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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就只好去加入白莲教、义和团、大刀会和红军了。美国这时的大地主动辄占地数万乃至数十万英亩。哪像我们眼皮浅的毛主席把十亩八亩地的小地主，也斗得死去活来。
庚子年拳乱一起，中国华北东北大乱，半个地球之外的美国南部棉纺工业也随之半数停产，损失不赀。纵使如此，一九〇〇年美制棉纺织品输华总额仍有两千三百七十四万五千美元之巨。（见 Charles S。 Carnpbell； Jr。； Special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 New Haven； 1951。 pp。 10；19～20）较十年前增加一倍。
中国东北当时也是美国德州油商，当年的美孚公司，今日的洛克菲勒财团的市场。拳乱未起之前，美油已逐渐受俄油之排挤。拳乱一起，俄军迅速自南北两路侵占东北。在北部它逼死黑龙江将军寿山；在南部它迫令奉天将军增祺（那位招安张作霖的满族地方官）和它私订终身，来个秘密的中俄地方协议，夺取特权，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逼令李鸿章在中央追认。可怜的李中堂就是在衰迈的风烛残年，被俄人活活逼死的。此是后话，见下节。
【附注】 和中国地方当局私订终身，然后再要中国中央追认，是沙俄赤俄通用的老办法。君不见二次大战时斯大林对盛世才兄弟，对高岗，对张治中，对陶峙岳所用的手段是与韦特诸公前后辉映；高岗丢掉脑袋还不是和斯大林勾结的结果，先提一下，以后自有篇章、再慢慢交代。
在那个「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的美国，山姆大叔成了暴发户，不但商品充斥，需要外国市场；他和比他更早发财的英国老大哥一样，钞票也多得一捆捆地无法使用。小暴发户们有时会随手用十元钞票（值十三两银子）来点火抽烟；大暴发户的钞票堆起来，真是烧也烧不完啊；朋友，这是资本家暴发阶段的普遍现象嘛！我们大陆上的左王们。开口闭口，什么「资产阶级的污染」。这些打赤脚出身的老八路，晓得个鸟。台湾的朋友多喝几瓶 XO，吓唬吓唬「老外」，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美国当年的资本家，黄金美钞多得受不了。国内消化不了，他们也要到国外去投资，他们不搞欧洲式的「殖民主义」去占领疆土；他们要在海外投资，建立企业，修筑铁路，代替土地占领。这时亚非拉落后地区的殖民地已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只有中国还剩一块完整的落后荒原有待开发。所以美国金融家、银行家也就看中中国了。
就以铁路大王哈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1848～1909）来说吧！他老人家在庚子年间，一个人便掌握了铁路六万英里。比中国大陆今日（二十世纪九〇年代）全部铁路总长还要长过一万八千英里（一九九〇年中国大陆上铁路总长度为六七、五四九公里，合四一、九七三英里。见《大英百科全书·一九九三年世界年鉴》页五八五）。那时还没有飞机，哈大王要建筑「环球铁路」。中国这块荒原一片，筑起铁路来，多过瘾！说老实话，我们这片大沙漠，不让哈王爷来筑几条铁路也真是罪过！今日美国如再出个哈大王，能来中国投资筑路多好，谁知我们的「辛亥革命」就从「护路风潮」搞起的呢！当年有的美国人买错了中国铁路股票，迨人民政府成立时，他们还在鼓噪索赔呢！
再看看那家已发财三代的「毛根财团」有多少黄金美钞？哈里曼筑路需要钢铁；而钢铁则掌握在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和毛根财团之手。老毛根（J。 S。 Morgan， 1813～1890）搞银行发了大财之后，儿子大毛根（J。 P。 Morgan， 1837～1913）花钞票为企业建立「美钢」（USS，且看今日大陆上的「首钢」、「宝钢」、「安钢」、「美电」（电话电报 AT&T）、「奇异」（GE）等等；使这个王子变成王中之王。到王子之子，老王之孙小毛根（J。 P。 Morgan； Jr。； 1867～1943）崛起时，他点铁成金，加以收藏。一下把全世界黄金总储量的百分之八十，装入私人荷包！
朋友们知道吗？全世界黄金总量没有多少吨呢！我们如把全世界的黄金（包括你的金戒指和你夫人的金项链），通统放入矗立美京的华盛顿纪念塔之内，也装不到顶呢！但是小毛根一人便拥有百分之八十的纯金的华盛顿纪念塔，那也就够吓唬人的了！
试问小毛根搞这么多黄金干嘛呢？吃喝嫖赌，讨姨太？曰非也。小毛哈佛大学毕业。做了一辈子文学艺术的大护法，私生活相当高级而严肃。加以「日理万金」忙不开交，哪有工夫作狎邪游？或问：那么做个大资本家，搞这么多黄金美钞，作何用场呢？
要解答这项哲学问题，你得回过头去，问问咱们自己的老毛（泽东）：主席呀！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垮了蒋介石，又斗彭德怀、又斗刘少奇、又斗林彪……斗来斗去，「不斗行吗？」不斗为啥就不行呢？老毛患不己知，是无言以对的。
明乎此，朋友，我们就有接近真理的解答了。原来「老毛姓社；三毛（毛根氏三代）姓资」。姓社的斗的是「权」；姓资的斗的是「钱」。社姓英雄说：「大丈夫宁可千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有权便有一切，过时不候」！
资姓好汉也会说；「男子汉宁可千日无权，不可一日无」；「有钱便有一切，愈多愈好」！所以毛泽东和毛根氏祖孙三代，都姓毛。原是一家人。只是一个爱权，一个爱钱，大家都不一定爱国罢了。不幸老毛是生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里，所以他只许政客搞权，而不许人民搞钱。国家要管制一切，弄得我们十亿同胞都一穷二白。
三毛则是生在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传统里，所以他们只许资本家搞钱，而不让政客揽权。「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The best government governs the least）嘛！政府不管事，因此就弄得盗匪横行，娼妓满街了。
所以姓社和姓资的原是一丘之貉。只许搞钱，不许搞权，固然有欠公平。但是只许姓社，不许姓资，也是照样落伍。
可是本世纪初的庚子年代，美国是姓资的当家，麦金莱总统只是他们的马前卒他们只要全中国门户大开做他们的市场；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小班超在中国沿海搞小型帝国主义，认为是违反国策，对俄德法日想瓜分中国，他们也是反对到底的。他们所要的只是这个完整的中国大西瓜。光绪爷是否应该复政，在他们看来，也大可不必！他们看中的只是西太后乱政统治下的那个腐烂的大帝国；大清臣民只要每人多穿一条洋布裤子 ，就可保证他们纺织工人一辈子不会失业。你们小班超要占领一两个弹丸之地的「三沙」，徒具恶名，有个屁用！
段数高超的唐宁街外交手腕
这一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不特当时窃政中枢的满族亲贵，端王、庄王等一无所知；连康有为、梁启超、刘坤一、张之洞也一知半解。他们只知道英美对华政策比较温和开明，不像德俄那样穷凶极恶，就误认为英美是礼义之邦。他们也就变成亲英美派的主力。英美对华何以满口仁义道德，他们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余读康子论英美文，固知圣人尚为一老学究也。
可是天下事每每是「一物降一物」，若论十九、二十世纪之间的国际关系，则美国牧童就远非伦敦唐宁街政客的敌手了。伦敦政客知道有关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为英国利益之必需；然英国一国绝不能对抗俄德法日等瓜分派的联合阻力。所以唐宁街非拉美国下海不可。但是他们也知道美国朝野亲英分子（如海约翰这一类今日所谓WASPs：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固多；反英分子（如德裔、爱尔兰裔及天主教徒等）亦复不少。怎样使前者突出，后者缄默，这是一宗外交上的大艺术。
再者，门户开放政策对英国固有「大利」，然亦有「小弊」。门户开放了，则香港九龙、威海卫、西藏和缅甸，开放不开放呢？为大英帝国的最大利益着想，它如果能「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那就十全十美了。
朋友，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这时就向这个十全十美的方向前进。这就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所谓「门户开放照会之拟订」（Writing of the Open Door Note）这一章的主要内容了。
门户开放观念之出现实始于当时已掌握中国海关四十余年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Sir Robert Hart，1835～1911）和他的助手黑卜斯莱（Alfred E。 Hippisley）。英人于「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期间强夺了中国海关，原是一种破坏「条约体制」（treaty system）的非法行为，曾为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马歇尔（Humphrey Marshall）所强烈反对。但是到一八九七年当德俄等国在中国强占租借地，搞非法的势力范围时，英国人为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乃倒打一耙，反说他们破坏「条约体制」；英国因而要联合美国，替中国主持公道，甚至为中国助练新军，来维护这个「条约体制」！门户开放的原始基础便是从这个「维护条约体制」的观念开始的。
长话短话。英国为着促使美国支持英国政策，它首先是在亲英的美国社团和政客中「造势」（今日台湾政坛通行的术语）。一八九九年二月因有英国财界议绅贝思福（Lord Charles Beresford）在美国鼓吹门户开放，英美合作的巡行演说。真是天如人愿，当他们正在造势的中途，便发生了上述的「美西战争」，把全美政客和媒体的注意力都吸向远东去。美国既占有菲律宾、关岛、夏威夷，英美如一旦携手，则三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海（黄海、南中国海和地中海）使是他们两国的天下了。
美西战后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气焰熏天。他们也主动拉拢英国。英美携手，则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就变成一边倒。纵使俄德法日对中国仍有瓜分的企图，英美二国只要消极的示意不参加，他们就得赶快住手；坚决说「否」，其它列强也就赶快表态公开声明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这就使「门户开放政策」从「维护条约体制」，升级成为英美保险公司，担保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甚至担保胡作非为的慈禧老太后，也不必向儿子「归政」了。
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英国是最重实际利益，最有远见，其手腕也是最能屈能伸，恰到好处的。吾读英国外交史，真未见其有严重「败笔」也。纵使是后来的「慕尼黑」，那也是对一个有心理病态的独裁者的估计错误，而非正常外交政策的失败。
英国人搞外交之有如此高超的段数，我想是它全民族政治成熟的结果。他们搞国际政治发育最早；成熟也早。整个外交政策之逐步落实，是它全民族智能的产品。不像美国专靠几个锋头人物；或我们中国专靠几个独夫独妇「一句闲话」也。
深沉的英国人都知道，肤浅的美国人都是有自大狂的。对中国搞门户开放，是不能采取英国主动、美国追随的 Anglo－American 方式；相反的，他们要搞个 American－British 的顺序，使美国领先，英国追随，则美国牧童就一马当先，勇往直前了。
英国这一计「低姿态」玩得十分巧妙。果然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海约翰就浪得虚名，变成「门户开放先生」了。当海氏于一八九九年九月电送《门户开放照会》至英伦时，唐宁街政客还半推半就地来个「有条件的接受」（Conditional acceptance）！「条件」者何，说穿了就是「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一般美国佬（包括若干历史家！）都以为英国支持美国政策而大乐；约翰黄牛亦以十全十美的收场而心满意足。
朋友，和英国佬办外交，要读书呢！光和肥彭大人出粗气、拍桌子，有个屁用！
李鸿章段数也不低
现在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苏秦、张仪。
在庚子年间，我们这个腐烂的大清帝国，真能在国际间纵横捭阖，为列强侧目而加意防范者，还是那位老谋深算的李鸿章。
不才读中国近代史数十年，深感近代中国堪称为「外交家」者，只李鸿章、周恩来二人。不幸周公受制于一个不学有术的暴君。因此他和一辈子稀泥而长才不展，庶民沟壑，真国族之不幸。
李鸿章则在一个腐烂而瘫痪了的帝国体制之内，「与妇人孺子共事」（此语为鸿章与俾斯麦对话时感叹之言；笔者幼年闻之于曾为李氏幕友的乡前辈）。受制太多而难展所长，终以悲剧人物收场。周、李二人都是办「外交」而受制于「内交」，夫复何言！
至于笔者曾为之作传的外交长才的顾维钧先生，到头来只能算是个不世出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博士帮首。其在历史中浮沉，终难望李、周之项背耳！
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语），兵败；全国诟怨竟集矢于李氏一人。拳变前夕，李被下放，避祸于广州。拳乱既作，举朝上下（包括鸿章自己），又皆知折冲樽俎，和戎却敌，仍非李不可。因此自六月十五日起，匝月之间，懿旨圣旨诏书十下；促鸿章回京，撑持大局。这时长江二督张之洞、刘坤一也深知才有不敌。为撑持此危局，必要时他二人宁愿拥戴李鸿章出任民国大总统。事详前篇。
鸿章此时一身系国族安危。他在广州奉诏时，华南震动。两广臣民和香港英督均深恐鸿章一去，华南将不免动乱而群起挽留。李氏自己当然也知道，此时朝中西后与满族亲贵四人帮沆瀣一气。他这个「二虎」之首，一直被他们公开辱骂为「汉」奸的「李二先生」，何能与这群无知而有权的「妇人孺子共事」，所以他在广州迟迟其行。但是中国将来与八国媾和，鸿章势必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因此他在广州，对内对外都要大搞其「水鸟外交」（duck diplomacy 水上不动，水下快划）了。
【附注】义和团所要杀的「二虎」共有三人，李鸿章、奕劻和荣禄。李实居首。奕、荣二人则互补第二名。
首先他要知道当时中国驻列强使节是听朝中当权的四人帮的话，还是听周总理的话。幸好这些使臣如杨儒、罗丰禄、伍廷芳……都是他的老班底，没有做风派，更没有变节，他可以如臂使指。对列国政情了如指掌。为争取外援，他甚至不惜假传圣旨。
【附拄】笔者在美国原档内发现，七月二十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麦金莱总统亲递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一件。情辞恳切。大意说大清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他恳请望重全球的麦金莱总统能作一臂之援，号召各国恢复旧好，云云（见美国务院公布一九〇一年「对外关系」原档）。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伪作。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七月十九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清档中亦无此件。
第二，他要摸清自己朝中的老底子，看四人帮的控制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幸好这群小亲贵原只是一群浮而不实的高干子弟。乱政则有之，控制则未必。他们对那些老谋深算的老干部的水鸟政策，是莫名其妙的。（文革期间那个四人帮和这个四人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鸿章很快的就与奕劻、荣禄甚至慈禧建立起秘密管道来。奕劻、荣禄原都是李的政敌，但此时救命要紧，他二人暗中对李鸿章是言听计从的。他二人对西后的私语，其影响力亦不在载漪、载勋之下。
这时北京对外的电讯己断，但北京与济南之间的传统驿马最快的「八百里加急」，仍可照跑。往返一趟需时六日，而济南在袁世凯治下，与各省会各商埠，则电讯畅通。所以华南各地与北京往返讯息需时八天（见李鸿章与驻沪美国总领事古德纳谈话记录，载美国「国务院原档」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古氏对国务院之密电）。鸿章并派遣儿子经述长驻济南，观察京津并监管电讯。因此，李氏对国内外讯息的掌握，都相当正确而完备；可说是达到知彼知己的境界。七月十六日鸿章自袁世凯电报中得知慈禧已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重任，七月十七日遂力疾北上，二十二日抵上海，就正式进入外交前线了。
棋高一着，逼手逼脚
笔者在前节已交代过，庚子年间列国对华外交是各有其既定政策；他们在彼此之间是互争短长，永不罢休的。可是他们对中国朝野的反应如何，则一向是耳边风，绝不买帐的。中国的外交家，纵使本事通天，你所可能做的，至多只是在他们之间，搞一点挑拨离间的工作，使他们鹬蚌相争，你收点渔翁之利。所幸的是他们之间的鹬蚌之争是永不休止的，而我们的李鸿章（周恩来也是如此）却正是个搞以夷制夷闻名世界的高手。
笔者落笔至此，心有余酸。盖二次大战之末，当罗、邱、斯三人在「雅尔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