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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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帷梗╝ single…career society)。英雄亿万,出路只有一条,则此路之大塞车,就可以想象了。
   因此仕途虽窄,依法除少数倡优贱民,和近代所谓「禁治产人」之外,人人可得而行之。这就是唐太宗(生于公元五九九年,在位六二六~六四九)以后,千年未废的「科举」了。但是考科举却与买「乐透奖券」无异也。购者千万、得者万一。吾人读史千年,书本上所接触的什么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疆大吏、中兴名臣……所谓「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乐透得主」也。只是故事读多了,就见怪不怪而已。至于「乐透失主」的凄惨情况,就很少人注意了。
   记得多年前读中文版《读者文摘》,有文曰:「老兄,你是个奇迹」。何奇也?原来人类在母体中结胎时,卵子只有一个,而向其蜂拥而来,争取交配的,则精子十万也。胡适有诗曰:「虽一人得奖,要个个争先。」十万取一,才变出老兄;则老兄岂非奇迹哉?因此上述的科甲正途出身的达官贵人、名公巨卿,也都是「老兄式」的,科举制度下之「奇迹」也。
   再者,在咱古老中国里,没啥「人权」也。因此我们那些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和读烂《资治通鉴》、《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伟大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知啥叫人权(详上篇)。何也?因为「人权」的基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而个人主义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可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却是我们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所最瞧不起的德性。传统中国的社会基层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上引许教授所说的家族也。
   中国的家族原像一窝蜜蜂,上有蜂王(毛主席、蒋总统、邓上皇),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锅饭,分工合作,共存共荣。一个传统家族往往是个孔孟主义之下,「五世同堂」的迷你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共产」搞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要「析产」。分出的各「小房」,还是个吃大锅饭的「迷你共产主义」!
   这个古怪现象,不特熟读《红楼梦》、《金瓶梅》、《金粉世家》的小说读者,知其细节。甚至是许多老到像笔者这样的「中国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我想这一现象,今日的「台湾人」家族中可能也还有。十多年前笔者在桃园县访问过的一户张家,便是如此。大陆上肯定也还有。至少第一家庭,首户邓家,据说便是如此。吃邓小平先生家大锅饭的,佣工之外,老少主人便有十余人之多。至于他们是否分过家、析过产,那就要去追问我的同行历史家毛毛了。不论毛毛如何说,今日北京邓府,便是近代中国「家族转型史」中活生生的过渡现象。老祖父怜儿惜孙,还贪恋那「五世同堂」之「福」。(老蒋公亦如此也。所以他把嫡孙一个个的宠坏;庶孙见不了爷爷,就反而变成佳子弟了。)我保证,邓老祖父一死,除家庭派对之外,他们邓家便再也不会有十余人同吃大锅饭的事了。历史三峡之水,不能倒流也。但是这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东方传统人伦,是不会泯灭的。它将是「后西方时代」,中国造产品,出口转内销的主要项目之一也。
   旧中原的官宦之家
   在试撰上节的两千字衍文之前,在下曾咬笔甚久,原思整节删去而终未果行者,盖中国传统家族制,今已迅速转型。它对老辈「中国人」、「外省人」或「荣民老兵」,固属老生常谈。而它对四五十岁以下的「台湾人」、「本省人」、「眷村子女」和「海外华裔」,甚至文革以后的大陆同胞,就是和「辫子」、「小脚」一样的古董了。不把这些古董搞清楚,那我们对「袁世凯」这件古玩,也就不大容易说得明白了。
   袁世凯便是出生于河南省东南部项城县,一宗累世以农为业,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在这种家族里,扶植聪颖子弟,读书上进,参加科举,几乎是合族的事业。偶有佳子弟,「连科及第」、「为官为府」(凤阳花鼓的鼓词),他不但可以荣宗耀祖;合族上下,都可鸡犬升天。只是这一「乐透大奖」不易取得。屡试不第,乃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
   笔者出生的那个合肥唐家,今日有高速公路可通,与项城之间半日车程耳。所以在满清时代,皖北和豫东经济和文化的客观条件,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可怜的我们唐氏老农,历大清二百六十八年之中,只考中了一个秀才。俗语说:「穷秀才,富举人。」考个秀才,管屁用?其惨可知也。不服气而去造反,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张献忠、洪秀全等寥寥数人而已。其它千百万「屡试不第」者,包括我的老祖宗和曾国藩的爸爸曾麟书(他老人家也前后考了二十五年未考取),就「认命」了。
   项城袁家,显然原来也是屡考不第的,以致数百年没没无闻。想不到到了满清末叶的道光年间(一八二一~一八五〇),他们袁府忽然一声春雷,大「发」起来。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时俱来。不数年间,项城袁氏一下便从畎亩小民,变成官宦世家了。
   今且把侯宜杰教授为他们早期袁家所做的世系表复制如下。再以诸家之说分析之。
   袁氏世系表(录自《袁世凯全传》第五页)
   在本表中,我们可看到袁耀东(可能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三家村老塾师,所谓「世业儒」者也。见《容庵弟子记》),他有子四人:树三(一八〇一~?)、甲三(一八〇六~一八六三)、凤三、重三。长三子均为或考或捐(出钱买)的秀才。但是次子甲三却「连科及第」。中举之后,又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鸦片战争前四年)在北京考中进士。举人和进士是不能花钱「捐」的。
   甲三与曾国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一八三八年进士)同时;稍长于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一八四七年进士)。在他学成则仕期间,正值清末内忧外患最烈之时;亦是汉族文臣开始带兵习武时期。因此甲三和曾、李一样,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役中,都是立有军功的文职大臣。甲三不幸只活了五十七岁。官运方隆时,就一命呜呼了。
   甲三的长子保恒(一八二六~一八七八)也是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的进士。比他父亲的进土晚十五年;比李鸿章的进士晚三年。他和李同时;一直也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文事武功也都煊赫一时。可惜袁保恒也只活了五十二岁就死了。因为他曾作过翰林院编修,所以卒谥「文诚」。在满清颁赠谥法的惯例中,只有生前曾入翰苑,死后才能谥「文」字,如曾文正、李文忠、张文襄……等等。保恒谥「文诚」,其父只谥「端敏」是子胜于父也。
   他们的父子进士之外,树三的幼子保庆 '一八二九~一八七三;此处房兆楹在《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 ~1912。 Edited by Arthur W。Hummel。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 ~ 44。2 vol Reprinted by SMC Publishing Inc。 Taipei;1991。)误为一八九三,今顺便校正之',和甲三的次子保龄(一八四一~一八八九)也同为举人。这使我想到我唐家那些老祖宗,考了两百年,只考出过秀才来;二者之间,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不过据说我的老祖宗们在清初也有籍口,说他们是难民,「义不食周粟」。大明遗氏,不屑要满虏的「功名」。没个考科名的传统,等到子孙要想图个把功名,就考不到了。
   可是在这点「酸葡萄」之外,我还是要提醒读者,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啊!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不是书读得好,就一定可以高中的。当时人称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只是参加科举五要件的末项。
   他们袁家的「三」字辈和「保」字辈,在道光年间,忽然来个「父子进士,弟兄举人」,大红大紫了一阵子。到「世」字辈、「克」字辈,便再度滑坡,又屡试不第了。
   再者,袁府最得意的两辈祖宗甲三和保恒兄弟行,寿命都很短;甲三算是最高寿,只活了五十七岁。其后保恒五十二;保龄四十八;保庆则只活了四十四岁。可说都是死在壮年。据说袁府其它「保」字辈兄弟,也都寿命不长。
   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在五十五、六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他就怕他自己也余日无多了。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里的生死大关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堕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这也是民国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
   朋友,你以为民国领袖中,只有一个搞封建帝王之术的袁世凯,才迷信吗,非也。那位基督大总统蒋中正、无神大导师毛泽东,其迷信的程度皆不在袁皇帝之下;非关本题,就不用多说了。
   以上便是出了个总统兼皇帝之袁世凯的旧中原地区,农业社会之结构与运作的大略情况。至于李登辉总统最近所号召的「新中原」的远景若何,笔者就无从逆料了。还是静观其变再说吧!
   以下再谈谈袁世凯其人。
   袁世凯和他的兄弟行
   袁世凯是袁甲三长兄树三的孙子;是树三长子袁保中的第四子(见上表),他出生时正值袁家在内战中,打了个小胜仗,故取名世凯。保中也是个秀才,生子六人。世凯行四,俗呼「袁老四」。这六兄弟中只世敦一人为保中元配所生。余均侧室(姨太太)之子,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叫做「庶出」。世凯晚年欲葬生母刘氏(已扶正),于项城祖茔「正穴」,为世敦所峻拒。一般史家包括房兆楹夫妇和陈志让、侯宜杰,都认为是宗法礼教中的「嫡庶之争」,实非也。他兄弟之失和,盖起于拳乱时期。庚子前世敦原在山东任「营官」,补用知府,前途看好。迨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背景坚实。政敌衔恨,然无奈他何,乃杀鸡儆猴,拿乃兄开刀,说世敦纵勇扰民,予以革职,并驱逐回籍。世敦大好宦途,顿遭摧折。此事分明是世敦代弟受过,而世凯不但未加维护,或不无弃兄自保之嫌。以致世敦含恨在心。迨世凯返籍葬母,乃借口庶母不应入正穴,而予以难堪,以泄私愤。气得世凯亦永不再回项城故里,而寄居彰德(今安阳市)此是后话。因诸家颇有异辞,故于此顺补一笔耳。
   世凯生父袁保中可能只是个「捐班秀才」。却生子六人;而他的胞弟「举人大老爷」袁保庆,则年近不惑(四十),膝下犹虚。经过家庭会议,乃把七岁的世凯过继给胞叔保庆为子。见上引房文及哥大所编《民国名人传》,卷四,页七九(Biographical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G。Howard;  in 4 vols。 New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4p。79。)〕自此他就跟随养父及养母牛氏生活。保庆宦途不恶,最后官至江苏「盐法道」任职南京。道员是当时府县之上的高级地方官。随父在任的小世凯,当然也是个尊贵的小「衙内」。不幸的是袁道台未几即死于任所,年方十四的世凯就只好奉母回籍了。翌年世凯的生父袁保中,又病死项城故宅。越年两丧,世凯母子就是不折不扣的寡妇孤儿了。袁氏两代显宦,虽然不愁衣食,但他们毕竟是孀妇孤稚。反袁的作家,总欢喜说世凯幼年在南京花天酒地。其实十三四岁的孩子,又能花天酒地到哪儿去呢?
   十五岁以后的袁世凯,便被他堂叔袁保恒翰林接去北京,继续其科举教育的「帖括之学」(习作八股文)。在亲丧「服阙」(三年)之后,他在堂叔严厉的管教之下,显然是以「监生」(捐来的秀才)身分回开封参加「乡试」而落第。三年后再考,还是落第。保恒自己是科甲出身,乃鼓励其侄再接再厉,然世凯自知久困科场之非计,在此期间,他已与于氏夫人结婚,就永别科闱,另寻出路了。
   后世之论袁者,每说他是纨绔子,不用功,故两试不第。在下却不以为然也。盖当年科举考试,谁能期其必中?试看长袁一岁的康有为岭南名士,一代大儒,文胆梁启超的业师,不能说读书不用功吧!然康某考举人,五试不售,困于考场者十八年。可算是十分惨烈也。以故世凯终于投笔从戎,未始不是个明智的抉择。
   小钦差,大监国,抗日反帝
   前节已言之,当年科举时代,落第士子是惨不忍言的。自己前途暗淡不说了,举家乃至合族的失望,才使你痛不欲生呢!洪秀全天王落第归来,一病四十日不醒。终于见到上帝爸爸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说来也不算稀奇,只是各种上帝的训示不同罢了。笔者这一辈老华人,系出旧中原,去古未远,幼年时听到有关科场的故事多着呢!
   所以袁世凯青年时代的遭遇,不是什么例外。他和长他十八岁的胡传(一八四一~一八九五,胡适之父)落第后的故事,简直如出一辙。胡传落第后去投奔吴大澂(一八三五~一九〇二);袁世凯落第后去投奔吴长庆(一八三四~一八八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据当年淮军遗族传言,世凯第一个投奔对象原是较高级的刘铭传(一八三六~一八九六)。刘不纳,乃改荐他去山东登州投吴长庆。从此便一帆风顺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的工作和成就,大致可以归纳于如下数项:
   一、敉平朝鲜「壬午(一八八二)兵变」
   一八八二年,朝鲜在日本暗中煽动下,发生兵变。清廷派丁汝昌率海军三舰;吴长庆率陆军(庆军)六营赴援。终执大院君至华,并驱逐前来干扰之日军。此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岁,任庆军营务处。几乎一手戡平此乱,而崭露头角,朝野众口交赞。事详不备述。
   二、督练亲军、整理财政。再平「甲申(一八八四)之乱」
   此时朝鲜内部之糟乱有甚于中国。世凯为练军四千人以自卫;并为整理财政以自给。迨朝鲜亲日派勾结日人,于甲申十二月再度发动政变时,世凯临机应变,独排众议,加以镇压。日本势力,第二次被逐出朝鲜。
   三、护送大院君返朝(一八八五年十月),出任商务委员,作驻韩「小钦差」,撑持危局
   此时世凯不过二十六岁。但其后九年他在朝鲜竟然大权独揽,做了藩邦实际的「监国」。颐指气使,纵横捭阖,不但三韩朝野大为慑服,环伺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亦瞠目结舌,无如之何。可惜的是大厦既倒,一木难支。甲午平壤兵败(注意:此非袁氏之过),世凯于最后关头,始奉命匆忙撤退。日人此时恨袁入骨。袁公如不幸被俘,其下场不会比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时的交涉员蔡公时更好也!
   打赤膊,持大刀,翻墙头
   关于袁世凯在朝鲜这段掌故,笔者在幼年期即耳熟能详。因我家原是淮军遗族,传闻滋多,而庐江吴家(吴长庆的家庭)亦是先母的外婆家。吾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嬉戏于吴家花园。男孩淘气,某次以竹竿捣下巨大蜂巢,被数千黄蜂追逐,几遭不测,如今记忆犹新也。那时去古未远。我记得还看过吴长庆逝世时,朝鲜国王所遣专使致祭的礼品。
   不过斯时的吴氏遗族对袁的评论,几乎全是负面的。他们认为袁对他们的延陵公是忘恩负义。 吴长庆于壬午之役曾「打赤膊,持大刀,翻越韩国宫墙……」,真是功莫大焉。谁知其后小小的奸臣袁世凯,在中堂(李鸿章)之前进谗言,化功为过,被斥退回籍……云云。
   等到我在郭廷以老师班上听到袁世凯的故事,再在各种参考书内发现袁世凯竟然是个「现代班超」,始豁然有悟。原来当年朝鲜那样复杂的「内忧」(派系倾轧)、「外患」(五大帝国主义环伺)的局面,实在不是一位「打赤膊、拿大刀、翻墙头」的老外公的老外公,所能应付得了的。所以最后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
   后来李宗仁先生也告诉过我一则,他把那最忠于他,也是「打赤膊、拿大刀」,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将军,褫职还乡务农的故事。李说「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十五章末段),使我不禁联想到我那「打赤膊、拿大刀」的老外公的老外公的故事,不禁大笑起来。
   不过那时应付不了高丽那样复杂局面的人,又岂止那位打赤膊的吴长庆?纵是「大魁天下」的张状元(謇);一代大儒的马建忠;学贯中西、官至宰辅的唐绍仪;身任驻朝督办的吴兆有;商务委员的陈树棠,也照样应付不了。国内六部九卿中的干吏能员,也找不出一个才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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