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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于是便找上他来，可哈奇却总是避而不见。
海明威的朋友米哈依尔·柯尔左夫和伊利亚·爱伦堡为他们促成了第一次会面。
哈奇拒绝讲话。“他酒喝得太多，我不信赖这种人，”哈奇说。“况且，他在什么
时间写作？”他问柯尔左夫，后者恳求他，让他当一次外交官，至少把他的经历的
一部分讲给海明威听。“海明威写的好，他那些关于西班牙的报道，是西方报纸上
发表的最真实、最优秀的作品，你们不能伤害这样一个人。”
哈奇是尊敬柯尔左夫的，经过一番劝说，他表示同意并耐心地回答了海明威提
出的关于游击队的斗争、炸毁桥梁、拆毁铁路等许多问题。
我要补充一句：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海明威关于西班牙的那本书《警钟为谁
长鸣》会获得成功。
我与哈奇的关系不像与安德列那样密切，但是我也很尊敬他。他和安德列都是
能干的上级领导，在那个并不轻松的时代，他们都是好伙伴，正派而勇敢的同志，
我相信，他们都亲自保护过我。
多年来，我一直在怀着美好的感情想念这两位同志，关于他们的遭遇我一无所
知。后来我听说，哈奇在第二次大战当中，曾经作为将军在俄罗斯西部战线参加过
战斗，几年之前才去世。安德列在战争当中也当上了将军，他逝世于1972年。我多
么想再一次见到他们呀。
1937年或者1938年，我在莫斯科逗留时，当时的军事情报局长唤我到他那里去。
他询问了我在波兰的经历，他对我们为取得居留许可证所做的努力特别感兴趣，例
如提了些什么问题，我们如何回答的，我们以什么身份在官员机构中谈判的，在波
兰有什么样取得合法身份的可能性，地下工作者怎样以最合适的方式出现，人们相
信你们什么样的经历。我回答的时候，局长手里拿着我那本盖着许多延长居留期限
公章的护照说：“索尼娅，我知道单单是在这里就包含了一种什么样的斗争，使你
们在那里坚持下来。”
我怀着高兴的心情，就这个话题指出罗尔夫的功劳。这位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常
深刻的印象，可是我再也不曾见到他。处于领导地位的同志们在当时是经常变换的。
我要进莫斯科附近的一所学校，在这里除了训练情报员之外，也训练游击队员。
我在那里开始上课之前，哈奇同志来找我，他通知我说：“你的一个好朋友在莫斯
科，他想见你，条件是，要取得你的同意。”
这个朋友就是恩斯特。
哈奇把他带到我这里。这位职业革命家的第一句话便是：“多么漂亮呀，你还
像从前那样苗条。”我搂住他的脖子，什么话都未说。
恩斯特在同一所学校里学习，我们在一起的这三个月里，又恢复了我们的老关
系，既没有矛盾，也不去思考未来的事情。只有一次，恩斯特给我讲述了这中间所
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生活。
他的容易激动，他的严厉和不宽容，即使它们是一个品质高尚的人的特点，也
比从前变得更严重了；尽管我在苏联期间并未亲身体验过这些特点，我还是给了他
一个否定的回答。
恩斯特与我在同一个班里学习。我保留了在莫斯科的住房，在学校里我有一张
弹簧床，工作时间久了我可以住在外面。所有其他的学生，包括恩斯特，都住在学
校里。除了我和恩斯特，那里还有5位同志，都是从前的西班牙战士。
其中有一位我记得最清楚，他是一个高大而健壮的同志，名叫费利克斯。他是
个波兰人，会讲德语，在西班牙受了伤，一只胳膊不能活动，尽管经过医生治疗，
仍然不能弯曲。他勇敢而聪明。第二个西班牙战士，他的好脾气和迟钝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
我们的教师是个苏联上尉，他训练我们如何从事游击队活动。他参加过西班牙
内战，红旗勋章获得者。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住在学校里。我们学习的是一个游击
队员在敌国必须知道的事情，特别是如何利用炸药。我的化学基础比无线电理论好
得多，也许是由于我在奉天接触过的缘故。我学习了用所谓的安全炸药硝酸铵、氯
化钾以及各种添加物如食糖、高锰酸盐、铝粉和氧化铁所进行的一切混合。大多数
我今天都忘记了，我在这里所重复的可能都是错误的。我们用大炒勺在火上把潮湿
的硝酸铵烘干，我们摆弄这些化学原料的态度是相当轻率的。我们用丙酮、硫磺和
盐酸制造了一种爆炸性的，异常敏感的混合物（我的配方可能是错误的），还制造
了具有腐蚀性的危险气体。每一次我们都迅速离开教室，待气体散尽，我们便把剩
下的刺激性固体并不十分谨慎地装入雷管。事先我们已经把空雷管和电动点火器焊
接在一起。我们在外面露天里把炸药放在一截钢轨旁边，我学习正确地切割和点燃
起爆线。除了电动点火器之外，我们还制作导火索点火器。我们及时跑开，并卧倒
在地上。
我们用燃烧剂点燃炸药，燃烧剂是通过一条橡胶装置传过去的。
我们把一只表装在炸药箱上充当定时炸弹，把炸药箱装上压力点火器，爆炸行
驶中的火车。我们采用木箱，是为了使炸药保持防磁功能。所有这一切都是1939年
以前的东西，与今日的技术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我很愿意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令我不快的只是，恩斯特对我们的教师评价不高。
并对他表示蔑视、恩斯特已经是第二次学习这门技术了，他以自己那顽强认真的精
神学到了许多东西。也许他真的一比我们的教师知道得多、总而言之，他们之间的
关系颇为紧张。我总是设法使恩斯特平静下来，免得产生公开对立。我离开以后，
由于他的麻烦。人们把恩斯特调离这所学校。
学校大概是在新建的运河附近，因为我们小组经常到那里游泳。那年夏天特别
干燥。最初我们还为经常照耀的太阳而高兴，但是当草开始发黄的时候，一我们便
叉为农业担起心来。
其他人都知道，恩斯特和我早就相识，不过，我们当着他们的面还是互相克制
的，谁都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女儿。
我在1937年9月24日给父母的信中曾经写到，我从莫斯科返回波兰。是绕道斯堪
的那维亚各国走的。共飞行了12个小时，与恩斯特分手，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住的那栋房子，被房主卖掉了。由于罗尔夫经常在克拉科夫从
事职业工作，而我也是一直在那里与保加利亚的同志见面，我们便决定离开华沙。
我们搬到扎科帕内，在那里租了一栋我们非常喜欢的木房子。“五月别墅”就坐落
在900米以外的高岗上，用眼睛可以望到2000米以外的高山。附近的风光十分美丽，
我以极大的乐趣学会了滑雪。我们穿着滑雪鞋去远处郊游。
我写给家人的信中不再有任何政治性的内容，全都写的是家庭生活，并且总是
那么高兴。
1937年冬天
雅尼娜十分讨人喜欢……她是我们的一首歌曲，只可惜这首歌没有歌词。她还
根本不会说话。米沙最近表现了一种统计学的天性，这一点现在今我十分开心。每
天都提出许多问题：“世界上有多少孩子上学？今天吃菠菜吗？”然后突然又问：
“在一只跳蚤看未，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我发现他在测量我们的火炉，结果是
“火炉对于一只跳蚤来说，就像对于我们来说一栋房子有98层。我们的房子对于它
来说有多高，只要我会两位数乘法表，就能计算出来。”
……我得了轻微的感冒，几乎未睡觉，但是我喝了糖水。我们的报纸上说，这
是一种非常管用的催眠剂。此外，我们的报纸上现在连续登载一部小说《我是一个
丑姑娘》。说的是一个少女去理发馆，让人把前边和后边的头发烫了，涂上颜色，
抹上油。一下子她就漂亮了。
罗尔夫说：“这正是你所缺乏的。”于是我找到一位女美容师，她在我的双眼
下贴上报纸，在睫毛和眉毛上涂了一种黑色液体。烫得厉害，但是我闭着眼睛强忍
着。这一切都像那部描写丑姑娘的小说一样，所以我也期待着变得美丽。当我可以
睁开眼睛的时候，从我那烫得通红的眼睛里流出来的是黑色的眼泪，混杂着真实的
泪水。我根本未变得更美。我简直不敢回家，当我走进屋里时。罗尔夫看了我一眼，
便笑得在沙发上直打滚。他大呼道：“像一位情妇”。为了使自己再变成一个正常
人，我用浮石和板油足足磨了两个晚上。
我们在扎科帕内定居不久，我得到命令，再次去但泽，那里的一位同志不会组
装他的发报机。我在但泽见到旧日的小组，又增加了一位报务员。这是我们学校里
的一位年轻同志，我在苏联时就发现他是一个理解力迟钝的人。
他在当地娶了一个不过问政治的妻子，她对改善他作为一个地下报务员的处境
毫无帮助。我帮助他组装好发报机，我们对它进行试验运行，建立起联系以后，我
就离开了。我总是在想，为什么从那些在西班牙战斗过的出色的同志们当中，偏偏
选择了这位同志，诚然他是勇敢的，但是，单单是这一点是不足以完成现在要求他
做的任务的。
我发现我在波兰没有多少可做的事情，因此，当我们一年以后，即1938年6月，
被召回去的时候，我非常高兴。但泽的同志们有他们自己的报务员，从保加利亚同
志那里只能得到少量消息，我每14天只发一次电报。
告别这里的风景和房子，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在这里，喜欢哲学思辨的米沙学
会了大与小的相对性，我教会这个六岁的孩子读书这件奇妙的事情。在这里，尼娜
健康而无忧无虑地成长起来。
38年以后我又见到扎科帕内，卡斯卜罗维和吉耶翁特欢迎我，这里盖起了成千
栋新房子，这里的风景令我感到陌生。在这一带寻找我们旧日的房子，是毫无希望
的。我保留着一张从前的照片，我朝着有山的方向走去，沿着一条我不熟悉的大街
走去，一直走到公共汽车站那里，我往前跳了几步，然后停下来。
那就是我们的房子啊！
但是，当年这里只是一片草地，并无用石块铺设的大街。我数着那些阳台，数
着阳台上的木板，再数一遍，于是我看见，在那里刻着“五月别墅”的名字。我的
心直跳。我揿响门铃。一位很老的男人走出来、戴上他的眼镜，嘴里念叨着：“这
是我们家房子的照片……这是阳台……”而那里，在房顶上，我们曾经架设过天线。
卷五
我于1938年6月份去苏联之前，把奥罗和孩子们送往英国，为他们在费尔番找到
一间屋子，这是位于英国海滨的一个地方。夏天他们就住在那里。关于在苏联逗留
的那三个月，我已经叙述过了。
在莫斯科这段时间将近结束的时候，即1938年的8月份，中央向我提出两条建议：
我要么去芬兰，要么去瑞士。芬兰对我有吸引力，因为我对它比对瑞士更感兴趣，
在瑞士接通关系更容易，父亲在国际联盟有一帮子朋友，去那里也没有语言困难。
我让中央拿主意，他们决定派我去瑞士。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自己的军衔。在中国时我是上
尉，现在我是少校。我知道，、数年以后我还会第二次获得更高的军衔，我估计是
上校，但就我的记忆，并未公开通知我。对此我持无所谓的态度。我不穿军装，也
不能按规定行军礼，更不要说正步行走了。当然，我用步枪和手枪射击成绩是不错
的。尽管我对军衔、军规不感兴趣，但做一个红军士兵，我还是很骄傲的。
离开莫斯科之前，哈奇把一个未来的同事带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德国同志和
西班牙战士，他刚刚结束军事情报员训练。
我们在瑞士的工作是针对纳粹德国的。一旦我在那里站稳脚跟，赫尔曼随后便
来瑞士，然后我们要设法与设在弗里德里希港的道尼尔飞机工厂建立联系。除赫尔
曼之外，我还要独立地建立一个小组，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要么我可以把他们派
往德国去，要么在德国找到这样的同志。我把在瑞士的事务处理好之前，罗尔夫一
直要住在我们这里。他也清楚地知道，我们不可能以这种方式长期在一起。他愿意
回中国去，中央满足了他的愿望。
我建议首先从莫斯科去英国，并在那里为我在瑞士的工作做好准备。我要设法
同英国的西班牙战士建立起联系，以便把他们派往德国去。尽管希特勒无休止地谩
骂那些“不讲信义的英国人”，但个别英国人在战争爆发之前，在纳粹德国仍然受
到某种尊敬。这个或者那个富裕的英国人在世界上到处旅行，在相当长时间内定居
在他所喜欢的地方，并非异常的事情。如果他有这种想法，并为此而选中了德国，
这并不违背人们想象中那个古怪的英国人形象。中央赞成我的计划，并再一次嘱咐
我，不要与英国党建立联系。这一点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我一直格守不误。
我从莫斯科绕道去伦敦。回忆我在欧洲那些年的各种旅行路线和护照，对于我
来说是困难的。我记得我曾经两次经过德国，一次用的是假护照，在纽伦堡换飞机，
在柏林和科隆换过火车。我也多次在巴黎停留过，在另外一次旅行中去了芬兰，在
赫尔辛基我得到一个瑞典护照。
在伦敦我又见到了米沙和雅尼娜，他们被奥罗照料得十分出色。我的孩子跟着
我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未过过像样的安定生活。米沙以其七岁的年龄，便
居住过上海、北京、奉天、华沙、但泽、扎科帕内、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国，在这段
时间里陆陆续续学会了德国话、英国话、中国话和波兰话。现在他在瑞士又要开始
学习法国话。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最好是有一个固定的家园，让他们在那里扎下
根来。为此，只要工作允许，我总是尽力为孩子们提供一种健康的、美好的生活。
他们曾经长时间生活在波兰的塔特拉高山上，现在又在英国海滨住了三个月，我打
算在瑞士也为他们创造一种良好的家庭生活。
在伦敦我做过几次徒然的尝试之后，与一位我在德国就认识并在西班牙作过战
的同志建立了联系，他出生于奥地利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我只把最必要的情况告诉
给他：我的政治工作是针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我需要一位或者两位同志，他们在
西班牙斗争中证明自己是勇敢的、可靠的，并且愿意去德国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
我根本未提到苏联。
这位同志认识国际纵队不列颠旅当中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人。他与他们进行了
研究，然后向我推荐艾伦·福特。我向他要了一份生平简历，把它寄给中央，并获
得允许，可以吸收艾伦·福特做合作者。我们约定，我尚在伦敦时与他见面，但是
他生病了。我去瑞士之前给他留下一个接头地点。 我们于9月份到达后不久，西方势力便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出卖了捷克
斯洛伐克，使希特勒扩张领土的愿望变成行动。
我给家里的信这样写道：“我们这里的气氛自然完全像你们那里一样，零度以
下。”
首先我们在洛桑住在一家膳宿公寓里，10月上旬我们找到一栋房子，与扎科帕
内那栋颇为相似。它位于瑞士法语区的山里1300米高的地方，距库克斯村不远。在
山下平地上我们可以看见蒙特吕斯和日内瓦湖和像蓝色飘带一般的罗内河，我们的
对面是3000米高的法国阿尔卑斯山，我的后边是纳耶的罗歇尔山峰。这个新家是一
栋改成新式样的农家住房，孤零零地坐落在一座小山岗上，它叫鼹鼠岗。房子的后
半截是一个牛圈，里面喂养着十几头奶牛，牛图上面是草棚。奶牛在房后鲜嫩的草
场上吃草。它们是一个叫弗朗斯瓦的农民的，他住在距我步行只有10分钟远的地方。
很快我们便熟悉了每一头牛，孩子们给每一头牛都取了名字。夜间牛铃的叮当声或
者不睡觉的奶牛的哞哞叫声传进我们的梦里。
房子的正面是由三间卧室构成的。春天的时候，从远方到来许多客人，欣赏房
后那片著名的水仙花原野。花的香味十分浓郁，我们夜里必须关上窗户。冬天时初
学滑雪的人们从库克斯的旅馆里来到我们这个平缓的小丘上练习，有谁口渴，便在
我们家得到一杯饮料，有谁累了，就在我们小房子前边的板凳上休息。在别的季节
里这上边是相当寂寞的。如果谁有一辆汽车，必须停在距我们房半里远的地方。只
有细细的几乎看不出来的长满草的小径通向“鼹鼠岗”。
邻近有一家幼儿园，里面也开学校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