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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用俄语向他讲述我的生活经历；由于我学习过六个月的语言，所以我做到了这一
点。他说，在今后的几周里我必须特别集中精力工作，我要很快被派出去，而且是
去满洲的奉天。 ＇注＇ 后来我听说，去奉天在同仁当中被视为是一种惩罚性的调职，意味着被“派到
荒漠里去”，他们认为我不会提出任何借口或者顾虑而表示同意。我猜想，做出这
样判断的，只有那些不了解中国的同志。尽管奉天是一张网，但满洲的政治形势是
有趣的，奉天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一个焦点。
返回学校以后，我像面临一场考试一样不停顿地学习。
在第二次谈话时，少校告诉我，我要和一位德国同志一道去奉天，最好扮做他
的太太，我将得到一份相应的护照。这位同志同时也是我的上级领导。我感到很惊
讶，我设法说服这位少校，这样做是不行的。罗尔夫和我在上海到处都有熟人，上
海人也到奉天去，我自己就遇见过几个住在奉天的家庭。我不可能在公开地回欧洲
度假之后，突然又带着假护照以另外一个人的妻子的身份出现，何况我在上海德国
领事馆里以罗尔夫妻子的身份登记过的。不跟罗尔夫离婚，这个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而办理离婚也需要时间。这位少校同志请求我说出奉天的熟人的名字。我一时记不
起来，我感觉到他对我所提出的理由是不相信的。于是我记起了瓦尔特·弗克斯，
一位住在奉天的汉学家，我们是在黄海之滨的北戴河度假时相识的。
在与这位少校谈话后不久，我又第三次被召到局里。这次与我谈话的是另外一
位同志，我立即与他建立起联系，他多年都是我的上级领导。这位同志叫安德列，
他是一个亚美尼亚人，有着一张瘦长的面孔，黑色卷曲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我很
快便发现，我在同一个聪明人打交道，他熟悉自己的专业，他是信赖我的。他表示
理解我的处境。他说话的声调是友好的，尽管他保持军队上级的威严。他很喜欢从
外国回来的人那里得到好处。后来我结识了他的家庭，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经
一次或者两次在他家住了好几天。
安德列告诉我，人们对事情进行了审查，我可以像我所建议的那样，利用我的
旧护照在奉天生活，人们已经放弃了关于婚事的想法，尽管这事令与我同行的同志
感到不愉快。安德列边说边开心地笑了起来，我也跟着大笑起来。
通过安德列我在阿尔巴特街的大楼里结识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女同事，她叫娜
达莎，是个聪明而又热心肠的女人，她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她那直率的眼神简直
令人无法回避。她的面孔是冷冰冰的，但却透着一种独特的美。我很遗憾，我相信
她也是这样，我们不能经常在一起。后来我们才有机会补偿了这种遗憾。
安德列和我讨论了在奉天公开活动的可能性。我毫不担心找到合适的活动方式，
我只是请求允许我去上海见罗尔夫。
令我担心和不安的，是我在奉天的未来的上司。我们要长时间孤零零地在地下
活动中共同生活。尽管有良好愿望却不能互相适应，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的
工作和共同生活可能成为一种痛苦。安德列告诉我，那位同志的别名叫恩斯特，出
身于工人阶级家庭，职业是海员。他这一说，我的心情略微平静下来，我在多数情
况下与海员能够相处得很好，他们坚强，有韧性，见过一些世面，在非常情况下能
迅速适应环境。除此之外，他们喜欢大海。
恩斯特像我一样受的是同样的训练，但愿他在发报机组装方面比我懂得多一些，
因为我的知识尚无把握。自然我不会把为我规定好的前程泄露给我同学中的任何一
个人。
我对安德列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恩斯特是否知道我有一个儿子。这个问题
谁都没有想到！安德列建议我自己把这事告诉恩斯特。
这件事情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来给我添麻烦。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去冒风险，而
且根本不知道他是否喜欢我的孩子。
一辆小轿车把弗兰茨和我送到恩斯特学习的学校。我被领进一间屋子，把我的
大衣挂在走廊里，在冰冷的房间里等待着。这间屋子也许并不怎么冷，可由于激动，
我的牙齿直格格打颤。门开了，弗兰茨首先走进来，一个明显比他高的同志跟着走
进来。
“这是恩斯特，这是索尼娅，你们认识一下吧。”弗兰茨走掉了。
我下定决心保持沉默，等待恩斯特先说话，到底他是我的上司嘛。恩斯特生着
一头浅色的头发，有一双细细的蓝眼睛，一个粗大的鼻子和一张薄嘴唇的嘴。他肩
膀宽阔，身材修长而结实。“你在发抖，”他说，“你想披上我的大衣吗？”没待
我回答，他便脱掉大衣，披在我身上。这大衣又长又重，可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
许多。
然后我提醒自己必须把最重要的事情解释清楚。“我有一个小孩，我不能丢下
他。”
“你有什么？”
“一个男孩，一个三岁的男孩，他必须跟着。”
关于孩子我早已下定决心。若要我自愿离开他，除非是参加一场革命或者参加
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恩斯特若是拒绝我的男孩，我就不会跟他一道去。
恩斯特沉默着，而我却在想：立即把大衣还给他，我去找安德列。
“我没有理由反对一个孩子，我们需要新的一代。”
弗兰茨和我又乘车返回去。几天以后我得到任务，打点我的行李，与恩斯特一
道学习14天。学校是由一栋一栋的木屋构成的，挨近森林里的一座村庄。
在训练结束之前，我们只有不多的时间，可这点时间却足让我认识到恩斯特在
技术上比我熟练得多，他是一个非常具有韧性和细致认真的人。弗兰茨是个优秀的
实干家，但不是个理论家，恩斯特常常用一些问题为难他，直到他把一件事情完全
弄明白之前，决不让他安静下来。他从来不看钟表，也不休息，晚饭之后接着工作。
与他相比，我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愿意服从他的工作方式。在发报方面我比他快，
这一点令我感到欣慰，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超过他的。
在我们共同度过的这14天里，像我历来习惯于与同志们友好相处一样，我竭力
创造了一种友好的气氛，免得恩斯特为此花费脑筋，免得他做更多的设想或者提出
更多的希望。
恩斯特对我做了这样多工作表示满意。他不知道，没有他做出的榜样我也不会
做得这样好。由于我既不娇惯亦不任性，他显然感到放心了，我也竭力做出一副经
得住摔打和粗旷的样子。我要让他知道，跟他一块儿走向未来风险的是一个合格的
同事。
出发之前，情报局达维多夫将军与我告别。我作为一名德国同志还缴纳了我的
党费。关于这种缴纳党费的可能性，我请教了已经在上海的同志，这件事情是由里
夏德处理的。
我没有再见到艾格尼斯，1948年或者是1949年我曾经有一次机会，她当时生活
在牛津，我则生活在牛津附近的一座村庄里，但在我当时的困难处境中，去见她会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在政治上给她带来危险。另一方面，关于她的发展状况
我一无所知，我应该怎样对待她呢？我只是听说艾格尼斯精神上颇为苦恼，过着与
世隔绝的生活。她那些书当时还是很受人重视的。她是在1950年3月做了一次手术之
后去世的，她的死令我十分伤心。
恩斯特和我分头去布拉格，我们在那里住在不同的饭店里。我的护照是从布拉
格开始利用的，表面看来，这整个一段时间我是在欧洲度过的。我们买了一张意大
利轮船的二等舱船票，轮船的名字叫“Conte Rosso”或者“Conte Verde”，从特
里斯特出发。按照情报局的惯例，应该乘坐一等舱，被我拒绝了。
现在我终于可以去接米沙了，他在捷克深山里的边境木屋里，跟爷爷奶奶生活
在一起。我们应该从布拉格起程去特里斯特。
我与米沙分别了七个多月，除了想着再见之外，心里什么都想。长时间的怀念
使我产生盼望孩子的欲望，在大街上我常常迫在他们后面观察他们，每见到一辆婴
儿车，我都要往车里看上一眼。
起程去边境木屋之前的晚上，恩斯特提议我们共同去看一场电影，在布拉格只
有十分必要的时候我才见他。事前并没有这种打算，既然他作为领导这样定了，我
也甘愿出去散散心。我们看的是《托儿所》，一部非常美的法国电影，里面的主角
都是儿童。这部电影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十分钟以后，我已经被感动得泪
流满面。
恩斯特肯定不需要一个看了一部电影便嚎啕大哭的女同仁。最初我还以为他什
么也未发现呢，我任凭眼泪流淌，不去擦它们，我用了最大的努力，阻止新的眼泪
流出来，毫无效果，它们依旧像天然喷泉一般涌流。我很不好意思，最后只得说：
“平时我并不是这样的。”
恩斯特把他的胳膊放在我的肩上。“你这样，我很高兴。”
这天晚上，我由于哭成这么一副样子而不想去咖啡馆，但是恩斯特坚持要去，
这天晚上他第一次谈起自己的身世。他父亲是一个汉堡渔民，他的钱全都喝了酒；
他母亲忍饥挨饿为四个孩子而工作，把他们培养成体面的人。他谈到当他父亲虐待
母亲时，他是怎样痛打了父亲，离开父母亲的家庭开始走向大海的。也就是在这段
时间里，他成了一位同志，但这并非一条轻而易举的道路，他面前根本不存在这样
一条道路。当新的世界观吸引他的时候，他开始研究这种新世界观的理论。每当别
的同事玩牌，去农村度假或者休息的时候，他却在读书，在反反复复地折磨自己，
因为不明白那些生词和长而复杂的句子。他毫不放松，直到他能够说自己是个马克
思主义者为止。
恩斯特谈了很长时间。
第二天我去边境木屋。许多事情我都忘了，惟独这次乘车旅行我还记忆犹新，
因为我当时感到自己是幸福的，每一分钟我都距儿子更近了一些。我设法抑制自己
的激动和高兴。这孩子也许不会欢呼着投入我的怀抱，也许他根本认不出我来。
罗尔夫的母亲来车站接我，她未把米沙带来，这令我非常失望。距离森林边缘
小房子的最后一小时显得特别的漫长。我无法集中精神谈论任何话题，并且从早起
我就没吃饭。当我们走进小屋子时，一个陌生的小男孩向奶奶扑来，藏在她的裙子
后面。我儿子甚至都不想跟我握握手。有三天时间他不理睬我，没有礼貌、倔犟，
沉默寡言，到第三天时，我实际上不得不违背他的意愿把他拖过来。直到我们两个
人重新恢复平静，着实花费了一些时间。
从布拉格到特里斯特的路上，恩斯特和带着孩子的我乘坐的是同一辆火车，但
却在不同的车箱里。我们想后来公开地作为旅客在船上相会。
轮船停泊在码头上。我们的旅行路线是穿过苏伊士运河，途经印度，在开罗、
孟买、新加坡和香港停留。
米沙在船上得了百日咳，他不能跟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耍。我必须在他身上花费
许多精力，照料我那瘦小的孩子。恩斯特心上总是挂牵着米沙，他待米沙既耐心又
友好，他觉得我是一个好母亲。
当时在苏联已经下雪了，在船上我却身穿无袖白色连衣裙跳来跳去，还与恩斯
特在甲板上的帆布浴池里游泳。漫长的乘船旅行，暖洋洋的白天，晴朗的夜晚，太
阳和星空都创造了一种令人不忍离去的气氛。恩斯特和我有许多时间互相熟悉，互
相讲述自己的经历。我26岁，恩斯特27岁。当我们傍晚在黑暗中伏在船舷的栏杆上
观看水面，或悄悄低语，或长时间沉默的时候，我心里拿不定主意，我是否还想保
持纯粹“同志式的关系”，恩斯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我知道他对这种事情反正并
不在意。但是我不想顺水推舟，把自己捆绑在一次梦幻般的旅程中，未来的日常生
活也许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假如我们互相之间并不喜欢，就很难有分手的机会，
最好是我们目前谁都不特别喜欢谁。
在旅途中有些事情也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当我拒绝乘坐一等舱旅行时，我
认为我做的是对的。后来我也总是这样做的，一个德国工人，以自己共产党员的勇
气和忠诚选择了情报员的生活，怎么可以突然闯进这样的环境里去呢？每一个一等
舱的旅客，当他走进来时就应该明白，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不对头的。同样道理，最
好是在外国就过俭朴生活，然后再学着出入资产阶级圈子。我也反对结合作的同伴
许多钱。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尽管少见，到目前为止一个同志过着俭朴的生
活，或者可能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上，却经不住过富裕生活的诱惑，甚至开始喝酒，
搞些风流艳遇，变得娇惯起来，或者堕落下去。
恩斯特仿佛并不喝酒，如果他是这样的人，我会拒绝他做我的上司。
后来他在奉天的公开身份是金属与打字机公司的代理人。他是怎样取得这种联
系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他在旅途中扮做一个“带着少量财产的商人”。恩斯特说
一口带有语法错误的德语，他的趣味是低俗的，他的举止也不符合一个商人的风度。
有时他把一只未拍完的烟卷夹在耳朵后面，准备以后再接着抽。我试探着跟他谈谈
这种习惯，但是每当字斟句酌地说起这件事时，他总是对我表示反感，变得好斗，
说我骄傲自大或者小市民气，要么称我是个知识分子。
有一次他拿一张准备寄给他母亲的明信片给我看，这是城堡的彩色照片，屋顶
上有尖尖的小塔、城垛和落日。
我没说话，他感觉到我的犹豫不决，便问道：“你是不是觉得不漂亮？”
我不想撒谎。“我觉得不自然，有点俗气。”
“是这样，我不过是个工人，这种事情我一点都不懂。”
恩斯特一定知道，我把他看作一个比我自己坚强得多的人物。我很尊重他的热
情和作为共产党人的感情世界。我赞赏他的勤奋，他那巨大的意志力和他那丰富的
经验；他长期担任过秘密信使，如今又在苏联接受了第二次训练。其他的事情，比
如说一种良好的举止，在我看来并不是价值判断，这对于公开活动简直可以说是必
要的。服从他作为上司的权威，对于我来说是毫无异议的，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
有这种权威的。尽管我不想惹是生非，但是涉及到书籍、绘画和人，我还是要讲出
自己的看法。可他似乎对我所掌握的一切都不以为然，比如我所受过的教育、我的
流畅的英语、我与人打交道时的稳重自信。
我们于1934年4月的第一周到达上海，旅途花费了三周的时间。
罗尔夫非常高兴地迎接我们。事先我没有机会告诉他，我们只是路过这里，到
达之后立即把这种情况告诉他，对于我来说并不容易。当我最终把实情告诉他时，
他显得十分沮丧，但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平静，只是无论如何他也无法接受这是最后
的分手。罗尔夫具有一种特殊的韧性，人们很难设想在一个表面看来软弱的人身上
会有这样的品质。当我告诉他，我在奉天可能不是一个人生活时，他丝毫未责备或
者难为我，他接受了这个现实。他只是坚持不肯永远放弃米沙和我。
我发现罗尔夫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他同样有要儿子的权利，若是他提出这样的
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遇到危险可以退缩的同情分子，而是
一个共产党人，已经参加了工作，是日本在上海发动战争和德国法酉斯主义促使他
走到了这一步。正是因为这样，与他分手使我的心情更为复杂。
我们并未公开办理离婚，因为我出现在奉天需要一个可靠的公开身份。我访问
了上海的各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
我以书商价格购买了少量图书，拿到了图书目录并得到了我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
我的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潜在顾主应该是日本管理机构、医院、大学生和日
本企业界。我印了名片和信纸：满洲国 ＇注＇ 图书代理商，经营教育、医学、科学图
书。满洲国奉天P·O·30号信箱。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信纸。
有了这个“代理人头衔”，在我们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旅行。
格里沙大概是通过瓦尔特知道我到了上海，我们又见面了。我们认为我们这次
会晤是并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的，因为我们的社交往来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一次热
烈的重逢，我向他谈了他哥哥的情况，我在莫斯科拜访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