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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贤良之士才能实现“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即以“天志”来统一全社会
的思想舆论。他所说的“天志”不是儒家提倡的神秘的天志，而是反映或代表下
层劳动群众利益和要求的意志的外化，“天志”的根本含义就是“爱利百姓”。
由此可见，尚同和尚贤是不能分离的，尚同虽然要以尚贤为基础和前提，但尚贤
需要以尚同来相辅，二者是墨子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
/* 99 */第二部分怀才不遇的韩非子
韩非本是韩国人，著作却流传到了秦国。在秦始皇还是秦国国君时，他不知
道韩非这位思想家，只是在读了韩非的一些篇章后赞叹说：“写得好啊！我要是
有机会见到文章的作者，一定与他携手同游，自己死了也不感到这一生有什么遗
憾！”宰相李斯插话说：“这是韩非的著作。”
后来，秦王派兵攻打韩国，韩国派韩非到秦国去当使者，秦始皇喜不胜喜。
秦王和韩非见面后，谈得很融洽，很想重用他。这时秦王左右的大臣都有点不服
气，特别是李斯对韩非更加嫉视。因为他知道韩非很有才干，学问又高，万一秦
王重用了他，至少自己的宰相做不成了。李斯就暗中联合其他大臣在秦王面前说
韩非的坏话。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他终究是心向韩国的。秦国和韩国是敌对的
国家，若重用了他，韩非会为韩国打算，不会真心为秦国的。如果放走他，让他
到别国去，万一被人重用，和秦国捣起乱来，也是个麻烦。不如找个借口把他杀
了。秦王就把韩非关进监狱，还在考虑：用他，放他，还是杀他。李斯又使人威
吓韩非，韩非被迫在狱中自杀了。秦王考虑了很久，觉得韩非毕竟是个人才，最
后下命令释放他出狱，还是想重用他，但是韩非已经死了，来不及了。
对此，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写道：“我独独为韩非而悲痛，他的《说难》写得
那么好，可惜自己没有摆脱杀身之祸。”
韩非是战国（公元前475 年—公元前221 年）后半期韩国的一个没落贵族，
幼时跟当时的大学者荀子读过书。他有些口吃（结巴），不大能讲话，但是能写
文章。他的文章写得条理清楚，分析深刻，有说服力。
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9 年，他的年龄和李斯差不多。他死于公元前233 年，
活了50多岁。
韩非年轻时曾上书韩王，要求变法，意在富国强兵。韩国是个小国，是秦王
首先要并吞的对象。在往昔的战争中，韩国多次失败，总是丧师失地，面临着亡
国的危险。韩非立志救亡图存，有一片改革之心。一位前辈曾经警告韩非说：搞
改革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危于身而殆于躯”，还是算了吧，吴起和商鞅都因
实行改革遭到了杀身之祸。韩非不计个人安危，说他之所以要“立法术，设度数”，
“废先生之教”，目的是为了“利民萌，便众庶”。韩王最终不采纳韩非的意见，
使他十分失望。
从此，他专心著书，研究法家理论，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经后人
编在一处，称为《韩非子》。古人经常用人名当书名，像墨子的著作叫《墨子》，
孟子的著作叫《孟子》，荀子、庄子、老子也都是这样的。韩非的著作在当时各
国都有流传的抄本，在秦国也有过广泛的影响。
/* 100 */ 第二部分法、术、势
早在韩非以前，已经有许多社会改革家提出改革奴隶制度，实行封建制度，
统一全国的要求。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办法。有些人认为要取消世袭旧贵族，改为
封建制，国君要有三件法宝———法、术、势。韩非继承了这种说法，并且有了
发展。
法是由国君颁布的法令条文，要求全国人人知道，共同遵守。这些公开的条
文，定出什么事应当做，做了有赏；什么事不应当做，做了要受罚。这样，全国
人民有了共同的标准，事情就好办，国君只要用赏罚，就可以支配全国人民了。
这是古代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一般的办法。当然，这种法，不是约束国君的。
法是按照国君的意志，为镇压人民的反抗而制定的。有了法，比如说，国君制定
了作战中杀死敌人的有赏、败了逃回的受罚，那么国君只要用这件法宝，就能驱
使人民为他拼命打仗了。
什么是术？术是国君为了支配他的大臣，运用种种手段，使大臣猜不透他的
意图，就不敢捣鬼。术是只有国君自己知道，不能公开暴露的。比如，国君不暴
露他的喜怒、好恶，大臣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就只好陪着小心，谨谨慎慎地
听国君的差遣。因为统治阶级为了争夺利益，经常钩心斗角，他们中间矛盾很多。
国君防备大臣篡夺他的地位，大臣也要设法保持自己的地位，而不是甘心情愿地
为国君做事。所以韩非从国君的利益出发，叫国君对大臣随时警惕，必须用术。
势是权位、势力。韩非认为推行法令，使用权术，没有势力是不行的。他曾
说，孔子被认为圣人，可是孔子一辈子只有七十个学生追随他。和孔子同时，统
治鲁国的鲁哀公不过是个平常的国君，可是他掌握着鲁国的政权，有权有势，所
以连孔子那样的圣人也只好听从他的支配。他还说，即使尧、舜那样的国君，如
果失去国君的地位，没有国君的权势，天下人谁肯听他的？恐怕连三个人也管不
了，更不必说管理天下了。
因此，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君必不可少的三件法宝。
这三件法宝，运用起来要有机地结合。有法无术，难免大臣捣乱；有术无法，全
国人不知道应走的方向，国家力量不能集中，不能使国家富强；有法、有术没有
势，法和术都无法实现，无力推行。他这三件法宝，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和被统治
的人民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刻矛盾，更体现了专制集权的倾向。但是，
这个时代正是从分散的、割据的国家走向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前夜，韩非
这种主张还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要求的。
/* 101 */ 第二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
韩非说，比如判断刀剑的利钝，只看刀剑所用金属原料的颜色，即使善铸剑
的专家也难于肯定它是不是合乎标准。试用铸成的刀剑宰杀动物，那就随便什么
人都能分辨出刀剑的锋口快不快。再比如挑选好马，只看马的年龄、形状，即使
善相马的内行人，也未必能够完全判定马的好坏。只要将马驾上车跑一趟，那就
随便什么人都能分别出马的好坏了。再比如，大家都睡觉时，无法分辨谁是盲人
；都在静默不说话时，无法分别谁是哑巴。只要喊醒睡觉的，叫他们看各种颜色，
提出问题使哑巴回答，那么瞎子、哑巴就无法掩饰他们的缺陷了。韩非由此得出
结论说，判断一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是否正确，不能光凭他本人自己说了就算，应
该通过他言行的效果来作考验。
什么是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呢？韩非认为适合新制度、合乎改革要求的是正确
的；相反的就不正确。当时孔子一派的儒者认为他们的学说符合古代圣人尧舜的
精神，因而他们的学说是正确的。墨子一派也认为他们的学说符合古代圣人尧舜
的精神，因而他们的学说是正确的。韩非说，他们两派学者都自以为自己说的是
真正得到尧舜的精神，可是尧舜早已死了一千多年，人死了不能复活，谁能判断
他们的真假呢？因此，他说，盲目相信古人，不动脑筋，这就是傻子；不管是非
真假，一味乱说，这就是骗子。这两派的争论，因为无法参验，他们不是傻子，
就是骗子。
韩非在这里反对的是复古主义者提出早已死去的“圣人”作幌子，乘机宣扬
他们回到尧舜时代的倒退的历史观。韩非认为，当前主要的任务是研究如何改革
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其余的复古主义的言论都是有害的。他用“参验”的方法，
去反驳那些开口尧舜、闭口尧舜的复古主义者反对改革的理由。他这种反驳是很
有力的。
/* 102 */ 第二部分韩非的“人口论”
韩非在论证为什么要进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时，曾说过，一个人有五个儿
子不算多，是平常的事。五个儿子又可以每人各生五个儿子。这样，祖父还不曾
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可是，人口增加得这样快，物质财富却没有增加。和
古代比较，古代人口少，生活资料容易取得。男人不必耕田，草木野果足够充饥
；妇女不必纺织，禽兽的皮毛足供穿着。古时的人民没有争夺，没有战争；没有
刑法，害人作乱的人也很少。这主要在于古人生活比后来人过得宽裕。现在，人
口多，财富少，所以经常引起争夺，发生战争。如果不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就
无法安定社会秩序。
韩非认为古代人谋生容易，认为有足够的禽兽皮毛可以穿，有足够的野生果
实可以吃，这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古人的生产工具十分简陋，靠体力和野兽搏
斗，打野兽并不是那么容易，倒是比后来困难得多。韩非的那种揣测是没有事实
根据的。人，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我们不能认为人口多了，对物质
财富只有消耗的作用，不能增加生产。物质财富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增加的，生产
力发展了，生活水平一般是要提高的。当古代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口急剧
增加，的确会给人民生活带来困难。即使在近代，像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那样，
生产发展的速度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也会给社会造成严重贫困。韩非的“人口
论”可谓独具卓识。但是韩非把人口增殖说成是造成贫困的惟一原因，是有问题
的。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韩非的人口论，目的在于论证社会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在于说明古代和后来的历史情况不同；情况变了，自然制度也要随着变。这种观
点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它有发展的观点。还有，他论证社会的发展，不是从宗教
迷信的观点出发。他不承认社会历史的变革是由于上帝意志的安排，却力图摆脱
宗教迷信的影响，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方面说明引起社会变化的原因。这种见解
也是十分可贵的。
同时，韩非是注意到“人口危机论”的第一人。还是在《五蠹》篇中，韩非
认为父生子、子生孙、孙生重孙，会导致人口爆炸，危急人类资源。作为一个注
重实际的哲人，他算的那笔人口账，也许算不上科学（未考虑死亡率等因素），
但在那样的一个把人口多寡视为自己国力象征之一的战国年代，能够跳出政治圈
外，站在人类生存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不能不佩服韩非在历史进化论上的独到
之处。
/* 103 */ 第二部分仆人的困境
即使在同一种角色和德行内，有时也会产生冲突。
《韩非子》中讲了一个很有寓意的故事。有这样一个仆人，他忠心耿耿地服
侍着一位将军。他的将军希望得到什么，他都会尽他的能力来帮助主人达到目的。
将军正在指挥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可这位将军也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在夜晚
来临的时候，即使是指挥如此重要的一场战争，他也还要一醉方休。军营里对饮
酒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要想找到酒可不容易。这位仆人出于对主人的忠心，他
还是想方设法弄到了酒，结果将军喝得酩酊大醉，半夜中敌方大队人马偷袭军营，
醉得像一滩烂泥的将军怎么也无法镇定，最终死于乱军之中。这个故事说明，仆
人对将军的忠有两种：满足将军的嗜好是小忠，而帮助将军完成他的任务却是大
忠；仆人只是一味尽忠，但却不区分大忠与小忠，结果以小忠害了大忠。
类似的故事又发生在另一个仆人身上。一个女仆侍奉着主父和主母。主母是
个红杏出墙的风流女子，并谋划着用毒酒杀害她的丈夫。女仆发觉了这个阴谋，
当主母让他端着毒酒给回家的主父时，女仆心里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如果把毒酒
给了主父，那是对主父的不忠；如果揭穿主母的阴谋，主母的命运可想而知，也
是对主母的不忠。到底该怎么办呢？女仆选择了一个在她看来两全其美的办法：
她假装不小心摔倒，主母的阴谋随着打碎的酒碗而破产，她力图使这一切都像没
发生过一样，从主父与主母的生活中悄悄地滑去。主母像往常一样用鞭子责罚着
女仆，女仆身上虽然遭受着痛苦，但是心中却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而由衷感到自豪。
故事的记载到这里就结束了，然而故事本身也许还会另有下文。女仆的智慧化解
了角色和名分的冲突。
/* 104 */ 第二部分伴君如伴“龙”
从前郑武公想侵略胡国，把自己的女儿先嫁给胡国国君当妻子。他召集群臣
问道：“我想用兵打仗，你们说说，哪个国家可以侵略？”大臣关其思回答：
“胡国可以侵略”。郑武公大怒：“胡国是我们的兄弟邻国，你说去侵略它，是
何居心？”于是，郑武公杀了关其思。胡国国君听说了这件事，以为郑国真是自
己的友邦，不加防备。
后来，郑武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一举吞灭了胡国。关其思只知郑武公要
侵略胡国，而不知郑武公在侵略之前还要施放政治烟幕弹，他的进言是贸然的，
自以为对准了郑武公的心思，殊不知，郑武公正等待他当烟幕弹的材料———政
治牺牲品。郑武公的这一层心思，关其思何曾知道！
韩非就是用这样的事实来揭露国君的内心世界。他的揭露远不止此，还揭露
了国君反复无常，爱憎不定，给臣民带来灾祸。
有个长得漂亮的小伙子叫弥子瑕，得宠于卫国国君。弥子瑕的母亲突然生了
病，身在宫中的弥子瑕得知消息后，急着想回家，竟假借国君的名义盗用了国君
的马车。事后，国君知道了，按说应当治罪，但国君一点不生气，说道：“弥子
瑕是个大孝子，为探望病中的母亲竟忘记了自己是在做犯法的事情。”
又有一次，弥子瑕陪同国君去果园品尝鲜桃，他采到一个特别甜的鲜桃。当
他吃了一半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个美味鲜桃应该献给国君去享受。于是，他把吃
剩下的半个鲜桃给了国君。这是不礼貌的，有损国君的尊严，可是，国君说道：
“弥子瑕真疼爱我呀，有了好桃子也不愿独食。”弥子瑕的好景不长，后来当他
色衰爱弛的时候，失宠了，国君突然拿他问罪，怒斥道：“你曾盗用过我的马车，
还把你吃剩下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对国君的感情没有变，国君对弥子瑕的感
情却变化了。在韩非的笔下，国君的面目是如何地可憎。
韩非子用许多事实说明国君的心思难察，向国君进言献策的游说之士必须多
加小心，要不然，你讲的话和献的策就不合国君的心意，反给自己带来危险，甚
至是杀身之祸。
鉴于此种情况，韩非得出结论说：要说服国君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是
难在你没有道理可讲，而是难在不易察知国君的心思。
在《说难》篇的结尾，韩非把国君的性格比作龙的性格。平时，龙的性情是
温顺的，你可以骑在它的背上，也可以逗着它玩乐。但是，你千万不可触动它喉
下的逆鳞，如果触动了，龙就大怒不止，一口把你吃掉。国君的喉下也生长着逆
鳞，同样触动不得，否则你会被吃掉。国君自己的不可告人的隐私和怕人揭露的
劣迹。这些就是国君喉下的逆鳞。
/* 105 */ 第二部分万世之利与变通之法
在春秋时期，北方的大国晋国和南方的大国楚国发生了一次战争。战争前，
晋国的兵少，楚国的兵多。晋文公就召见他的大臣咎犯，问他这一仗该怎么打。
咎犯说，人家兵多，我们兵少，要想打胜仗，只有欺骗敌人，迷惑他们，不能让
敌人知道我们的虚实。
晋文公又召见他的另一位大臣雍季，问他：“楚国兵多，我们兵少，这一仗
怎么打？”雍季说：“我们不能骗人。我们立国要以忠信为本，做事哪能不讲忠
信？”
结果晋文公用了咎犯所说欺骗敌人的办法打败了楚国。回来论功行赏，首先
受赏的是雍季，其次才是咎犯。别人问晋文公这样行赏是否公平。晋文公说，咎
犯的方针是临时性的变通办法，雍季的方针是一个国家的万世之利。
韩非就此事发表评论说，晋文公不懂得万世之利和临时性变通办法之间相互
为用的关系，把两者对立起来，是不对的。
韩非又通过人们洗头发的事例来说明局部和全体的关系。古人男女都留着长
头发，需要常常梳洗。他说，人们每一次洗头发，总不免落掉一些头发。但是为
了保持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