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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思想的演变[美]雷恩-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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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照管;但是为了使国家摆脱赡养他们的重担,政府就把他们送给愿照料他们和给他们饭吃的任何人。

    ①W·H·林特:《十九世纪初的工厂制度》,见哈耶克所著一书,第184页。

    为了理解对工厂制度提出的批评,人们必须考虑到当时维多利亚体系正在起作用。“维多利亚”时代在维多利亚女皇于1837年登基前就已经开始。①主张建立深刻的社会良知以及完全恪守个人和社会道德的严格标准的维多利亚价值准则大约在1800年即开始形成。在工业革命前,英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就已经恶化,但是信奉维多利亚价值准则的人,例如查尔斯·狄更斯等确定了批评正在兴起的工厂制度的基本原则。

    ①约翰·W·奥斯本:《沉默的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是文化变革的源泉》,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1970年,第9—10页。

    有证据证明,工厂制度使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种现象在以前的几千年是不存在的),同时城市的死亡率和婴儿的死亡率都下降了。正是这些因素导致英国的人口猛增:它的居民从1750年的600 万增加到1800年的900 万,到1820年即增加到1 ,200 万。此外,五岁以下的婴儿死亡率从1730—1749年的74。5%下降到1810—1829年的31。8%。但是,因为在这一期间医药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人们只能断定人民在衣食和照顾自己方面有了更好的条件。①海尔布伦曾经指出,即使在城市贫困的情况下,工厂的生活也比农业制度和家庭生产制下的生活更为好些。②贫穷并不是新出现的现象,它只不过是集中到了一个地方,集中在城市里,因而使议员、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比较容易看到了。农村的贫穷现象是孤立的和分散的,因而不会使这些人震惊,但是出现在他们的隔壁和大街上,贫穷也就成了问题。海尔布伦进一步对批评工业革命的人作出了回答。他说,他们的批评是以政治的而不是以经济不稳定为基础的。当时的英国的特点是人们对权利、正义和政治改革的关心日益增长:“人们具有一种激进的思想,在这种情绪下任何经济制度都会受到指责。”③这种批评是针对企业主的,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应受到谴责,而是因为他们最易于显示变革的象征。

    ①玛格丽特·C·比尔:《工业革命早期的健康、财富和人口,1760—1815》,伦敦,乔治·劳特莱杰父子公司,1926年,第30页。引自罗伯特·赫森所著:《工业革命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一文。该文收录在艾恩·兰德所著:《资本主义:不了解的观念》,纽约,美国图书馆,1966年,第104页。

    ②罗伯托·L·海尔布伦、《经济社会的形成》,新泽西州,英格尔伍德克利富斯,普伦蒂斯—霍尔公司,1962年,第65页。

    ③罗伯托·L·海尔布伦:《经济社会的形成》,新泽西州,英格尔伍德克利富斯,普伦蒂斯—霍尔公司,1962年,第86页。

    人们不能指责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了工业革命的令人不快的情况和做法。工厂制度从过去继承了贫穷,以及童工、女工和长劳动时间等做法,因为这些都不是工厂制度的产物。工业资本主义新时代,利用工厂,为人民争取更好的生活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手段。

    小结工业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环境和一批与前不同的管理问题。随着人民努力使自己更适应于城市和工厂的新的严格生活,他们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由于要求投入大量资本,由于劳动的分工以及由于需要取得预料的合理的经济成果,组织本身也正在发生改变。在市场经济中组织需要创新和竟争,这就迫使组织必须发展增长并从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中取得经济实惠。经济理论承认,拥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在日益发展的工厂制度中,在把传统的生产三要素给以结合方面,起了卓绝的作用。随着工厂的扩大,出现了需要管理人员、需要有一支能干、守纪律、受过训练的有动力的劳动大军和需要合理地计划、组织和控制早期企业的生产活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是存在的,下一章我们将对那些提出解决日益发展的工厂制度问题的早期管理先驱者给以研究。

    第四章   工厂制度的管理先驱到目前为止,管理思想与其文化环境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工厂制度给企业所有者、管理人员以及整个社会提出了新的问题。本章将集中介绍对最早期的大规模工业组织所存在的多方面压力首先提出解决办法的四位先驱者。历史留下的线索少得可怜。有些档案材料和大事志不是丢失就是被毁,而有些引人注目的思想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被写成书。因此,某些判断只能是根据很少的实际存在的情况作出的。在早期的管理先驱者中,历史给我们留有最充分的记载的有四个人,他们是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以及夏尔·迪潘(Charles Dupin)。

    罗伯特·欧文―寻找新的协调社会在汹涌澎湃的工业革命时代,罗伯特·欧文(1771——1858)是一位自相矛盾的人物。①他本人是一位有成就的企业家,但是他试图阻止工业主义的前进浪潮以及他所认为的工业主义的罪恶的扩散,因此他要求在改组社会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道德秩序。他设想了一种新的工业社会,并认为这种社会应是农业和工业社会的结合体,而且要退回到原来的原始人类时代去。在哲学上,他认为人民是没有力量的,完全受摧毁了的道德意志和社会团结的机器新时代的革命力量所支配。他进行了一场长期的然而却是徒劳无益的斗争,在历史上,他很象命令进步的浪潮后退的克努特大王。

    ①有关欧文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的介绍是以他的自传为依据的。罗伯特·欧文:《罗伯特·欧文生平》,伦敦,埃芬厄姆·威尔逊公司,1857年,奥古斯特·凯利公司,1967年再版(第1卷和1A),第31…32页。

    早期管理经验欧文是一位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他具有早期企业主特有的自信精神。他十八岁时在曼彻斯特创办了他的第一个工厂。当时正是发战争财的时候,许多人因而富了起来。当时棉花贸易发展迅速,同时由于出现了新式水力纺织机、阿克赖特和克朗普顿纺织机以及瓦特的动力源,因而使得大型工厂的建立成为可能。欧文同一位名叫厄内斯特·琼斯的技师合伙开办了一家工厂,琼斯负责技术工作,欧文负责工厂的管理;欧文在介绍他的管理时说:虽然我什么也不懂,我却非常细心地注视着每一部门的工人。但是通过对每一件工作的认真地监察,我使得整个工厂的创建工作秩序井然,而且情况比我预计的要好得多。

    琼斯后来成了他们公司的一个负担,欧文把琼斯的股份买下后便独自经营这家公司。他的公司逐渐开始赢利,但是他决定自己要成为一个领薪金的管理人员,因此他把工厂卖给了一个名叫德林克沃特的人并受雇于他。尽管欧文的经验并不多,但是他努力使自己适应于新担任的工作。他说:我表情严肃,仔细检查每一件工作……早晨我同第一批工人一起来到工厂,晚上我最后把工厂大门锁上。我接连六周每天都这样默默地进行检查和监督,对提出的问题仅仅答以是或否……我没有对任何工作直接下达过命令。但是六周后,我觉得我已充分了解和掌握了我的工作,已为向各个部门发出指示做好了准备。

    德林克沃特让欧文独自管理工厂,而欧文使这家工厂获得了成功。欧文重新安排了工厂的设备,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并且取得了对下属的巨大的影响能力。后来他把他管理工人取得的成就归因于他“严谨的习惯”和他对人的本性的了解。他于1794年或1795年离开德林克沃特的工厂,开办了另一个合伙工厂―新拉纳克工厂(在苏格兰)。在新拉纳克,他碰到了普遍存在的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他说:“当时,劝说举止庄重、行为正直的人离开家乡去棉织厂工作,是极为困难的。”①吸引劳动力的这种困难恐怕对他的人事政策是有所影响的;他开始设想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他在新拉纳克雇用了大约四、五百名靠赈济生活的徒工,他们都是贫民的孩子,谁需要他们,济贫局就向谁提供。这些儿童每天劳动十三个小时,其中包括一小时又十五分钟的吃饭时间。尽管欧文无法说服他的伙伴接受他的所有改革,但是他继续雇用儿童,而且设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他致力于改革的目标是想重建整个新拉纳克村,其中包括街道、住房、卫生设备和教育制度。

    ①出处同上,第39页。

    在新拉纳克,同其他制造商一样,欧文也碰到惩罚的问题。与其他人试图创立一种新的工厂道德观念的想法相同,他曾试图借助于道义上的劝告,而不采用体罚手段。他发明了一种极为独特的装置―“无声监听器”,来协助维持纪律。根据这种制度,欧文对每一个监工设以四种不同的评分标志,每一个监工也同样对他的下属作出评价。这些评分标志以黑、蓝、黄和白四种颜色为代表,按顺序来评定成绩。在每一部机器旁都挂着一块木头,木头的四面按规则涂上四种颜色。每天劳动结束后,记下评分,然后以相应的颜色代表评分,并把木头上涂上这种颜色的一面对着走廊。任何走过的人,只要了解这种标志,马上就能对工人昨天的劳动成绩作出评价。这种木制信天翁有助于促使落后的工人克服他们的缺点,而且也能促使获得白色标记的“好工人”保持他们的成就。这的确就是现代管理中把销售和生产的情况公布于众,以便树立部门的自豪感或鼓励竞赛的雏型。

    主张改革梅奥(Mayo)、罗特利斯伯格(Roethlisberger)、利克特(Likert)和其他一些人曾经要求关心公司的人力资源财富,但是欧文在他们之前便提出了他的新哲学的基本原理。他说:……你们将发现,我在进行管理的伊始就把人口(劳动大军)看成是……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系统,而把这些部分结合起来,这是我的责任和兴趣所在,因为每一个工人以及每根弹簧、每根杠杆、每个车轮都应有效地合作,以便为厂主带来最大的钱财收益……经验还向人们表明,整齐清洁、安放合理和维修良好的机器与因无人过问而肮脏混乱、无防止不必要磨损的手段,因而几乎是在失修的情况下运转的机器所带来的结果是不同的……因此,如果对无生命的机器状况给予适当的注意就能够产生如此有利的结果,那么如果对你的极为重要的构造更为奇特的机器(人力资源)给予相同的注意的话,什么样的结果不可以期望取得呢?

    欧文嘲笑他的制造商同事不理解人的因素。他指责说,他们宁愿花费数以千计的美元购买最好的机器,可是却只用最少的钱雇用劳动力。他们情愿把时间用来改进机器、使劳动专业化和减少开支,但是却不愿对人的资源进行投资。他要求利用人的爱钱财的本能。他说,如果把钱用来改善劳动的话,那么这笔钱给你带来的收益将不是你用去的资本的5 %、10%或者15% ,而是50%,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会是100 %。他宣称他在新拉纳克获得了50%的利润,而且还说不久就会达到100 %。他说,对人表示的这种关心是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的,而且也将有助于减轻“不断加剧的人的痛苦”。欧文在新拉纳克开办的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至少有一个人怀疑这是否是他的人事政策所带来的结果。一位传记作家说,当时棉纺工厂的利润很高,平均为投资额的20% 或更多,因此采取任何一种人事政策都可能带来利润。“事实上,利润幅度很大,我们几乎用不着再去为作为制造商的欧文所取得的成功寻找任何其他的解释”。①不管他本人成功的原因何在,欧文对生活商业化是感到遗憾的。他在思想上向资本主义宣战,他还抨击教会,因为教会宽恕了新工业时代的罪恶。这些看法使他成为激进分子,使得他更难以说服别人相信改革的必要性。欧文认为,现有的所有的宗教的错误就在于它们鼓吹传播有关人类职责的教义。他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除非通过教育使他在道德上重新武装起来,他是不大可能摆脱环境的影响的。教会认为,好品德是由于许下奖惩的诺言,尤其是对来世的许诺而逐步培养起来的。与此相反,欧文则认为,只有人处在适宜的物质和道德环境下才能培养出好的品德。为了实现这些目的,1813年前后,欧文在政治上变得更为积极,他提出了一项禁止雇用十岁以下的儿童和限定儿童每天劳动不得超过十个半小时以及不得上晚班的工厂法案。对于当时的其他制造商和政治家来说,欧文的建议太激进了。在经过多次的政治密谋后。该法案于1819年成为法律,但它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工厂,它仅仅适用于棉纺厂,而且还把年龄限制从十岁改为九岁。由于没有任何保证该法案得以实施的监督措施,这个法案实际上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①弗兰克·波德莫尔:《罗伯特·欧文》,纽约,阿普尔顿—森图里—克罗夫特公司,1924年,第642页。

    一位传记作家认为,欧文在改造社会的试图失败后,在1817年变得有点“发狂了”。①他未能在英国实现变革,于是就想在美国打开局面,他在1824年按照他的原则在印第安纳的新哈莫尼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这项事业在三年之内也遭到失败,欧文这时发现他自己在财政上和感情上都垮掉了。他曾认为,他在棉纺厂学到并得到应用的原则也能适用于整个社会,但是他不能使别人相信他想建立的新道德秩序是现实主义的,而不是乌托邦。作为一位改革者,欧文设想出了救济穷人的法律,并提出了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他建议建立“合作村庄”(例如新哈莫尼),在这种以农业为基础的村庄中,大家共同分享剩余产品。他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论,他说,如果产品由大家分享,就不会有吃不饱的人。他对劳动分工的弊病感到遗憾;在他提出的理想的制度中,每个人都将干一些不同的工作,因此改行干其他工作就很容易。在他看来,工资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弊病是使人们生活在最低水平的根源。1834年,欧文领导了英国的工会运动,这是以采取集体行动来控制生产资料的思想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的运动。欧文失败了。但是,罗伯托·欧文作为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却播下了关心工业中人的因素的初步种子。

    ①G·D·H·科尔:《罗伯特·欧文生平》,第三版,康涅狄格州,哈姆顿;阿尔乔恩书局,1966年,第197页。

    查尔斯·巴贝奇―性情暴躁的天才把查尔斯·巴贝奇(1792—1871)称为性情暴躁的天才,是对他的最好的称赞,因为他具有这两种品质,而且在弗雷德里克·温·泰罗之前很久,他已成为管理思想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巴贝奇同他同时代人一样,主要偏重于技术方面的研究,由于他把技术方面的协助运用到了人类的努力上,从而使他在历史上以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的典范而闻名。他在美国科学管理时代之前很久便创立了科学管理方法的理论,并且进行了实践。他生于德文郡,父亲是一位很有钱的银行家。在一生中他一直利用他的遗产寻找“在儿童心灵中引起惊讶的所有小东西和事件的根源”。①他说,儿童在获得一个新玩具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必定是:“妈妈,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如果妈妈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的话,他必定要把玩具打开。在他同时代的人中,很少有人承认他的工作的价值,而他的邻居总把他看成是一个古怪的人。对那些打扰他思考问题的人来说,他的个性是不会得到他们的喜爱的。为了回敬英国街道上比比皆是的管风琴演奏者,他就在他住房外面吹起喇叭,造成一片噪音,以便把他们赶跑。与他同时代的一个人,也许是他的一个邻居写道:“他说起话来就好象他仇恨整个人类似的―特别是英国人,而其中他最仇恨的又是英国政府和在街头演奏管风琴的人。”②①查尔斯·巴贝奇(自传):《一位哲学家传记的引文》,伦敦:朗曼和格林出版公司,1864年,再版于菲利普·莫里森和埃米莉·莫里森主编的《查尔斯·巴贝奇和他的计算机》一书,纽约,多弗出版公司,1961年,第9页。

    ②引自1964年3月《幸福》月刊第112—113页刊登的文章《脾气急躁的计算机之祖》,作者不详。巴贝奇的生平以及有关他的一些缺点的资料是从这篇文章、菲利普·莫里森和埃米莉·莫里森的著作以及马博思·莫斯利所写的一本杰出的传记:《暴躁的天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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