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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细细的几乎看不出来的长满草的小径通向“鼹鼠岗”。
邻近有一家幼儿园，里面也开学校的课程，我在那里给米沙报了名。在波兰的
两年，一直由我自己给他上课，现在我骄傲地发现，他的知识远远超过同龄的孩子。
法语这种新的语言他学得很快。冬天他穿着雪橇穿过草地去上学；出发之前我把一
个手电筒拴在他的短大衣上，以便他天黑时能找到路。
在“鼹鼠岗”我装备我的发报机，现在它能覆盖2000米的距离。屋内有一个砌
人墙壁里的衣橱，最下层有一个用木板封起来的空格，罗尔夫和我把最下面放鞋的
木板拆下来，把发报机装在空格里。工作时我不需要把它抽出来。我们把两个为香
蕉插头准备的洞，用木塞子封起来，看起来像两个节孔。
相对说来，工作进展是顺利的，与莫斯科的联系也是好的。在技术方面，或许
我还应该多学几手。
在第二层的走廊里有一扇门直接通往草棚。农民是从外面取草的，他永远不会
抵达我们的门，我只有惟一的一把开这扇门的钥匙。我把器材藏在这里的草里。
给父母亲的信：
住在狭小的膳宿公寓时，我们还要求孩子们养成听话的习惯，现在他们可以享
受自由，无拘无束地在草地上嬉闹。我们这里的风景，不是那种只能在度假时从饭
店里看到的风景，而是经过长时间攀登以后，从一个非常美丽的观景点看到的风景。
对于日常的刷锅洗碗和涮墩布来说，这种风景简直是不现实的。爸爸，谢谢你给B写
的信。大包裹到来之前，我得推迟拜访，因为我那顶用白色的棉纸裹着的时髦帽子
在包裹里。
B指的是英国人布力洛奇先生，他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国际劳动组织”中有一
个相当高的职位，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有用的关系。我也结识了他的妻子。她来
“鼹鼠岗”拜访过我，每当我在日内瓦有事情做的时候，都去看望她。我尤其喜欢
与她父亲罗伯特·戴尔聊天，他是一个左翼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虽然年事已高，
却依旧活泼、明智、正直。她为“曼彻斯特贫民救济会”写稿。
假如我父亲“给B写的信”这几行字已经不存在的话，我的报告里也不会提到这
一家人。他们的存在被我忘得干干净净，我在阅读这封信的时候，怎么也想不起这
家姓B的是些什么人，在后来的一封信里，我才知道了全名。
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关于在任何信中都未曾提到过的其余人也是如此。
同样，我也认识了玛莉，她是国际联盟图书馆主任。她喜欢说话，认识许多人，
有些事情我就是从她那里知道的。她结交许多不同国家的新闻记者，他们同样也是
些健谈的人。通过玛莉我又认识了卡嘉，这是一个左倾的女记者。我跟她成了好朋
友。我们这两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经常讨论她所获得的消息。自然，她并不知道
我的真实工作。多次去日内瓦时，我都在她那里过夜，而不需要到任何一个旅馆里
去登记。玛莉和她那个圈子的特点是，每当她得知我偶然在卡嘉那里过夜时，总是
散布说：“真是这么心地善良吗？卡嘉可是只有一个双人床的房间啊。”这种窃窃
私语很少能妨碍我在日内瓦的逗留，这无非是一种怀疑，而这种怀疑却是接近实际
的。说句公道话，玛莉对于我们是有帮助的。必要的时候，她在瑞士给我弄一份洪
都拉斯护照，后来又给伦弄了一份玻利维亚护照，当然是花了许多钱，这些钱被当
时的领事馆得到了。玛莉参与一个受美国影响并有复国主义倾向的犹太流亡者组织
的工作，所以她有这样的机会。
1938年秋末，我在日内瓦遇见了艾伦·福特，别名吉姆。他当时尚不知道我们
的工作与德国有关系，我只是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国际工作，这件工作像他在西班牙
的斗争一样危险。
我与吉姆在日内瓦见过两三次面，谈了好几个钟头。这种集中精力的谈话是重
要的。我注意观察一切，每一句话，声调、手的动作、面部表情，谈完话之后，还
要长时间地回想这些。
他理解得不费力气，还提一些冷静的问题。他显得伶俐而精明；这对于我们的
工作是有益的；在新的不习惯的形势下，他会迅速做出反应。在西班牙时他一定证
明自己是个勇敢的好战士。否则人们不会建议他来做这项新的工作。
尽管我今天知道吉姆这个叛徒出版了一部可耻的《间谍手册》，我还是要设法
描述出我当时所了解的他的形象。在我们整个合作期间，直至微小的细节，吉姆都
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第一次会面时我就感觉到，他很愿意让自己活得滋润，讲究好吃好喝。第一次
谈话时，我就发现他有点玩世不恭，但由于这是针对我们的敌人的，我觉得不值得
指责。吉姆当时大约30出头，他长得高大，有些过分肥胖，有一头发红的淡黄色头
发，淡色的睫毛、淡色的皮肤，蓝蓝的眼睛。模样看起来还不错，并且懂礼貌。英
国人从他的口音就知道，他是“来自小城镇的市民”，不过这在德国不会有什么作
用。吉姆应该去慕尼黑住下来，多看多听，设法认识纳粹党徒，如果可能的话，要
与梅塞施密特飞机工厂建立联系。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否建立了通信联系。他既不
知道我的姓名，也不知道我的地址。
在那以后不久，又有第二个英国同志来到瑞士，他是我以同样方式争取来的。
自然，吉姆和伦在西班牙时就认识。我第一次遇见伦是在1939年的卫月份或者2月份，
在维维伊一家平价商店门前。他当时是25岁，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眼眉连在一
起，一双灰绿色明亮的眼睛。他显得瘦削，但身材健壮，肌肉发达。既腼腆又好斗，
给人一种朝气勃勃，不成熟的印象。与吉姆相反，他在物质方面要求不高，感觉非
常敏锐。
当他听说要他去德国从事危险工作时，便开始喜形于色。我向他解释说，德国
的同志们多么困难，英国人做这件工作有什么优越性。他把这项新的工作视为他在
西班牙土地上所进行的斗争的继续，是他的生活的最高峰。他只是担心一点：他是
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这项光荣任务？我相信他会尽最大的努力。他聪明、博学，
是个好的观察家，在组织工作方面有些笨拙，在抛头露面方面不像吉姆那样自信。
他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个令人喜欢的、谦逊的年轻小伙子。
伦应该去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定居，设法与法本公司取得联系。当时我把他对
待一项危险工作的热情归结为他的年轻气盛，忽视了这背后的政治信仰。后来我认
识清楚了，这种热情是他的性格的一部分，它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退的。
1959年，英国和美国的西班牙战士第一次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通过他们我
才了解到伦那种极为大胆的无所畏惧的精神。恰恰是这种特性促使一位在西班牙的
美国心理学家请求伦作一次“职业性谈话”；他之所以对这件事情怀有这么大的兴
趣，是因为他迄今为止从未见过什么人没有肉体的恐惧。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导致
伦对日常生活的不满足。如果认为他天生是个冒险家，那是一种误会。他在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花了20年的时间，以勇于牺牲和忠于职守的精神，一直伏案从事一项重
要工作。
伦早在西班牙的时候，就成了西班牙共产党员，回国以后立即又成了他自己的
党的成员。现在让他毁掉自己的党证，不作任何声明便离开党，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去了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那里成了一个枢密顾问的寡妇的“付房租的寄
宿客人”。她儿子有在法兰克福经营布吕特纳钢琴许可证，与年轻的妻子住在母亲
家里。
伦为自己编了下面的经历：他父亲在战争中牺牲了。他的叔叔，即他的监护人，
是一个富裕的人，对德国人评价高，希望他的侄子去游览这个国家，学习它的语言。
这一家人接纳了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带他去剧院，参观展览会并设法帮助他学
习德文。
我们小组的最后一个人，是1939年4月底到达的，他叫弗兰茨·奥伯曼，别名赫
尔曼。接头地点是伯尔尼的国际邮政纪念碑。我早些时候曾经在那里等待过他，但
是在学校的一次化学实验中发生了爆炸，赫尔曼在爆炸时从关闭的窗户逃了出去，
玻璃划伤了他的下巴。他总算幸运，爆炸是在平地上发生的。
一个带有火红疤痕的地下工作者是不合适的。于是他必须等待疤痕愈合。赫尔
曼是同五个德国人一起接受训练的。所有的人都被派到外国去工作，但是根据赫尔
曼的描述，只有他一个达到了目的。在战前几个月那种紧张气氛中，工作任务对于
我们这些地下工作者来说是艰难的。赫尔曼到达的时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已
经被希特勒占领了。
赫尔曼在瑞士西部的弗里堡住下来，最初的几个月他应该从容不迫地寻找一个
合适的住处，然后把他的发报机组装起来。赫尔曼的遭遇和其他德国共产党人一样。
自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加入了组织，积极从事活动，他被纳粹逮捕过，后来又去西班
牙参加过斗争。我与他在一起感到非常放心，只是对他那芬兰护照不大放心，因为
赫尔曼根本不会说芬兰话。
我们那栋田园式的小房子，“年轻母亲带着两个小孩子”，“老保姆曾经带大
了他们的母亲”，这一切都使我们显得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典型中产阶级背景。
我们到达三个月以后，即圣诞节时，我把两个与英国人结婚的妹妹和她们的丈
夫请了来。我父亲也来到库克斯。他们的来访，除了我很高兴他们大家来我家之外，
对我的公开身份同样也有好处。
我从瑞士当局那里得到许可，允许我居留到1939年9月30日。1939年初罗尔夫准
备起程。他到法国去打听过并在马塞找到一所报务员学校，他要在去中国之前到这
所学校去学习。他将过流亡者生活并学习第二种职业。这并不奇怪，因为流亡者必
须以各种方式艰难度日。他想学习得够用了以后再离开。
在库克斯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感到非常孤独，这里既没有文化生活，与人们
又没有多少接触。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么多的书，我想尽办法改善自己的语言知识。
不久我便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英语我掌握得很好，我可以用俄语、波兰语与人对
话。今天，除了英语，大部分都忘记了。
罗尔夫起程之前，我们结识了一对德国夫妇。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再有过这样好
的出身自中产阶级的朋友，像米莉雅和维尔纳那样。他们作为流亡者生活在瑞士，
等待着去南美的签证。他们都是我这样年龄的人，有两个孩子。维尔纳是个好脾气
的，有点软弱的人，他的妻子妩媚可爱，思想活跃，从许多方面来看，她都能开阔
商人的眼界。我们之间很快变得谁都离不开谁。
我父亲在两次或者三次来瑞士做客时，也喜欢上了米莉雅。我在写往伦敦的信
里说：
米莉雅对爸爸的来信非常高兴。虽然我非常高兴做你的女儿，但我还是要说，
你给你女儿的女朋友的信，写得有趣得多。
维尔纳和米莉雅住在蒙特吕斯。我们经常见面，常常是整天呆在一起。自然，
他们一点不知道我的情报员活动。我像他一样，靠着我那点“越来越少的财产”过
日子。当然，在我们的多次谈话中我也让他们知道，我是非常左倾的。米莉雅在政
治方面比她丈夫激进得多。
我不记得是通过什么途径，也许是通过我的家人，也认识了伊蕾内·弗贝斯一
莫塞。她已经70多岁，由于身板挺拔，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和满头白发而显得尊贵高
雅。她是歌德的同时代人和崇拜者贝蒂娜·封·阿尔尼姆 ＇注＇ 的亲属。她的堂兄弟
和亲近的朋友是1931年去世的国民经济学家路约·布伦塔诺。她居住在瑞士舍布雷
兹一栋装演美观的房子里。
有教养，从不在乎各种流言蜚语，兴趣广泛，政治上信仰进步自由主义，像贝
蒂娜·封·阿尔尼姆一样。在伊蕾内·弗贝斯一莫塞看来，我这个31岁的人还很年
轻。也许是她与年轻人很少来往，所以她由衷地喜欢我，还有后来的伦，对我们的
来访又高兴，又激动，待我们如她的孙子辈孩子。有一次我说自己是她的孙女，她
流着眼泪说：“你们两个人真像我的孙子一样。”
我之所以要提到我与米莉雅一家和与伊蕾内·弗贝斯一莫塞的亲密关系，因为
他们是我在瑞士生活的一部分，当然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诚然，我曾经想到要与中
产阶级的熟人保持往来，但与这些人的往来却不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是互相尊重
的，后来当我需要时，他们都帮助过我。同样，我与农民弗朗斯瓦妻子的关系也是
如此。她的劳动是繁重的，与丈夫的婚姻并不幸福，他比她年长得多。我们互相尊
敬，当我需要的时候，她也支持过我。
不管怎么说，这些人都是痛恨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否则他们不可能成为我的
朋友。
早在1939年2月我再一次见到了吉姆，3月或者4月又见到伦。那以后我又在6月
一起见过他们。俩人知道，除了他们主要从事的气氛报道的消息（在英国人看来，
某位德国人在表达他们的意见方面要坦率得多），进行破坏活动的可能性也是有趣
的。有一次伦的房东一家去飞机场去参观在一个大厅里展出的齐佩林飞船 ＇注＇ ，据
说它飞越过大西洋。参观的人像流水一般穿过长长的被隔成许多小间的船舱。伦把
整个展览看得十分仔细，座位的靠背垫子、窗帘，飞船那被化学制剂浸泡过的帆布
壳等等，在观众不多的时候，他又回去参观了一遍。伦向我提议说，在这里可以很
轻易地安放一包燃烧剂。我认为这个建议是对的，万一中央同意这个建议，吉姆也
可以参加。伦去慕尼黑看望了他，可他对这个计划并不感兴趣。他认为那里通风不
够，因为齐佩林飞船是在一个大厅里。伦和我持不同看法。吉姆不愿意在纳粹德国
卷入这样一种冒险。但我们却认为对敌人的任何干扰和损害都是重要的。
他们俩人向我汇报了在慕尼黑的一段经历。今天伦回忆起来，事情是这样的：
他接近音乐厅广场时，偶然看见了在那里结束的党卫队游行。他们在纪念德国法西
斯神鹰军团的牺牲者。希特勒曾经把这个军团派到西班牙去支援佛朗哥。党卫队员
们把广场四周围了起来，每人举着一块写有牺牲者姓名的牌子。
伦和吉姆要去吃午饭。他们走到莱奥波德大街，那里的右边有一家中档饭馆，
他们走了进去。他们附近坐着一个黑头发的漂亮的年轻姑娘，后来进来一个淡黄色
头发的高个子女人，俩人相当冷漠地互致问候，并排坐了下来，但并未交谈。门开
了，走进来两个高大魁梧的党卫队员，跟着他们后面进来的是希特勒。店主人问候
希特勒，希特勒与他的随从走进旁边一间屋里。人们请求伦和吉姆把烟熄掉，因为
“元首”是不吸烟的。一个副官出现在饭馆里，俯下身去向两个女人说了什么，然
后把她们带去旁边屋子里见希特勒。吉姆有一个德文教师，这是一个不怎么热心的
纳粹分子，告诉他说，这家饭馆的主人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支持过他，自那以后
“元首”偶尔来光顾这里。两个女人就是爱娃·布劳恩 ＇注＇ 和尤尼蒂·梅特福德。
尤尼蒂·梅特福德出身自一个著名的英国贵族家庭，她是一个纳粹主义信徒，与希
特勒关系密切。
后来，与伦经过一番仔细讨论之后，我向中央汇报了接近希特勒并消灭他的可
能性。在我们得到回答之前，一系列政治事件使这种可能性成了泡影。伦十分失望。
他和我关于个人暴力是无益的看法，是符合我们党的理论的。这一点并未阻止他和
我把某些人视为有害的和残忍的，我们打算在这些人身上冲破理论。
中央对齐佩林飞船一事是感兴趣的。于是我请求伦和吉姆于1939年6月一同到瑞
士来。我准备好了一切必要的化学药品，并教给他们如何运用。我们配制了一种燃
烧剂，并对它进行了试验：一种溶液在一个固定时间内通过一条胶皮管并点燃燃料。
做好的小炸药包像一个香烟盒那么大。
伦和吉姆带着任务返回德国，亲自去制作和试验燃烧剂。这件事他们做得很成
功。
1939年初夏，当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时候，过期的德国护照在流亡者手里已经
毫无用处，我手里的洪都拉斯护照，也不意味着真正有保障。中央问我有没有弄到
另外一本护照的可能性，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