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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
于丹教授在这里给《论语》是什么样的语录作了一个介绍说明，大致就是以下两点：一是《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二是《论语》是一本快乐哲学，一份“心灵鸡汤”。
我不知于丹“教授”是否把“简单”这个词的意思等同于“朴素”。我们可以在《汉语大词典》里找到“简单”的三个解释：“①单纯，不复杂；②谓经历、能力等平凡；③疏略草率。”明显，以上三种含义都不能对《论语》是什么作一个形容。比如我们可以说，真理是朴素的，然而，我们却不能轻易说：真理是简单的。
在这里，我们就来看看《论语》是一部怎么样的“最简单”的语录。有关“论语”两字，历代论说还是有些小小的争议的，但是各种说法对于界定《论语》是怎么的一本书，起到了导向作用。
首先，最早的论说可以溯源到汉初刘向的《别录》：“《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这是说，《鲁论语》总共二十篇，都是由孔子的弟子们记录的，记录的是孔夫子美好的言谈。这种说法，就是说《论语》是一部语言的记纂，与《汉书·艺文志》所持的观点基本相同。
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我们可以查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一点说法，得到了众多的支持。今人杨伯峻先生在他所撰写的《论语译注》中，承认的就是这种说法。
以上说的是关于“论语”两字的第一类解释。这第一类解释，最简单地可以概括为，《论语》是对有关前期儒家学派言谈的记录，是一本口水账。我们知道，儒家学派对中国两千年的影响非常巨大，这个学派的前期言谈，是否如于丹教授所说的一样“永远是简单的”呢？
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向于丹教授和她读古代文学研究生时的导师请教。不知她的导师会如何回答呢？
对“论语”二字的第二种解释是把“论”字解释作“伦理”。按照东汉经学家刘熙在他的著作《释名·释典艺》中所解释的是：“《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也就是说，《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叙说伦理道德的书。
可以查证的资料有，东汉末年的刘玄所认为的相似观点，他认为：“论，伦也；经世，治世”。这种说法，比所谓的“伦理”更为确切，指的是经世治国之大业。这也正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说法的来源。
半部《论语》能否治天下，我们先暂且不论。但是，《论语》被历代的统治者和读书人认定作是经世治国的“圣经”，却是有证可查的。历代有关《论语》的注释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于朱熹的注释。
朱熹是宋朝人，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大师之一。朱熹的学说与孔子的学说有许多方面是有经过演绎的差别的。但是，朱熹所撰的《四书集注》（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自从元朝以后，成为了朝廷科举考试的指定参考书。
从那时开始，读书人从小要求背诵“四书”、“五经”，进而接受圣贤的教育，知书达礼，大多数人要经过“十年寒窗”的苦读，而最终只有绝少的一部分人能在朝廷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像《论语》的影响这样类似的例证非常多。比如说《论语》里有关“孝”道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孔子所在的时代背景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他的种种努力都是在尝试重建周礼，期望恢复那种已经备受毁坏的传统。他所提倡的“孝”就是指子女对父母长辈所应该具有的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是符合“礼”的。
在《论语·为政》篇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什么是孝”的回答：“无违。”无违的意思就是在侍奉自己的父亲长辈时不违背周礼。孔子具体解释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意思就是：当你父母长辈健在的时候，应当按照“礼”来侍奉他们，而当你父亲长辈逝世，应当按照葬礼给予安葬，并按相关礼仪来祭奠他们。
有关孝道的言论，孔子寄予了强烈的人文道德关怀，如在《论语·里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意思即，父母还健在的时候，不可以长时间在外远游（因为那会让父母忧怀担心），假若真要出外，也要在近的地方，要让家人知道（可参见刘宝楠著《论语正义》，中华书局，第154页）。此外，与孝道相关的言谈非常多，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等等。
孔子在《论语》中所提倡的这种合乎周礼的孝道，这种人伦观，以及他对于孝道的言谈是温情脉脉的，感人而且合乎人道主义，让人容易接受。
以上足以证明《论语》所具备的内涵被历代的读书人所看重，对平民百姓也产生深远影响。
即使是那些没有读过《论语》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中都可以看出，他们骨髓里、血液里渗透着《论语》里所提倡奉行的种种道德要求。
然而，《论语》是否如于丹教授所说的那样，“永远是简单的”，难道是历代读书人的智力全都比不上于丹教授？难道这个传道者——于丹教授的智力真的如她那令人惊叹的“口才”一样远超于一般读者？难道《论语》告诉我们的真的是“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
有关“论语”二字的第三种解释是超越“伦理”之上的另外一种解释：20世纪文史学家柳向春认为，《论语》的“论”字即是“阐述大道之义”。
柳先生引用段玉裁所说：“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所谓的循理、得宜也是指能遵循天道、合乎伦理规则而言。之所以定名为《论语》，是因为它的内容是“对阐述大道、诠释人类行为规则的论述的记载”。如果按照上面的说法，《论语》的内容是诠释人类行为规则的论述，儒家也甚至可以说是一门宗教——儒教。
我们在许多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看到儒者们对待《论语》的态度，也就如同其他宗教的教徒们对其圣书一样膜拜、敬畏、尊崇。解释到这种地步，我们应该可以明白了，《论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本书，是不是“永远是简单的”。它宣扬的是否为于丹教授所误读的快乐哲学？
“论语”二字的第四种解释来自于大约生活于元代的何异孙，在他的《十一经问对》中，我们可读到：“《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问，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这里的说法，是指《论语》的内容是讨论文义。这种说法，虽然存在已经很久，然而，却是少有人承认。在此，我们仅作保留。
事实上，如果我们总体上来看，《论语》这一部书虽然并非是严格的著作，但它记录的是孔子的言谈，非常生动地给后世的中国人留下了一个鲜明的崇高形象，还包括了孔子的教育、行为、思考等方面。
孔子提倡的教育方式是因才施教、循循善诱。从书中也可看出孔子对仁人君子的要求，如“仁”、“礼”、“乐”、“诗”。这个独特的教育者形象，有自己坚持的原则，有以天命为己任的高尚人格。
附：历代注疏《论语》的本子不少，比较好的注本有：
１三国时期魏国的玄学家何晏著的《论语集解》，是目前最古老的《论语》注本，它全帙 并存，是“十三经”中的第一个集注本。
２南朝时期的梁皇侃著的《论语集解义疏》，皇侃以何晏一家之说的集解为主，对《论语》一书作了详尽的疏解，撰成《论语集解义疏》十卷。该书的特点主要是以老、庄来疏解《论语》。
３较后的时代，对《论语》的注疏就众多了。值得参考的有宋代邢邴《论语注疏经解》、宋代朱熹《论语集解》、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
４此外，现代学者杨伯峻撰有《论语译注》，最适合初学入门者，当然，也不失为研究者较好的参考资料。
孔子说的〃礼〃是指〃礼节〃、〃礼让〃吗（1）
文/唐唐
《于丹〈论语〉心得》的第47页，引用了《论语·子罕》中的一段话：“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于丹这样解释：
孔子很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礼节。他尊礼，守礼，行礼，并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一种自我修养。
此外，在第89页于丹是这样解释“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一句的：
问到这个问题，老师不能不说话了，他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治理一个国家最核心的东西是讲究礼让，可是子路的话一点都不谦虚，所以笑笑他。意思是说，要以礼制去治理一个国家，首先你的内心要有一种温良恭俭让，这是一个起点。你看子路说话的时候那么草率，抢在大家之前发言，说明他内心缺乏一种恭敬和辞让啊。
两段文字，就有两种说法，一开始于丹认为孔子尊的礼是“礼节”，是“一种自我修养”；其后又提出“为国以礼”的“礼”是“礼让”。在于丹的笔下孔子成了任人打扮的
新娘，孔子所说的礼，到底指的是什么呢？看了于丹的书，读者无法得到明晰的答案，反而变得更加迷惑不解。
事实上“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不理解“礼”的含义，我们很难真正了解孔子和他的思想，也难以真正读懂《论语》。
东汉许慎去古未远，我们先来看看他在《说文解字》里是如何解释“礼”字的：
NB337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
许慎认为“示，神事也。”，就是说示字与祭祀和鬼神有关。豊字，本指古代祭祀用的礼器。礼字从示从豊，豊亦声，许慎的意思是说，礼与祭祀和鬼神之事有关，含有通过祭祀神灵以求神灵降福庇佑的意思。
许慎对“礼”字的解释与孔子的观念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从《礼记》、《左传》等典籍的零星记载看，孔子主张的礼是起源于天道的。
《礼记·礼运》引用孔子的话说：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毅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
《礼记·礼运》还记载有与此相似的孔子的言论：
“夫礼必本于大一”；“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
类似的说法还见之于《左传·文公十五年》：
“礼以顺天，天之道也。”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就文明的发展程度来说，类似于人的孩童时代。对于小孩来说外面的世界总有太多的未知，因此小孩总是喜欢问一些在大人们看来天真可笑的问题。小孩问了，大人已知的当然会给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对于孔子时代的先民来说，很多的未知可能一时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于是人们对未知由好奇变成了恐惧和敬畏，认为在冥冥之中有天意在决定着一切。不管是锦衣玉食的贵族，还是贫病交加的底层民众，都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轮回，在这一点上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对未知的敬畏感，对死亡的恐惧感，对个体命运的无力感，促使当时的人们相信有万能的天神主宰着人世的一切。
孔子以当时人们最为敬畏的“天”为载体，提出了自己的治世理论，他认为“天”是人世间的最高主宰，礼是“本于天”的，先王要顺应天意加以运用，用来管理“人情”，克制人的不合理欲望。离开了礼，圣人也无法治理社会，天下百姓更是不知所从。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说的“礼”，其实就是孔子主张的一套符合统治者整体利益的行为准则，推而广之，在社会生活中，“礼”可以表现为由于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礼节”。
既然“礼”是一套符合统治者整体利益的行为准则，那么其具体内容包括些什么呢？正如孔子所说的：
“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
首先，“礼”是一套等级制度，社会上不同的人，按照礼的要求都能明确自己的定位。这段话说的是，没有礼就没有办法辨别君主与臣民、上级与下级、年长的人和年幼的人之间的地位差别；没有礼就没有办法区别男人和女人、父亲和儿子、哥哥和弟弟之间的亲属关系，没有办法区别婚姻关系和朋友关系。
可能有人马上会想到，正是这套封建礼教，曾经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讲述了“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悲剧。刘兰芝，出嫁前是一个知书达礼的闺秀：
十三学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出嫁以后，谨守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要求，每日辛勤劳动：
夜夜勤作息，三日断五匹……
但在封建礼教上升的东汉末年，这样一个聪明能干、温顺贤良、知书达礼、千年难得的五星级“媳妇”，却被婆婆认为不守“妇道”。她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原来只不过因为聪慧而多了一些主见，因为爱而漠视“夫贵妻荣”的观念，拒绝兄长逼她嫁给“足以荣汝身”的“第五郎”。放到现在，她这些不能宽恕的“缺点”，还能说是缺点吗？
类似的悲剧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可谓数不胜数。但是这是孔子的错吗？我们知道，任何真理离开它所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就可能变成谬误。孔子所主张的“礼”，根本目的就是要调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起到中和作用，也就是要达到和谐的境界。《论语·学而篇》：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段话指出了“礼”与“和”之间的辩证关系。儒家的礼治观点，就是要人们在遵守礼法的前提下和睦相处。一方面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和”是“礼”目的；另一方面又认为，不讲原则，为“和”而“和”，不以“礼”来进行约束，也是不行的。用这一主张来处理人际关系，就是既要团结，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又要坚持原则，不能搞庸俗的一团和气，吹吹拍拍。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孔子的“礼”并不是后世被封建王朝御用文人异化的“礼教”。那些礼教悲剧，不应该要孔子来“埋单”。
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人孟子已经开始宣扬“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但孟子还是知道变通的，《孟子·离娄上》有：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意思是：嫂子落水了而不去拉，这就如同豺狼了。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法的规定；嫂子落水而用手去拉，这是对礼法的变通。
在孔子所在的时代，孔子提出“礼”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当时奴隶制度开始没落，封建制度开始兴起，诸侯国为争夺土地和财富，连年混战，民众备受压迫。不同阶层的贤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寻找救治社会混乱的良药。
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借他的戏剧《间隔》里的男主人公的口所说的：“他人即地狱。”萨特认为，我们在现实中常常身不由己，这个阻碍就是“他人”的目光。“他人”的目光是可怕的，它肆无忌惮的干预我的选择，使我在选择的时候犹豫不决，甚至被迫做出我本不希望的选择。
也就是说个人处在人群中，总要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联系，这就必然受到他人的限制。个人的欲望越强烈，人与人之间的限制就越多，尤其是在孔子那样一个时代，国王和贵族的欲望越膨胀，民众的生存空间就被挤压得越厉害，当挤压达到一定的极限、民众的生存都有困难的时候，国家的变乱就会发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提出了“以礼治国”，《礼记·经解》也载：
“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
《礼记·仲尼燕居》说：
“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
“礼”又是衡量一个国家治乱的标准，《论语·季氏》中有：
“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