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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主要叙述了中世纪时期世界各地——欧洲、阿拉伯地区、中国、东
南亚、非洲及美洲——政治文明形成、发展的历史。全书基于这样一个基本
思想：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明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的最
伟大、也最重要的创造；它标帜着，因人们之间的对抗与冲突而陷入无政府
状态濒临崩溃的社会，又重新获得了必要的秩序和安定。书中对于世界各地
政治文明史的叙述，尽量从构成各种政治文明的思想基础——欧洲的希腊、
罗马传统与基督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等入手，努力再现各种政治制度的不
同特色，突出其为维持政治体的秩序而遇到的不同问题，再现各种政治文明
演进的不同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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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本书所叙述的是公元5世纪至15世纪期间世界政治的历史，按照世界上
通行的历史分期观点，也就是世界中世纪政治的历史，或者说中世纪政治文
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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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世纪的政治文明
中世纪政治文明是农业社会的政治文明。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中世纪
政治文明的基础。农业社会所具有的基本性质，形成了各个地区、各个国家
的中世纪政治文明所共有的基本特征。
（1）农业社会
5世纪至16世纪，人类正处于农业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的结
构和特征来看都是由人类以单个小农的农业生产为基本生产方式这一点所决
定的。在这个时代，铁制工具与畜力的使用，生产技术的提高，已经能够生
产出较多的剩余产品。成熟的农耕文明时期，大规模使用奴隶的生产已不具
有经济价值，有效率的经济活动是一家一户的精耕细作。不同地区的人们在
生产中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劳动和居住都呈分散状态。商业有了独立的发
展，既有农村的集市贸易，也形成了连接不同地区贸易的商路和城市商业。
农业社会仍是物质匮乏的时代，生产力仍很低下，工具简单，社会人口的大
多数都要从事农业生产。土地是财产的基本形式。收获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年
景。但是，私有财产已经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农业社会也是一个暴
力盛行的时代。
农业社会必然也是宗法社会。在农业社会，私有财产的普遍存在使古代
社会的氏族组织已经失去生命力，但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以及自然经济所
造成的人们之间的狭隘联系，又使人们聚族而居。村落之间“鸡犬相闻，老
死不相往来”。家族、宗族自然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人们仍旧隶属于
以血缘为纽带的狭隘共同体，被束缚于形形色色的天然首长之下。阶级的分
野因宗法关系的作用而不明朗。最重要的社会势力不是形成于阶级，而是直
接产生于宗族、家族。
（2）中世纪的政治制度
农业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依靠暴力建立起来的、自上而下地统治社会的专
制制度。小农经济倾向于将社会分裂为聚族而居的村庄这样的小规模社会单
位。而追求财富的欲望和对财富的掠夺又不断分化组合着现实的社会。中世
纪的政治共同体，是征服者使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一代君王翦灭群雄，在一
定区域内建立起政治性的社会组织，他就在理论上成为他所建立的政治共同
体，通常是国家的主人。在这个政治共同体中，统治者的权力在理论上不受
被统治的社会公众所约束。同理，一旦这个自上而下统治社会的最高权力有
所衰落，政治共同体内的地方豪强、军事贵族自然演化为地方割据势力。而
在这些割据势力所控制的地区，政治制度依然是自上而下的专制统治制度。
专制制度是唯一有效维护小农经济的政治组织制度。中世纪需要强有力
的政治权力，以维护稳定的土地占有制度，这是农业社会的基本秩序。在农
业社会，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最终都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社
会的共同利益就在于稳定的土地占有关系——哪怕是极少数人享有社会公认
的土地所有权，而大多数人没有土地，也比没有任何人享有这种权利、任何
人都可以从他人那里夺走土地要好。否则，任何具有经济效益的生产都会因
对土地的无休止的争夺而无法进行。而唯有自上而下的专制权力可以维护这
种土地占有制度。因为，小农经济、聚族而居的社会组织，将千千万万农民
天然隔绝起来，从农民那里不可能自下而上地形成维护私人土地占有制度的
政治权力。专制制度与小农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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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世纪的社会关系
封建专制制度所形成的等级身份以及相应的依附关系，是中世纪最基本
的政治关系，也是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经济关系。身份确定了人们的尊卑贵贱，
确定了人们在社会中的具体地位，形成了稳定的封建社会关系，自下而上的
依附关系。中世纪的社会共同体——国家、庄园等，都是基于形形色色的依
附关系建立起来的。其中，人们的政治、经济地位由专制制度确定的身份所
规定，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依附于统治者。在这意义上，与身份联系在一起的
依附关系就是封建社会关系的具体而又典型的形态。
依附关系，完全不同于现代社会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以人与人之间的
不平等为特征。另一方面，依附关系也不同于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之间
那种非人性的关系，它包含着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忠诚和依赖，统治者对被
统治者的关照和责任，具有宗法的、温情的外衣。
自下而上的依附关系是农业社会所需要的。当大规模使用奴隶的农业庄
园在经济上已经无利可图的时候，统治者出于自己的利益，也要还给奴隶以
自由的身份。另一方面，这些自由农民所从事着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
农生产，又唯有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专制权力可以维护。分散的农民可以凭借
外在的机遇——如国家征发数十万人的大规模工程——聚集起来，暂时形成
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是，小农经济却会很快将这政治力量转化为凌驾于农民
之上，而又维护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专制权力。只要私有制存在，土地的
集中就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趋势，小土地所有制必然向大土地所有制转化。在
金钱和权势的压力下，分散的农民绝没有力量阻止土地从自己手里流失。农
民为了有土地可以耕种，必须依附于人。因此，依附关系就以社会共同体内
政治势力的具体状况为转移，形成不同的具体形态。在君王能够有效控制着
地方豪强与地方割据势力的时候，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依附于君王和封建国
家，他在形式上保留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和自己的独立身份，向国家提供大
量租税和劳役。当君权衰落，地方割据势力崛起，农民就要在人身上直接依
附于当地的豪强，政治、经济上形式的独立地位也随之失去，他向有势力的
地主、豪强献出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听从主家的调遣，为主家提供无偿的劳
役和租税，以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获得免遭其他有权势者侵犯的保护。
另外，宗法社会也是依附关系最坚实的基础。政治、经济权力都要依靠
以宗族、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势力。为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
罪，株连九族。
（4）中世纪的政治与经济
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一体化，是中世纪政治文明的一个特征。
依附关系具有政治、经济双重性质，使中世纪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相
互缠绕、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没有强制性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规范，不可
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政治的依附关系；而没有领主与农奴、封建君主与个
体农民之间在经济上的封建依附关系，封建的政治关系也无以依托。当封建
的依附关系被打破，封建的经济、政治关系也就一起解体了。
政治权力与土地占有权合为一体，政治制度同时也是一种土地占有制
度。萨拜因说：“中世纪的政治概念是：财产和社会势力授予人们统治的权
力。”其实反过来也一样，唯有相应的政治权力才能维护财产和势力。这种
关系在中国政治中表现得很明显：皇帝总是千方百计地削弱地方豪强的势
力；而地方势力则总是力图获得政治权力。在中世纪，对于有组织的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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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政治权力、土地所有权，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东西。
（5）封建秩序的破坏与农民起义
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即形形色色的封建秩序，都是为了使农民与土地结
合在一起，使依附于统治者的农民安居乐业。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
所在。但是，封建秩序又总是为封建统治者所破坏 （这里不讨论商品经济对
封建秩序的否定）。
在中世纪，专制制度使君王可以把人民作为自己私有财产，随意驱使。
对外，他们发动扩张战争，对内，则大兴土木，无限度地役使民力，长期使
农民脱离土地，使简单的农业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从根本上破坏了封建秩序。
在这意义上，“轻赋薄敛，与民休息”，是最明智的封建政策，但这又往往
与有为君主建功立业的宏图相矛盾，也不符合贪图享乐的昏君的私利。
封建政府本来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政治机构。但是，专制制度却使政府迅
速腐败，成为破坏封建秩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专制制度中，政府官员只
向上而不向下负责；他们只要博得了上司的欢心，滥用权力就无所顾忌。因
此，下层官吏横征暴敛，上层官员买官鬻爵，就成为社会危机时期极为普遍
的现象。
封建秩序的崩溃也常起因于政治权力结构内部平衡的破坏。像一切政权
体系，一旦下级脱离了上级的控制，政治体系就解体了。而小农经济又使社
会基层组织之间很少现实的联系。强大的暴力一旦摆脱最高统治者的控制，
就直接成为重新分化、组合政治共同体的力量。
农民起义是正常封建秩序崩溃的结果：农民已经无法依靠耕种土地而谋
生，被迫挺而走险。很多农民起义是由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直接
演变而来的。农民起义也是一种暴力。当然，因封建秩序的崩坏而导致的社
会物质文明的破坏，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农民起义造成的。但是，农民起义
本身既不能建立封建秩序以外的社会秩序，也不能从正面推进封建制度的完
善。尽管有些农民起义提出了均贫富、免租赋的口号，但这不过是平均主义
的空想。从历史上看，在封建制度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改革、完善过程中，农
民起义是社会秩序崩溃、陷入危机的信号，是促使有为的封建统治者调整、
改革封建制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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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世纪政治文明的基本类型
作为一种教化人民的文明、文化，中世纪政治文明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伊斯兰政治文明，或阿拉伯国家的神治，即“上帝的统治”；欧洲的基督教
政治文明，或“修正式的神治”；中国和东亚地区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政
治文明。前两种制度，或直接以宗教立国，宗教领袖被看作是以上帝的名义，
按照上帝的意愿统治整个社会，或国家权力依靠宗教取得其权威；而后一种
制度，宗教则完全为政治权力所控制、操纵，宗教只是政权的统治工具。这
主要取决于各种政治文明中的意识形态的具体性质。
在具体的政治结构上，中世纪的政治共同体又有两种基本形态：中央集
权的与地方割据的。这既与各国的传统有关，也与政治文明的成熟程度有关。
（1）中世纪的政治意识形态
任何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是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础，中世纪的政治意识
形态也不例外。
中世纪的政治意识形态有两种基本型态：哲学的，如中国以儒家学说为
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的，如欧洲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和阿拉伯
国家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在中世纪，一个国家究竟采取哪种形态
的政治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作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决于这个国
家现有的理论思维是从哲学的角度，还是从宗教的角度思考人和人类社会的
本质。
当人类不得不以政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时候，即人类社会由于人们之间
的冲突与对抗而面临毁灭的威胁，必须建立国家将冲突和对抗控制在一定秩
序的范围之内的时候，所面临的基本政治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国家是最好的
国家？一个好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组织结构应该怎样的？等等。而要彻底解
决这些问题，就要首先回答：人们为什么会相互冲突？人的本质是什么？社
会的本质是什么？怎样才能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建立起秩序？只有回答了这些
问题，人们才可以进一步思考、解决政治领域的其他问题。
在人类思想领域，解决人和社会的本质问题，历来有两个基本途径：哲
学与宗教。古代的哲学家运用理性，从对自然的理解出发，通过认识人类在
自然中的位置探究人的本质，合乎逻辑地将人们之间的冲突理解为源于人的
天性中的自然野性的或非理性的因素。对这些哲学家来说，国家是合乎理性
与人性，使人类安居乐业、和睦生活的社会组织，代表、体现了人们的最高
利益，国家基本秩序源于人的本性。宗教则以超越人类的上帝代表人们的最
高利益，以宗教作为现实国家的理论基础。
中世纪的政治权威都具有神秘色彩。人们缺乏足够的力量独立面对无情
的自然与外部的威胁，故而希望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威或神明保护他们。同
时，专制制度使政治权威凌驾于普通公众之上，其合法性也只能来源于神秘
的力量。在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中，政治权威产生于合乎法律程序的公众选
举，其神秘性自然消失。为此，中世纪的宗教将现世的政治权威看做是上帝
在人间的代表，哲学则将君主看做是民众的救星，将君比作民之父母，为社
会的政治权威提供了合法的理论基础。
（2）政治文明与宗教
中世纪的政治文明都是封建的政治文明，但不同类型的政治文明亦有许
多差异，这里只提及不同的政治文明在与宗教关系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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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的“神治”，是以伊斯兰教教义直接规定现实社会的秩序。
伊斯兰教教义肯定市俗社会，尊重私有财产。在《古兰经》中，有不少经文
涉及市俗社会中私人之间的往来规范，如有关商业贸易、借贷、债务、利息、
财产继承等的律例。伊斯兰教义中所提到的邪恶包括：奸淫、杀人、偷盗、
抢劫、使用小枰、大斗以及饮酒、赌博、祭神、求签等，并不一概否定人们
肉体的欲望以及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为此，伊斯兰政治文明中的政教
合一具有稳定的基础。
在欧洲的“修正式的神治”中，基督教教义主要为不同种族，具有不同
文化、习俗的人们提供了共同的政治权威观念，以文明教化野蛮民族，但一
般不提供世俗社会的行为规范。因为，基督教的理论本质上是非市俗的。基
督教的“原罪说”认为，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人类是纯洁的，没有私欲，
也不贪婪；是亚当的堕落使人类生来就有了“原罪”，有了恶劣的欲望，一
味追求肉体的享受，使人内心中一切对真和善的向往都失去了效用，使人的
行为与上帝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基督教将人们的现实利益、人们对私人利
益的追求，看做是“肉体”所想的和所祈求的，是一种罪恶。只是在这样一
种意义上，基督教才肯定保护私有财产的市俗法律，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