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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在合同期间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但是，只有在沈葆桢不断从福建的高
级官员以及从北京取得支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这个成绩。
西学：同文馆的局限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是旨在探查西方力量奥秘的一个更 大规划的
组成部分；从一开始，李鸿章和左宗棠就打算在建立兵工厂、造船厂的同时
开办培训学校。几百名半文盲工匠和学徒在外国工头的指导下在工厂里做
工，许多中国人将要成为技术精练的工人。年纪较轻的学徒的聪颖智力和灵
①
巧手艺尤为外国人所赞赏。但是，只有在那些范围很小的学校里，人们才能
希望西方技术会在中国人中间扎下根来，因为在这里，来自书香门第的青年
除去学习普通的中文课程之外，还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按照设想，这些学
① 庞百腾： 《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第261 页。
② 同上，第112、145—151 页。关于沈葆桢最初接任时为难之处的生动报告，参看他1867 年7 月18 日的
奏折，载于沈葆桢： 《沈文肃公政书》，卷4 第1 — 4页。
① 参看例如1867 年8 月16 日的《北华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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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应与兵工厂和造船厂合作，既讲授理论，也讲授实际操作。
虽然早在 1862年已由总理衙门主办了一所新的官办学校（京师同文
馆），但是它的初意仅仅在于培训中西外交上所需要的翻译人员。因而同文
馆所遵循的先例是十八世纪中叶在清帝赞助之下创办的俄罗斯文馆。1862年
的“章程”是仿照俄罗斯文馆的章程制定的，它最初的录取人数限制在从八
旗满族子弟当中挑选的二十四名青年；学生们要在学习中文课程的同时，也
②
学会一种欧洲语言。由于在上海和广州未能找到可以教授英语和法语的合适
的中国人，便以不准在学生中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
此后不到一年，于1863年4月，一个法国牧师和一个俄国翻译受雇，又添设
了法文馆和俄文馆。（俄罗斯文馆便于此时停办，那里原打算用来教授俄文
的满族人被发现并不真懂俄语？）同文馆的一些学生确实至少学到了一些洋
文洋话：在1866年，他们之中有三个人被选作由赫德带领到欧洲去的第一个
非官方清朝使团的低级成员。
与此同时，在1863年4月李鸿章奏请清帝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
学校。不过，李鸿章设想中的学校具有更广泛的目标，打算同时也教授数学
和自然科学。他说：“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
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
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李鸿章的建议
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1864年7月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所取除
十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四十名由有声望的官绅
①
保送的十四虚岁以下的青年。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
中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学。
广州同文馆虽然也是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 1864年夏季以同样方式创办
的，但它基本上是由广州的一位鞑靼将军所管辖。该校雇用了一个传教士讲
授英文和数学，但学校的章程似乎是为了使这个城市的中国居民避免受过分
的西方影响而制定的（由于英法联军之役，广州已被英国占领将近四年之
久）。招生人数定为二十名，十六个名额留给在广州驻防的八旗子弟；十名
年龄较大的学生取满族、汉族均可。虽然学校的章程一部分依据了新建的上
②
海同文馆所采用的规章，但在实际上广州同文馆办得象一所满洲旗人学堂。
由于清朝的文官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没有改变，这些新学校从一开始就
不得不面临鼓励学生的问题。总理衙门援引原俄罗斯文馆的先例请得清帝的
批准：京师同文馆三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八品或九品官，通过更进
一步考试的学生甚至可以升授为七品官，直到委任为京畿官僚机构中的主
事。不过，上海和广州的学校并没有这个有利条件。上海同文馆提出，学完
三年制学业的最佳学生应为“附生”（符合参加乡试条件的低级“生员”）。
①广州同文馆仿照旗人学校的先例，许诺它的毕业生作翻译（最初指的是能够
在满文和汉文之间进行翻译的人）或者名誉“监生”。这可以使人想起，李
鸿章曾在1864年春天向总理衙门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增设新科，给有专长技术
②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96—102 页。
① 刘广京： 《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3。《广方言馆全案》（南京大学所藏刻本的1949 年手
抄本，经毕乃德同意转引），第7 — 8 页。参看他的《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57 页。
② 伊凡斯： 《广州同文馆的旗校背景》，载《中国论文集》，22A （1969 年5 月），第89—103 页。
① 参看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58 页和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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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生一个应试高级功名的机会。这个建议毫无结果，实际上，上海和广州
同文馆的学生尽管进了这些学校，并领取津贴以学习英文和数学，但仍旧发
现他们为准备应乡试而在那里练习作八股文！
不过，对于那种一成不变的格局总算进行了一次突破的尝试。回顾起来，
这主要由于在1865—1866年建立了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也由于在诸如
制定总理衙门政策的文祥和董恂等士大夫中间引起的思想上的骚动，虽然这
种骚动是微弱的。恭亲王本人被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就有关新技术所需人材
的长期计划而提出的论点所打动。赫德和丁韪良的上书也激发了总署的大臣
们的热情 （工韪良曾把沃顿所著的《万国公法》译成中文，并且在准备一部
关于自然哲学的新书时就在总理衙门里面演示了电报发报机的操作）。②
在1866—1867年的冬天，恭亲王和文祥作出了一个实在大胆的计划，但
此计划的激进性质通常为历史学家们所忽略。在1866年冬天以前当赫德回国
休假时，恭亲王和文祥就委托他在欧洲代为招聘自然科学教习，为将在京师
同文馆内设立的“天文算学”科目配备人员。（按照清朝的传统看法，“天
文算学”有些实际用途，并且确实是持某种主张的儒家学者在知识探索中的
①
正统课题。 不过，这个科目的旧名称现在被总理衙门用来包括化学和机械
学之类的西方科学。）恭亲王和文祥不是仅仅打算增加同文馆的课程；他们
的目的完全是想让西学本身的合法性得到清帝以及象翰林院那样的正统部门
的承认。在1866年12月的奏折中，总理衙门建议应该鼓励那些举人和举人
出身的官吏报名到同文馆肄习新开科目。之后在1月28日，恭亲王和他的同
僚们进一步上书，建议应该鼓励进士，特别是翰林院成员——包括有声望的
②
编修们——报名，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也许，我们作
以下设想并不过于牵强：如果这个建议达到了预想的效果，那么一个清代的
教育和文官体制的重大改革也就指日可期了。
12月和1月的奏折都得到了清帝的批准，这正是慈禧本人在文化问题的
观点上所持模棱态度的一个证明。但恰恰在这个时候，这位太后可能第一次
这么明确地认识到，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可以用来抑制恭亲王的政治势
力。起初，北京的官僚们缄默地同意了总理衙门的建议。只是在3月初监察
御史张盛藻才上书陈述他的观点，认为自强不必依赖洋枪轮船，而取决于“练
兵筹饷”和一个纲纪整肃、刑政严明的吏治。这位御史把天文学和数学仅仅
看作一种“机巧”，他感到特别忧虑的是，强调这两门学科会对士习人心产
生有害的影响；在他看来，技术知识和良好的道德品质似乎是相互对立的。
这位御史还对以厚给廪饩和优与奖叙为奖掖之举深感不满，认为这也会起到
败坏学者和官吏气节的作用。然而甚至经过这些攻击，清帝仍然站在恭亲王
①
一边：有一道谕旨便说，“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
同时，也确实有许多士子向总理衙门报考同文馆的新科目。
然而在3月20日，清帝收到了大学士倭仁（1804—1871年）呈上的第
二个责难性的奏折；倭仁不仅是一位受尊敬的著名学者，也是朝廷里一位刚
② 丁韪良：《中国巡礼》，第299—300 页。
① 王萍：《西方历算学之输入》，第75—124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 第47—48 页。此奏之后于2 月25 日又有一个奏折，推荐《瀛环
志略》年迈的作者徐继畬作总管同文馆事务的大臣。这个建议也得到批准。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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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派系的领袖。尽管倭仁的祖先是蒙古人，他却仍旧作为当时最著名的
两三位程朱理学大师之一而受到广泛的敬重。除了他模范的生活给他带来声
誉之外，他还因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一个其学术既与意识形态，
又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领域担任一系列职务而对人们产生影响。他曾经
连任都察院都御史和翰林院掌院学士；在1867年，除大学士外，他还是年轻
②
皇帝的授读之一。他在这奏折中傲慢地表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
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甚至比御史张盛藻还要蔑视“天文算学”。
这位大学士把技术问题和受鄙视而通常与诡谲、异端相联系的“术数”看作
是一回事。但是对士大夫在情感上具有更大感召力的是他断言，总理衙门要
让中国人“奉夷为师”。在中国传统中，老师的地位是特别受人尊敬的：而
那些洋人也确实是夷狄，他们刚刚直接进犯京阙，如今又在传播可恶的基督
③
教教义。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在一个雄辩有力的奏折中答辩说，期望以“忠
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完全是不现实的，但甚至在此之后，倭仁还是重申
他的立场。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肯定地说，礼义确实是国家的根本，但接着
便援引了那些极力倡导引进西方技术的忠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沈
葆桢等人的话作为自己的论据。作为儒家，这些人大概并不亚于倭仁！
当时虽然没有其他官员上疏支持倭仁，但是被清帝予以公布的倭仁的这
两个奏折，竟把北京士大夫煽动到如此程度，以至开始流传总理衙门意图谋
反这种招惹怨毒的谣言。那些报考同文馆新科目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列
们的讥笑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
新机会。4月下旬，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向皇帝报告说，由于倭仁的奏章已
为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新科目＇者”。总理衙门被迫放弃了原
来鼓动士大夫中的杰出人才学习技术的计划；现在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
①
计划举行新科目的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现在的投考者”。
这个结果对倭仁——他除去代表着京畿某些官吏的自我道德感和政治利
益之外，也代表着文化中的主要的文化素质——来说，显然是一个胜利。但
是必须看到，他取得这个胜利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慈禧太后未能给恭亲王以
全力支持。当倭仁被要求设立一个只用中国教习的算学馆时，他大为窘困（因
为他在第一个奏折中随便说出中国教习是很容易找到的）；因此，为了不被
委任到总理衙门，他不得不请病假。在一道上谕中，倭仁还被斥为“见识拘
迂”，不过尽管如此，慈禧还是没有重新提出让具有高级功名的人报名同文
馆新科目的号召；4月23日的上谕仅仅表示：“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
②
送馆攻习”。可以想象，慈禧并不愿意反对倭仁对儒家文化解释的本质，因
为她自己作为摄政者的地位以至满族人的统治本身，都是仰赖儒家的伦理和
文化的。当然，慈禧本来可以选择的道路是，坚持一种更加灵活而依然是正
确的儒家观点，就象恭亲王和曾国藩在奏稿中所举例说明 的那样。但那时在
慈禧看来，把一个在京师官员中有大批追随者的显宦抬出来使之盖过恭亲
王，这种做法是毫无害处的。我们发现1868年的一道上谕直接按倭仁和恭亲
② 参看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14 （1960 年），第1—29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4—25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第14 页。参看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丁卯（1867 年），
第12—13、15、23—24 、26、28、36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第15 页；卷49 第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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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顺序把他们作为负有最重责任的两名官员提出来：一位是皇帝的道德指
导，一位是领班军机大臣。①
由于清帝未能坚持让有声望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的新方案就只有有
限的意义了。包括满、汉两族的七十二名报考者的确参加了入学考试。不过
发现他们大都是失业的中年人，“对于这些身体憔悴的穷苦文人来说，衙门
②
付给他们的津贴表明比他们的声誉更为宝贵。”被录取的学生有三十名，但
是最后毕业的只有五名。为了得到质量更高的学生，清帝批准要上海和广州
同文馆选派他们最优秀的毕业生到北京攻读新科目。恭亲王和文祥并不回避
奉夷为师所招致的怨愤。赫德延聘的几名欧洲教习中有两名在1868年到达北
京。通晓中西数学的天才学者李善兰被任命为算学教习。但是英文由欧伯连
讲授，他是新近从英伦三岛来的非传教士教师；化学由法国人毕利干讲授；
物理由丁韪良 （他从1864年起一直在同文馆教英文）讲授。
1869年，在赫德的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命为总教习，和满、汉提调（提
③
调除负责学生的生活安排和纪律之外，还负责中文课程）一起工作。丁韪良
着手把同文馆办成设置八年课程的“书院”，其课程包括一种西文，以及数
学、物理、化学、地理、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之后，在1872年1月，英国
传教士医生德贞开设了解剖学和生理学课程。这一时期前后，在大约一百名
学生当中大部分还是八旗子弟，但大家认为最好的学生却是曾在上海同文馆
学习过的汉族青年。京师同文馆的出版业务以丁韪良自己的《格物入门》和
①
毕利干的《化学指南》为滥觞。然而，这所学校的主要目的仍旧是为外交工
作培训人才。在资深学生的襄助下，京师同文馆出版的书籍终于包括了国际
法、政治经济学、以及连同俄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历史等著作。虽然许多学
生认为拿出相当多的时间去准备科举考试是合算的，甚至他们也受到这方面
的鼓励，但是，其中最优秀的学生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