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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女工年龄在16到22岁之间，女人的工资每月相当于8到12个马克。多数儿童看上
去只有10岁，在炎热的屋子里震耳欲聋的喧闹声，十分可怕。儿童的年龄在莱尼和
宾欣 ＇注＇ 之间，却要工作12小时！我看见他们站在机器旁边吃饭，两分钟之内他们
要多次放下饭碗去操纵把手，接上断了的线头儿。
公司盖了一排两层的房子，一个工人把我们让进他的住宅，这住宅像其余住宅
一样，只有一间卧室，里边刚好能容纳两张床……他一家共有五口人，这间屋每月
值1。5马克。他的孩子从10岁开始工作，前半年他们得不到工资，如果他们证明自己
称职，每天可以得到15到20芬尼，若是不称职，将无偿地被赶出去。这家工厂每月
有两三天假期，这要视它有多少活儿可做，当然是没有工资的。没有星期天。
这封信还有许多页，说的都是参观工厂的事情，其中说到了婴儿们躺在机器旁
边，母亲们则用赤裸的双手从几乎沸腾的水中捞取蚕茧。
傍晚我们沿街进行了一次散步。整个城市被包围在城墙里，城市的四面有四座
巨大的城门，每天夜里12点关闭。城外有许多人居住在茅草棚里，这些住户都是来
自灾区的失业者。无锡有48家丝织厂，只有4家开工，由于日本人和意大利人的竞争，
提高了出口美国关税，这是普遍性的世界经济危机……
温和韩就是这样通过生动活泼的直观教学法，帮助我认识中国和它的问题，我
开始理解和热爱这个民族。
同样，我也十分感激杨教授和他的夫人，他在一所大学里教书，他的夫人是图
书馆员，我们称呼他们为彼得和茜必莉。
我不记得彼得是否参加过与里夏德的会面，但是我们偶尔也互相传递情报。彼
得人生得又瘦又小，看上去更像个柔弱的男孩子，不像个学者，他的智力令我想起
我的哥哥。他像于尔根一样，脑袋里储存着无穷无尽的笑话和故事，一遇合适的机
会他便要露一手，要么就杜撰自己的笑话，他会像自己的听众一样，为这些笑话开
怀大笑。不间断工作的，严肃的学者和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大概需要这种调剂和
放松。
茜必莉生着一副充满智慧的漂亮面孔，棕色的皮肤，脸上有对小酒窝和特别白
净的牙齿，她政治上十分积极，具有组织工作才能。
罗尔夫认识这两个人，他们也成了他的朋友，艾格尼斯也从彼得的知识和联系
中为她的记者工作获得了益处，每当彼得和前必莉来我家做客时，她常常也过来。
由于彼得是个声望颇高的学者，跟他来往是不会引起怀疑的，与“上层”中国人在
一起是没有问题的。在商界与这个国家的富商们保持私人交往是能够赚钱的。罗尔
夫在英租界城市工程建设方面的“承包商”拜访我时，总是给我带来许多珍贵礼物，
我总是悉数收下，以免超出欧洲女士们的常规。里夏德同样劝我这样做。
在里夏德的同事当中有一个年轻而温柔的中国女子，她梳着短发，有一副苍白
的面孔和略微突出的牙齿。她出身自一个颇有影响的家庭，我记得她父亲是一个国
民党的高级将领，当她根据自己的选择与一个贫穷的共产党人结婚时，被她父亲轰
了出来。她是一个聪慧、勇敢而又谦逊的女人，里夏德有时也带她到我这里来，我
特别喜欢她，我在《一个不平凡的少女》这本书里，以一个“马银”的形象，为她
树立了一座纪念碑。“马银”的丈夫得了肺病，遵照里夏德的愿望，我在莫干山中
为他租了一栋小别墅。我还去那里探视过他。
当我想起这些同志，想起我们的许多政治谈话，想起和韩与温共同学习的情景，
我几乎无法相信，假如他们还活着，他们会敌视我们。 ＇注＇ 在里夏德小组里最密切的人里，有德国报务员马克斯·克里斯蒂安森一克劳森，
他因在日本与里夏德合作而成了著名人物，还有弗兰茨、约恩和保尔。弗兰茨生得
结实，并不高大，他与一个在上海生活的白俄女人结婚了，让一个如此年轻的女人
适应另外一种生活，委实是一个痛苦过程，里夏德也为此而感到不安。弗兰茨有一
头像小面包一样淡黄色的头发，红扑扑的面颊，有一副好心肠，他生活得十分轻松。
里夏德是否需要两个报务员，是否要取消一个，要么就是为另一个城市准备的，这
些我都不知道。也许弗兰茨还有一种我不熟悉的特殊技能。
其实，我当时对报务员这门职业什么都不懂。弗兰茨和马克斯都当过海员，当
时在情报机构的同志们当中有许多是海员，他们借助自己的职业充当信使，他们经
受了考验，进一步接受了训练。
比起马克斯或者弗兰茨来，我与约恩在一起的机会更多。约恩是波兰人，有时
我们称呼他格里沙，我发现他喜欢这个称呼，于是我一直这样称呼他。也许这就是
他的真实名字。格里沙20多岁，他有一头侧分的深色卷曲的头发，额头如同磨过一
般锃亮，一双黑眼睛和突起的颧骨。格里沙很少谈起自己，他沉默寡言、严肃，他
比马克斯或者弗兰茨显得更复杂，我们认识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一些他的个人生
活。我记得他的父母根本就不知道他住在上海。
奥托·布劳恩 ＇注＇ 在《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一书中提到，他在上海一家照相
器材商店遇见里夏德和一个德语讲得很好的波兰人，这就是格里沙，那家照相器材
商店是他的公开职业。他卖照相机，为顾客冲印胶卷。他是小组里的摄影师，负责
把情报资料复制成微缩胶卷。
里夏德问过我，罗尔夫作为建筑师能否接收照相器材商店的内部装修，这个照
相器材商店是1931年底，1932年初开业的。让格里沙以这样的方式认识罗尔夫，对
于他到我家来是一个好借口。格里沙为装修他的商店提出一些特殊要求，需要与罗
尔夫当面磋商，又不让他准确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已不记得我是采取什么计策把他们二人弄到一起的，反正我是让罗尔夫公开
认识格里沙的。格里沙兴致勃勃地用吻手和“尊贵的夫人”对我表示问候，但这出
喜剧却苦了我。
商店开业不久，罗尔夫满足了我一个大的愿望，在那里给我买了一台莱伊卡照
相机。我开始以极大热情拍摄人像和风景，格里沙为我冲印照片。
1932年6月7日致母亲
我寄给你的相册里都是旅行和郊游的照片，那张大照片不是我让摄影师给放大
的，而是他觉得这张照片好，是他自己让放大后送给我的。我的谦虚性格不允许我
有这么大规格相片，所以我寄给你。这张照片是我去兰溪旅行时，瓦尔特用我的照
相机拍摄的。
我还记得格里沙当时关于这张照片所说的话：“太像了，典型的你，可以称它
为‘一个海盗的肖像’。”
这张照片和格里沙为我洗印的许多别的照片今天尚在，我今天甚至还保存着当
年在格里沙商店里买来的那台已经45年的莱伊卡，用它来摄影仍然是无可挑剔的。
我们的儿子叫米夏埃尔，罗尔夫知道我给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美国同志和
作家米夏埃尔·高尔德。我是1928年在美国逗留期间在哈德逊一个夏令营里认识他
的，他那本《没有钱的犹太人》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后来他还到德国来看
望过我的父母，那时我已经在中国了。直到他1967年去世我还尽量阅读他在美国党
报《工人日报》（后改为《世界日报》）上发表的评论。他未能写完自己的回忆录，
这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是一个损失。
不言而喻的是，小儿子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出生以后我立即给于尔
根和玛格丽特写了一封信：
这孩子简直太令我幸福了，可我又害怕他会消耗尽我的全部精力。在这一个月
里我什么都不能做，既不能侍候罗尔夫，也不能从事政治工作，也不能读书，不能
给你们写信，只能侍候孩子，一切其余的事情只能围绕着孩子。这仿佛是一个充满
全新感情和思想的全新世界。
米沙 ＇注＇ 降生11天时，政治又作为“竞争者”出现，写给母亲的信中只有一半
讲的是儿子的事情。
1931年2月23日
现在每次哺过奶我都称称他，总能增加一克，若是达不到最低限度，我便再给
他哺一次奶，每一克奶都是重要的……罗尔夫不断观察小儿子，哺过奶之后我们就
互相提醒，把他放回婴儿床上去，让他睡觉，亲亲他，不厌其烦地议论他的小脸蛋
儿。
经常陪伴我的是《婴儿的哺乳与护理》和《健康的孩子》，作为调剂读皮利尼
亚克的《伏尔加河流入里海》，拉狄克写的那篇十分有趣的前言，内容很丰富。
非常有趣的是，欧洲新闻界突然那么认真地关心起苏联的五年计划来。到目前
为止他们总是说工人在五年计划当中如何受苦，当然他们要忍受十分清贫的生活，
不过我的印象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赞成吃苦的，以便实现他们的事业——五年
计划。也颇为有趣的是，资本主义一方面在肯定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以后，立即采
取针对性措施，不向俄罗斯输出机器等，不购买便宜的俄罗斯商品……
……若是米沙夜里两点醒来，尿湿了床，我真不应该给他换尿布吗？可当他啼
哭，两脚胡乱踢蹬的时候，我还是应该起来看看吧？……
艾格尼斯以爱心和伤感注视着我的孩子的成长，当米夏埃尔第一次露出笑容时，
我打电话告诉她，她也看见了他第一次迈步。米沙是个快乐而聪明的小家伙，所有
的同志都喜欢他。彼得和前必莉自己尚没有孩子，经常照料他。最离不开米沙的要
算我的女友伊萨。在1931年3月24日的一封信里，我第一次提到伊萨。
我要向你们描述一个熟人。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姑娘携带着几箱子书来到这里，
她开了一家摆满德文、英文和法文进步书籍的小书店。从前她是柏林一家书店的职
员，一家中国出版社提醒她的老板留心在上海的机遇。顾客主要是中国的大学生。
她今年刚好23岁，勇敢，是吗？遗憾的是她对销售这一行十分不熟练，我的手痒痒
得直想帮她一把……
伊萨比我在信里写的可要勇敢得多，她也是一位同志，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她跟她的生活伴侣，一位中国同志，曾长时间地生活在莫斯科，并跟随他一道来到
中国。由于从事秘密工作的原因，他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伊萨把她的孩子留在了莫
斯科，她十分想念她那尚不满两岁的女儿，关于她的孩子，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伊
萨的丈夫参加了一个托洛茨基小组，由于在政治上争执不休，她离开了他。
伊萨那白净的皮肤上有些雀斑，她有一双乳蓝色的眼睛和一头红色的，一点都
不服帖的头发。她不善于，也不懂得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在欧洲人看来，伊萨在
上海的生活是十分俭朴的。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她很快跟我亲近起来，像亲姊妹
一般。她与罗尔夫相处得很好，于是我们的家便成了她的第二个家。我们从来不谈
秘密工作，我不知道她是否认识里夏德小组里的什么人，她也不知道我的情况。上
海的人们都知道，我像她一样从事过书商职业。
伊萨到我家来时，总是问我她可不可以给米沙洗澡，在她得知她的孩子的死讯
之后，她才谈起自己的孩子，这孩子死于脑膜炎。她对米沙的坦率而毫无忌妒之心
的爱，是符合她那十分美好的性格的。
我们常常谈些关于她的书店的事情，我帮助她组织了一个凯绥·珂罗惠支作品
展览。伊萨比我勤快和无私。我做事情比她快，点子多。
我已不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遇见里夏德的副手保尔（保尔·里姆）的，
他有时与里夏德一道来我这里。他有一个圆圆的，几乎光秃的脑袋，一双小眼睛和
一张敏捷而和善的笑脸，他那巨大而笨重的身体只能缓慢活动。从他那张脸上看不
出他的聪明，他那安静的好脾气令人想不到他常常能证明具有一个革命者的坚毅和
热情。
保尔出身于一个爱沙尼亚农业工人家庭，他的经历：当过红色近卫军，国内战
争中的政治委员，曾经被选人苏维埃，在军事学院读过书，当过苏联将军。我不知
他在上海生活中所用的姓名，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出生于爱沙尼亚，我曾经数次见过
他那丰满而慈祥的妻子露易丝，她出生于拉脱维亚。我当时知道他开着一家饭馆，
所以我不相信如《左尔格博士的东京来电》说的那样，他也是约恩那个照相器材商
店的老板，两个同志利用一个合法身份是毫无意义的，尤其是保尔已经通过饭馆取
得了合法身份。我从未在格里沙的店内见过他，只在冲印胶卷的后室里见过。
我提到过，在我家住宅里会面时，我并不在现场，我只是为同志们提供一个安
全的房子，我用茶招待他们，亲自把茶水给他们端进屋里。这是反常的，因为欧洲
女人把任何工作都交待仆人们去做，为此我偶尔也要侍候其他的客人，以便让仆人
们看来，这至多是我的一种怪癖，并非特殊对待某些特殊的客人。
我为同志们保存的箱子是会面时用的，里面装的是印刷的和手写的资料。不久，
里夏德又提来第二个箱子，像第一个那样，我把它放在壁橱里，放在我们那个在夏
天存放防虫蛀衣物的樟木箱子后面。这是一种巨大的旅行箱包，这种东西并不显眼，
每个欧洲人家庭里都有许多，因为谁都不是长期在上海生活。
当我第二次把茶水送到楼上房间里时，同志们手里都拿着手枪，地毯上的箱子
里装的也是武器，我示意里夏德和保尔，我在这个时刻是不受欢迎的，尽管如此，
我却很高兴。
不只是纸张，还有武器！于是我感到自己比我想象的要有用处。我总觉得我的
工作意义不大，还为此而烦恼过呢。 ＇注＇ 这些武器可能都是样品，要么苏联会对它们感兴趣（蒋介石军队里有德国将军
当顾问），要么它们对于中国红军有意义。也许是那两位在场的中国同志要学习拆
卸和组装这些武器。
就在这个时候，米沙大概6个月了。两只箱子都空了，里夏德建议我为自己和孩
子准备好另外一只箱子，说我可能会很快要转移到内地去，在中国人当中隐蔽起来。
没问缘由，我便打点好小衣服和尿布，灌了一瓶消毒水。所幸我还能给米沙哺
乳，这样就不至于给这么幼小的孩子过早断奶。牛奶或者任何一种奶粉，在中国大
城市之外，都是不可想象的。照料米沙的中国保姆，在中国称“阿妈”，她告诉我，
她有四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哺乳三年。有些贫穷的母亲把自己的奶卖给富家婴儿的
母亲，自己的孩子则靠大米粥养大。令我欣慰的是，不论我隐蔽在哪里，都可以为
米沙买到大米。我告诉阿妈说，穷人家的母亲必须采取这样的方式挣钱，我觉得太
可怕了，她回答说：我知道太太打心眼里非常喜欢中国人。
我天天等待着消息，不敢离开家，惟恐误了约定的电话。我丝毫未把这种担心
告诉罗尔夫，这种担心也只是有限的，因为对于我来说，随时都会发生点什么不测。
由于里夏德知道这种危险和躲避危险的可能性，所以我不会像从前那样受到威胁。
我的出行是不必要的。14天之后，两只箱子又装得满满的，同志们重又来我家
会面。但是从这时开始，我一直为自己和米沙准备着第三只箱子。
把武器和情报资料存放在秘密会面的地方，似乎是不谨慎的，不过情报资料是
会面时用的，武器我也只是见过一次，我估计，它们在我家里存放的时间并不长，
也许在两年半时间里，它们始终存放在壁橱里。
当里夏德要求我把一个处于生命危险之中的中国同志隐藏在我家时，会面又一
次停止了。这回我必须把事情透露给罗尔夫，于是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
反对这样做，提出的理由与孩子出生前提出的理由一样，他说这对于孩子和我太危
险了。我告诉他，他的这种态度可能招致一位同志的牺牲，如果我连这件事情都不
能做，我将永远不会原谅他。他终于还是赞成了，但我心里明白，我们的婚姻不可
能长期这样维持下去。
后来，罗尔夫成了共产党人，他多次证明自己是忠于党，忠于苏联的。
这位同志在我家大约住了两周，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一旦我们在楼下有客人，
他便躺在楼上的床上，免得让人听见他的脚步声。我是怎样向阿妈和厨师编造关于
这位暂住我家的客人的故事的，我已经不记得了。这位同志住在我家时，尽管我们
没有共同的语言，罗尔夫对他是客气的，热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