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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国家没有通货膨胀，也不用增加工资。我们有一支非常稳定的劳动大军。我们愿意在分包的形式下与你们共享这一切。”
他似乎对他在我面前展示的一切感到很得意，也许有些人看到苏联人奋斗多年后取得这些进步还是了不起的。但是我对参观中所见到的却并不以为然。
我看了一下周围的人，他们都在等着我说点什么。我问吉希尼，我能不能讲心里的真话。他说我应该全都讲出来，于是我就这样做了。
“我要对你们讲真话。在日本，我们调动最优秀的人才、花费多年的时间寻求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办法，那怕是在螺丝刀这样简单的事情上都要下很大的功夫。我们曾经绞尽脑汁去找出每一种应用条件下电烙铁温度的精确值。你们在这些方面却未做任何努力，好像没有必要一样，因为没有人在乎这些事。”
“说实在的，吉希尼先生，您这样客气地款待我们，又带我们到处参观，我不好意思对任何一件事提出批评，但是我必须告诉您，我无法忍心看到在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索尼的产品。我不能向您提供我们的产品技术。”
他对我的讲话表现得很坦然，然后对身边的一位助手示意，那位助手于是骄傲地递给他一个小型的、粗糙的、盒式的苏联造晶体管黑白电视机。
他说：“盛田先生，我们正准备把这种电视机销售到欧洲去。请谈谈您对此的看法。”我又一次不得不问他：“我可以说心里话吗？”他点点头。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开始说：“吉希尼先生，苏联有伟大的艺术天才，例如你们的音乐家和舞蹈家。你们继承了丰富的艺术遗产，你们的演员在世界上享有盛名。你们是很幸运的，因为在你们国家同时拥有技术和艺术。”
“但是为什么我却没有看到两者在这台电视机里的体现呢？苏联既有技术又有艺术，为什么就不能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令人称奇的产品呢？坦诚地说，根据我们对市场和消费者品味的了解，我们不认为这样丑陋的电视机有任何商业价值。”
出现了短暂的震惊后的沉默，然后吉希尼转过身去对那位通讯部的官员说：“你对盛田先生的评价做何感想？”
那位官员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理解您说的话，盛田先生。但艺术并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
这种回答简直匪夷所思。我开始产生了不好的感觉，我说：“哦，我知道了。我只不过说了我想说的。如果您愿意给我一个这样的电视机，我将把它带回东京，我会让我的工程师给您提出改进的意见。”后来我真地这样做了，我们的工程师寄回去一个很长的报告，提出了对电路的重新设计和其它一些改进措施。但决不是索尼的技术。
虽然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进行竞争的想法在苏联没有取得进展，但是中国的经验可能会对他们有所刺激。现在苏联与美国有另外一种竞争，虽然这种军事竞争的副作用促进了国防技术，但对双方的经济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苏联，技术似乎都集中在空间计划和国防计划这些方面，肯定不会在家用产品上。对大众而言，设计，甚至技术质量，都落后了。
在广播设备方面我们与苏联有很多的生意。索尼公司是世界上这种设备的最大生产厂家。当然，我们只有在“对共产主义地区出口统筹委员会”批准的条件下才能售出。同样，我们与中国在广播设备上也有大笔的生意。这两个国家都想通过许可证的方式得到我们的技术，特别是单枪三束电视机显像管技术。但是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我们没有生产任何产品，也没有允许以我们的名义生产任何产品。很久以前菲亚特汽车公司向苏联出售了一个汽车制造厂的成套设备和汽车制造技术，结果在欧洲出现了很多的汽车，它们看上去像菲亚特的产品，但是实际上都是苏联的劣质货。菲亚特的声誉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我们不愿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头上。（事隔多年，时至今日，中国自己生产的彩色电视机已经在国内市场上占有最大份额，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了一席之地。中国的彩色电视机不仅价格上有优势，而且在某些质量和技术指标上也占有一定的优势。而索尼的产品在中国却因为质量问题屡见不鲜，服务态度又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声名大降，甚至曾遭到海南一家大商场的拒绝进货。可见盛田昭夫当时对中国市场缺乏远见，从而导致索尼产品在中国市场上今日之败局。——译者评）
几年以后，在萨尔斯堡的一次音乐节上我与吉希尼谈话，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再来看看我们。”但是至今我仍然没有机会。
第二十六章
我已经对竞争如何造就了我们宏大的工业这个话题谈了很多，我必须承认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当今社会中的竞争过于激烈了。在教育和社会生活中都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毁灭了很多年青的生命。为在学校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竞争是很紧张的。因为进入“最好”的学校的机会是建立在成绩之上，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竞争性的考试。于是在日本产生了有名的“教育母亲”，她们强迫孩子过着一种非常艰难、没有欢乐和充满了考试和学习的生活。前几年我们在东京搬了家之后，我在邻近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幼儿园入园预备学校。
东京大学也许是日本最有名的高等学府，它可以为其成千上万的优秀毕业生感到骄傲，这些人中有首相、高级官员、外交家和出类拔萃的商人。但是有一天东大的前校长却对我说：“经过多年的刻苦用功，刚进校的新生都累得精疲力尽了。”在日本很多学生都喜欢开一个令人心酸的玩笑，他们说，在大学里几乎学不到任何东西。一旦学生进入了他们长期为之奋斗的大学，他们就会认为他们的人生目标已经达到。他们太累了，再也不想、或者说感到没有必要进一步学习了。只要进了大学，几乎没有人毕不了业的。日本的大学很难进，但却很容易混到毕业。在美国和英国刚好相反，大学容易进去。但却不容易毕业出来。
甚至在日本的政府部门里也充满了竞争精神。在局外人的眼里，日本政府似乎是一个运作良好的组织。政府是由很多受过良好训练、知识丰富的名牌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在当今世界上，日本具有可能是最称职和训练有素的官员。那些官僚身份的专业人员通常十分看重自己的职权，所以在一个省（相当于中国的部——译者）的各部门之间以及各个省之间经常出现争斗。
我们在报纸和电视上的竞争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因为都争着播送最受欢迎的节目，所以电视节目的质量逐步恶化，下降到一个低水平上。在报纸行业中，头脑冷静的人解决了一个问题，但又形成了另一个问题。因为日本几乎没有文盲目、学序、修身、处世、接物之要。对后世书院制度产生很，我们的国家全部处在同一个时区内，我们可以办全国性的报纸，所以报纸行业中的竞争非常尖锐。几家大报社拥有自己的飞机和直升飞机，有的飞机上还设有暗室，所以摄影师从很远的地方完成任务返回东京时可以在飞机上处理胶卷。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东京的《朝日新闻》使用我们的无胶卷马维卡照相机，他们的采访车上安装了一台索尼的移动电话，记者们乘这辆车采访全部的主赛场，把每场比赛的图片通过电话发出去。朝日社用这种立拍可得的数字式图片击败了其它的各家报纸。这是一次试验，其结果使我们感到非常满意。我没有去看奥运会，但我欣赏了那些照片。
但是，对新闻的渴求和为报道事件派出的大量记者对每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问题。记者和电视摄像师经常整夜地围在新闻人物的住宅外面，有时妨碍了人们的进出。有时他们的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政府所有的省和主要机关里，进行内部正常新闻报道的记者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制定了有关新闻报道和行为的准则。这个措施妨碍了“干劲十足”的采访，但是如果为了得到新闻，几百名记者都把镜头对准某一个省的大臣或者一组官员，谁在晚上还能够睡得着觉了呢？
竞争虽然也有黑暗的一面，但是依我的看法，它是工业和技术发展的关键，这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都是事实。应该尽量减少任何对自由和公开竞争的干预。在这方面，里根政府关于反托拉斯法的新途径最受欢迎，因为它重新带来了更加符合经济现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在日本也必须为排除某些不必要的对市场自由作用的约束和限制而努力。必须废除生意场中的陈规陋俗。我一直在与守旧派作斗争，并且还将继续下去。
我还要对我的美国朋友送上一句忠告。乔治．肯南曾经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尊重法律、符合道德”，我想这在今天仍然是事实，但每个国家与个人一样，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一些美国人试图将美国的理想和法律教条应用到世界各地去的想法是错误的。
我想表明的是我们面临的市场竞争导致了误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总是提倡世界各国的工商界领导人保持更多的个人接触。律师经常劝我们不要聚在一起，他们担心这样的聚会可能让我们卷入反托拉斯的官司中去。我当然很欣赏他们的劝告，但是却没有哪一条反托拉斯的法律会说工商界领导人不能和不应该通过聚会来增进相互了解。提供适当的人身保卫，由政府出面主持，将会议记录公布于众，这样的会议将创造增进理解的基础，而且应该得到鼓励。英国和日本电子工业协会之间连续举行的年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已经到了第十九年。在这种所谓“智者集团”的会议以及后来的日美商人会议和1984年的美日顾问委员会中，都采取了进一步发展相互了解的重要措施。
但是为了扩大了解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1985年，也就是第四次宣布所谓“自愿”限制汽车出口量的那一年，我颇有兴趣地看到美国人采取的粗暴行动。日本的制造商连续三年减少了运往美国的汽车，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包括贸易秘书，都表示在第四年里已经没有必要再加以限制，因为美国的工业已经“喘过气”来了。美国的汽车厂已经做了改进，他们的汽车已经有了竞争力。
1984年美国汽车公司的领导人得到的奖金数目巨大，以致报纸上发表社论，把这件事说成丑闻。但是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却要求增加打着他们的牌子在美国销售的日本汽车。在原有的限制条件下，一些较小的日本公司得到的出口份额很小，他们急切地希望取消限制，以便他们向美国的用户出口更多的汽车。通产省的有识之士看到，如果完全没有限制，每家公司都会尽可能多地出口汽车，结果就会搞得乱七八糟，当出口汽车形成洪水猛兽的时候，又会在美国引起公愤。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再实施一年的限制，但是将限额增加24％。这是相当大的增额，但是他们知道日本人的竞争天性，如果完全不加以限制那么运出的汽车将会更多。这次增额给了那些小公司更多的份额，他们的汽车是以所谓“替他人做嫁衣裳”的形式卖给那些美国公司的，例如三菱、马自达和五十铃公司分别为克利斯勒、福特和通用公司生产汽车。
日本政府的声明在底特律和中西部工业区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和愤怒。有些美国报纸发表社论说，日本人即使在没有正式约束的条件下也应该继续遵守原有的限制额。国会议员们气急败坏地大叫大喊。他们不了解日本人的竞争精神。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有些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却开始抱怨，不是因为日本人运来了太多的汽车，而是因为他们能够买得到的日本汽车增加得太少！由于限额的增多，克利斯勒公司进口的三菱汽车比前一年增加了70％，通用公司的铃木汽车增加了211。8％，而五十铃汽车增加了141％。这两家公司和福特公司都提高了他们向美国用户供应日本汽车的能力。这一下轮到日本人莫明其妙了。为什么就在国会议员和其他人都在抱怨日本人的竞争时，美国的汽车公司却在增加进口，而且甚至还在抱怨进口得不够？
通过市场竞争，我们懂得了，日本公司，也包括我们自己，有时错误地应用“卡脖子”战术。公司为了追求市场占有额的增加，拼命地降低价格，有时低到这样的地步，搞得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产品上盈利。在市场占有额的竞争中，只有那些经受得起赔本到底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种做法在有些国家的工商界中引起了误会和恶感，特别是在东南亚，日本公司不顾当地的体制，把他们的竞争战术带到了那里。然而在汽车行业里，美国人也加入了日本人的行动，但是如果说他们不是最了解市场和消费者的人，那么我实在不知道还有谁是这样的人。
第二十七章
我们日本人一直受到生存条件的困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脚下的大地每天都在颤抖。我们天天生活在这些火山岛上，不仅受到大地震的威胁，也受到台风、海啸、暴风雪和春季洪水的威胁。我们的岛屿除了水之外几乎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原材料，只有小于四分之一的土地是可以住人或者用于耕种的。所以，我们对自然资源非常珍惜。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学会了尊重自然，保护资源，使产品小型化，并把技术视为帮助我们生存下去的手段。虽然我们信仰宗教，相信神灵无所不在，但我们并不把自己看作是虔诚的信徒。我们信仰佛教、儒教、神道和基督教，但是我们也非常相信实用主义。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日本人是天生的神道信仰者，但是却过着儒生的生活，以基督徒的方式结婚，最后按佛门的规矩下葬。我们的礼仪、习俗和节日浸透了千百年来的宗教传统，但是我们却并没有被各种禁忌所束缚，可以自由地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从中找出最好的结果和最实用的办法。
我们珍视自古世代相传的很多概念，其中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概念之一是“不得暴殄天物”，这个词在日文中读作“mottainai”，很难简单地翻译成别的语言中的词汇。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从中可以找出有关日本、日本人和日本工业的很多解释。这个概念表明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造物主的恩赐，对此我们应该怀有感激之情，而绝对不能加以浪费。从字面上讲，“mottainai”是不敬神圣的意思，但它的深层却有亵渎上天的内涵。我们日本人感觉到世上万物都是神圣的信贷，实际上只是上天借给我们的，让我们以最好的方式加以利用。浪费东西被看作是一种罪恶。我们甚至用“mottainai”来表示对很一般的东西的恣意浪费，例如水或纸。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发展了这个概念，它已经超出了节约和保存的范畴，它成了一种宗教的概念。我知道西方和亚洲的其它一些地方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这种概念，但在日本它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艰难岁月和自然灾害的不断威胁之下为了生存而斗争，试图用最少的原材料制造产品，这两者都成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浪费任何东西都被看作是可耻的，实际上是犯罪。
过去，日本与外界完全隔绝，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资源来对付任何自然灾害。粮食短缺，地震频繁，大火一次又一次地烧毁了城市的房屋，人们被迫从头重建自己的生活。我们变得非常善于应付危机。战争刚刚结束以后，有些人在日本吃惊地看到日本人怎样重新建设城市，这些城市在1945年已被炸成一片巨大的瓦砾场。很多人都曾写到，我们把它看作是又一次自然灾害的打击，就像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残酷地摧毁了东京一样，地震震倒了高层建筑，烧掉了成千上万的住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燃烧弹和高爆炸弹造成了同样的损失。我还记得1946年那个时候，每天晚上下班以后我从白木屋的临时工厂步行到东京火车站，大约要走两公里，一路上看不到一栋树立的楼房，除了几个烟囱和商店、工厂的钢制保险箱堆了一地之外，一无所有。举目四望，两公里以内到处都是残砖碎瓦。成千上万架B…29超级堡垒对大城市扔下了燃烧弹，对准了集中在那里的工业目标，这是日本人在规划上犯的错误。我们将近一半的飞机发动机在一个城市里生产。所有的飞机在两个城市里总装，90％的电子管在三个城市里制造。
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里，在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之后，城市都很快得以重建，其速度之高甚至使一些日本人感到吃惊。日本人已经习惯于应付贫困和自然灾害，战后一些家庭设法搬进烧毁的家园的防空洞中失之考证的繁琐。主要人物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