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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人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但却知道这的确是天皇。他的讲话用的是一种非常讲究的、古老的宫廷语言，虽然我们并不能逐字逐句地听懂，但还是知道他要告诉我们的消息是什么。大家感到震惊，同时也松了一口气。
战争结束了。
第四章
突然之间我们的世界发生了变化。天皇在此以前从来没有直接对他的臣民说过话，现在他出来告诉我们，今后的日子是艰难的。他还说，我们可以“为万代后世铺平通往和平之坦途，”为此我们必须“忍耐无法忍耐之痛苦。”他希望日本向前看，他说：“聚集全部之力量贡献于建设未来。”他还要求国家“保持与世界共同进步”，这是一个挑战。
我知道我的义务是回到工作站去完成要求我做的事情。虽然大家都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没人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预计将会出现一场大混乱。我可以想像得出回到逗子工作站去的情形，和站里的一群心神不定的工作人员在一起，不知道该干什么是好。他们中的非军方人员还很年青，其中不少的人还是姑娘。因为我是值班军官，所以我应该对他们负责，思之再三，看来还是尽早地送他们回家较为妥当。我们不知道是否会出现一个艰难的占领时期，军人会受到什么处罚，会不会把我们都抓起来丢进监狱？
我对母亲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必须回去。”我让她替我准备一点路上吃的东西。她做了很多饭团子，然后包起来，这样我就可以把它们装到我的背包里。我想，如果汽车和火车都不开了，那么要返回基地就可能要三天的时间。我认为大部分的地区交通都会停止运行，我必须搭乘便车回去。食物在路上是不好弄到的。我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来到七、八公里以外的火车站，由于我是一名军官，所以很容易就买到一张夜车的车票。我坐在候车室里等待，以为要等一个通宵，但是出人意外的是火车竟然准点到达，我想这还真是日本人守时的传统，我原以为上车后很难找到座位，实际上车上的旅客很少。车厢里打扫得整洁、舒适，我一路顺风地回到逗子，返回了工作站。结果准备吃三天的饭团还剩了不少。
我的任务比我想像的要容易一些。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是当时的日本的确到处都是一片恐惧和混乱，正如我所预料的，一些军人企图阻止投降，例如一名叫小野的海军大佐和一批空军军官召集他们的士兵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告诉他们投降就是叛变。那个地区的好几个空军部队威胁要在美国舰队进入东京湾接受投降时发起自杀攻击，军事事务局立即采取了防范措施，命令所有的飞机解除武装，并将油箱排空。还发生过一些其它的事件，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但是，没有一件酿成我原来预料的那种来自海军的最后抵抗。多年以后，我们还听说曾经有人试图阻止广播天皇的公告。一些少壮军官曾计划占领皇宫，以此来鼓励其它军人加入他们的行动，反对投降。有一小批暴乱者攻击了首相官邸，铃木首相稍加思索后，从一个紧急出口逃出了他的私宅。暴乱者想搜查掌玺大臣矶多侯爵，但是他当时安全地躲在皇宫中。有些陆军和海军的飞行员甚至驾机从东京地区上空飞过，散发传单，向市民呼吁抵抗，声称天皇的公告是无效的。陆军的一些军官以自杀的方式抗议投降，因为从技术上讲，尽管军队的伤亡惨重，战争中阵亡的日本陆、海、空三军将士不下2，750，000人，但是军队还没有被打垮。直到最后，军人中的那些狂热分子也只好在不可回避的事实面前低头，去“忍耐无法忍耐之痛苦。”
八月十六日我回到工作站，我的同事惊奇地看着我，特别是那个威胁过我而又被我奚落过的中尉。我想他并不了解我。军官们看来都处在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中。
大量的日本士兵很快就从日本各地的基地赶回家去，火车和汽车越来越拥挤。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要投降。战场上的大多数日本军队还没有被打垮，稀疏地分布在亚洲各地。在雷特、依华岛、塞班岛和冲绳的一连串惨败，美国对本岛的空中优势以及使用原子武器已足以证明战争不可能打赢。广岛投下原子弹以后，苏联又对日宣战，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的恐慌，人们都很担心这个以前的假想敌人会在我们处于劣势的时候乘机占领日本。苏联占领了库页岛以及北海道北边的四个岛屿，其中最近的一个在日本本岛的视野以内。这些岛屿至今还被占领着。1972年美国将1945年占领的冲绳岛归还给日本。
1945年俄国人乘我们的军事力量相对减小和薄弱的时机，仗着他们的人多势众，打进了满洲，那是我们多年以来用于防御他们的缓冲区。日本平民和军人都想从俄国人手里逃掉，一度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奥义书》梵我合一思想，用以说明人生解脱之方法。商羯罗，但是最终还是有500，000名日本士兵被抓起来送到西伯利亚和苏联其它的地方，关进了集中营。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囚犯，事实上干着奴隶一样的苦役，长达十二年之久。在满洲的大混乱中，很多日本家庭妻离子散。中国人收养了孤儿。在某些情况下，无法逃走的日本父母亲可以说服中国人的家庭收养他们的孩子并保护他们。甚至四十年后的今天，有些中国人还认为自己是战后混乱中离开了父母的日本孩子，他们被带到日本，在人们的帮助下寻找早已失散的亲戚。令人吃惊的是有的人还在继续寻找他们年迈的父母或者其他亲人，有时候他们依据的仅仅是分离前生活中的一点回忆或者是身上的伤疤和明显印记。当然，随着岁月的流逝，活着的父母越来越少。有人现在说，天皇做出投降决定造成的恐慌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一样，因为人们害怕苏联攻入本岛或者分裂国家，就像后来他们在德国的所作所为那样。
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而言，战争的结束是一个很大的解脱，但同时也是民族的悲剧。日本的报纸在占领初期登载了一些描述占领者的文章，令人惊奇。例如《读卖新闻》是这样描述一批美国海军航空兵的，“非常随和，和蔼可亲；不管是在讲话还是在行为中都没有表现出胜利的骄傲．．．．．．从今以后，日本人在与美国占领军接触时都应该非常注意这种和蔼可亲的态度。”有些日本人甚至为美国占领军的到来举杯庆贺，但是大多数人看到他们有时还是有点害怕和怀疑。
当时我们还没有接到命令。我们只好等了几天，每天除了喝酒，没有别的事情可干。接到的第一个命令是让我们将重要文件烧毁。现在想起来，当初我们过于谨慎了。我烧掉了所有的个人文件，包括全部的报告和试验数据。我还有几个私人笔记本的记录本，也烧了。现在我经常想，这些东西要是留下来该多有意思，当时烧掉真是太愚蠢了。后来又接到一个命令，让我们保留一些特殊种类的资料，但是太晚了，所有的东西都随着烟雾一去不复返了。因为谁也不知道美国人会怎样处置被征服的日本人，所以当时全日本有很多人都把他们的记录烧了，也不管美国人会不会寻找犯罪的证据或者什么别的东西。报社烧掉了照片文档；一些公司毁掉了记录资料，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还有一些人把家里的重要文件和记录埋到花园里。这说明了当时不光是海军司令部，整个国家都混乱到了什么地步。我们也接到命令破坏所有的重要机器，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的机器，我们甚至连武器也没有。最后一个命令是授权给我，将工作人员遣散回家。这正是我在等待的命令，但是说得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缺少车辆来运送普通的工人。这些人的家分散得很广，搬到离原来的地方很远的遣散区去了。我必须计划好，怎样才能使这些人很快起程。没有车辆和食品该怎么办呢？那位用酒和豆酱换鱼的少尉给我出了一个新的点子。
我们意识到手头的办公室家具和实验室设备是有价值的，在战争的紧缺年代甚至比钱更加有用。我们已经接到命令要把这些东西毁掉。在一些部队里，有人把这些财产拿回家，到黑市上变卖。从这些谋取私利的人身上得到启发，我们与当地最大的卡车运输公司洽谈因反对经院哲学，宣传“异端”思想，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于，我们把用于试验的蓄电池给他们，他们把我们的人员的行李送回家。那家公司的卡车急需配备蓄电池，所以他们乐于交换。我们又加上了一些办公室的设备、柜子和办公桌。逗子的火车站站长也很高兴地要了一些旧家具，作为交换，他为我们的非军方人员提供了大部分的直达火车票和行李运输。
我先将高中学生和年青的妇女送回家。有谣言说，海军军官会被定为战争罪犯，非军方人员可能被逮捕。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符合逻辑，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与美国人交战。但是这种恐惧在混乱的局势下是很典型的。从安全方面着想，我相信最好还是让我们的人赶快回家。我们完全不知道美国军队会有什么行为，所有妇女们还是先回家去。战争中太缺乏工程人员，我们部队来了一批理科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大约只有二十岁。我也想先把这批孩子送回家。但是其中有两个已经无家可归，因为他们的父母住在朝鲜或是满洲，现在我不记得了，所以我只好让他们到我自己的父母身边去。我交给他们一封给我母亲的信，信中说道：“不知道还要在这里驻留多长时间。甚至有可能被美国人处死。所以请照顾好这两个孩子。”后来母亲来信埋怨我说：“为什么要在没有米吃的时候给我们送两个大肚子汉来？”
在没接到新的命令以前，很多天我们都没事干，只好坐等。所有的姑娘和小伙子都送回家了，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了。我们有一架望远镜，可以观看到那些美国军舰源源不断地开进相模湾来，他们准备去东京湾参加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投降文件签署仪式。仿佛整个美国海军都涌入了我们面前的这个海湾。我很想离开，最后时机终于来到，我乘第一趟火车赶回家去。这次团聚的人真多，因为我的两个弟弟几乎也在同一时间回到家里中。我们都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受伤，父亲和母亲都非常高兴。我们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又安全无损地回到家里。我们也避免了犯下法西斯罪行，而当时不少的日本青年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和光荣战死的思想，都干过一些法西斯暴行。在日本，人们总是谈起心理氛围，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它把人们卷入一窝蜂的行动中，好像每个人都呼吸着同样的一种特殊空气。战争时期，军方正是利用了日本人的这种性格，他们总是用自愿的方式发起运动，就像在我弟弟他们班上那样。很多热血青年在这种氛围中都自愿参加。虽然当年很多神风敢死队员由于没能参加最后的拼命而十分沮丧，但后来他们都很庆幸那时失去了机会而留下了性命。战后，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在全国各地巡视，对国民发表演讲。他改变了以往神的形象，像一个令人尊敬的父亲，日本人开始恢复正常的平静心情。对于很多人来说，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仿佛遭受了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
面对新的和平时期反倒觉得不习惯。轰炸机不再来了，但是大部分城市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可轰炸的了。在大阪、名古屋和东京这些城市的市中区只剩下了一些坚固的混凝土或石材建筑物。B…29轰炸机群扔下了雨点似的大量燃烧弹，脆弱的、用木料和纸做成的房屋、商店、工厂像火绒一样被烧得一干二净。穿过居民区的防火道本来是为了用来限制损失区域，但是在风的作用下余烬乱飞，所以也就不起作用了。在东京定社会环境、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指出把思想、观念的，战前七百万人口中的一小半在轰炸开始之后还留在城里。大约四百万人已经迁到乡下或者小城市去了。这场灾难比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更加严重，但是大火引起的损失是一样的，所以有些东京人在他们的一生中亲眼目睹了这座城市被毁灭了两次。
战争结束以后，城里只有百分之十的电车在运行。公共汽车也只剩六十辆还可以开，再加上一小部分别的轿车和卡车。液体燃料用完后，这些车的大部分都改成了烧焦炭和木柴。疾病漫延，结核率在一些地区高达22％。医院里什么都缺，甚至没有绷带、药棉和消毒剂。商店里的货架上空空如也，或者放着一些卖不出去的废物，像什么提琴弓和没有网子的球拍等。一些剧院和电影院还开着门，放映电影，人们没有事情可干，也没有哪里可去，他们挤到这里来寻求几个小时的开心。
盛田家算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在战争中没有死一个人，名古屋的公司办公室和工厂也没有受到破坏，甚至我们家房子在轰炸中也没有遭受大的损失。全家团聚，大家松了一口气之后不久，我们开始议论今后的打算，我是家里的长子，所以对我的将来特别重视。父亲的身体很健康，而且仍在担负着公司的业务，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并不需要我留在盛田公司里。在战争期间，公司继续营运，生产干粉豆酱和酒精，所以公司的业务从未中断。我在家时提出过一些建议，对工厂进行改善，但也并不直接需要我留在厂里。父亲身边有足够的管理和业务人员。另外，我还只二十四岁，所以每个人都同意，我还有充分的时间等到以后再回到公司里来。
在家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我接到了服部教授的一封信，他就是那位在高等学校里曾给过我良好教益的物理老师。他告诉我，他已经到了东京工业大学物理系，正在帮助创立一个特别的学校名辨战国时期论辨名实关系的思潮。春秋时孔子提出：，专门招收那些因为战争而中断了学业的理科学生。他现在的问题是缺少教师，他急切地希望我能够去他那里当老师。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样一来我可以继续搞物理，还可以到东京去。既然海军和日本的全部军事编制都已经废除了，我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其它的有兴趣的工作。父母亲都同意我去教书，幸运的是当我还在家时，我试着与井深君保持联系，他就是那位一起搞过研究项目的杰出工程师。当时井深在东京开了一家新的实验室。
战争期间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一直与井深保持着联系。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越来越难得到我们的工作站来了，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工厂转移到长野县去了，在东京的西北边，坐火车要几个小时，当时他在东京的工厂和实验室周围还有很多小工厂，正好是轰炸的目标区域。他到我们的逗子实验室来参加过几次会议，我也去过长野的苹果园，他的新工厂就座落在那里。有一天在长野，我开始与井深谈起我们战后的打算，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从短波广播中意识到战争肯定是会失败的。
井深还有其它的内部消息。他的岳父是前田多门，他是近卫文麻吕殿下的得力股肱。近卫曾多次出任总理大臣，反对军阀派系，然而他们最后还是在政府中占了上风，使日本陷入战争。前田后来被选为日本战后的第一任文部大臣，但在半年后的一次清洗中，因与战时政府有牵连而被迫辞职。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前田在东京的家遭到轰炸后搬到了休养胜地轻井泽，离长野并不远。井深经常去那里拜访他。从与前田的谈话中，他了解到了很多外交与军事上的情况。
井深开的那家公司叫作日本测定器公司，他在长野县的工厂雇用了一千五百名职工，生产一种控制雷达频率的机械元件。这种装置必须做每秒一千次的精确振荡。井深用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他请了一些对音调非常敏感的学音乐的学生，让他们对比一个1000Hz的简单音叉来检测元件的精确度。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他这个人的新颖性和创造力之一。认为从恩格斯开始，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对自然、社，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很想与他一起工作。
但是井深从专业的角度考虑，对留在乡下生产一些大批量的产品并不满意。公司的总裁是植村泰二，井深告诉他想搬回东京去，植村勉强答应让他走，并提出帮他重新开张。井深还有一个朋友，他在东京剩下一家叫“白木屋”的百货店，地址在日本桥，那里正是轰炸的中心。由于房子的地下室里有一个生产真空管的车间，所以也成了轰炸的目标。
那所一无所有的破房子周围都是垃圾和废弃物，虽然一度是东京的繁华街区，但当时旁边的房屋和商店都烧光了，井深从随他一起去过长野的东京老厂职员中雇了七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