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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还听说“臧诗人碧小说家都叫了好的”，＇15＇“臧诗人”即臧克家，“碧小说家”就是碧野。
11月16日，在完成第一乐章不久，胡风开始继续写《时间开始了》的第二乐章，写得并“不顺遂”，加上痔疮发作，“很不舒服”。11月19日，他又说：“心里唱着一支小曲，第二乐章的情绪凝住了似的。”＇16＇但他一直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部组诗的创作中，他的日记忠实地记录了每天的状态。
11月23日，“上午，想到第四乐章，燃烧得几乎不能呼吸，一直到下午。
“……写下第四乐章开始约五六十行。
“呼吸困难，到瑞芳处休息，她母亲和姐姐来亲切地谈话。”
同一天，他在给路翎的信中也说：“这些时，差不多完全被一股什么力量冲激差＇着＇，但又不能喷出来。成天像在海涛上掀簸着。第二章还只写一点点。真想全部弄完它，一些东西时常烧起来，困难的是有时不顺遂，好像力气不够似的。” ＇17＇
11月24日胡风日记说：“续写《赞美歌》。上午，非常激动，终于把难关冲破了。” ＇18＇
不幸的命运悄悄袭来
后来（1951年1月16日），胡风在给牛汉的信中说：“写的时候，整个历史，整个宇宙都汇成了一个奔腾的海（《欢乐颂》）、奔腾的大河（《光荣赞》、《安魂曲》）、阳光灿烂的海（《欢乐颂》）在我心里响着，有时候甚至感到了呼吸窒息似的燃烧。”＇19＇ 但他想不到的是，《欢乐颂》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时间开始了》后面几个乐章的发表都遇到了困难。先是12月4日，他接到马凡陀的电话。“《赞美歌》他们嫌长，不想用了。但亚群在电话中说，还想争取。” 第二天，“徐放来。把《赞美歌》改名为《光荣赞》，并改正几小点。他们还想争取能发表”。＇20＇8日，“得亚平信，报告《光荣赞》的发表问题”。＇21＇15日，他和胡乔木通电话，才知道胡“不赞成《光荣赞》里面的‘理论’见解，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22＇所以，他只能设法在《光明日报》、《天津日报》发表《光荣赞》、《英雄谱》（《安魂曲》）等几个乐章。令他意想不到的或许是，他满腔热情讴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竟然遭到了一连串的误解、歪曲与批评（那已经是1950年的事）。
曾肯定过《时间开始了》的萧三在《文艺报》关于诗的笔谈中说他的诗里有“牢骚”，沙鸥说有“色情”，何其芳甚至批评他将毛泽东比作“海”是对毛主席的歪曲，因为毛自比“小学生”。经手发表《欢乐颂》的马凡陀（袁水拍）也反戈一击，批评胡风将毛泽东的形象歪曲成脱离人民群众的“站到云端里的神”，与毛泽东“甘当小学生”的思想不同。黄药眠在《大众诗歌》第六期发表长篇大论的《评〈时间开始了〉》，“这更不从内容出发，对于内容随便加上歪曲的解释”。文化部编审处召开讨论会，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集体批评《评〈安魂曲〉》。批评火力之猛完全出乎胡风的意料，“而且还故意地拉到政治问题和人事问题上去”。＇23＇如果说因为《时间开始了》有一处涉及“僵硬的官僚主义”，批评者质问他骂的究竟是谁，我们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批评者无限上纲、任意罗织罪名的本领也实在太大了。由于这些批评，已印好的诗集新华书店也限制发行，后来出版社当废纸卖了。
这一切恐怕都是不信邪的胡风难以理解的，他悲剧的命运实际上早已拉开帷幕，只是他没有感觉到而已。1948年3月，在香港出版，“也代表延安”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就有多篇文章将矛头对准了他，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不点名地批判了他“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他在重庆时期的好友乔冠华以“乔木”的笔名发表的《论文艺创作与主观》点名批判他的文艺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这篇文章受到了“延安同志”的肯定。至于为什么要批判胡风？邵荃麟的这番话已说得明白：“胡风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但我们认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甚至有一种误会，以为他的理论就是党的理论，这是必须讲清楚的。”在有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还需要胡风的文艺思想吗？自认为一辈子跟党革命的左翼作家胡风确实太天真了。他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说：“1948年在香港的同志们发表批评我的文字之前，同志们没有通知过我。只有一次从接近国民党的出版人姚篷子口中听到，说刘伯闵（国民党三陈派文化头领）在同坐汽车的时候告诉他，香港要清算胡风。我当时不大相信，因为这和当时整个局势的斗争要求和气氛是连不起来的。甚至觉得是国民党文化机关玩的小花样：造谣。到香港的同志们把批评我的文章的校样寄来的时候，那刊物也已经出版了。”＇24＇尽管有这样严厉的“清算”，可他认为这毕竟是“自己人”、“同志”之间的批评，他还是满怀希望地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了北方被解放了的土地上。这段洋溢着欢乐的文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虽然地上盖着雪层，空中吹着寒风，但我好像从严冬走进了和煦的春光里面。土地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香味，风物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彩色，人物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气质。”＇25＇到3月22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还说：“我走的是满天星满地花的道路。”
这一年胡风47岁。
不少传闻连想象都不能想象
1949年1月6日下午，胡风应中共中央邀请北上，他们一行九人乘坐一艘挪威船，“由东北商人承包运货到解放区”。＇26＇13日下午在辽宁庄河县上岸，17日到达沈阳，第二天（1月18日），他就听到了不祥的消息。“谢东平找来，闲谈甚久，知道华东文化人听说我有政治问题。”＇27＇ 此后，这样的信息就没有断过。
1月20日，胡风和萧军见面后谈话时，硬气的萧军“似忍不住流泪”。萧军因为看不惯苏联军队在东北的做法，在他主办的《文化报》上忍不住进行了一些婉转的批评，当时正在挨批。1月31日的胡风日记说：“有人因萧军而对我误解”，“我不断地成为造谣对象……”＇28＇尽管如此，2月10日他又一次到文协看萧军，聊了三个小时。
3月30日，周颖来，闲谈中说及“吴晗、田汉夫妇对我的攻击”。31日，冯乃超夫妇及其女儿来，谈了一些闲天，“乔木说我的态度坏得很”。＇29＇这个“乔木”是指他在重庆的老熟人乔冠华。4月2日胡风日记记下了李亚群和他的谈话。
我有小布尔急进性，许多青年同意我，但他们主观强，为市民，或间接为工农兵（但不熟悉工农兵不是不行么？）虚伪的爱国主义模糊了阶级观点，是实。
批评应该尽量估计优点（即令是百分之一的马列主义）。＇30＇对于这一切，胡风在以后的“三十万言书”中说道：“我听到了不少关于我的传闻，我连想象都不能想象。那些不但太违背常识，而且有的可以归结到政治性的问题上去，例如在华北大学，读了我的作品的学生在鉴定上就要写上‘受了胡风思想影响’一条。又例如，在延安时期，周扬同志在讲演中讲到鲁迅的时候总要骂到我。和我有过联系的青年作者几乎很少没有发生过‘问题’的。”＇31＇对当时文艺界的许多不正常现象，他也敏锐地感受到了。“但同时由于过去的记忆和香港论争的影响，我警惕到自己的处境，产生了我暂时不能写理论批评文字，不要在这个革命形势的紧要关头由我弄出麻烦来，对不起党和这个时代的消极情绪。”＇32＇
原来只被看作是“同路人”
事实上，5月18日，诗人艾青就曾当面说胡风“情绪‘消极’”。＇33＇不过，胡风并没有特别在意自己的处境（虽然他自认为“我多少懂得革命，更懂得自己的处境”），没有意识到罗网已为他张开，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的胜利上面的人”，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只是被看作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他才会在7月18日即文代会闭幕一天写给老同学朱企霞的信中不无抱怨地说：我，一直只是一个“同路人”，也许你并不了解。为什么如此？那说起来话长，总之，在中国，做一点文化特别是文艺上的斗争，是并不那么容易的，有些事非自己滴着血负担不可。但现在，我是愉快、幸福了，觉得放下了这点负担也不会成为损失。我想以后不弄过去那一套了，学习着写写散文之类，直接从生活吸取一些，也算是一点对于人民的工作。到底能做多少，能否做好，那就不管了。＇34＇他是从显赫的胡乔木那里得知自己不过是“同路人”的。他1949年的日记中有三次提及胡乔木。6月9日，“得胡乔木信，官架子十二万分”。＇35＇11月27日，他本来提出要见周恩来，周没时间，安排胡乔木和他谈，胡主要谈了两点。
1。我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
2。要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36＇对此，他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有更详细的回忆。
胡乔木同志和我谈话：（一）说我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说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的意见；（三）他劝我，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应该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使我感到了出乎意料的迷惑。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这意思我懂，以为是应该正视党内思想斗争以至邪正斗争的意思，但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虽然只限于从一个小角度出发，在涉及了的具体问题上可能有错误，但怎么会和党不同呢？而且，我大半生追随了党的事业，怎么还会有一个把党和我一个个人平列起来的“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的问题呢？但由于他的坦白的态度，我当时把心里的话告诉了他：我耽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这也是我想和周总理谈的主要意思。胡乔木同志当时断然否认了。＇37＇这次谈话在胡风心中投下了阴影，他感到迷惑不解：自己大半生追随党的事业，这一点也得到了党的认可，怎么还会有一个把党和自己个人并列起来的‘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的问题呢？提到‘脱离了党就是脱离了群众’，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应该入党？是不是因为不在党内，文艺领导才不信任他？＇38＇三天后（11月30日），正在创作《时间开始了》的胡风提笔给胡乔木写信，表示了入党的意愿，没有得到回信。（此前，6月11日，曾经是他学生的陈绪宗南下上海前夕，也劝过他，叫他“要求入党”。）下一次他见到胡乔木，胡乔木只是说，这问题也可以考虑，但并不“奉劝”他这样做。从此再无下文。
另一个不能不提的人就是周扬，众所周知，胡风和周扬之间的恩怨是胡风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早在左翼文学激荡的30年代就曾在上海“左联”共事，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由来已久，那时周扬就把胡风看成是“政治敌人”。1949年，当天下大势定于一之后，周扬以“文艺上的胜利者”姿态进入北京，是“革命文学班头”，而胡风只是被邀请的客人、一个“同路人”，地位悬殊，身份已明。胡风一到东北解放区就听说了许多有关周扬的事，知道了周扬在延安文艺界的权势。
在全新形势下和周扬重逢
2月5日，他和草明闲谈，“对今天周扬文章所提的写真人真事的说法，觉得不妥”。＇39＇2月8日，他碰到左联时的老友，曾任周恩来秘书的吴奚如，知道一些朋友的消息。“周扬在鲁艺整风，骂人打人”；“田间曾被整得很苦”；“毛主席为纠偏，曾到党校赔不是”；“没有作品，不能受人尊重”。＇40＇3月5日，陈宗绪告诉胡风别人对他的看法：“有原则性，但不易接受别人意见。”“不到延安，是因为周扬的关系。”＇41＇陈宗绪是他在北碚复旦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后来去了延安，时在共青团中央工作。
3月6日，李则蓝告诉胡风，周扬主张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能出版，认为里面两个人物恋爱是反阶级的。但毛泽东说这部作品好，周的看法是错的，而且由江青、艾思奇、萧三向宣传部保证。李劝胡风“在宣传部做点小工作，学习一个时期”，“不应向真诚的青年随便谈人事上的意见”。＇42＇可是，胡风不仅无意向周扬俯首投降，而且还要平起平坐，发牢骚，有怨气，其命运就不可避免了。梅志说周扬和胡风关系恶化是在1949年后，“1949年之后见一面就不容易了”。实际上1949年他们见面还是很多的。
3月26日，胡风到达北平，住进北京饭店，在走道上遇到艾青。艾青引来了周扬、沙可夫。＇43＇30日，“周扬来，闲谈了约一小时——要找出共同的语言（工农兵的共同语言和干部的共同语言）”。
“周扬谈话中的另一点——从实际出发，无论是洋的、土的，合乎实际要求的都要，否则，任何‘权威’都要打倒。”＇44＇4月25日，周扬派人给胡风送来了《唯物论与经济批判论》。
5月8月，“周扬夫妇引着他们的女儿来坐了一会”。第二天胡风日记中对周扬号召写长篇，“于是不问内容，抢着发表长篇”的现象表示忧虑和不满。＇45＇5月24日，胡风在艾青房里，周扬也来了，他们一道吃饭，胡风“听他们谈文代会准备情形”。＇46＇6月18日下午，胡风“到文代会，见到丁玲、周文、周扬等文艺巨头们。他们要开会，坐了一会辞出了”。＇47＇9月10日，胡风和巴金到北京饭店照相，在郑振铎房里和曹禺等闲谈。
“周扬来坐了一会。真正熟悉政策＋文字技术，就能有有思想的创作。” ＇48＇10月10日，“周扬来，谈些什么过去的错误，等等”。＇49＇27日，“给周扬信。周扬来，谈到文艺学院问题。赞成我到各处走走”。＇50＇十二年后他们俩在全新的形势下重逢时，胡风心中是沉重的，但他们的矛盾最初并没有白热化。
在国统区文艺报告问题上的分歧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通常所说的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隆重召开，胡风是99名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但未进入常务主席团17人名单。他在这天的日记中淡然写道：“上午，开幕式。十二时过散会。有一个农民老大娘致词。”＇51＇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言的领导及各界代表共10人，胡风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位头发花白、身穿月白色斜襟大褂的“农民老大娘”，她是游击队交通员、烈士母亲、“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李秀真，她不仅在文代会开幕式上致词，而且成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和胡风一样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也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的委员。胡风在《时间开始了》第二乐章《光荣赞》中，歌颂了这位“子弟兵母亲”，诗中的这一段（后来被批判为“牢骚”）说：你好幸福！
我和你同坐在会场里我听着你的声音我没有意思去找你谈话，打扰你但我好像懂得你的一生把你想成了“坚强”的化身感受到斗争在你身上唤醒了的智慧你摇一摇手说：“像孟姜女我们不要！不要！……”
……
但不要那些古老情调的靡靡之音不要那些皮笑肉不笑的不死不活口应心不应的阴阳怪气更不用说那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谎话挤眉弄眼的肉麻当有趣了…… ＇52＇7月4日，茅盾在会上作关于国统区文艺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其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他影响下的作者作品：“1944年左右重庆出现了一种强调‘生命力’的思想倾向。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禁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关于文艺上的“主观”，“不得不归结到毛泽东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当天的胡风日记中提到：“上午，由茅盾作国统区报告，还是胡绳、黄药眠所搞的那一套。”＇53＇本来胡风也是文代会“章程起草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和茅盾一起负责起草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报告，此外参与起草工作的可能还有胡绳、黄药眠和杨晦。从起草到定稿有近两个月时间，但自从开过第一次会后胡风就开始“逃会”。筹委会不得不请冯乃超出面做说服工作，接着茅盾又亲自登门敦请。6月9日胡风在日记中说：看了杨晦等起草的国统区报告草稿（铅印的），主要的是对于我的污蔑。
沙可夫、丁玲来，沙可夫谈起报告，我表明了态度，拒绝了出席会议。
……
康濯、冯乃超来，又谈报告问题。＇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