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租给中国人，违背者将收到一份抗议书，这封信被我们拒绝了。
同志们在我们家的会面并未中断。白天所有的中国人都呆在后院，尽管这样，
里夏德还是批评了我。我相信，这是头一次。我对待仆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乐于助人
的行动，与其他外国人相比太突出，因而也太引人注目。
对于我们的小组来说，这几周是活动非常频繁的时期。里夏德除了对与日本有
关的所有军事问题感兴趣之外，还对中国人居住区的状况、日本人的虹桥区的状况、
中国老百姓的气氛、欧洲人的态度、十九路军的士气感兴趣，比如它的组成，它对
待日本人的态度，对待他们曾经反对过的中国红军的态度等。
我的信件反映了我在这段时间所得到的各种印象。
1932年2月2日
……我们得到消息说，我们一位住在日本人居住区的中国朋友被逮捕了，我们
出去寻找。日本人居住区看上去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整条街空无一人，死气沉沉，
偶尔看见驶过几辆日本军用汽车和几具死尸。大多数住宅都没有玻璃，门被打破。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 ＇注＇ 手里有一个日本人的名片，可以到处通行无阻。我们的朋友
与他一个当牙科医生的姐夫住在一起。凡是住在交战地区的中国人都将被杀死。那
位姐夫听见房子里有士兵的声音，便在楼上与他那9岁的儿子钻进一个大筐里隐藏起
来，我们的朋友说，越藏起来，他们越怀疑你。这位朋友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
在美国学习过，读过许多书，家里有一些关于俄罗斯的书籍。当那位牙科医生冒险
下楼来时，看见桌子被翻腾得乱七八糟，我们的朋友已经不见了。
我是应里夏德的请求到日本人居住区去的，关于那位日本人的名片，我在给母
亲的信里提到过，是尾崎秀实的，伊萨也认识他，我们那位失踪的姓劳的朋友，是
她的书店的一位热心顾客，里夏德同意我们二人一道去执行这个并非不危险的使命，
这种事情最好是由女人去做。
1932年2月8日
我已经习惯了枪声，几乎不再去听它。我们失踪了两位中国朋友。昨天在寻找
他们时，我看见117名日本人的俘虏被移交给英国人，他们是惟一一批从日本人监狱
里活着出来的人，这就是说，英国人发现并拯救了他们。他们的状况简直是无法描
述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大街上或者在房子里被抓来的，都是普通老百姓，
有工人、苦力和大学生。白天在监狱里从来不松开他们那反绑在背后的双手，他们
都有被殴打或者刺刀扎的伤痕。其中一人有四天四夜被强制不许睡觉。结束战争！
当然，也并非只有日本人特别残忍，中国人也是同样对待他们的共产党人的。而战
争 ＇注＇ ，算了吧，不写了。
参观警察局和难民营的许可证，是罗尔夫从上海市政局弄来的。
1932年2月13日
昨天是米沙的生日，阿妈和厨师合伙给他买了衣服和小鞋，衬衣和小裤子是鲜
橘黄色的绸子制作的，佩有玫瑰色领带，他穿在身上显得非常滑稽。我真希望客人
来之前他把衣服全都尿湿，好换上他那些蓝色的东西，但是也许是怕他弄湿，阿妈
每一刻钟便给这可怜的孩子把一次尿。
米沙现在已经71公分高，头和脚顶着了婴儿床，我还没给他买床，因为难民们
现在还占一间屋子，我暗地里为这种推延感到高兴，我和米沙睡在一间屋里。
夜里枪声密集，简直无法入睡……
1932年2月20日
日前战斗仍在进行，中国人的十九路军令人惊讶地具有抵抗力和勇敢，他们几
乎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假如政府愿意，早就可以打败日本人。令人遗憾的是，政
府不愿意这样做，特别是蒋介石不愿意。结果是中国群众第一次团结起来，团结起
来反对蒋介石，最普通的中国人都明白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最近我和这里的德国
新闻记者谈过话，他们是给乌尔施坦写报道的波斯哈德，给慕尼黑、汉堡和科隆报
纸写报道的弗格尔博士，我的印象是他们报道得很详细，因为关于这里的战事我不
想写得太多。的确这一切都还称之为停战。日本人的方法可以由下述事实来衡量：
中国士兵死亡大约2000～4000人，中国老百姓死亡约10万人，从中国人居住的城区
逃出来的难民超过60万人。中国人城区问北的工厂自然全都停工了，再加上关闭的
日本工厂，在上海每天有30万中国工人失业，他们得不到任何救助。这种群众性的
贫困是可怕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欧洲的志愿兵都从租界的边界上撤回来
了，由正规部队代替他们，因为志愿兵要来保护租界内部，防备中国难民和工人可
能发生骚乱和起义。我们的难民（住在我们家的中国难民）前几天都回家了，但是
这七个人现在返回来了。日本士兵在到处游荡。杀人的方式和我从可靠的人们那里
听来的事情，我不想给你描述。
不久便有机会去接触中国的十九路军。人们可以以慈善行动的名义去医院探
视那些受伤的士兵。我是作为译员跟着去的。
我们的行动并无多么大的风险，困难的是我以怎样的方式提出我的问题，才不
至于让那些实习护士和慈善团体的女士们怀疑我们与士兵的热心而迅速的接触。经
过两次探视之后，里夏德认为我们最好不要再去病院。
我的问题涉及到士兵的情绪，他们的社会出身，当兵的原因，他们对红军的印
象和对日本军队在上海的印象，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战斗这样勇敢。我与七八个轻伤
员谈得颇为详细。我能成功地进行如此坦率的谈话，令里夏德颇为吃惊，通常人们
是很难接近军队的。在一个有着百分之九十六文盲和少数刊物的国家搜集情报，与
在欧洲国家相比，有着非常不同的可能性。
在这段时间里，关于欧洲人的情绪，我给里夏德提供了一个十分准确的图像，
因为入侵是主要的谈话题材。在我给里夏德的报告中，瓦尔特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令我高兴的是，在我与瓦尔特进行的数小时之久的讨论中，他的话常常是对的。在
他身上由政治事件所导致的思想转变，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
瓦尔特是上海欧洲商人中的重要人物，他与中国商人和南京政府都有联系，他
经常在中国内部旅行。我明白他可能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有一次我对里夏德说，我
想设法为我们争取瓦尔特。自然，我无法预见瓦尔特的回答，但是我要冒的风险，
无非是一个不字，从而让他知道我在从事政治活动。他会保持沉默，却不会轻视我，
这一点我是有把握的。里夏德表示同意。
我在与瓦尔特谈话时，内心颇为紧张，并小心翼翼地言归正题。我只是跟他说，
中国共产党需要援助，其他一切应该由里夏德来谈。
瓦尔特表示愿意合作，我约定了第一次会面的时间。后来里夏德告诉我，谈话
进行得是很顺利的，而且很有趣。我相信，瓦尔特对里夏德是很有用的。我的印象
是，里夏德的人格对瓦尔特颇有魅力，并吸引他参加工作。后来他离开了我们，却
并未反对我们或者伤害任何一个人。他是几年前去世的。
中国的形势慢慢地平静下来，我于1932年4月11日给我哥哥的信中写道：
……这个月里，日本人没有什么动静，但是我们等待着重开战事，谁都不相信
会实现最终的和平。下一次战事也许会发生在上海以外。
这个估计也没有错。日本向中国地区的战争入侵，在6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未受
到惩罚，直到1937年终于成功地创立了一个反日统一战线，它包括共产党人和蒋介
石，蒋介石无法再忽视全体人民的这个要求。共同的抵抗使日本人的进攻不得不停
止。
在上海，外国人的状况于1932年4月恢复了正常。而给中国人民当中的穷人留下
的却是烧毁的房屋，上百万的失业工人和他们的死难者。
给父母亲的信：
……我们两个人承受着这种可怕环境的折磨。肮脏、贫穷和痛苦对于你们来说
是完全无法想象的。面对这些我们无法令自己麻木不仁，最近我在大街上发现一个
死去的婴儿，尿布还是湿的呢……
我在中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好的休息，总是那些驱车去中国内地的旅行。
在那些不多的假日里，我们走的并不太远，但是“内地”距离上海并不遥远。
给父母亲的信：
……复活节妙极了，按照规矩是在具有宗教气氛的地方度过的，而且是在一个
佛教寺院里。星期四下午从上海出发，乘汽船去明浦（请看中国地图），星期五到
达那里时是早晨8点钟。明浦南边有一座“天子”庙。登上一只摩托小船，行驶两个
小时，途中非常有趣，单是这只小船就很有趣。这是一只小托轮。摩托船是一等的，
我们是躺在它的顶盖上度过这次航行的。二等的是数只连接在一起的划船，船上有
半圆形的竹篷，五只船上坐满了活跃的中国人……一只船上坐着一个敲锣打鼓的歌
手，他以长长的诗伴随这次航行。在他坐的地方，人们鸦雀无声地听着，并施舍许
多铜板。
庙周围的环境十分漂亮。第一座庙后面是一个鲤鱼池，它的后面是两个金鱼池。
寺庙巨大的石铺庭院里摊着大米，和尚用竹耙子在翻晒。我们睡的是中国床，吃的
是中国饭，床很宽大，有一个顶盖和布帘子，床上铺的是稻草垫子。吃的是佛教的
饭。和尚们总是问，为什么我说中国话，罗尔夫却不说。我作为女人却比男人知道
的多，他们是无法理解的。但是罗尔夫突然引起了他们的尊敬和赞扬，因为他画了
寺庙，还给两个和尚画了像。
圣灵降临节时，我和瓦尔特、埃里希·兰道尔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郊游。罗
尔夫一旦有机会跟我一同离开上海，或者即使他不能跟随前往，也总是高兴的，在
这种事情上，罗尔夫是大方的，心地善良的。
埃里希·兰道尔是一个化学家，古斯塔夫·兰道尔 ＇注＇ 的侄子，他也来到上海，
关于他，我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
他是那种在这里不讨人喜欢的人；活跃、聪明、机智，科学家。
他是进步的，我曾经想争取他为我们工作，但是他娶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中国
女人，深深受了她的影响，所以我并未设法去做他的工作。
1932年5月19日
这次旅行十分迷人。星期六中午出发，乘6个小时火车到达南星桥，这是杭州后
边的一个小站，在那里我们走进整洁的中国饭店……
第二天清晨是我的生日，第一件事情就是饭店招待员给我端来一堆电报，我一
下子就认出这是瓦尔特伪造的。然后乘渡船去河对岸，火车从那里直通兰溪，10个
小时的旅程，沿途是异常美丽的风景。这里的窄轨小火车是我们的好朋友伯恩施坦
（奥伦施坦＆可佩尔）给中国人修建的，这是他的骄傲和乐趣。我们大部分时间是
坐在车箱外面的平台上，摇晃着双腿，我们不想在附近走来走去，免得给火车“丢
面子”。火车道两侧是种水稻的梯田，田地里有圆锥形的坟堆或者极为美丽的古树，
它们都是为了纪念祖先而栽植的。这些树木也有经济价值。冬大麦已经收割完毕，
由于田地里灌满了水，没有地方晾晒，于是它们被捆起来，一排一排地挂在树上，
看起来这些树仿佛穿上了黄色衣裳。稻田后面便是绿色的群山……
兰溪位于钱塘江畔……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便去拜访了兰溪市长，伯恩施坦让
我们给他带去一封介绍信。第二天我们要乘船溯江而上，市长不容分说，非让我们
带上他的两名警察保护我们。的确，当我们已经躺在床上时，兰溪警察局长带着两
名助手出现了，费了好多唇舌才把他们打发走。第二天早晨我们租了一条帆船，江
上的航行从风景的角度来说，是我到中国以来最美的一次经历，除此之外，我们玩
得十分尽兴。船上有三名舵手，他们划着船，飞速地逆流而上。船上有一个半圆形
的竹篷，共分三个部分，可以随意伸长或者缩短。中午我们停下来游泳，又有机会
钻进水里，我感到十分幸福。下午我们躺在一片野地上，然后去攀登一座十分诱人
的山头。南方这一带是富饶的。不久我们便迷失了道路，这就是说，这里根本无路，
我们像打仗一样穿过荆棘、芦苇和碎石。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只好停下来。在一个
距山头尚远的地方，我们欣赏江面上的美丽风光和周围的山峦。埃里希对动物、石
头和植物感兴趣，他非常欣赏那些身上有着红黄条纹的蜈蚣（我可不喜欢）、蝴蝶
和热带植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第一次登上这座山的欧洲人，于是便带着满身的划
伤和污垢走下山来。这是一次消耗体力的活动，我喜欢做这样的运动。舵手们给我
们做好晚饭。我们决定立即去睡觉，这就是说，把我们的被子铺在竹篷下，这里没
有别的，只有光亮的地板……月亮出来了，舵手们信口唱着歌曲，山峦越来越高，
我们还是决定马上去睡觉，这里太美了……
在同一封信里还有这样一句话：“这个星期天像上个星期天一样，基希 ＇注＇ 和
艾格尼斯都在这里。”
我在此前的一封信里曾经提到，埃茨·埃尔文·基希来吃晚饭，滞留到夜里两
点。在同一封信里也提到，我一开始跟他发生了争论，我说他太轻率。我们之间有
三个星期未通电话，后来我们又和解了，我在给家里的信中说，他是一个既有趣又
活泼的人。
1932年5月4日
现在我们关系很好，他来电话说：“喂，孩子，这里是你基希大叔，我想星期
天到你那里去。”
最后一次基希疲倦了，他挽起衣袖，解下领带便躺在躺椅上睡着了。我们给他
拍了一张照片，希望能成功。后来他收到一张写有“愤怒的记者”的照片。明天他
要出发了。 ＇注＇ 基希读到一篇副刊文章，他非常激动，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在日本手里》， ＇注＇ 但是他不知道这是出自谁的手笔。
……上海天空的另外一颗明星是罗茜·格莱伯格—乌尔施坦，我在伯恩施坦家
举行的便餐会上“欣赏”到了她。她曾经愤怒地告诉我们，基希称她为“一枝资本
主义泥塘的花朵”……
我非常尊重基希那些书籍，我之所以持有异议，是因为我知道他仅停留三个月，
便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艾格尼斯和我不喜欢他那种在我们看来肤浅的写作态度。
有谁会想象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便可以详细了解这个国家呢？我们丝毫不了解基希那
卓越的写作方法。他做了充分的准备，有能力迅速把握本质的东西，从来不做经不
住考验的事情。
1932年夏天，艾格尼斯和我准备去牯岭度过最炎热的时间，牯岭坐落在江西省
海拔1200米高的地方。艾格尼斯事先去那里为我们租了一栋小别墅。本来宋庆龄也
想一同去。我认识她已经很长时间，她是已故中国总统孙逸仙的夫人。他死后她在
政治上进一步接近左翼。当时她已经认识到与苏联合作的意义。我经常与艾格尼斯
一道去她那里，我也单独拜访过她。她是一个娇嫩而又妩媚的女人，她的生活并不
轻松，她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蒋介石，另一个嫁给了蒋介石的财政部长。由于政治观
点的缘故，她在她们那影响很大的家庭里是失宠的。有一次她送了我一件绸制的衣
裳，我穿了许多年。后来她到底未去牯岭，里夏德不赞成我在公开场合与她在一起。
我在一封给父母亲的信里，描述了去牯岭的旅行、到达和逗留的情况：
1932年7月
前天顺利到达牯岭，受到艾格尼斯非常热情的欢迎。沿扬子江逆流而上（五天），
风景是美丽的，但却有点令人伤心。在停泊的地方有些乞丐坐在大木桶里划过来，
他们都是去年洪水时的难民，今年扬子江又涨水。可以看见房屋的一半泡在水里，
许多农田都被水淹没。离开船以后的旅行是相当困难的。在倾盆大雨之中，坐在一
辆敞篷人力车上，道路是泥泞的，坑洼不平的。然后乘坐一辆轰隆轰隆直响的汽车，
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才到达山脚下。从那里又乘坐摇摇晃晃的滑竿要在陡峻的道
路上攀登三个小时。买了票付了钱。五分钟之后，苦力们放下滑竿，说客人太重，
要求追加一份小费。我只好照办，否则天黑之前是无法到达牯岭的。走到陡峭的地
方，他们突然又说，我得步行，尽管路旁的木牌上写着，他们有义务全程抬着。于
是我只好怀里抱着米沙，爬行了一段陡峭的石路。苦力们幸灾乐祸地跟在后面。
正是这类事情，令许多人对中国人不满。人们常常十分生气，但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