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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 G·斯科特进一步发挥了特纳的主题，把这些文化力量所形成的高潮称之为“冲突时期”（图12…1）。这种“冲突效果”的特点是发生冲突，是由那些已把人们引入一种无可避免的接近和互相依存的状态的力量造成的。这种冲突效果如果听其自然，不予以缓和，会最终导致社会和心理上的堕落。然而，斯科特的论点是，扩展时期的“个人主义伦理”的衰落正在慢慢地为一种“社会伦理”
所取代，这种社会伦理“以一种祝愿某种社会哲学能导致工业和谐的祈祷”，来使人们用合作来取代竞争。②这项研究是以泰罗的“和谐一致而不是争执”、“合作而不是个人主义”和劳工和管理人员双方都进行“心理革命”等主张为基础的。
①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历史的边界》，纽约，霍尔特…赖恩哈特…温斯顿出版公司，1921年，第244…247页。
②W·G·斯科特：《管理文献中的社会伦理》，亚特兰大，佐治亚州工商管理学院，1959年，第5页。
在泰罗的哲学中，个人主义伦理和社会伦理的成分都有。在斯科特的分析中，社会伦理是以群体作为价值来源开始的，而个人主义伦理则是以个人作为首要价值开始的。泰罗提出“合作而不是个人主义”，这表明他接受了社会伦理。然而人们既不是纯粹个人主义的―因为他们通常希望进行社会交往，也不是纯粹倾向群体的―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自我需要。泰罗通过强调利益的共同性，和把工作中的合作（社会伦理）与以个人为基础的经济鼓励措施以及对每一个人进行挑选，并使之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个人主义伦理）相结合，他的哲学为这两种伦理间的鸿沟架起了一座桥梁。泰罗显然同这个时期工业化社会中的各种问题有接触。
他虽然不是以社会哲学家著称，也并不被人看作是社会哲学家，但是却显然察觉到了工业中左右为难的情况，因而提出一个办祛来减轻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的不和谐的有害影响。
图12…1 在变化的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此图经允许摘自威廉·G·斯科特所著《组织理论：供管理用的行为分析》一书。该书由伊利诺斯州霍姆伍德的理查德·欧文公司出版。这个图解原来载于威廉·G·斯科特所著《管理文化中的社会伦理》一文中，载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佐治亚州立学院工商业和经济研究局第四号公报，1959年，第10页。）
泰罗主义与进步党人民粹党—进步党运动是一个平行地出现的运动，它试图为民主提供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以便减轻冲突带来的危险。现代的批评家决不会把泰罗看成是“进步的”，然而泰罗的工作和哲学最终却深深铭刻在进步党人的思想中，这是历史的一种奇怪的嘲弄。进步主义思想的根源就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民粹主义者运动。民粹党运动主要是在农村和地方上展开的，而进步党运动则是城市的、中产阶级的和全国性的运动。①这两个运动都是改革运动。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民粹党运动停止活动的地方，进步党运动就开始搞起来。对这两个运动来说，中心问题都是通过消除使大规模资本获益的政府干预和用有利于资本极少或没有资本的人的政府干预来取代上述干预，来“恢复”机会均等。②民粹党运动之所以衰落下去，是因为它所依赖的支持力量来自人口中日渐减少的一部分人，即农村地区。既是一支社会力量、又是一支政治力量的进步党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所关心的是劳工、小企业主和城市人民。进步党人谋求授予妇女以选举权，通过人民直接投票选出参议员，援助收入较低的阶层，确定最低限度工资，制定劳工补偿法，鼓励工会和制定联邦所得税。
①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的时代》，纽约，文特吉图书公司出版，1955年，第131页。霍夫施塔特把美国的改革运动迫溯为，由民粹党运动，经过进步党运动，发展到“新政”。
②埃里克·F·戈德曼：《命运的注定》，纽约，文塔吉图书公司出版，1952年，第59页。这是叙述进步党改革运动的又一部出色的历史书。
在进步党的纲领中，大概鲜有什么内容会对泰罗具有吸引力，但是改革运动却有办法能使奇怪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在关于东部铁路运费的意见听证会上，科学管理引起了进步党人的注意。重要的进步党人布兰代斯帮助创造了“科学管理”
这个动人的名称，这个名称使效率与道德和社会秩序成了同义词。如果采用注重效率的办法，不让劳方和管理方面得到不应得的好处，那么就可使公众“免受”
增价的不利后果。如果工业界领袖人物肯接受泰罗的方案，人人便都能从降低成本和增加工资收入中蒙受好处。进步党人与科学管理的浪漫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①改革者们并不想根除资本主义，而只是谋求有秩序地改变工业与公众关系的结构。象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斯这样的一些改革派是要求改换整个制度，而比较温和的人物，如路易斯·布兰代斯、赫伯特·克罗利和沃尔特·李普曼则认为，通过科学和职业专家的领导，效率将会带来社会秩序与和谐的一致。他们每个人都设想企业领导的专业化将使经理们摆脱“商业主义的泥坑”，而使他变成一位“工业政治家”。⑧科学管理对于这些人的吸引力是，它提供了依靠专门技术和知识的领导，而且将会摆脱阶级的偏见和靠驱赶以及心血来潮进行管理的状况。
实行效率制度有希望带来高工资和低成本，由此会抑制雇主的贪欲和受雇者的怠惰。最后，科学管理表明，雇主和受雇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阶级冲突造成的浪费是不必要的。③①塞缪尔·哈伯：《效率与提高：进步时代的科学管理，1890…1920》，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54…56页。
⑧沃尔特·李普曼，《放任与控制》，纽约，米切尔·肯纳利出版公司，1914年，第10…11页。另见布兰代斯：《企业―一种职业》，波士顿，斯莫尔…贝纳德公司，1914年。
③见前引哈伯一书，第58…59页和第89…90页。
进步党人与科学管理之间的主要障碍在于泰罗对工会的看法。进步党人认为，工会是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工具，而象罗伯特· G·瓦伦丁这样的人则设想工会在它们朝着真正的工业民主演进的过程中最终将被开明的消费者联合会所取代。
④过渡时期的标志应当是管理方面和有组织的劳工之间在“效率与同意”的基础上实现和解。因此，修正派运动是一种手段，借此，进步党人可以把泰罗学说与他们自己的目标协调起来。进步党人觉得，工会的看法一解决，科学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便可以作出很多贡献。进步党人谋求“改善产业工人境遇”，或称“产业工人福利”，这是博爱、人道主义和聪明才智的不均匀的混合物。①象全国现金登记公司的约翰· H·帕特森这样的实业家为产业工人福利运动立下了样板。②各种福利计划的目的，是通过提供医疗所、午餐间、浴室、利润分享、文娱设施等等许多办法来博取工人的忠心，从而防止劳工问题和提高工作效率。在这个集团看来，使工人们高兴便是企业的一笔资产，那些通过各种职工福利计划来培养工人对企业的忠心的雇主，是聪明而有利润头脑的人。效率工程师们，特别是泰罗，把效率和道德联系起来，补充了提倡改善工人境遇或增加工人福利的人的不足。③泰罗认为，勤奋工作可导致道德和幸福；而主张改善产业工人境遇的人则认为，有了道德和幸福，就会勤奋工作。这个彼此相反的工作—福利的方程式，便是进步党人与科学管理间的浪漫史的核心。当时流行的风尚是通过提高效率来振奋社会。
④R·G·瓦伦丁：《科学管理和有组织的劳工》，《科学管理促进会会志》第l卷第1期（1915年1月），第3…9页。
①见前引哈伯一书，第18页。
②塞缪尔·克劳瑟：《约翰·H·帕特森：工业福利的先驱》，纽约州，加登市，道布尔戴出版公司，1923年。
③见前引哈伯一书，第20页。
回顾起来，在泰罗时代，各种社会力量正在产生，掀起了一种讲求效率的热潮。论述有关在家庭里，在教育中，在管理保护自然资源方面，在教会中以及在工业中如何讲求效率的通俗的和专门的文献大量出现。著名心理学家H·H·戈达德认为，群体努力的效率不那么在于才智的作用，而在于恰当地安排工人担当适合他们智力的那一级工作。④这种心理学上的“头等人”观念反映出泰罗的思想，抓住了学术界的心。美国的教育机构在寻求改革和扩大它们努力的过程中，抓住了泰罗学说，发现了效率专家。①自然资源管理保护论者们，在西奥多· R·罗斯福总统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的策励下，也对效率的福音感到惬意。②女权主义者们从讲求效率运动中看到了能使妇女摆脱家务之累，并能使她们到社会中去担当平等角色的解救世人的女神。比利·森戴牧师建议教会采用职能工长制，以便使每个部门都能获得专家的指导和持久的成果。③④亨利·赫伯特·戈达德：《人的效率与智力水平》，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14年。
①见雷蒙德·E·卡拉汉：《教育与效率崇拜》，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以及J·M·赖斯：《科学管理与教育》，纽约，海因兹…诺布尔…埃尔德雷奇出版社，1914年。
②塞缪尔·海斯：《维护保存与效率主义》，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
③见前引哈伯一书，第63页。另见欧内斯特·J·登南：《科学管理下的主日学校》，密尔沃基，青年圣职者出版公司，1914年；以及尤金·M·坎普：《基督的经济：与上帝及圣业有关的人与事的科学管理》，纽约，西伯里社，1910年。
这种盲目崇拜效率的时尚不久便衰落下去。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时，由于霍雷肖·艾尔杰的个人主义理想的传播，这种时尚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随着工厂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丰富的产品，生产效率的福音趋于泯灭。到处是一片繁荣景象，于是出现了一种十分强调销售的消费的新福音，并向所有的美国人宣传做“中产阶级”的重要意义。象惠廷·威廉斯、埃尔顿·梅奥和玛丽·帕克·福莱特这样的人开始抑低对个人的强调，而强调群体在工业中的重要性。刚刚萌芽的人事管理学强调产业工人的福利、更好地选择、提高士气和工人的快乐，说这既对社会有利，也对企业有利。写小说批评社会的人悲叹美国一头栽在生意中，而庸俗愚蠢的家伙巴比特则是一切遵从的平庸之辈的象征。遵从能得到安全。人们变得更意识到社会关系，而不那么期望获取最大限度的个人收益了。边疆封闭了，新的社会价值标准正在取代西部的粗犷的个人主义的理想。于是播下了产生“社会人”
的种子。
实业界与进步党人1901年，在麦金利总统被暗杀而由西奥多·罗斯福接替后，“大改变”出现了。①最初，这位新任总统并没有使实业界和金融世界感到惊恐。他向国会提出的措辞精当的第一个咨文，在使他自己的进步党人倾向和有利实业界的立场互相平衡方面做得很出色。彼得·芬利·邓恩小说中描写的爱尔兰人杜利先生，很恰当池概括了罗斯福总统的立场，他说：“托拉斯是可恶的怪物。它们是靠一些在推动我们可爱的国家的进步方面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们的开明的进取精神建立起来的。”“一方面，我要把它们踩烂；另一方面又不能操之过急。”②①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巨大的改变》，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52年。
②见上述一书中艾伦的引述，第85页。
这种和谐关系很短暂。1902年，罗斯福总统援引谢尔曼法，提出诉讼解散北方证券公司。北方证券公司是J·P·摩根和爱德华· H·哈里曼建立的一家控股公司，目的在于控制三大铁路。这一直接打击这家公司的行动，开创了政府和实业界关系的一个新时代。第一个罗斯福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倡导者和“托拉斯的克星”著称的，他使政府扮演了实业活动节制者的新角色。对牛肉托拉斯（1905年）、新泽西州美孚油公司（1906年）和美国烟草公司（1907年）提出了反托拉斯诉讼；新的立法节制了各条铁路（1903年的埃尔金斯法和1906年的赫伯恩法）和电话、电报，以及无线电行业的活动（1910年的曼—埃尔金斯法）。其他各州和联邦制定的其他立法措施，设法限制劳动时间和节制雇佣女工和童工。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加强了谢尔曼法，并使得企业界其他不公平的作法更加明显。联邦储备法（1913年）创立了一种更有伸缩性的货币，而且削弱了纽约市各大银行对现金和储备的控制。
政治环境―从一个罗斯福到另一个罗斯福长期以来，政府和政治机构的任务一直是围绕着平衡两个基本主题转的。这两个主题是：（1） 需要确立平等和秩序，以保护一个人不受另一个人的侵害；（2 ）需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护人们不受国家侵害。象马基雅维利和霍布士这样的政治理论家认为，国家应当发挥中心作用来管辖人们，卢梭和洛克则寻求一种人们能借以制止政府滥用权力的平衡制度。立宪政体或代议制政府―即在美国出现的洛克和卢梭的哲学，使得“被治理者的同意”成为了一切立法权力的正当的来源。多元制是立宪制社会的特点，它“寻求把权力散布于许多组织和团体之中，从而防止出现权力的不平衡，并确保个人不受一人的、少数几人的或许多人的暴政统治。”①投票箱是实现多元制的手段。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在寻求使民主制度完善起来，感到不满的集团和个人在对冲突效果作出反应，他们提出大量立法来改变个人与国家之间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美国是以立宪制政府、私有财产、经济机会自由、强调个人首创精神以及政府不应干涉企业等前提为基础的，它当时发现经济民主的理想和实践之间存在不平衡和不完善之处。情况不是象亚当·斯密所设想的那样―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永远存在下去，相反，企业家们在采取集体行动分配和垄断市场，有组织的劳工具有了经济和政治目标，特别利益集团谋求以牺牲其他集团的利益来扩大自己的机会。人们觉得作为个人无能为力，于是集体行动变得愈益盛行了。②①理查德·伊尔斯和克拉伦斯·沃尔顿：《企业的思想基础》，伊利诺斯州，霍姆沃德，理查德·欧文出版公司，1961年，第363页。
②塞缪尔·P·海斯：《对工业热的反应：1885…1914》，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190页。
公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政府应当关心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关心少数特权者的利益。这种态度正是进步党人所主张的。各个农民组织，尤其是农民协进会运动，设法抵御给铁路以特许权的政治官僚，和以贿赂取得特许权并以欺骗手段保护其特权的企业界人士的不神圣的同盟，以便保护自己。工人先是通过劳工协会后来是通过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起来，以便抵消他们感到的在讨价还价力量上的一种不平衡。其他一些集团则寻求靠津贴、减税和特别立法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在1900年，美国没有商务部，没有劳工部，没有联邦储备系统，也没有联邦贸易委员会。美国参议院是由各州立法机构选出的议员组成的，是特权的堡垒。妇女没有选举权，移民正在挤进各个城市。在许多城市中，“首领”统治盛行，新闻界的丑闻揭露者们对政府贪污行为和实业界胡作非为的激烈抨击刚刚开始。厄普顿·辛克莱还没有写作《丛林》（或译《弱肉强食的世界》）。
该书瞄准的目标是美国的心脏，但是击中了它的腹部，并导致制定了《纯净食品和药物法》。
随着1913年的安德伍德—西蒙斯税收法的通过，纳税人丧失了他们先前的暂时太平，这进一步表明了放任政策的衰落。这项法案规定对个人收入在3 ，000美元以上者课以1％的税，对收入达2万美元者再课以累进附加税；对收入超过50万美元者税率最高，为7％，纳税人在1040号表格上申报自己的收入。最高法院让这一法案存在，只是改变了税率。
回顾起来，科学管理早期的政治环境寻求在实业界的力量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