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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奉天和上海时我就意识到，我可以从不同的人那里了解许多情况，如果再花些
功夫去研究各种不同的报纸，会得出许多有趣的结论。当然，最初我们丝毫不理解
波兰的新闻。
工作总算有了一个开端。为了工作我们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与中央建立起了良
好的联系，西尔库斯给我们介绍的那位建筑师，表示愿意接受罗尔夫作为合作者，
并支付一笔不多的报酬。当然，他并不知道我们本来的任务。不过还有一个困难，
我们始终尚未得到长期居留的许可。我们必须反反复复地往行政机关跑，去申诉理
由，听人家训斥，保持礼貌和耐心，每一次都要重新申请延期。
致父母的信：
……尚未批准年度签证。我们仅仅获得一个短期签证。罗尔夫几乎天天跑签证
处，他已经有了良好的关系，由我们的熟人西尔库斯做保证人。每个人都告诉我，
说这是很困难的，在这之前罗尔夫不能正常工作。
四周之后：
……我们的问题必须在这几天里做出决定，天晓得已经跑了多少遍。罗尔夫肯
定跑了有40次，我不夸张，去过各种不同的负责机构。
在这种形势下，罗尔夫证明自己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我不知道，若是由我与这
些半法西斯主义的行政机构打交道，能否保持这种镇定和具有这么多的灵活性。
不管怎么说，经过数月的努力，我们终于获得了一年的签证就这样，罗尔夫在
困难情况下，完成了我们面临的两项任务：办理签证和使我们得到合法地位。
除了我之外，有一位我在莫斯科遇见过的保加利亚同志，也来到了波兰。他定
居在卡托维兹或者波兹南，他要与西里西亚建立联系，还要亲自在这个国家建立一
个情报员小组。妻子与孩子都留在莫斯科，他不太适应波兰的生活。我每个月与他
会面一次，给他出出主意，帮助他向中央转递他的消息。他的工作运转起来以后，
我已经不记得那些细节了。
我们把工作安排就绪之后，关于我们要建立的第二个联系，具体情况我一点都
不知道。
适应这里的生活，对于我来说也并不容易。我在给家里写的信里这样写道：
“……华沙给我们的印象并不坏，但是与中国相比，欧洲是无聊的。”
我的生活摆脱了五年来苦心经营的那些事情，现在没有什么能代替它们。罗尔
夫和我都以友好的方式对待对方，没有争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儿子，但
是我觉得压抑，”罗尔夫一定也不轻松。
生孩子之前不久，我还得去一趟克拉科夫，与保加利亚的同志会面，我一直盼
望着做这样一次旅行，因为克拉科夫是个美丽的城市。每一次我都要去看看城堡、
教堂和那些纺织品商店。可是这一次我很快便感到疲倦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
返回我那坐落在第三层的狭小而又未生暖气的饭店房间。我必须尽量克服自己的坏
情绪，心想多么可惜，未能两个人等待孩子的降生。饭店房间的对面有一栋房子，
一个男人侧身站在窗前，突然一个姑娘钻进他的怀里。他们活得多么滋润啊。
1936年4月27日，雅尼娜诞生在华沙赫米尔纳35号“奥皮耶卡”医院。她是一个
结实漂亮的孩子。5月1日，当尼娜 ＇注＇ 降生4天，我在房间里喂她奶的时候，突然从
大街上传来音乐声：国际歌！这是一次非法的游行！我站起身来，怀里抱着孩子向
窗前走去。
突然有人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这是乌克兰契克太太，主任医生。她眼望着楼
下的大街对我说：“我的女儿们也在里边。”
在后来的年月里，有时我问过自己，她和她的女儿们是否在华沙的犹太人聚居
区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尼娜正是生逢其时。白天需要发报的时候，我可以离开医院，在夜间的电报里
我附加了一句：我生了一个女儿。
致父母的信：
1936年5月14日
……当我从城里回来的时候，看见森林里的房前放着一辆婴儿车，里面躺着一
个小人儿，你们根本无法想象这种快乐……
……米沙很喜欢小妹妹，当他看到我在他身旁时非常高兴。今天我告诉他：
“我们要偷一次懒了。”他说：“什么是懒，我知道，可什么是偷呀？”
奥罗给了我极大帮助，她被雅尼娜迷住了。
罗尔夫正忙于一次竞赛，这是他以另外一个建筑师的名义进行的，这场竞赛当
然没有荣誉，但可以得到一些钱。
对于我来说，有奥罗在这里，可以减轻许多的精神负担。在中国工作时，我常
常为米沙而担心和不安，现在又要照料两个孩子。当然会产生矛盾，我当时对这种
矛盾的程度还是估计不足的。
致父母的信：
1936年5月
……米沙只习惯于跟着我，一点都不喜欢奥罗。他常常暗示奥罗回伦敦去，因
为现在常常是奥罗照顾他，而不是我。他哭，不听话，一旦我走进屋里，他便立即
喜形于色。有时奥罗会伤心地掉眼泪，她是那么喜欢米沙，可就是无法赢得孩子的
爱。
事实证明，在波兰只有举行洗礼的孩子才能得到一张出生证，于是我们只好把
雅尼娜带到教堂去。于尔根曾于1936年7月来探望我，在我的请求下，他做了孩子的
监护人，奥罗是另一个监护人。当我们走出教堂的时候，大家全都笑了起来，教堂
执事居然把于尔根的职业登录成“统计员”，而不是“统计学家”。
我带着雅尼娜离开医院回家的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瓦尔特从
上海来拜访我们。他回欧洲来度假，在我们这里住了几天。我没有询问他工作中的
细节，他也没有询问我，但是，我们谈了上海和波兰的政治形势，他讲述了我们那
些熟人的情况。这是一次愉快的聚会。从那以后，我再未见过他。
按照中央的指示，我所建立的第二联络点，是在但泽 ＇注＇ 工作的同志们的一个
小组，那是在雅尼娜出生之前。我曾多次到他们那里去，1936年冬天我授命迁往但
泽去几个月，以便更有效地支援这个小组。在这之前我曾经在他们和中央之间转达
过消息。
1936年底，但泽按照官方说法，仍是一个“自由市”。
实际上是另外一码事。这里的纳粹分子在一个很小范围内重复着他们在德国所
做的那些事情。但泽的“一体化”作为“并人帝国”的前奏，属于希特勒的战争准
备，它在德波走廊里对于苏联来说是特别危险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法是残酷的。
市长是一个叫格莱塞尔的纳粹分子，他是受纳粹市党部头目弗斯特领导的。国
民议会的某些代表，如德意志民族党人、中央党人，要么服服帖帖，要么被打垮，
要么被囚禁起来。德国共产党早在1934年就被禁止，数百名党员被投入监狱；德国
社会民主党是1936年被禁止的，中央党是1937年被解散的。带有纳粹标志的旗帜出
现在官方的建筑物上，希特勒肖像悬挂在办公室里，对波兰人实行恐怖统治，犹太
人遭到恐吓、迫害、逮捕，直到“自愿”离开但泽。当我在奥利瓦区一个美丽的公
园里坐到一张椅子上之前，或者走进一家商店之前，我必须看看有没有禁止我这样
做的牌子。朗福尔一家咖啡馆把事情做得特别彻底：“犹太人、波兰人和狗不受欢
迎。”
波兰政府按照宪法是有权参与但泽的事务的，却很少去保护那里的波兰少数民
族，许多波兰邮局职员、铁路员工、教师和工人只得自己起来为自己在但泽的权利
而斗争，并抵制纳粹的迫害。
当人们就纳粹肆意违背但泽宪法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时，后者却解释说“不宜
介入但泽内部事务”。于是希特勒可以肆无忌惮了。冲锋队、党卫队、警察和从前
的军人联合会都在有计划地准备下一次战争。德国和波兰共产党人开展地下工作，
进行积极的抵抗。他们当中活下来的人是不多的。
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时，在但泽的德国共产党人存活下来的，大约
只有65人；他们主要是居住在我国海滨的一些古老城市里，在罗斯托克、格莱弗斯
瓦尔德、施特拉尔松和格雷威斯米伦。
自然，我只与我们那个只有大约六位同志的小组保持联系，他们都是定居在但
泽的工人。他们搜集情报和准备反对纳粹的实际斗争。但泽造船厂制造潜水艇，从
但泽出发把军火运往西班牙。那些重工业工厂全都为法西斯主义进行生产。任何干
扰因素都是重要的。当时工作刚刚开展起来。我只知道对一栋小楼进行了成功的尝
试，这栋小楼被烧毁了。
小组的领导人来自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有一副柔嫩的面孔，一双棕色的眼睛和
一头棕色的头发。他得过相当长时间的肺病，现在和他的妻子、女儿住在一个花园
住宅区的一栋朴素的小房子里。他刚刚30出头。除了他之外，我还遇见一对夫妇，
也是来自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之所以还记得他，是因为他或许主要是他的妻子
感到无法再适应但泽越来越危险的处境。他妻子坚持认为他应该放弃地下斗争。他
无法解决婚姻中的这种矛盾，他请求离婚。我没有见过其他的小组成员。 ＇注＇ 我的任务是在但泽给小组出主意和发电报。
罗尔夫于一月份先去但泽租了一个住处，名义上是为全家；为了架设电台，必
须是一栋独立的房子，但他想留在华沙他那家建筑师公司里，免得丢掉他的公开身
份。
1937年春天我从但泽给于尔根写了一封信：
我们找到一栋可爱的小房子。这小房子盖得很舒服，讨人喜欢，周围是个巨大
的花园，距但泽只有万分钟的汽车路程。从现在开始，我的通讯地址是：但泽欧利
瓦区，洪堡大街7号。
奇怪的是，我的手头恰恰保留着这个地址，而一周以后已经不再是这个地址。
在试用发报机和接收机时我发现，一种巨大的嗡嗡声掩盖了发报和收听。附近有一
座发电厂。搬进来之前我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才是。当时找房子是很困难的。第二次
我们未找到房子，至少在指定的时间内没找到，后来我迁入同一个欧利瓦城区的一
栋新建的住宅。
与在但泽遇到的其他困难相比，这算不了什么，但是每个经历迁居的人都可以
想象，带着全部家当，九个月的雅尼娜和六岁的米沙，从华沙迁往但泽意味着什么，
又要找房子，又要布置屋子。而恰恰在做完了这一切之后，再去找新的住宅，把全
部家当包装起来，再一次迁居。这对于房东来说也不是一件愉快事情。我们又绝不
愿意把事情弄得特别引人注目，令我们高兴的是，他与我们签订了一份正式住房合
同，可在一周之后我们又突然废除了合同。我们应该提出什么理由呢？我们仍然住
在城里，却为此而失掉了已经支付了数周的房租。我们决定由罗尔夫把一切责任都
推在他那任性的妻子身上，说她突然觉得一栋房子花费的劳动太多，宁愿住进单元
式住宅。这以后罗尔夫回到华沙，我和奥罗、孩子们把新的住宅布置起来，把我随
身携带的“留声机”、发报机组装起来。一每周发两次电报。
我们的住宅里充满阳光，大房间里有宽敞的双层窗户，可以养花。我们没有养
花，而是把雅尼娜的儿童车放在里面。她在那里睡觉和长时间的玩耍。米沙开始在
但泽过他的六岁生日，为了庆贺这一天，我们去了剧院，对于他来说，这是第一次。
霍莱太太也一同去。
我尽量了解一些这栋房子里邻居们的情况。我的楼上住着一个纳粹干部。他妻
子感到无聊时，喜欢与我说些家长里短的话，房子里住着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天夜里我破译了一个刚刚收到的通知，我以为是发错了接收人。这样一种
弄错的情况不可能出现吗？但这条消息的开头恰恰是：“亲爱的索尼娅”，据我的
记忆，它的内容是：“国防人民委员会决定，授予您红旗勋章。我们衷心祝贺您，
愿您在工作中取得更多成就。局长。”
本来我以为，这种军事勋章只授予在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在前线表现了特殊牺
牲精神的人，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会获得它。最初我颇为惊讶，慢慢地高兴起来，
其中也夹杂着疑虑，人们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我。
这天夜里以后，我在购物时遇见纳粹的妻子，她丈夫出差了。我们谈到严寒的
天气，这是个说不完的话题，谈到那些可爱的邻居。谈话中间她问我：“您的收音
机是否常受干扰？昨天夜里又特别厉害！”
“我什么都未发现”，我回答说。“几点钟啊？”她说出时间。“这么晚我从
来不听，早就睡下了。”
“我丈夫说，有人在我们附近发电报。他要想办法从星期五开始搜查我们的住
宅区。到那时他会回来的。”
星期五以前我还有一次发报的机会。我仔细观察了一切。她丈夫确实未在家。
我争分夺秒地迅速把留声机隐藏起来，把纸张烧掉。其实这没有多少用处。中断发
报我会犯错误的。
发报时间临近了。楼上的纳粹家里漆黑。房子没有遭到搜查。这也是不正常的。
照理他们早该测出这栋住宅的方位。接收是清晰的，工作时间相应地缩短了。我告
知对方出于什么原因我未能发报，但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可以收到回答。次日我把
“留声机”发报机带到我们小组一个同志家里。
今天看来，我当时犯了一个错误，恰好在这个城市里，我的行动是轻率的。搬
进来之前，不论找住房多么困难，我应该想到，在但泽的政治形势下，住在新住宅
区里的主要是纳粹。
在这样的住宅区里，我也应该把发报时间放在深夜无人听收音机的时候。而为
什么我在这种形势下还在自己住宅里发电报呢？诚然，我并不想威胁到别人。如果
我把机器立即搬到我们小组一个成员家里，在那里架设天线，拍发电报，不是更好
吗？我只需注意在去同志家的路上不被人盯梢即可。我也可以返回华沙，从那里发
电报。我在把发报机带往但泽的路上，已经越过了政治界线。自然，检查是有的，
但比我的做法，危险少得多。我总归是要把机器带回波兰的。也许我当时想不经中
央允许便离开但泽。
当时我来不及想这么多，而是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今天的谨慎和经验
对我当时的工作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今天我没有精力再去想这些事情，没有那么
强的反应能力。
中央的回答是星期四来的，反复传达了几次，因为我没有发报，并且无法证实
已经收到。于是中央安排我返回波兰。
就这样，我又退掉了房子。
我们是1937年3月迁回波兰的，我在但泽大约停留了四个月，我们迁入另外一个
郊区，距华沙有40分钟的公共汽车路程。地址是邮政总局斯科里莫夫，约阿斯卡别
墅。又是一处带有森林花园的两户人家住房，上面一层未住人。
在这里我收到了中央的消息，那是在五月份，一位同志在华沙新世界大街街头
一个特定地点与我见面。暗号是不必要的。
像历来一样，我按时到达那里。在每一次会面时我从未退到过一分钟。当时，
即使是今天我也认为准时是地下工作绝对必要的条件。
我只是来回走了不长时间，然后我真感到不好意思，无法高兴地欢迎从我身旁
走过的这个人，他就是我的上级领导，安德列同志。他是来实地检查我们的工作的，
这是应该经常做的一件好事。
安德列同志在华沙停留了几天，他很喜欢我们把住房布置得这样好。他说，他
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在定居方面用了这样少的经费。由于我们不知道在波兰能
停留多长时间，所以我们未去商店购置家具，而是在一家木匠铺里买的未经加工的
家具，罗尔夫把它们刷上漂亮的油漆。
安德列的来访，我感到如同一位好朋友的拜访，我满怀骄傲地让他看雅尼娜。
我告诉他，恩斯特是孩子的父亲。
我们谈了我的工作，还一道去了但泽。
在途中安德列说，他不愿意只作为我的上级领导与我说话，而是作为朋友，如
果我也这样看待，他将很高兴。他觉得我的脸上不再流露出那么多的快乐，像在莫
斯科的学校里那样，那时大家都非常喜欢我的快乐。问我是否因为与恩斯特分手而
感到痛苦，问罗尔夫和我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他，我很佩服恩斯特，一直还在想念
他，但我不想再回到他那里去。我也告诉他罗尔夫和我的处境。安德列是一个我可
以向他讲述这类事情的人。我补充说，我的身体状况不坏，我只是像所有活泼的人
一样倒霉，这种人不同于静悄悄的人，一旦他不那么快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