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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一时期，九品以上官吏和得到中正品第的人，都成为士，其他人就成了庶人。进入权力中心的所有机会几乎都被士人垄断了，士人和庶人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士族家庭出身的男子，一出生注定要做官，士人代代相传，个个锦衣玉食，荣华享尽，迅速地腐朽堕落。当时有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只要从车上掉不下来的小孩，就可以当著作郎），‘体中如何’则秘书（只要能在信中写几句问候的话，就可以当秘书郎）。”（选自《颜氏家训·勉学篇》）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士族子弟从精神到体能都开始全面衰退。梁朝时的建康令王复，出身士族，见到马喷气和跳跃，就吓得要死。他对人说：“这是老虎，为什么叫马呢？”
士族自身的腐朽加速了他们的败亡，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到南北朝时开始衰落。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个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着。有官爵的人，仍称为士；免掉官爵的人，就成为庶人。到宋朝以后，“士”或“士人”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
于丹告诉我们“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如果她接下来说的是宋朝以后的某部作品，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接下来说的是《论语》，那么她的解释就未免太过笼统，太不体谅读者了。
“君子喻于义”中的“义”能理解为“
适宜”吗
文/唐唐
《于丹〈论语〉心得》在第59页写道：
“但孔子认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能不走正路，一心想走捷径，一心想贪小便宜。孔夫子认为，走正路还是走捷径，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就是‘宜’，也就是说，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驱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孔子的这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许多人都耳熟能详，一般将这句话理解为：“君子知道的是义，小人知道的是利”。于丹教授为什么要将这里的“义”解释为“适宜”呢？
《中庸》说：“义者，宜也。”《说文》段注：“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在这里“宜”应该与《新华词典》上的解释比较接近：“正确合宜的道理或举动”，而不是于教授解释的“适宜”。
网友塞外李悦也对于丹的解释提出了异议：
“到了唐代，韩愈在《原道》中给“义”下了定义，他说“行而宜之之谓义”。于教授用“宜”解“义”，显然是从韩愈这儿来的。韩愈的定义很难说能得到孔子的认同。”
“义”在《论语》中共出现了75次，但孔子并没有给“义”下过定义。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试图对“义”进行解释：“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子所说的“天理”类似于孔子所说的“天道”。《礼记·乐记》中记载，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也就是说天道就是无私。那么朱子的定义可以理解为，符合无私的天道的就是“义”。可见，网友塞外李悦说的，“韩愈的定义很难说能得到孔子的认同”，也有一定的道理。
于丹将“义”解释为“宜”，是因为看了《中庸》的解释，还是受到韩愈和朱子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只要稍有古汉语常识，就不至于误解该字意义的。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中，“义”和“利”是对文，两个都是名词。在“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一句中，“宜”和“欲”是对文，两个都是动词。怎么能用“适宜”来解释名词“义”呢？
既然于丹误读了孔子的“义”，那么“义”的真实含义应该是什么呢？
要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到传世文献中去寻找线索，再通过理性的分析寻找答案。
春秋战国时，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代表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井田制逐渐解体。原有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也伴随生产关系的解体而土崩瓦解，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稳定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各阶级或阶层原有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去争夺利益的最大化，于是，诸侯国之间争霸战争不断，奴隶、平民的起义斗争此起彼伏。“强以凌弱，众以暴寡”、“臣弑君，子弑父”等现象层出不穷，西周的政治思想制度固有的平衡被打破，整个社会陷入结构失衡的危机，利益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和选择社会行为的价值尺度。
当时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士农工商都在孜孜求利，“不余力而让财”（《史记·货殖列传》）。对“利”不知厌足的追逐，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矛盾。
如果一个社会从政的只想着如何不择手段往上爬，连起码的良知都放弃了；从商的只想着如何从消费者手中榨取更多的钱财，甚至不惜坑蒙拐骗、掺水造假；做学问的为一己之私，可以放弃人格、误导舆论；那么我们生活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到时可能会人人自危，吃饭怕吃到陈化粮，喝酒怕喝到
甲醛酒，做生意怕被黑吃黑……这样的社会还适合人类生存吗？
就算从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社会秩序也应该重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创始人孔子凭着悲天悯人的良知和济世救民的历史责任感，在总结、继承西周尊礼文化的基础上，致力于新政治秩序和新道德秩序的重建任务。
传统的西周尊礼文化为孔子提供了道德参考坐标，同时结合现实的社会需要，孔子提出了三纲五常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协调社会人伦关系，从而建立起既符合新兴地主阶级需要，又能使天下迅速恢复稳定秩序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
“义”在孔子的思想体系礼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中“义”与“仁”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仁”是一切道德的源泉。先来看看《论语》中“仁”的描述：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就是仁的根本。”）《论语》第一章。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将自己克制在礼的范围内就是仁。”）《论语》第十二章。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就是仁。”）《论语》第十二章。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能将五种美德推行于天下的就算是仁了。”子张问这五种美德都是什么。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敬可以不受轻侮，宽容可以赢得人心，守信可以得到人的信任，机敏可以建功，恩惠可以领导众人。”）《论语》第十七章。
在论语中“仁”似乎和很多概念有关，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自觉的受礼的制约也称为仁，仁又与爱、恭、宽、信、敏、惠这些美德联系在一起。可见孔子主张的“仁”和“义”都是比较抽象的道德判断标准。
正是因为“义”与仁一样是比较抽象的道德判断标准，因而君子的一切具体的品行都要受到“义”的节制。《论语·子罕篇第九》有言：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钱穆先生是这样解释的：
“智者明道达义，故能不为事物所惑”、“仁者悲天悯人，其心浑然与物同体，常能先天下之忧而忧，然其为忧，恻怛广大，无私虑私忧”、“勇者见义勇为，志道直前”。
这里孔子认为智、仁、勇都是君子的优秀品质。但孔子又说：
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第十七》）
就是说，“勇”要受到“义”的节制才是善的，否则，勇不但不是善的，反而会为乱社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又如，同样是隐居行为，孔子和他的弟子对伯夷、叔齐极为敬佩，因为他们坚持的是大义，但孔子和他的弟子对荷蓧丈人等隐士却并不称赞，因为荷蓧丈人等隐士违反了“义”：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仁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第十八》）
意思是：不做官是不义的。长幼间的关系不能废弃；君臣间的关系怎能废弃呢？想要自身清白，却破坏了根本的君臣伦理关系。君子做官，只是为了实行君臣之义。“道”的行不通，早就知道了。
除了勇，其他的如直、忠、信、操守等也都要受到义的制约，否则就很可能失去正确的价值判断。在孔子的伦理学说中，义是人的行为节制机制，它遏制人的恶，并指引人们向善而行。
在孔子之前的《左传》、《国语》中一般把义、利看做是统一的。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
“德义，利之本也。”
《国语·周语》中载：
“夫义，所以生利也。”
《国语·晋语二》载：
“夫义者，利之足也。”“废义则利不立。”
其实对于正当的物质利益，孔子也是乐于为之的。他说：
“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
但他主张物欲应该受到节制：“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义和利有统一的一面，因为符合大义的行为，对整个社会而言总是有利的，但是孔子同时又看到了，对于个人而言，义、利常常有冲突的时候，这时按趋利避害的本能做出选择，常常会损害大义，因此孔子提出，在利和义矛盾的时候，应该“义以为上”、“见利思义”。
在他看来，“义”有利于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道德的价值要高于物质利益。孔子曾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意思是，不合乎道义得来的富贵利禄，虽然可以使人得到物质利益的满足，却只如那飘忽即逝的浮云，不值得一顾。
还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为了追求高尚的道德价值，即使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总之，“义”是孔子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虽然我们和孔子隔着两千多年的时光，但是理解了“义”的真正含义，就离理解《论语》、理解孔子近了一大步。在我们走近《论语》，走近孔子的过程中，于教授对“义”的解读，多少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小小的迷惑，如果读了这篇短文，能有助您加深对“义”的理解，那么笔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冕”就是指当官吗（1）
文/申郁文
《于丹〈论语〉心得》的第46～47页，有这么几段话：
孔子很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礼节。他尊礼，守礼，行礼，并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一种自我修养。
当做官的人，穿丧服的人，还有盲人，路过他面前，不管这个人多么年轻，他也一定要站起来；如果他要从这些人面前经过，他就小步快走，这表示对这些人的一种尊敬。
对有官位的人，应该表示尊敬；对身上戴孝的人，他们是遭遇不幸者，也应该表示尊敬。对盲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弱势群体”，更应该表示尊敬。你不要打扰他们太久，不要惊扰了他们的伤痛，你应该悄悄地从他们面前经过。
这就是一种礼仪，这就是对人的一种尊敬。
上面引文中的第二段，实际上是于丹对《论语·子罕》中一段话的解读。原文是这样的：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文中的“衰”，也可以写作“缞”，是我国古代丧服的一种。唐代大学问家孔颖达在为《礼记》作疏时说：“衰者，孝子丧服也。”说得很明了。
丧服制度是我国古代丧礼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者与死者亲属关系有远近亲疏的不同，丧服也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这五个等级，也叫做“五服”。五个等级依次由重转轻，也暗含居丧的期限由最长的三年依次减短到最短的三个月。
文中较难解释的，就是“冕”字。一说到“冕”，大家马上想到的就是“冠冕堂皇”一词，于是也就顺其自然地将“冕”理解为“古代贵族所戴的礼帽”，那么所谓“冕衣裳者”也就很自然的看成是那些“做官的人”了。但细心的读者早就发现了，似乎这样的解释好像不大对头，因为这种解释实在与上下文有些格格不入。
中国汉字有它独特的魅力，当我们在触摸这些先人智慧的结晶之时，千万不可掉以轻心，阅读古文一旦发现有自己拿不准的字句时，一定要勤查字典，或多向那些真有学识的学人请教，万万不可仅凭自己的理解，胡言乱语，如若不然，我们常说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有可能出现了。
其实，“冕”字又可写为“絻”，二者是重文。这个字有两种读法，一是读作“miǎn”，指古代贵族所戴的礼帽；还可读作“wèn”，是古代的丧服的一种，指去冠后以麻布包裹发髻，读这个读音时还可指吊丧人手里拿的“绋”（特指牵引棺材的绳索）。“冕”作为丧服的一种，性质要比齐衰较轻。这样看来，“冕衣裳者”，实际上指的也是那些穿戴丧服的人。
“瞽者”，指的是无目之人，盲人。有人会说，“瞽”还可以指乐师，《诗经·周颂·有瞽》：“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这里的“瞽”指的便是乐师。这是对的。我们常说阅读古文要注意“融会贯通”，说的是要注意上下文意的承接。在这里，于丹把“瞽者”解释为“盲人”，还是可信的。
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看见穿“齐衰”的人，或穿戴“絻”的人，或是盲人，孔子一定从他的坐席上起身，即使对方是年少的人也一样；如果孔子从他们的身边走过，则一定会改步快行。
其实，同是这个意思，在《论语·乡党》中也有提到过：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
这话与我们上面分析的《论语·子罕》中的那句话意思上很相像。
“狎”，亲近的意思；“亵”，也是亲近、熟悉的意思。《论语》的这句话大概是说：看见穿“齐衰”的人，尽管是平时非常亲近的人，也一定要改变容颜，以表示哀悼；遇见戴“絻”的人和盲人，尽管是平时非常熟悉的人，也一定要变换容貌，以表示自己的不安。
这确实是孔子“礼”思想的表现。那什么是孔子所谓的“礼”呢？
孔子的弟子林放曾经问孔子什么是“礼”的本质，孔子回答他说：
“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孔子觉得林放的问题问得很好，首先便称叹地说：“你问的问题意义很大呀！”接着孔子分析说：“一切的礼，与其表现得奢侈，还不如体现得节俭些；特别对于丧礼，与其体现在那些祭品啊、棺椁啊置办得很好上，还不如表现在内心的哀戚上。”
我们经常觉得，孔子的许多话说得非常的经济，但话的意思却很深远，值得我们仔细的琢磨。
在孔子看来，“礼”从根本上说，源自于人内心的“仁”，将“仁”表现在外在的具体行动上，便是我们所说的“礼”。我们说，某某人的婚礼很奢华，或说某某人的寿礼很节俭。在孔子看来，奢华的仪式太过于浮华，相对来说，节俭的仪式尽管看上去比较粗俗，但却质朴可爱。“礼”可以表现在外物的铺张上，也表现在内心的情感上，比较二者来说，内心才应该是根本和核心，外物只是礼的表象罢了。正因为这样，孔子才说：“丧，与其易也，宁戚。”
关于这种“奢”于“俭”的关系，《论语·述而》里也有很经典的论述：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孔子告诉我们，奢华了便不谦逊，节俭了显得鄙陋；但是与其不谦逊，还不如鄙陋些。这无疑是对“大哉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