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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技术性的；他谈到了如何检查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如何调整和修理机器，如何降低成本以及在惩罚下级时如何“避免采取不必要的严厉行动”。他指出，管理人员必须“公正无私―坚决果断，随时准备防范错误的发生，而不是在发生问题后再去检查……。”②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对控制的看法，它是很有远见的，并且表明很早就有人认识到，控制职能主要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但是，蒙哥马利的意见只适用于棉织工业，他同早期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并未试图建立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原则。
①詹姆斯·蒙哥马利．《梳纺棉大师助理，或棉纺理论与实践》，格拉斯哥，小尼文出版公司，1832年，詹姆斯·蒙哥马利：《棉纺者手册》，格拉斯哥，小尼文出版公，1835年。在詹姆斯·P·鲍曼主编的《詹姆斯·蒙哥马利论工厂管理。1832年》，见《商业史评论》，第42卷第2期，1963年夏，第219…226页，其书讨论了蒙哥马利的贡献，并转载了1832年的那篇文章的部分章节。②鲍曼，引自蒙哥马利的书，第226页。
蒙哥马利作为一名管理人员深受尊敬，因此，他在1836年被请到美国，在迈阿密州萨科地区约克纺织厂担任总管。这使蒙哥马利有机会对不同国家的经济进行分析，并对管理进行很可能是第一次的比较性的研究，他发现，美国生产成本高，工资也高（包括妇女的工资），但是原料成本低。英国公司的生产成本较低，工资也较低，但是原料开支却较高。蒙哥马利认为，英国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因为英国公司的管理较好。①蒙哥马利只研究了棉纺厂，但是他的研究却使人们对1840年美国和英国不同水平的管理知识有了一些了解。
①詹姆斯·蒙哥马利：《美利坚合众国的棉织品生产与大不列颇棉织品生产的对照与比较》，伦敦，约翰·范公司，1840年，第138页。
早期管理人员的报酬很有改进的余地。基层的管理人员，即“监工”所得到的薪金比工人的工资多不了多少。“白领”管理人员的薪金常常是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不是根据他们承担的责任大小来确定的。但是，到1800年，波拉德指出，由于缺少人才，因而被迫根据工作来付工资而不再根据人来决定工资。②到1830年，非所有者管理人员的薪金迅速增加，他们同拥有所有权的管理人员之间的工资差别缩小了。在英国，企业主的地位在提高（在法国和意大利不是这样），这诱使许多青年人想到商业中发财致富，或者至少成为某一家大公司的小合伙者。创业的企业主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子孙改变了他们的作风，提高了领薪的管理人员的地位。他们倾向于把权力更多地交给领薪的管理人员并且更多地依靠他们。也许是由于他们的祖先取得的成就使他们很富裕，因而他们不那么想亲身参与日常活动；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公司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管理人才也已大大增多，以致他们比其先辈能找到更可靠的下级。在早期的工厂，物色和培养管理人才的问题是十分尖锐的。当时没有商业学校可以提供管理人员，也没有培训人们担任管理人员的有系统的计划，管理技术被看成是一个局部的、特殊的问题。②见前引波拉德一书，第139页。
劳动力问题管理问题是很尖锐的，在劳动力方面存在的问题甚至使得那些最最强有力的“监工”也都束手无策。工厂不得不从农村吸引劳动力到城市中工作。农民同其家庭有着传统的联系和往来，他们同过去以及他们的社会有着长期的联系，因而他们在转到工厂劳动的过程中必须接受并吸收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概括地说，劳动力问题涉及到三个方面：招募、训练与激励。招募问题本身就涉及到许多方面。当时的劳动力主要是不熟练的农业工人，他们对工厂的生活和劳动具有一种明显的反感。这种反感情绪主要是由于必须遵守工厂的劳动规章以及严格的纪律而引起的，当然，这种反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们厌恶工厂本身的那种喧哗、肮脏和明显的污秽而产生的。从小工场、农庄作坊走到工厂，对工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剧烈的变化。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脱离他们长期熟悉的环境，而奔往喧哗熙嚷的城市去就业。他们必须接受一种新的文化，而且是一种十分不吸引人的文化。正如松巴特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并不贪得无厌而且习惯于仅获取能维持生活的收入的人来说，必须使他们顺从地接受金钱的刺激，去争取最大限度的收入，此外，还必须使他们能在管理部门规定的可以预知的和可以控制的方式范围内接受激励。①①韦纳·松巴特：《犹太人和现代资本主义》，M·爱泼斯坦译，伦教，T·费希尔·昂温公司，1913年，第809、829—831页。
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和其他一些人抱怨说，习惯于家庭或农村生活的典型工人是不喜欢工厂的劳动的，他们对工厂劳动的单调性、一年到头都得按时上班以及时时刻刻都要求他们全神贯注地工作是没有任何好感的。工人们经常会怠工、得过且过和表现异常。例如罗巴克和加勒特公司把他们的公司从伯明翰（英格兰）搬到苏格兰，因为他们发现苏格兰人比较可靠和听话。②当代的一位评论家认为，早期的纺织工人独立性很强，而且普遍地不听话。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清教徒，而且象反对英国教会一样地反对工厂制度和管理的权力结构。③早期工厂的管理人员必须与其打交道的正是这样的工人。
②见前引波拉特一书，第161页。
③理查德·格斯特：《棉织品生产简史》，曼彻斯特：约瑟夫·普拉特公司，1823年，第40—43页。
缺少熟练工人招募工人问题中的另一个方面是熟练工人极为匮缺。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存在着一种矛盾的情况：一方面有大批人失业，而与此同时另一方面雇主们又请求予以帮助。这是一种结构性失业，其部分原因是以前的农业工人不掌握工厂的技术，但是其主要原因是工人们拒绝接受工厂的生活。在一些分散的小行会和工场中的确有一些熟练工人，但是这些有手艺的工人宁愿在这些地方工作，而不愿干工厂的那种单调的工作。雇主们被迫提出各种办法来引诱这些工人，并且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以把他们留下来工作。如果失去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或者说关键的手艺工人，那么整个工厂就可能倒闭。詹姆斯·瓦特在寻找能够按照规定的公差切削与安装阀门和汽缸的工人时就碰到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他早期的许多失败不是设计上的问题造成的，而是实现他的设计的问题造成的。阿克赖特要他的熟练工人加班劳动，因为熟练的工人太少了。许多铁工厂为了防止丧失它们的熟练工人，甚至在萧条时期还让它们的高炉继续生产。这些做法使马克思提出的“失业后备大军”的说法受到了怀疑；失业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个人意向问题。如果工人们有技术，或者他们愿意在工厂劳动以学习技术，他们不一定会失业。早期的企业主之所以雇佣家奴、妇女、儿童、靠施舍生活的贫民、破产的农民以及他们能够找到的任何人，是出于需要而并非出于恶意。雇主们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登广告来招募工人，有一位权威人士说，只是在从其他来源雇佣不到劳动力时才雇佣儿童和贫民。①①斯坦利·D·查普曼：《早期工厂的老板：中部地区纺织业转向工厂制的过程》，纽约，奥古斯塔·凯利公司，1967年，第168页。
训练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培训。一旦招募到工人就必须教他们掌握工厂中的新技术。识字的人不多，而又缺乏基本教育技术；图样、须知表以及操作机器的程序都要求工人具有能识字、计算和按照预期的效果进行工作的能力。培训主要是通过口头指导、示范以及反复摸索试验来进行的。新雇员向别人―通常是向同伴―学习如何操作机器和如何对原料进行加工。当时没有标准化的工作方法，每一个工人都是盲目地按照比他懂得稍多一点的人的办法劳动的。缺少技术工人（例如机工、安装工和仪器制造工）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缺少新工厂所要求的新技术，因为现在新的工作所需要的技术与以前工作所使用的完全不一样。在把工人原已掌握的技术传授给新工人时，既有学习的问题，也存在抵制新方法的问题。反对新事物的传统偏见给管理部门带来了更多的不便。最后一点是，工人们不习惯于按照很多工厂所遵从的互换部件技术所要求的精确度和公差限度来进行生产。甚至连如何使用比较初级的测量工具也要给以指导。技术工人习惯于按自己的方式劳动，他们反对按可互换部件生产方法的要求来实现部件、方法和工具的标准化。
无目的地向工人同伴或不称职的监工学习知识、缺少标准的劳动方法以及工人反对采取新方法等等，所有这些给工厂有效地进行生产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因之，雇主们便建立起自己的学校，来教授工厂劳动所需要但是人们还不掌握的初等算术和几何以及其他的技术。在对早期的工厂有了上述了解后，就比较容易解释那些现代作家时常用来批评早期工厂先驱者的某些管理实践了。降低工作的技术性即实行专业化和把任务分得很细，为的是易于向工人传授这些技术。其目的不仅是提高效率，而且也是为了解决寻找和培训工人的实际问题。对早期工厂的工人来说，丰富工作内容是完全办不到的。建立集权的、甚至是专制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必须要使一支不大愿意劳动的劳动大军取得预期的成果才这样做的。当时要工人参加决策是不切合实际的；如果当时采取仁慈的专制做法（虽然有一些人是这样做的），那也会是一种改进。工人们还不习惯于在日常生活中行使民主，他们对封建地主的权势还记忆犹新，因此他们大概认为他们同其新上级的关系不会有什么变化。缺乏技术和激励的工人能使赞成建立参与或民主领导的二十世纪的管理人员遭到失败。从当时的文化情况看，早期的工厂可能需要建立任务型的领导来对付当时的劳动大军的反复无常的行为。
纪律和激励第三个问题―它丝毫也不是最不重要的问题―是纪律和激励问题。工人们对个体独立自主的手工艺操作传统和自给自足的农业习俗是很习以为常的，因此他们必须培养自己的“工业的习惯”，比如严守时刻、按时出勤、接受一种新的监督制度以及按机械速度劳动等。工厂不再采取传统的手工业的和神圣的主仆关系的那种监督办法，而是代之以一种不同的纪律，工厂要求定时的规律性劳动而不是加班突击式的劳动，在设计和工作方法上要求精确和标准化，而不能按个人爱好行事；另外，在生产中要使用他人的装备和原料，而不再以使用个人私有的生产工具而自豪。要养成这些新习惯显然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人出工不正常，“欢度节日”―这在家庭生产制下是十分普遍的传统习惯―造成工厂工人中广泛存在旷工，而且工人们总是愿意突击加班劳动一段时间，挣得一些钱，然后就不去上工以尽情寻欢数日。为了对付“节日”的问题，有些早期的雇主便利用传统的节日，由公司出面组织郊游和野餐，以增进人们对公司的忠诚、消除一年中的工作单调性以及加强个人之间的关系。例如，阿克赖特于1776年在他的克罗姆福特工厂为500 名雇员举办宴会，马修·博尔顿在他的索霍工厂宴请700 名雇员等均属此类。严守时刻―用早期雇主的术语来说就是“节省时间”―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雇主们对偷懒课以罚款，并且一到上班时间便经常把工厂和车间的大门锁起来。
捣毁机器虽然只是偶而发生，但它却是纪律方面的另一个问题。不过大部分捣毁机器的事例都是在蒸汽和大工厂出现之前发生的。1753年，约翰·凯伊的飞梭和其他发明物都被捣毁，而那些抗议使用他的节省劳力的机器的工人还捣毁了他的家。詹姆斯·哈格里夫斯1768年在他的布莱克本工厂也碰到了类似的遭遇。老式的手摇纺织机工人深信，新的“珍妮纺织机”将会使他们失业，所以他们袭击了哈格里夫斯的住宅，捣毁了他的机器。捣毁机器的活动在1811—1812年达到了高潮，但是看来工人捣毁机器的动机正在发生变化，从原来的担心失业转向反对技术进步。时代的更迭给机器捣毁者取了一个称呼―卢德派。这是由于在卢德拉姆有一个青年人，因遭到他父亲的刺耳讽刺而把他的针织机捣毁得名的。卢德运动从未有过统一的目的，也没有一位统一的领导人。分散在各地的组织以“内德·卢德”的名义捣毁机器，并认为卢德是他们的头领。卢德运动这个名字是在1811年第一次使用的，当时突然发生了许多破坏机器的行动，主要是在诺丁汉附近的针织行业中发生的。但是，这些抗议行动看来不是由于技术进步而是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的。当时工资在下降，失业现象猛增，而粮价由于政府的进口粮食政策也在上涨。尽管引起不满的原因不是技术，而是其他隐而未见的潜在因素，然而捣毁机器的行为却是表示不满的一种方便的办法。①①马尔科姆·I·托米斯：《卢德运动：摄政时期英国的捣毁机器运动》，康涅狄格州哈姆查·阿切尔书局，1970年。
对卢德分子采取的惩罚措施是相当严厉的。一个名叫梅罗的卢德分子杀害了一名厂主，他和他的同伙（于1812年）立即在约克被处以绞刑。公众惧怕进一步的暴力行动会导致更多的卢德分子（在诺丁汉郡、兰开夏、切斯特）被绞死，因此这场运动由于缺乏领导而很快消亡了。
②见前引波拉德一书，第166页。
根据成果支付工资的主张的提出，表现出同旧的传统精神的一次重大决裂。过去的那种认为必须使工人保持最低生活水平以及饿得快死的工人才是最好的工人的观点现在已被早期的“经济人”的思想所取代。这种思想认为，货币的刺激作用可使人们发挥最大的才能，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就会更加努力劳动。“经济人”诞生了，并且一直存在了许多年。计件工资制甚至在实行的最初年代就遇到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那种敌视情绪。雇主们采取“提高指标”以及降低工价的办法，工作质量经常恶化，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经常为标准和工资计算问题发生冲突。这些问题不会使人感到惊讶，然而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曾有人试图对工作的设计给以研究或对系统地确定工作指标作出努力，甚至在象博尔顿和瓦特公司这样进步的公司也没有这样做。
消极的制裁措施―“大棒”政策是使早期工业制度遭到批评的一种做法。工厂对工人进行体罚，特别是对童工进行体罚，尽管有些作家对这种体罚的经常性和严厉性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些弊病中，有许多大概是由于转包合同制造成的，这是因为工厂主放松了他们对工厂的控制，经常让未受过教育的监工去执行惩罚政策，而这些监工对提高生产的任务又搞得有点太认真了。分级罚款是比较普遍的惩罚方式：有一家工厂对星期一上午旷工的工人罚款30分，对唱歌、诅骂和酗酒的工人罚款70分。①工人每周的工资经常只有2 、3 美元，因此罚款的比例是相当大的。每个工厂的惩罚政策可能很不相同，而且随着工人数目的增减而有所改变。熟练工人来源不足，他们受到的对待大概不会很严厉，同时劳动力普遍不足也使雇主们不能太严厉了。必须记住，甚至在有地位的家庭中，对待儿童的普遍态度是对孩子们必须严加看管，“孩子不打不成器”。根据当时的情况，雇主们按家庭打骂孩子的习俗对待童工，②尽管如此，也不能因此而宽恕当时发生的情况。
①见前引波拉德一书，第187页。
②见前引斯坦利·查普曼一书，第203页。
激励的第三个方法是努力普及和建立一种新的工厂精神风气。其目的是用宗教的伦理和价值准则来培养工人对工作的正确的态度。鼓励道德教育（甚至在公司时代以及在早期的公司城市），念圣经，定期去教堂做礼拜以及劝告人们不要犯偷懒、怠工和贪婪等不可宽恕的罪行等活动都是培养工人养成正确的工业习惯的方法。雇主和牧师共同努力，劝告工人不要在道德上堕落，因为堕落不仅是罪恶的，而且会使劳动大军变得无精打采和采取胡作非为的行动。例如，奎克·利德公司对工人“酗酒（喝酒）、殴斗，以及夜间赌博等都予以惩罚”。①毫无疑问，这种道德劝告并非仅仅出于对工人灵魂的关心。波拉德对这种为建立新的精神风气的努力给以了简要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