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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种道德劝告并非仅仅出于对工人灵魂的关心。波拉德对这种为建立新的精神风气的努力给以了简要的说明：“努力提高工人阶级的品德和道德水平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提高道德水平，而主要……是建立新的工厂纪律的一个方面”。②①见前引波拉德一书，第193页。
②出处同上，第197页。
早期工厂的管理职能早期的管理人员除了要为工厂雇佣难以指挥的劳动力，挑选能胜任工作的辅助管理人员，防止出现卢德运动之外，也遇到了类似现代管理人员碰到的计划、组织和控制的问题。工人们“建立组织”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早期的雇主把策划组织工会的人列入黑名单，并且开除他们。虽然雇主们在如何对付工人的威胁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管理其他业务活动的问题上，他们却不想共同分享他们的知识。
在制定企业的生产计划上，早期的工厂比家庭生产制度要求更具有远见。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新兴的企业家变得更有理性，更为实用地注意为长期的发展奠定基础，而不仅仅关心短期的得益。早期的矿山要求制定长期的探明矿脉的计划，早期的工厂需要有昂贵的设备。鉴于资本紧缩，商人不得不更为注意合理性，他们也不得不更多地了解他们作出的决策的长期影响。工业方面制定计划的例子不多，而当时确实存在的计划主要都是着重技术的，而不是有关整个公司的实施计划。罗伯特·欧文和理查德·阿克赖特两人带头为工厂的布局事先制定出计划。他们的“要求”或者说原则所强调的是工作流程应该是有条不紊的，而且工厂也应该是清洁整齐的。工厂的工艺技术要求对动力来源和来往关系制定计划，要求安排机器和场地，以使劳动能顺利进行，要求利用垃圾箱和妥善安放原料而减少混乱现象等等。①博尔顿和瓦特公司也注重工厂的布局并且制定了控制贮存原料和零件的细则。他们在索霍工厂（蒸汽机工厂）对生产计划、工作流程和装配方法等进行了初步的工作研究。②由于使用标准化的可以互换的部件，因而在设计和安装方面就必须制定计划。小詹姆斯·瓦特很早就看出，部件标准化后使控制工作的任务减轻了，如果制定了详细的计划而且从开始就能正确地给以实施，那就会保证使最后的产品符合规格。标准的部件使得对售出产品的修理工作也更容易了，而且还减少了公司和顾客的备用件贮存量，从而也简化了贮存控制系统。
①詹尼弗·坦恩：《工厂制度的发展》，伦敦，康马克特出版公司，1970年。
②埃里奇·罗尔：《工业组织的早期试验：博尔顿和瓦特公司史，1775—1805》，伦敦，朗曼斯—格林公司，1903年。博尔顿和瓦特公司之所以能使用比较先进的管理技术应归功于该公司著名的创始人马修斯·鲁宾逊·博尔顿和小詹姆斯·瓦特的儿子。
在进行组织时，管理人员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其下级管理人员能力大小的制约。早期的部门化即按类型将活动分组，常常是以合伙者或亲戚的多少为依据的。为了表示平等主义，每个人都被任命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而在他们的下面还设有一、两个领薪金的负责监督工人的管理人员。有一些公司的确建立了可以称之为典型的直线权力结构，在这种层次分明的箱形组织结构中设有一个地位高于其他管理人员的总负责人。
纺织业中的情况证明，在新兴的工厂制度中技术对各种活动和关系的结构起了重大作用。①在开始时，大部分工场采用了“批量”加工技术，即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同时生产大量同类产品，然后再生产另一批稍有不同的产品，依此类推。这种情况直到十九世纪初期一直是纺织业的特点。
①斯坦利·D·查普曼：《阿克赖特之前的纺织厂：工厂发展的典型论》，《商业史评论》，第48卷·第4期（1974年冬），第468…473页。
因为蒸汽动力有了新的应用，出现了另一种效率更高的技术。这种新的技术是把蒸汽驱动的机器按流水线排好以完成产品的生产。这种“流水”技术类似大规模生产装配线，它可以以较低的单位成本生产出大量的标准化产品供市场销售。随着生产量的增加，进一步实现劳动专业化将更为经济合算，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为工作的流程作出他的努力。这并不象我们今夭所了解的那种移动式装配线，但是产品却是用手推车、工人或斜道等方法从一道工序传到另一道工序。由于产品的生产流程中有很多不同的操作过程，因而产生了不同的部门。随着部门数目的增加，就需要另设立一个管理部门来协调各道工序的工作。结果是产生了等级组织结构，而且建立起了更高的管理层和更为详尽的程序和系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组织内的各种努力协同起来。看来，早期的纺织公司在很久以前即已发现了现代权变理论家的主张：技术将影响组织鲤缈。早期澎批量“生产方法并不那么要求正无丽履民，厄是，由于蒸汽动力的应用，产生了新的工厂技术―流水式生产，这种技术要求组织在设计上要具有更为正式的程式。
在控制活动方面，企业主面临着许多问题，因为他们不能再亲自监督所有的业务活动，因此需要授权给别人来经营大型企业，然而，他们发现缺少受过训练的可靠的能负责处理问题的管理人员。亚当·斯密观察到，很少有领薪金的管理人员会象照料他自己的钱财那样来管理别人的钱财。会计知识自帕乔利以来一直没有什么发展，而把它用来帮助管理人员，这几乎是从未听说过的事。收入、工资、原料和销售情况都记在帐簿上，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管理人员懂得利用会计职能来帮助制定决策。他们所了解的会计情报都是粗浅的，没有经过处理的和错误的。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 ）的确建议建立一种说明性的费用会计系统，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会计学和管理思想才发展到把费用和情报作为一个中心议题加以研究。知识的发展是如此之慢，但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当时占上风的看法是，成败取决于管理人员的个性，而不取决于会计，也不取决于工作程序。
波拉德列举了许多由于“负责人”即所有者把公司管理工作交给领薪金的管理人员负责而使企业遭受失败的例子。这些管理人员常常是不忠诚、逃避责任和嗜好酗酒的，而由于他们管理不当使许多早期的企业主建立了一种“包工”制，以努力保证进行控制。企业主为各种需要完成的任务确定出承包价格，并让接受包工的管理人员支付他们工人的工资，采购他们自己的原料，并承担工厂的各种风险。①转包商为了保证能获得利润―承包价格和费用之间的差额―就要努力降低成本，因此这种办法具有一种重要的刺激因素，而这种因素在非间接承包的工厂劳动制度下是没有的。包工可以使企业主拥有控制权，给承包商带来动力，同时又不需要企业主进行直接监督。当然，在实践中这种方法也有一些不利之处。承包商常常为强调短期的收益，而损害工人的安全，同时这种做法常常导致矿山生产条件和设备维修工作的恶化。为了提高产量或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常对工人进行辱骂和采取一些十分残酷的管理方法，而这些做法经常会造成不满和骚乱。但是，早期的许多管理人员仍然采用这种做法，而不去直接监督大规模的生产。
①见前引波拉德一书，第19—23页。
早期企业家试图通过在工作中摸索出的经验来解决管理工厂和劳动力的问题。强调技术而不强调管理这种倾向大概是因为技术还很原始，以及为了保持竞争和使新的发明发挥作用的压力造成的。管理被看成是局部性的问题，不需要普遍推广。人们把能否成功归因于管理人员的个人品质，而不是把成败归因于他们是否掌握了更为广泛的管理原则。认为管理是一种个人的艺术，不是一种学科；仅是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是特殊性问题，而不是普遍性问题。
当时有些人是在试图填补管理知识上的这种空白。在第四章中，我们将讨论他们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但是，首先应让我们了解一下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
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这场革命不仅是技术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文化革命。新机器、新工厂以及新城市动摇了人们的以旧传统为基础的根基，并要求人们加入新时代的行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对工业化前的农业生活持一种理想化的看法。提出批评的人指责资本主义及其产物－市场和工厂制度―使人民失去了平等和自由的黄金时代。更具体地说，他们批评说，人民成了资本拥有者的奴隶，人们几乎成为生活市场上的商品，资本家剥削童工和女工，而且认为工业化带来了贫穷、城市化、污染和其他许多社会弊病。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某些这类批评，并设法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这个新时代的文化影响取得一个正确的看法。
工人的条件经济学在十九世纪初博得了“沉闷科学”的浑号。托马斯·马尔萨斯提出他的著名的“人口论”来反对亚当·斯密的乐观主义和自由经济学。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将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产量最多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对人口起着限制作用，而群众的生殖总将超过生活资料的水平，因而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无法得到改善。政府对穷人的救济只会刺激人口的增长，促使粮价上涨，而穷人的境地也就不会好转。马尔萨斯提出了一个唯一的解决办法（他对它的结果不是很乐观的），那就是限制劳动力的补充以及鼓励群众自我节制生育。①他的办法是一种对人民的绝望的看法，人们只不过被看成是生活市场上的商品，而且基本上是没有力量来改变他们的逆境的。大卫·李嘉图看来同样也不是很乐观的；他的“工资的铁的法则”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实际工资总是倾向于稳定在某种最低水平上，使工人刚刚能够维持生计。②“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例如罗伯特·欧文认为，人民对他们的环境是无能为力的，他希望以一种公社的生活来取代市场的利己主义。这些乌托邦主义者在著作中没有谈到必须使用暴力，但是他们认为，通过著书和树立榜样是能够实现变革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提出了相反的论点，他们鼓吹必须使用暴力，认为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他们认为，因为人民没有权，因为工厂主的剥削使工人只能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所以工人必须联合起来打碎他们身上的枷锁。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主要是政治性的论文，而不是经济分析著作，但是它们的确反映了当时经济学家对世界所持的忧郁的看法。
①约翰·弗雷德·贝尔；《经济思想史》，第二版，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1967年，第180—186页。
②出处同上书，第221页。
人民是否是无能为力的以及因受资本主义剥削而处于贫穷线上呢？群众维持在最低的生活水平，这并不是新出现的现象；在这之前的大约一千多年的历史上，他们基本上也是处于这样的境地的，只不过他们那时是受封建地主束缚的农民。工业革命并没有造成贫穷；它只是继承了贫穷。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人民可以利用减轻劳动强度的机器而摆脱繁重的劳动，使工人能提高生产以及使他们能付出较少的劳动而获得较多的报酬。①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工人受工厂主剥削的观点是很难令人同意的，其原因基本上有两个：第一，劳动力严重不足，管理人员因而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的工人；第二，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790年到1830年逐步增加，工人的生活有了改善，“远远高于仅仅能维持生计的水平”。②对于那些愿意进工厂并学习新技术的工人，新机器和新方法将使他们能生产得更多和增加工资；反过来工业效率提高后，商品价格随之下跌，使实际工资又有所提高。随着越来越多地运用奖励工资计划，人们对更好的经济收益有了希望。工人们不再象农民那样向封建地主交纳农业什一税，因此他们通过努力就能提高自己的生活。另外，工资的提高也很有可能减轻工厂劳动的负担和解决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人民是无能为力的吗？他们是受新的企业主剥削的商品吗？他们没有力量，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愿接受工厂的新的纪律；关于指责把工人当作商品这一点，当时的任何一位雇主都不会认为，他们能随心所欲地购买和出售劳动力。
①弗里德里奇·A·哈耶克：《历史和政治》。见哈耶克主编的《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5…16页。
②T·S·艾什顿：《英国工人生活的水平》，见哈耶克一书第158页。
童工和女工童工和女工不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家庭生产制要求每一个成员都得参加劳动，封建主义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基础上的。一位权威说，在比工厂制度前很久的家庭生产制下，童工的处境是最坏的。①在许多工厂中，75％以上的劳动力都是童工和女工。但是，人们怀疑雇主从童工身上能得到什么利润，因为用在童工身上的费用常常多于它生产的东西。②雇主们是宁愿雇佣成熟、稳定的成年工人的，但是这种工人很少，难以招雇。在英国，人们对雇佣童工的做法十分关注，因此议会曾进行过两次有名的调查：第一次是在1819年，在罗伯特·欧文指导下，由罗伯特·皮尔―他自己在他的工厂中也大量雇佣童工―主持进行的；另一次是在1832年由萨德勒委员会进行的调查。这两个调查委员会听取了广泛和详细的证词。③儿童常常在五岁就开始劳动，而且有时在工厂一天要劳动十四个小时。这种做法很普遍，在棉纺厂、羊毛厂、麻织厂和丝织厂都可以见到，当时存在的有关童工的法律没有规定具体实施的方法。证人在证词中叙述了有关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工作条件（经常极差）和处罚方法（常常很严厉）等方面的情况。有一位证人作证说，童工们时常在劳动时就睡着了，监工就抓住孩子的腿，把他的头浸到水桶中，让他清醒一下。
①见前引R·沃特利·索克·奉勒一书，第402页。
②斯坦利·D·查普曼：《早期的工厂主》，第171页。
③摘录见E·罗伊斯顿·派克：《艰难时代：工业革命的人事文件》，纽约，普雷格出版书局，1966年，尤其是第100—218页。
妇女进厂劳动是为了挣工资买嫁妆、寻找嫁人的机会，或者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不得不到工厂来劳动，她们的处境有时也好不了多少。芒图认为，早期的企业主是：……专横、冷酷无情、有时甚至是残忍的，他们占有的欲望和贪婪无厌就象暴发户一样是无止境的。他们酗酒和不尊重女工是出了名的。他们为新获得的财富而自傲，他们过着豪华的生活，他们拥有男仆、马车和在城乡中的豪华的住宅。①①保罗·J·芒图：《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由马乔里·弗农译，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8年，第397页。③①见W·D·亨得森著：《J·C·费希尔及其撰写的工业化英国的日记，1814—1851》，纽约，奥古斯塔·凯利公司，1966年，第57页。当然就象任何一个时代一样，这种企业家是存在的，但是费希尔认为，他们在那个时代不具有代表性。
②见前引派克一书，第285页，它使用了“工厂中的勾引”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
③出处同上书，第297页。
有关童工和女工的证词是矛盾的；大多数证词都暗示工厂生活中道德堕落，但是准确的统计数字却又极少。看来，感情上和宗教上的因素起了更大的作用，个别的事例被夸张了，并且也没有进行严格的实地调查以把过去的情况和当时的情况加以比较。不管是在家庭生产制还是在工厂制度中，人们对雇佣童工是不会给予宽恕的。当时的雇主之所以不得不雇佣童工完全是因为技术水平低和对不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过大。批评家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缓慢地但却肯定无疑地使儿童脱离了劳动大军的队伍这一事实。由于发明了更好的机器来完成简单的劳动任务，因而使得雇佣儿童在经济上就很不合算了。是一种经济力量―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使得儿童摆脱了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威胁，而不是法令。也不是道德的新生。①至于法令和政府机构，把靠赈济生活的贫民送到工厂劳动的是政府机构―济贫局！按照法律，这些贫民或流离失所的儿童应由国家照管；但是为了使国家摆脱赡养他们的重担，政府就把他们送给愿照料他们和给他们饭吃的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