈太学眼下最迫切的事情，是给儿子找个女人。儿子的年龄已经不小了，是该找女人的时候了，可就是没一个合适的人。老君山的女人倒是多，说真心话，那山上的女人还长得很漂亮，但陈太学打死也不会同意儿子回山里去结个媳妇的；找个城里女人吧，又不可能，高州城的市民都把农民叫“弯弯儿”，这名字是怎么叫来的，陈太学不懂，反正是个蔑称。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就只有慢慢碰了。陈太学最担心的是工地上那些女子，现在他工地上有八个女子，多半都没结婚，陈太学害怕儿子被她们勾引了。说到底，那些人再勤快，再灵巧，模样儿再俏，不也就是穷弯弯儿吗？弯弯儿跟弯弯儿是不一样的，即便要找个弯弯儿做儿媳妇，也必须是跟他一样发了财的富弯弯儿。陈太学已经知道了一些新名词，他说这叫强强联手。
他警告儿子：你听醒了，要是我发现你跟工地上那些小妖精混，老子打断你的腿！
陈福并没跟那些“小妖精”混，但他的确爱听她们说话，他也知道其中一个很喜欢他，只要他走过去，她就水盈盈地瞄他一眼，然后低下头去，脸颊绯红，一声不吭地做活。那是一个身体瘦弱头发泛黄的女子，陈福开始并没注意她，可是，那双眼睛让陈福心疼，慢慢地，陈福就不仅心疼她的眼睛，还心疼她的瘦，她的黄头发，以及她卖力劳动的样子。晚上睡觉，陈福也要想上她一阵。现在，陈太学租了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是二十前的老房子，很陈旧，但毕竟像个样子了，陈福睡在床上，心想我住在这里，可她却睡在拥挤不堪夏天闷热冬天寒冷的工棚里，这其中蕴含着某种让人很不愉快的因素。只是父亲警告他之后，他就不敢想了……
陈太学到底遂了自己找“富弯弯儿”的心愿。说起来这还得感谢张保国。那年秋天，有一次张保国透露，说他夫人近日身体不大利索，陈太学记在心上，两天过后，他就抽空到距高州城十五公里外的乡下给张保国买鳖。那里有个养鳖大王，远近闻名的。还有大老远，陈太学就能认出养鳖大王的住处，那是坐落在平坝里的一栋三层小洋楼，傲立于低矮芜杂的民舍之间。以前，这里很多人都养鳖，唯独这家有养鳖的秘绝，别人养的鳖又瘦又小，他养的又肥又大；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别人的鳖无论怎样烹制都有一股土腥味儿，而他的鳖刚刚下锅，就能闻到一股玫瑰花香。久而久之，他的鳖出了名，他也跟着出了名，外面来进货的，根本不往别处走，直接就到了他的池塘边。这样，别的人都被他挤垮了，他成了坝上首屈一指的富人。他的池塘有两亩多，塘边芳草萋萋，上面架了铁丝网天棚，那些鳖们，有的没在塘中，有的歇在岸边草丛里，有的还趴到了铁丝网上，无忧无虑地倒挂着，让秋天的太阳晒热它们的肚皮。陈太学选了几个大的，共有三十多斤重，花去四千多块钱，买回去送给了张副局长。
张保国翘起好看的嘴角笑了一下：你这个陈太学呀！
过了两天，张保国给陈太学打电话，说陈太学，你那些玩意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么好吃？我准备再去买些。陈太学说，嗨呀张局长，这些事你交给我办就是嘛！张保国说，那就辛苦你哟。陈太学一听，情绪更激烈了，说张局长你这是……好像张保国说他辛苦，是批评他。放了电话，陈太学沉了脸，抹了几把头发。他的头发越见稀少，寡黄寡黄的头皮一坡一坡地露出来。三十多斤鳖，说啥也不该两天就吃完的，张保国一定是拿去送人了。
想到这点，陈太学几乎有些同情张保国了——我给他当孙子，他又给别人当孙子，就跟狼吃羊、羊又吃草没啥区别。娘的，这世上谁都不好过。
认识到这一点，陈太学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让自己的心变成石头了。
在那之后的一个月内，陈太学连续三次去为张保国买鳖。去得多了，他就跟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