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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是一位著名的版本目录学者、教育家、藏书家，“双鉴楼”、“藏园”的藏书名动天下，曾官至民国教育总长，他们自1911年6月在全国教育会上相识以来，书札往来长达四十多年，一部30多万字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出版）成了他们文字之交的永远见证。他们在收藏、校勘、保存、影印古籍等方面多有合作成果，被誉为“珠联璧合”。张元济在商务主持影印大型丛书时，也曾得到傅的鼎力支持。傅一生喜欢游历名山大川，性情豪迈，60岁以后仍腰脚犹健，一年要几次出游，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此时当张元济见到这位老友时，已是贫病交加、风烛残年，“卧不能兴，舌本艰涩，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但他们的心意还是相通的，傅增湘将心爱之物一一给老友看。先是从床头拿出自己所作已刊成红本的游记给他看，说是一共有5册。再出示叶恭绰朱笔题的诗扇一把，还叫人从柜子里取出卷首有沈曾植题词、他自印的《衲本史记》给他看。“欲取其所题书签，令其仆检觅，不可得，甚为不怡。”张元济和他握手，“嘱其珍重而出”。＇43＇9月16日晚上，陈毅带梅达君到饭店看望张元济，问及他在北京的故友“存有几人”，他说自己前几天看了陈毅的同乡傅增湘，“病瘫痪，口不能言，且贫甚”。所住的正房也为人所占，听说是军队所占，过去是国民党军，现在不清楚。陈毅表示要去查明，设法解决。（他又说到82岁的金籛孙在上海的住宅最近被盗，还被捆绑了两小时，希望能严缉罪犯。陈毅告诉他，他与唐文治为江亢虎请求出狱就医一事，因为同案人多，有牵涉，很为难，所以没有回复，很抱歉。他表示这本是为私交所请托，非分要求，不必介意。）＇44＇10月13日，张元济又写信给陈毅，详述了傅增湘的近况。＇45＇10月15日，张元济即将南下，临别之际，他与周恩来、朱德都是写信告辞，但他还是抽时间专门去看望了傅增湘，病榻上的老友只问及上海一些友人的近况。“唏嘘作别，恐此为最后一面矣。”
当天，他与儿子一起寻访岳丈许庚身的故居，半个世纪前他曾在那里住过三年，故宅依然，只是已分给多户人家，而且“门墙多有移动，非复旧时景象矣”，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不胜感慨”。又路过老友许寿裳的故居，“不及其门，怅然而过”。＇46＇此前，他曾托一位北大学生陪儿子一起去看了当年恩人、海盐同乡徐用仪的故宅。戊戌变法之后，他被清廷革职，时在朝廷任职的徐用仪悄悄赠他白银200两，他终生不能忘怀。
向毛泽东当面进言
在所有出席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张元济恐怕是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毛泽东对他可谓极尽礼遇，不仅两次召见，而且10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会开会结束时，还亲自“送于门内”。
9月19日，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毛在祈年殿外等候他，相与握手寒暄，毛对他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革命，“非共产所＇ ＇＇ ＇私。即如重庆舰来归，舰上凡七百余人，并无一共产党人，此可为证”。毛对他说商务出书有益于民众，毛曾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全》，“得新知识不少”。＇47＇
10月1日，张元济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了一套林则徐的《林文忠政书》。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之选，为吾人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雅＇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 ＇前贤，铲此＇ ＇毒，一雪此奇耻。＇48＇
作为一位经历了近代以来风风雨雨的知识分子，张元济心中永难忘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之耻，民族独立与尊严始终是他解不开的一个情结。
10月5日，毛泽东回信，感谢送书。
10月6日，吴贻芳来看张元济，说起“共产党上级多能虚心采纳众论，唯下级未能配合。觉上级与初政有异，颇有异词”，希望他“与当局见面时相机进言”。＇49＇
尽管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张元济似乎都极为谨慎。9月13日，《大公报》记者高汾对他作了两小时的访谈，高汾临行前他“谆嘱所谈勿发表”，高答应稿子写成后一定请他本人过目。17日，高汾将问答稿送给他，他略作修订后送还。24日，《光明日报》记者谢公望来访，问及张元济的身世及对新政府的感想，张元济赠给他《刍荛之言》、《新治家格言》、《奇女吟》各一册，并郑重嘱咐谢如要将他的访谈登报，“请先以稿本见示”。
但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对国富民强的渴望，无时不萦绕着张元济这位正直、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对此他常常放言无忌。1949年6月的一次上海耆老座谈会上，张元济对生产、开荒、水利、教育等事关民生的方面提出建议。他在政协会议讨论《共同纲领》时所提的“发展海运”一条，也与此相关。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与周培善到中南海吃晚餐，使张元济有了一次向最高领袖当面进言的机会，他说：“一为应令下情可以上达，当局措施容有未当，报纸不敢倡言，宜酌登来稿。报馆应负职，必须有确实地址、姓名，方予录登，以广言路。……二为建设必须进行，最要为交通，其次农业，其次为工业。工业先轻工业，次重工业。国抗战八年，内战三年，民穷财尽，若百端并举，民力实有不逮，不能不权衡缓急。……三为缴粮之事，民间苦于负担甚重。此由有田者有匿报之户，于是实报者意有不平。同匿报者反而减轻，此必须由地方公正绅士出面相助。”对第一条，毛泽东的回答是：“可专辟一栏，可先做一样子。”第二条，毛泽东说“现在铁路需要铁轨，鞍山矿产不能停顿，纺织亦有数十万亦亟于进行”。张的看法是“现有者无中辍之理，需新创中宜斟酌”。第三条，先是陈毅解释：“河北、山东负担较江浙为重。江浙并未微失。又无锡有某姓有田七万亩，缴数甚微，且不肯缴，不能不予以惩儆。”毛补充：“现有大军数十万移向江西、福建，分别南下。以下可以减少若干。”＇50＇
我国幸有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
1949年随着时代的转变，与土地改革有关的矛盾、冲突开始浮出水面。9月16日，他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河南第一师范学校副校长高镇武的遭遇与处境，虽然他说高的“乡音甚难懂”——“自言年七十矣。教书数十年，略有储蓄，置有房宅两所。日本军至，为被侵略者；入八路军，国民党来，又为反动派；解放后又目为剥削者。房屋先后均为他人所有，仅留七八间房，供＇ ＇栖止。全家九口，原有田四十亩，今分回十亩，子媳女均在学校教课。有妻在室，不能力作。以前在供给制时，甚艰苦。近改薪给，较宽裕，生计各无忧，但必须力作耳。”＇51＇当天他与陈毅转说了傅增湘房产为他人所占一事。10月初，他接到远在浙江湖州南浔的藏书家刘承幹9月27日来信，告诉他粮赋很重，嘉业堂藏书楼为解放军占用，请他代向政府转述，恳请撤出部队。张在10月30日的回信中说：“承示南中粮赋重重，民力困竭，属向当道进言。某日与孝怀兄同诣毛氏，慨切陈词，毛谓亦知民困甚深，只以大军麇集江浙两省，粮需孔亟，扰及闾阎。今军队陆续南下，可以减少数十万人，以后当可逐渐宽缓云云。至于南浔尊府藏书楼被军队占用，当与韦悫副市长言之。据称此属浙省范围，非上海军管区力所能及，应向浙省政府陈请。鄙见事关文化，尽可据实陈明，请其发还，当不至于被拒。”＇52＇10月15日河北沧州籍的学者孙楷弟来访，向张元济谈及他“故乡土地改革事多有未当，言下慨然”。＇53＇当时不仅“牢骚太盛”的柳亚子常常被来自故乡的有关土地、房产被占的求援声困扰。6月19日的宋云彬日记说，有人告诉叶圣陶，“谓苏州解放后征粮甚急，其夫人曾被押追”。叶圣陶致函周恩来，请加调查。信稿交宋云彬斟酌，宋说“措辞须极谨慎，不可使对方误会为地主说话也”。＇54＇就在10月11日这次会面时，毛泽东还谈到章士钊想经营商业，将来北京，并为杜月笙说情，想叫他回上海。周善培马上起来反对，张元济也说杜月笙的名声不佳，而且门徒众多，“有所信赖，于地方上不免受扰”。陈毅表示，如要让杜回上海，宜慎重处置。
周善培谈到读经，进士出身的张元济认为不能向大众普及，“将来大学不妨别立一科，听人研究”，并说到现在有人主张用罗马字母改革汉字，他觉得此事甚为不妥。“我国的疆域如此辽阔，种族如此复杂，所以能至今团结成一大国者，全恃文字统一。若改用罗马字母改切汉文，则各省以字母、以自有之方言切成自有之文字，东西南北必不相同。语言既不相同，文字又复殊别，将来必致渐渐分离，甚为可虑。欧洲至今分为若干国，不能融合者，即由语言文字之区别。我国幸有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
那天的晚饭非常简单，“前后不过十味，烹调并不精，且盆碗亦甚小。各人均自盛饭，此亦一特点也”。＇55＇但有机会当面向毛泽东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看法，张元济内心是愉快的，所以他才会把谈话的内容一一记在当天的日记中。
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
政协会议期间张元济不仅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10月10日朱德也曾登门看他，张元济在谈话中说此后不会有内战，即外国却也将绝迹，但朱德没有这么乐观，认为“我军备未充，尚恐难免。宜并力于钢铁，广储军备，可免窥伺”。张说东北的钢铁产量不少，朱德告诉他明年大约可出四十万吨。＇56＇周恩来和他见面的次数就更多了，9月11日周到饭店看望他，“谈半小时而去”。＇57＇9月13日，周请张元济等政协代表吃饭，共六席，推他“居首座”。＇58＇9月26日，他接到通知周恩来请吃午饭，因事先与陈叔通、马寅初等有约只好辞谢了。
结果是周邀请他们参加座谈会，他们约定的人基本上都被邀，会后入席，仍是他“居首座”。＇59＇10月17日，张元济离北京前夕致信周恩来告别，其中仍耿耿以国力民生为念。“今广州已下，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国力民生，两有裨益，必早在荩谋之中，正无俟饶舌也。”＇60＇王云五的《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一文最初发表时曾转引“民国三十九年十二月《自由中国》半月刊登载同年有人带到香港付邮的一项上海通讯”说：“他（张元济）返沪后，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更觉高兴。不料迭接海盐的家乡来信，谓族众多遭清算，甚至他族里的祠堂和祭田也受到强夺之威胁；于是他在祠堂张贴布告，说明面奉‘毛主席’示，下级党政人员不得扰民，一面又向本族招告，谓当汇齐代向有司申诉。稍后他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陈说，饶当即劝其勿管闲事，因为他这些亲友都是土豪劣绅之流，是应该清算的。他听到这些话，很是冒火，正想直接写信给在北平的毛泽东。”＇61＇此事因为缺乏其他更有力的旁证，只是一家之言。以张元济的性格，向毛泽东写信未尝不可能，在祠堂张贴布告似乎与他一向低调的为人不太吻合。
为私事耗用公款，断不能从命
参与政协会议的各界代表，文化教育界的名流们对张元济几乎都一致保持了敬意，除了那些与商务有渊源的，来六国饭店看望他的人一天也没有断过，仅9月10日这一天至少就有五拨人来看他（有些未遇），竺可桢、茅以升、蔡邦华、谢家荣一拨，梅兰芳等一拨，梁思成夫妇等一拨，沈钧儒、陶孟和等一拨，钱端升、马叙伦等一拨。＇62＇期间马寅初、严景耀、雷洁琼、汤用彤、金克木、张东荪、徐悲鸿、郭沫若、潘光旦等也都曾先后来看他。10月8日，郭沫若和于立群来访，说看到《新建设》发表的《戊戌政变的追忆》，其中提到于晦若就是他夫人的祖上，所以想请他题词。这固然是因为张元济是出版巨子，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对近代中国的文化事业贡献至大，更重要的还是他漫长一生中所表现出的人格风范，深受知识界的景仰。
抗战前夕出身于进士、翰林的张元济竟然发奋用白话文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他在书中指出：“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与国人普遍“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有关；如果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把人格的扶植放在脑后，那就很容易诱导人们置良心于不顾，去竭力追求物质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便以为“只要抢得富贵，免得贫贱……什么都可以不管了。长此下去，将造成整个民族的堕落”。政协会议期间，他不断地将此书送人，仅日记中所记得到此书的就有张治中、邵力子、高汾、张难先、吴玉章等多人。“中华民族的人格”在张元济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49年，在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之时，张元济依然恪守着那些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小事上也绝不含糊，绝不苟且。
9月14日，张元济曾托政协会议招待处给商务发过一份电报。事后他多次向招待处主任邓子平询问费用，邓都不肯说。无奈他只好让人去电报局了解价格，134个字，共28140元，按照招待优待，私人电报半价计算，应付14070元。9月17日，张元济当面把电报费交给邓子平，邓还是再三推却，并说账已付出，不便收回。他恳切表示：“公款不可滥使，照章应缴半价，如收账过于琐屑，即收作招待处公用。”他再三要求，邓才答应留下。＇63＇
９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等20多家单位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参加政协会议的著名人士。竺可桢说，那天出席宴会的有五百多人。“一席西菜加葡萄酒，费用相当可观。如以每人六千元计，即三百万元，或三万斤小米也。”＇64＇明显他对这样的浪费有看法。与竺可桢相比，张元济则干脆“辞谢不往”。＇65＇
当时张元济已83岁高龄，生活起居都需要有人照顾，所以有关方面允许他的儿子张树年到会陪伴，9月17日，招待处给张树年送了零用钱，张元济表示“不能领受”，“退回未收”。第二天（9月18日），他和政协代表中负责照顾的小组联络人李明灏谈起零用钱和电报费的事。李说这是“规定供给，不必过谦”。但他认为“公家何等艰难，余父子二人来此，食宿已极受优待，何敢再耗公款”？并郑重表示以后送来，也“断不能从命”。＇66＇
一个月后（10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招待处送零用费一万六千元。于原单上注明‘不敢领受’。”＇67＇第二天，他离京之时，招待处的邓子平还要给他一大沓钞票，说是车上无人伴送，“以此备杂用”，他坚决谢绝，“言之再四”，邓才肯收回。＇68＇
9月19日，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之时，有六七个人拿着照相机，随处为为他们拍照，有数十次。事后他给陈毅写信索要照片，并询问价钱，表示要照付不误。陈毅怎样回答不知道，10月4日，陈毅派人送来天坛的照片。10月7日，他写信给陈表示感谢。照片的钱有没有付，他日记中没有记录。不过按照他的脾气，他是一定要自己掏钱才能心安的。
10月7日，连《新建设》杂志送给他的稿费一万四千元，“及问，则来人已去”。第二天他就写信托人送还。＇69＇大概他认为自己只是口述，不应该收稿费。老人在这些小事上的认真是我们今天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只有9月25日，招待处带裁缝来给张元济量身材，要给他做棉衣，他“却之再三，坚不允，因许之”。＇70＇
“及身已见太平来”，这是张元济自挽联中的一句话。1949年秋天，当他北上出席政协会议期间，他不断地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送人，是不是意味着他认为“太平”时代同样需要呼唤民族的人格呢？一个巨人的人格固然由他一生的事业书写，更是由点点滴滴的小事构成的。电报费、零用钱、相片钱虽然是些小事，却展现了张元济的人格风范。这样的人格取向在过去的知识分子中不是孤立的。这样的人今天还有吗？我禁不住提出这样的疑问。
＇1＇＇2＇＇8＇＇9＇＇10＇＇11＇＇12＇＇16＇＇17＇＇20＇＇21＇＇22＇＇24＇＇29＇＇48＇＇52＇ ＇60＇《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691、989、1278、754—755、857、857、857、691、529、173、174、175、175、176、269、417—418、799页。
＇3＇＇64＇《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