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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秋天，当伦和我在柏林接受“反法西斯战士奖章”时，我们带着我们的
彼得参加了授奖仪式，他当时已经15岁了。
突然在我身后有什么人唤了一声“索尼娅”，那是赫尔曼。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我们拥抱，二人眼睛里都含着泪水。彼得从未见过我会这
样，站在一个角落里看着。我告诉他：“这位同志在我们的反法西斯斗争中被捕过。
他受了折磨，但他什么都未说。否则我现在也许不会坐在这里，根本不会有你。”
彼得两眼闪着亮光说：“他能跟我们一起回家吗？”
赫尔曼跟着来了，我又经历了第二个令人高兴的事情。他告诉我他结婚了，有
五个孩子。这是生活中多么美丽的日子啊！后来我们也结识了他的妻子，我们很喜
欢她。
1939年底我办理完离婚手续。在这之前我进行了长时间的咨询，配偶双方的国
家正在打仗，我要知道，这样两个人结婚都需要什么手续。这会招来许多麻烦。我
的德国护照早已过期，若是英国当局不承认这个护照，我就什么证件都没有了。英
国人允许跟没有证件的人结婚吗？当局若是承认我的旧护照，我作为一个德国公民
是不受欢迎的。英国人若是把我看成流亡者和受希特勒迫害的人，我同样是不受欢
迎的，因为有许多独身的流亡女人花掉她们的最后一分钱，以便通过假结婚到英国
去。
奥罗知道我要结婚的计划。她希望我由此而减少担忧。她与吉姆和伦相处得很
好，每当他们来访时，都给二人以最好的照料。她与米沙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她始
终宠爱尼娜。
给父母的信：
1939年11月29日
……若是有谁说几句米沙的好话，奥罗立即会反驳，并开始讲尼娜的事情。维
尔纳告诉我，他问米沙：“妈妈好吗？”
米沙答：“妈妈很好。”
“奥罗呢？她健康吗？”
米沙答：“太健康了。”
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代，在一个舍己为人的老年女人和
一个绝对不是顽皮或者难对付的小男孩之间产生这样的矛盾。我一再设法公正地对
待二人，并且开始为米沙担心，因为这种紧张关系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
1940年2月，我终于办妥了结婚的一切证明材料。尽管这只是“纸面上的婚姻”，
我们还是愿意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我们选择了2月23日，即红军诞生的日子。
我们的结婚戒指简直像是纸做的，我们是在维维伊平价商店买的，一个马克一
只。谁若是喜欢罗曼蒂克，他会记起来，那里是我们第一次接头的地方。当被问到
证婚人是谁的时候，我丝毫没有准备，临时拉婚姻登记处的看门人和一个职员。中
午奥罗给我做了蛋糕。
英国驻日内瓦的领事馆接待了我，当我根据结婚证明材料填写英国护照时，他
们表现得颇不友好。两周以后，即1940年5月2日，我得到了这份珍贵的证件，其余
的德国流亡者好羡慕我。
伦搬到“鼹鼠岗”上来。他是一个体贴人微和照顾周到的配偶。这一场婚事对
于他来说肯定是一次重要经历，他成了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感觉到温暖和关照，只
要奥罗和米沙不拌嘴，就能生活在一种欢乐而平静的气氛中。我们是通过工作和危
险联结在一起的同志。我们二人立即想到了人和书籍。我们每天都有意识地去经历
那美丽的风光。伦对孩子的理解，特别是对米沙，是值得钦佩的，即使孩子们现在
都长大了，他也从未改变过。
虽然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也仍然有困难。我当时并不了解伦是一个怎
样复杂的人，对待他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低估了他的敏感性，他那毫无根据的不信
任，我面对他那经常的情绪变化，面对那无法说清楚的沮丧情绪，我感到手足无措。
我对他那种面对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拘泥态度感到不耐烦，我
那些迅速的，常常是过分果断的决定，给他以专制的印象，这些都加强了他的精神
烦躁。
1940年春季，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都遭到法西斯军队铁蹄的
践踏。每一次可怕的打击，都令人感到，瑞土也将遭到同样打击的危险即将来临。
米沙的学校必须关门，家长们都把孩子领回家去。在库克斯没有另外一座学校。我
不愿意把九岁的孩子送走，于是我决定把他送到一家英国住宿学校去，这家学校坐
落在库克斯山下不远的格利翁。这是一家费用较贵的学校，但是经过测试，校长对
米沙的成绩感兴趣，他建议只收减价学费。我现在是英国女人，他认为孩子的教育
应该在英国继续下去。
米莉雅和维尔纳终于得到了他们的签证，他们是1940年春季离开瑞士的。我给
家里写的信中说：
最近几个月，像从前一样，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们都这么可爱。这简直是个奇
迹，恰恰是这样的人住在这里。我们的关系没有笼罩任何阴影。 ＇注＇ 米莉雅的母亲最初留在蒙特吕斯，她尚未得到签证，我答应照顾她。她从波兰
来，17岁就嫁给一个犹太教经师，她恨这个人，后来离开了他。现在她是一个体弱
多病的老妇，十分担心自己的女儿和外孙。
米莉雅和维尔纳走前曾经满怀忧虑谈到我的未来。那时他们不知道我的工作，
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我要留在瑞士，这是一个随时都可能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
他们劝我们赶快去英国，因为我现在有这种可能性。难道我会认为这本护照能在纳
粹面前保护我吗？
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们在进行这样一种谈话时，奥罗是否在现场，要么就是她
自己产生了这种想法，以为我们要迁往英国，而她拿着德国护照是没有可能跟着一
块儿去的。反正这种思想在她身上以不健康的形式表现得很牢固。她几乎不再吃饭
和睡觉，她哭着说，没有厄娜她无法生活。我曾经多次劝她平静下来，当我建议她
休假的时候，她表示拒绝，并且说：“我会眼巴巴盯着你们的。”此后便产生了一
种令人可怕的气氛。有一天奥罗打点好自己的衣物，搬到与她要好的朋友，农民弗
朗斯瓦妻子那里。她把自己的威胁变成了实际行动，她长时间地坐在我们小房子上
方的一条板凳上，用望远镜观察我们。
奥罗设想了一个可怕的计划，最初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虽然我们认识到她这种
病态可能是一种危险。她下决心要告发我们，她希望一旦我出了事，她可以把孩子
留下，带着他们去德国。
她带着这个计划去见了英国驻蒙特吕斯领事馆的代表。她用结结巴巴的英语所
做的激动的报告，混乱得让人无法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当时有许多流言和告发。
奥罗想第二次去领事馆，但无人帮助，她去不成。于是她找到米莉雅的母亲，把一
切都告诉了她。这位害胃病的老太太，一心只是想着重见自己的家人，对于我们的
活动一无所知，她的态度非常了不起。她想尽办法使奥罗平静下来，让她明白，假
如她去领事馆告发我们，她今生今世都不会快乐，不但害了我们，也害了她自己。
紧接着她把这个消息通知我，并保证说，一旦有机会，她要去见奥罗，对她施加影
响。我们分手的时候，她的两只眼睛闪烁着光芒。她说：“请你不要笑话我，我佩
服你，我一直觉得，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像罗莎·卢森堡。”
尽管这种比喻令我非常难堪，我还是把它写下来，因为这足以表现这个女人的
惊讶的反应。她还在年轻的时候就对她的男人进行了反叛，自己扶养大了两个孩子，
她是希特勒的敌人。尽管她在眼巴巴地盼望着自己的签证，还是介入这种并非不危
险的事情，把消息转告给我，并善意地劝告奥罗。
奥罗知道什么？我在摆弄发报机，这她肯定是知道的，尽管我们从未谈起过发
报机的事情。不论在但泽还是在波兰，她都未见过我的同事。在瑞士她认识吉姆、
伦和赫尔曼，但她既不知道赫尔曼的名字，又不知道他的地址。她也丝毫不知道他
被捕的事情。
奥罗住在弗朗斯瓦太太那里，她向她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这样我们的处境变得
几乎无法维持下去。但那农妇也告诉我，她喜欢我并且知道我不会干什么坏事情，
她自己早就反对希特勒。她绝对不愿意我发生什么不测，她理所当然什么都不会说
出去。她对奥罗非常生气，不愿意她住在自己家里。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就这样帮助了我。
我把我对米莉雅的母亲说过的话，也告诉了弗朗斯瓦的妻子，我说，奥罗说的
那些蠢话大多数都是她想象出来的，但是我并未隐瞒我要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做点事
情的愿望。
米莉雅的母亲得到签证以后也走了。她向我保证，整个事情无论到什么地方她
都不会提起，即使对她的孩子们也不说。米莉雅多年里一直满怀深情地把给我的包
裹寄到父亲那里。在我觉得自己的处境允许的时候，便于1946年冬季给她写了信，
我还收到了回信。下面我要引一段米莉雅回答我母亲的一封信中的话：
你简直无法想象，当我在信封上看见你的手迹时，我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是那
样地幸福。维尔纳写道：“读你的信是一件长时间以来最美丽的事情。在这样长时
间的停顿之后，越过如此遥远的距离，我向你保证，我依然保持着我们旧日的友谊。”
我不可能再给他们写信，因为我的处境变得恶化了，我的一封信也许会给他们
造成伤害。
我必须经常去日内瓦。阿尔伯特对待奥罗的事情并不那么认真，但是我非常担
心，我不在家时她会把尼娜领走，把她带到德国去。这样我就等于失掉了这孩子。
在这段时间里，凡是我出去的时候，伦总是以他那无畏而镇静的方式帮助我，始终
让尼娜寸步不离自己，弗朗斯瓦的妻子也答应我，密切注视奥罗。不论什么事情，
总是要发生的。这中间她又向她的理发师讲述了我们的事情，可他是反对希特勒的，
根本不想过问这种事情。我在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这孩子离开奥罗，我在邻省
找到一家讲德语的“阳光”寄宿学校。它是按照萨莱姆城堡乡村寄宿学校的现代方
法办学的，那家乡村学校的校长在希特勒时代到英国去了。在“阳光”学校里充满
了一种令人心情愉快的气氛。
伦和我决定离开库克斯，在日内瓦找一处住宅。由于我为阿尔伯特做的事情越
来越多，这种迁移更显得必要。
米沙已经习惯了他的英文学校。教师们都认为他聪明，竭力挽留他，但我不能
把他放在那里。奥罗一旦得知尼娜走了，她会跪到学校去，在他身上做出难以想象
的事情。我也想当尼娜突然离开我们的时候，至少让哥哥在她身旁，因为她离不开
他，对他充满了深情。就这样，米沙必须再一次换个环境。
在库克斯谁都不知道我把孩子带到哪里去了。尼娜在一个对于她来说完全陌生
的环境里。当我们告别时，她紧紧地抓住我大哭大叫。米沙自己几乎流出泪水，他
拥抱着她，安慰她。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罕见的令我灰心丧气的时刻。我这是对
孩子们做了什么呀！陷入包围之中的瑞士，赫尔曼被捕，奥罗的告发，我还能再见
到自己的孩子吗？
当我们在库克斯把自己的东西打点好之后，我和奥罗谈了一次话。她变得苍老
了，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歇斯底里特征。我告诉她，我把尼娜和米沙送走了，她要
习惯于这种离别。孩子们都受到了可靠的保护，至于我会发生什么不测，我一点都
不在乎。她了解我，也知道我不害怕。这是我第一次暗示，我知道她的告发。奥罗
身体僵直，嘴唇发紫，突然倒在地上。这样的突发病，她曾经在几个月之前发生过
一次。她伤心地哭着并对一切表示懊悔，几天以后她便回德国去找她的弟弟。
对此我想过许多，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这是否该怪我自己，因为我相信
了一个不可靠的人。
奥罗的政治信仰，既无理论知识做基础，也与联系着她的家庭的阶级意识无关。
奥罗对我最小的孩子表现了一种病态的、过分的爱，当她下定决心放弃这种联系的
时候，便发生了道德的和政治的堕落。
奥罗返回德国之后，主动找到我家一个熟人，给她在一家幼儿园里找到一份工
作。幼儿园的女院长收留了一些受到种族和政治迫害的儿童。当幼儿园的一条规定
触怒了她时，奥罗又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告发，但由于她的态度又是那样引人注目，
被园长及时发现，并及时把孩子们转移出去。这是我1945年以后听说的。
我们离开“鼹鼠岗”。山里的风光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所有的季节，在各
种各样的心境中，我都能认出它来：春天的空气，白雪皑皑的法兰西阿尔卑斯山后
的夏天的落日，日内瓦湖，蒙特吕斯的阳光、附近山岗上的冷杉树林，草地和围绕
着房子生长的许多花儿。这风光是永远享受不尽的，它是我每日的欢乐，离开这里
的风光，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我们从库克斯搬到日内瓦，阿尔伯特很满意，因为我除了发消息之外，还要为
他训练一个报务员。
这是一个瑞士人，名叫艾德蒙·哈梅尔，他在日内瓦开着一家小商店，经营通
讯器材与维修。商店楼上便是俭朴的住宅。艾德蒙是个诚实的，心地善良的人，他
的妻子奥尔迦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美，有一头浓密的深黑色头发和同样黑的双眼。
她能对这种生活感到心满意足，似乎是不可理解的。我们熟悉以后，她告诉我，她
是从农村来的，在城里一家酒吧工作过，在那里她很快便对男人的举止感到讨厌。
那时遇上了艾德蒙，他诚实、规矩、安静和腼腆，她喜欢这样的人。
他们二人都是共产党员。奥尔迦在店里接待顾客，艾德蒙是无线电专家，他只
能慢慢地学习。由于职业的原因，他的业余时间有限。我们决定也教给奥尔迦发报。
她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工作。授课是在晚上进行的，有时艾德蒙身穿睡衣裤，脚登
托鞋睡眼惺松地走进我们上课的厨房抱怨说：“你们还没学完？你什么时候才上床
啊？”她不耐烦地摆摆手。尽管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嘲笑艾德蒙。当时他就承担
着报务员的全部危险工作，后来在困难处境中，他证明自己是勇敢的，行动是慎重
的。
有许多夜晚我在那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住宅里教他们二人。有时伦代替我。
哈梅尔夫妇既不知道我们的姓名，也不知道我们的地址。
按照阿尔伯特的要求，我并不在日内瓦我那带有家具的两间套住宅里发电报，
而是在哈梅尔的厨房里，或者在阿尔伯特所建议的其他地方。我记得有一次是在日
内瓦附近一栋度周末的房子里，它坐落在一个孤零零的地方的森林里。我每周大约
工作两次，传递我的和他的消息，他的消息更重要些。
1940年晚秋，中央建议伦和我转移到英国去。阿尔伯特反对这样做，我猜想，
他认为我同意这样做是一种临阵逃跑。但是后来这种临阵逃跑却是逃人一个处于战
争当中的国家，当时这个国家正遭受着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法西斯空中武器的可怕轰
炸。阿尔伯特的工作是重要的，所以他希望把伦和我留下来。另一方面吉姆已经受
过培训，奥尔迦和艾德蒙不久也可以充当报务员，伦也可以听从阿尔伯特调用。伦
作为国际纵队战士，是不能穿过西班牙的，他必须留在日内瓦，直到我们为他找到
一条通行路线。
到英国去只能走一条荒唐的弯路。当时在法国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是开放的，
这条道路要通过希特勒的附庸佩丹将军控制的地盘，才能到达西班牙边界。旅行路
线从那里通往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里斯本才有通往英国的飞机或者轮船。
我准备12月底出发。我最后一次去拜访奥尔迦和艾德蒙时，艾德蒙两眼含着泪
水，奥尔迦以责备的目光看着他。她突然坐下去，以农民的方式用围裙捂着脸哭泣
起来。
伦接过教课的任务。后来哈梅尔与吉姆建立起联系。二人都是优秀的报务员。
由于阿尔伯特的消息重要，他们超负荷地工作了三年的时间，直至1943年10月，他
们在发报时被探测出来，遭到逮捕为止。
阿尔伯特，即山道尔·拉多，在他那本书《朵拉来电》中描写了70名警察带着
狗，在联邦政府警察局一位领导人亲自率领下，采取行动进行逮捕的情形。
为了说明探测一部发报机的过程，让我从《朵拉来电》 ＇注＇ 中引证瑞士警察局
的一段报告，这里指的是吉姆的发报机。
在日内瓦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