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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只好怀里抱着米沙，爬行了一段陡峭的石路。苦力们幸灾乐祸地跟在后面。
正是这类事情，令许多人对中国人不满。人们常常十分生气，但是人们对那些
报酬微薄，过分劳累的苦力们能要求什么呢？
在船上时我曾有机会结识了各种类型的传教士，其实不能说是各种类型的，大
多数都是一种类型的，即可怕！他们的女人更糟糕，尤其是那些美国女人。她们都
是些带着甜蜜蜜的微笑的、于巴巴的，胆小如鼠的老太婆。有几个当然好一些。一
个传教士的老太太1907年第一次去牯岭，是因为她的小女儿忍受不了汉口的炎热。
大夫告诉她，只有凉爽的气候才能帮助她，于是这位太太带着孩子上了山，在中国
人的帮助下，花了三个星期用石头和泥土盖起了一栋房子，几天之后，她的孩子健
康了，欢蹦乱跳地到处跑。同一个孩子她又带来了，现在大约39岁，十分瘦削，头
上戴着一顶非常难看的帽子。胳膊上挎着一个手工制作的编织袋。
给父母的信：
1932年7月5日，牯岭
艾格尼斯和我每天下午都跑很长的路，欣赏扬子江河谷里的美丽风光，欣赏湖
北那连绵不断的山峦，那里有红军。站在这里的山上便能理解他们的战术，因为这
里也是些荒山野岭，有着密布的热带丛林。只要山上没有道路，外来的军队是无法
发现道路的，只有当地的红军在当地农民帮助下才能找到道路。遗憾的是这里没有
树林，只有茂密的灌木丛。中国农民太贫穷，无法等到它们长成树木，他们砍伐灌
木和小树，用来烧炭或者绑成扫帚去卖钱。在中国只有竹子能保存下来，因为竹子
在6周之内便能成长起来。
1932年7月27日
艾格尼斯返回上海去了，她比我早出来5个星期。德国商会的弗格尔博士现在在
这里，有时我跟他出去散步。上周与他和奥特马教授郊游了一次。奥特马是中国语
言专家，我们走进一座庙里，他能阅读并流畅地翻译那些碑文，其中也有古文字，
连中国人也不懂。他被公认为是通晓中国方言的外国语言学家。除此之外，他并不
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人。
我在写给家里的信中从未提到，有时我也有烦恼。母亲有6个孩子，她有足够多
的问题去照料，我再也没有理由向她倾诉我心里的忧愁。我在牯岭逗留的最后两周，
是在压抑的情绪中度过的。早在好长时间之前，有两个欧洲同志被捕，他们是来自
瑞士的诺伦斯一吕格夫妇。我并不认识他们本人，可我们大家都关心他们的遭遇，
他们被中国法院判处了死刑。在《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中写到，左尔格筹措了一
笔钱，把他的死刑改成终生监禁。
诺伦斯夫妇有个五岁的儿子，他父母被逮捕之后，艾格尼斯给他买了一大堆礼
物，我认为像个王子一样娇惯他是不对的，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现在的问题是，
我要不要收容这孩子。我很愿意这样做，我会设法给予他母亲的温暖，米沙也会有
一个大哥哥。但是里夏德不同意。否则我就得放弃自己的地下工作，可这样做他不
愿意，我也不愿意。
我们在牯岭听说，诺伦斯—吕格夫妇绝食了。这一天当我们坐下来吃中午饭时，
艾格尼斯突然说，她无法吃饭。我当时可能颇为冷漠地回答说，她这样做是帮助不
了诺伦斯的。艾格尼斯站起来，离开桌子而去。下午我独自一人出去散步，当我回
来时，我发现了一封信，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不能再停留下去，她要返回上海
去。说我过多地考虑个人幸福，考虑我的家庭生活，私事在我头脑里扮演着过分重
要的角色，说我并不是人们所理解的那种革命者。
我坐在这封信面前，无法领会它的内容。这两件事情是我无法理解的。艾格尼
斯熟悉我，她应该知道，只要有机会搭救两位被逮捕的同志，我是愿意冒任何风险
的。事实也证明，她的遭遇同样也可能是我的遭遇。
我是否一定要对艾格尼斯说，我常常想到这个五岁男孩的母亲？我是否一定要
表达出我的感情，来向艾格尼斯证明？
令我惊讶的是，如此密切的友谊，怎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裂痕呢？我绞尽
脑汁设法弄明白，艾格尼斯是怎么对我产生了这种印象的。也许在某些地方她是对
的？我在享受着生活，对日常的事物表现了不寻常的兴趣。也许我把它们看得太重
要了？我喜欢我儿子的每一次呼吸，并且下定决心多要几个孩子，尽管我不认为我
的婚姻能够克服眼前的矛盾。
有一次，艾格尼斯伤感地说：“我把自己的孩子都献给了斗争。”
诚然，我对待自己对米沙应尽的义务，不会像对待艾格尼斯进监狱那样心平气
和，但是，难道我会因此而出卖什么吗？
被捕的可能性对于我来说一直是现实的。我在有意识地锻炼身体，以增强自己
的抵抗能力，我不吸烟，不喝咖啡和酒，免得一旦被捕时，还要戒除这些嗜好。
我们的友谊这样突然破裂。对于我是个沉重打击，这友谊曾经是我生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对于艾格尼斯也是如此。
后来，我们在上海偶尔还能见上一面，艾格尼斯当然也还到我们家里来，但这
已经不再是老关系了。我感觉到艾格尼斯没有改变她在牯岭对我形成的看法，像历
来那样，她毫不妥协地按照自己的看法行动。
现在与里夏德的谈话，对于我来说更为重要。我很高兴自己在会面之间的那些
日子里，我总是有些话要对他说。有一次我提起与艾格尼斯的疏远。里夏德似乎把
这视为女人之间的争执，他无意介入这种争执，这对于我来说是必要的。假如里夏
德也失掉了对我的信任，我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凡是我所尊敬的人，都很容易震
动我的自我意识。
我和伊萨继续保持着频繁的来往。在资产阶级的客人当中，我们最喜欢的是弗
里茨·库克老师，我们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理解中国人民。1933年以后，库克
成了头一批纳粹党人。恰恰是发生在他的身上，这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很难理喻
的。他见过许多世面，读过许多书，与上海的普通欧洲人相比，他的视野宽阔得多。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爱着一个与别人订婚的中国姑娘。
1932年12月中旬，格里沙来电话，让我下午去他的住宅，里夏德要在那里与我
谈话。我很少到格里沙住宅里去，照我的理解，事先他将再一次给我来电话。后来
他告诉我，我们说好，万一中间有什么事情，他才来电话。总之这是一次误会，我
未到他那里去，这是长时间未能克服的误会。
当天晚上我们家有客人，里夏德·威廉教授的儿子们来拜访我们，威廉教授从
前是驻华传教士，后来成了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中国研究所的领导人。
威廉教授死于1930年，他的一个儿子像父亲一样，也成了汉学家，曾长期生活
在北京。另外一个儿子成了建筑师，手里拿着一封给罗尔夫的介绍信。
在给我父母亲的一封信里，我提到了那天晚上他们来访的情况：
1932年12月17日
……这些威廉们令我好失望。那个北京来的威廉尚可以，他比较活泼，是个不
折不扣的文人，一个老式的中国朋友，他更爱三千年前的中国，对今日的中国却不
怎么感兴趣……他在东亚协会做了关于中国研究所的报告，事后却给库克老师放映
了他的陕西、甘肃之行的幻灯片。然后我招待他们大家在我这里用晚餐，这是一次
失败的社交活动，因为除库克之外，他们都是沉默和无聊的。建筑师和他的妻子一
言不发，尽管他们刚刚从德国来，我们提了许多问题……
正当我举办这次社交活动时，电话铃响了。我们围绕门厅的桌子坐着，从这里
有一座楼梯通往二层楼上。楼梯被一块画着竹画的帷幕与起居室隔离开来。我走进
隔壁房间里，电话机就放在写字台上，挨着电话机是一幅风景画，上面画的是白霜
覆盖的施拉赫滕湖。一切我都记得十分清楚，包括桌旁客人们的坐位次序，我还记
得我就在隔壁房间里。
我拿起听筒，是里夏德·左尔格在说话。他说他下午等了我两个小时，一再打
电话，也没有人接。他说他要与我告别。我从写字台前拿过一把椅子坐下。里夏德
问我还在不在家，他要来谢我，他说我对他和别人总是照顾得很好，不过，这只是
开始，我眼前还有许多事情。他说我要继续保持坚强，我必须答应他，但是现在……
一切，一切都好，再见。
隔壁房间里的客人们等待我回去。我注视着墙角里的椅子，我简直无法想象里
夏德要走了，他不再坐在那把椅子上与我谈话，倾听我的谈话，给我出主意，跟我
一同大笑。
从前我是怎样蒙骗自己的？现在是否意识到我离不开他？至少我需要10分钟好
好想一想。但是这只好与保持坚强同时进行了。当我走回来的时候，客人们谁都未
发觉出了什么事情。
其余的同志，在后来的岁月里我都见到过，伊萨、保尔、格里沙、马克斯、弗
兰茨，但是未见里夏德。
我早就打算在1933年春天，也就是在我们离开德国三年以后，回我柏林的家里
去度假。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再见到父母亲和妹妹们，见到那湖边的风光，我是在这
湖岸边长大的。我希望做这样一次旅行，更主要的还是为了让我儿子离开一下上海
这潮湿的气候，这是大夫建议我这样做的。
然而这年春天，德国爆发了可怕的事件。
我是1930年离开的，我简直无法想象德国工人阶级怎么会让法西斯上台。对德
国命运的忧虑，对家庭的牵挂，使我们心情十分沉重。在给家人的信中却很少谈到
这些。
……我们怀着恐怖的心情注视着德国的发展……关于德国的事情报纸上登载的
很少，这就是说，报纸上登载的那点消息，足以引起人们不断的思考。这里的新闻
界所知道的，只是发生过的事件的一部分，我的印象是，你们的电报是令人欣慰的。
心里有事，不愿意挂在嘴头上。但是，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们多写点……
在报纸上我们最想读的，自然是关于德国的消息。这里的领事馆已经悬挂起囗
字旗和黑白红旗。幸好罗尔夫是在一家英国公司工作。每天都有各种职业的失业者 ＇注＇ 拥入上海。在罗尔夫那里至少有10名建筑师想谋得职位。这里也越来越困难。
不久我就明白了，原来计划好的旅行必须推迟。在中国同样也出现了政治麻烦。
1933年2月19日
中日冲突仍在继续。据悉日本要占领热河，中国人不会抵抗。中国政府始终不
想派军队去抵抗日本，它需要用自己的士兵去反对红军，现在尤其是在江西。日本
首先不会进攻天津和北京。什么时候和会不会发动对俄国的战争，现在很难说。
如果说八九个月之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的话，现在却又稳定
下来了。蒋介石在反对红军的战争中取得了部分胜利，他在日本进攻上海期间丢掉
的贷款又收回来了。宋子文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他虽然未把政府财政理顺，但
首先是挽救了它免于崩溃。南方叛军和广东政府的领导人被削弱了，一部分逃往国
外，南京政府通过认真构筑堤坝，试图阻挡洪水，保住扬子江地区，到目前为止，
南京政府在这一带并无影响。这就是说，根本谈不上一个独立的南京政府，因为这
个政府是完全受美国控制的，财政上也是依附于美国的……
1933年5月21日
战争 ＇注＇ 在北方实际上始终未断……中国的南方势力汇合在一起，据说是以广
东为首，他们计划向南京进军，以便推翻南京政府。常常听人们这样说，这一次能
否实现，必须静观待变。这里在政治上一直是动荡不定的……在通常的情况下，我
一直在忙于享受中国。我尽量走出上海，那里有那么奇妙的乡村、坟堆和寺庙，还
有那么多道路和人群！我相信，如果我在这里再住上几年，这个国家容纳了我，我
会根本不愿意走开。尤其是现在它是一种慰藉，我是这样喜欢这个国家。我应该把
你们大家都接来！
这是来自上海并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封信，这是我最后写给家里的一封信，地址
是柏林施拉赫滕湖露台大街17号。
卷三
里夏德回到苏联以后，一定是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不管怎么说，保尔和格里
沙和我谈起过我的前途问题。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去莫斯科接受训练，半年或者更长
的时间，当然不能保证我再返回上海。
条件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必须把刚两岁的儿子寄养在什么地方，不能让他去苏
联，不能让他学会俄语。
这个建议来得令人十分惊讶，它意味着我的生活将发生重要转变。
我答应了。
我从来没想到过放弃工作，重过所谓“正常”生活，这样一次训练将会帮助我
把目前从事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每天所经历的日本的战争行动，来自遥远的家乡的同志们的话“希特勒意味
着战争”提醒我，这两个侵略者有朝一日将会反对什么人，对这个问题的忧虑促使
我做出迅速决定。
说我从世界形势出发为自己的生活做出这样的决定，在目前的时代听起来似乎
是不现实的或者是具有宣传上的修饰色彩。
我可以用这样一个问题回答：为什么三年之后有上千位同志去西班牙为反对法
西斯和战争而斗争？有多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年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同样的热
情去越南 ＇注＇ ？我的工作不论在哪个国家，对于我来说就是西班牙、越南、智利。
我知道，离开米沙对于我来说是痛苦的，在这段时间里他应该到哪里去呢？我
的父母不能收留他，我们那个施拉赫滕湖的家已经遭到了多次搜查。我母亲正准备
和孩子们出国流亡，父亲在罗尔夫父母帮助下，已经逃出了德国，他们在捷克那边
的深山里，在紧挨着德国边境的地方有一栋度周末的房子。他们准备接纳米沙，当
然，他们并不知道我请求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我只是告诉他们，气候的变换对于这
孩子有好处，罗尔夫提出了这样的希望。对于外国人来说，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送
到欧洲去长期度假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告别上海的同志们，对于我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们必须留下来经受各
种风险。我不必告别那只大旅行箱子，它曾经长时间地存放在我们卧室的樟木箱子
后边。它要装满信件跟随我一同走。在保尔或者格里沙的组织下，一艘通常并不载
客的货船将把我驶向海参崴。这条海路是与一半属于俄国一半属于中国的东方铁路
有联系的。格里沙送我到港口，那里有一个我们认识的名叫贝恩哈德的游动哨在走
来走去。我们决定由格里沙随后驾一条小船把邮件箱子送过去，因为船并不直接靠
近码头。
我抱着米沙提着包裹先上货船，在黑夜里的甲板上等了很久才听见格里沙轻微
的呼唤声。我们沿着船梯把箱子拖上来，才互相道别。我再看了一眼格里沙的面孔，
然后只听见小船的橹声。
在轮船上我并未受到特别友好的欢迎。一位军官为我腾出一问船舱。当米沙睡
下以后，我打开灯看见他的脸上落着十几只蚊子。不知是什么人把舱盖打开了。船
员们谁都不愿意与我接触，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的饭也是特殊准备的。我不在乎
这些，令人高兴的是，这几天我可以全力以赴地照料米沙，这孩子见我有这样多空
闲时间，反倒感到很幸福。每天我给他讲3—4个编造的故事，我得到的回报是，在
我讲故事的时候，他眼巴巴盯着我。米沙已经两岁零四个月了。他喜欢他那本有许
多诗行的画书，他能背诵30多首诗。有时我们一块儿观察那只挂在舱盖上的一只笼
子里的金丝鸟。天气十分晴朗，货船上装载的木材散发着迷人的香味。
新的形势有时会令人产生一种充满冒险乐趣的兴高采烈心情。我的面前是一个
陌生的完全不同的前程，它会是什么样呢？只是面临与孩子的离别会使我心情沉重。
至少在他成长的半年内我会见不到他，而在这个年龄里每天都会发生新的事情。每
当我想到这种离别，我的胃里便如同翻江倒海一般。不管怎么说，米沙在祖母身边
会得到精心呵护，深山里的气候对于他是很理想的。 格里沙告诉我，在海参崴会有人接我。船靠岸了，那港口及其规则的海湾，看
上去仿佛画册一般。
没有任何人来接我，我的行李被卸下来，严格的苏联海关要打开我的所有箱子。
即使在苏联境内我也不让他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