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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我们忘了板起面孔．玩玩下面的这个游戏吧：在每天下班时的高峰期，去看看拥挤的公共汽车、地铁或火车。看看人们脸上表现出了多少赤裸裸的人性。
我们日复一日地将这种赤裸裸的人性遮盖起来。我们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生怕我们的身体送出我们因精神麻痹而隐藏不住的信息。我们总是面带微笑，因为微笑不仅是幽默或愉快的象征，而且也是一种致歉、一种防卫或原谅的表示。
在一家熙熙攘攘的餐厅里，我在你旁边坐下时，微微一笑，表示“我并不想打扰你，但再也无法找到其他坐位了”。
在拥挤不堪的电梯里，我挤了你一下，这时我对你微笑，那是说“我不是故意碰你，无论如何，请你原谅”。
在公共汽车上，一个急刹车便我一下栽到某人身上，这时我的微笑是说“我决不是有意想伤害你。情多多包涵”。
就这样，我们整天面带笑容，虽然在这种微笑下面，我们所感到的实际上可能是愤怒和烦恼。在工作中，我们对顾客、雇员和老板微笑；在平时，我们对邻居、孩子、丈夫或妻子以及亲戚朋友微笑。我们的微笑极少具有什么真正的意思。它们不过是我们佩戴的面具而已。
面具式的伪装不止于面部肌肉的活动，我们随时都在运用整个身体来进行伪装。女人学会了一定坐态，以遮掩其性器，特别是当她们穿着短裙的时候。男人们所穿的衬裤常常也把生殖器官紧紧包起来。女人们戴着乳罩，以便使乳房位置固定，遮住过多的性感。我们昂首挺胸时，衬衣也扣上扣子，拉上纽扣遮布，勒上腰带，收缩肌肉，免得肚子凸出去，并且还运用种种面部的遮掩动作。我们有舞会面孔、校园面孔、葬礼面孔，甚至在监狱里也有一种特殊的监狱面孔。
在一本名叫《监狱礼仪》的书中，B·菲利普斯博士（B。Phillips）指出，新犯人学会了表现出一种“士兵相”学会了表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平淡无奇的表情。但是，当犯人独自在一处时，在对白天那些保护性地装出来的士兵相的再现中，他们会过分地表现和夸张其微笑，会过分地反映并夸大他们对看守们所抱的嘲笑和仇恨。
岁月流逝，年龄不饶人，我们所使用的面具常常会变得难于佩戴，一辈子靠容貌的美丽而生活的那些女人会发现，她们已经难以使布满沟壑的老脸归为一个整体。而老头子们往往会忘记自己年轻时的模样，变得蝶唉不休，或任凭老脸肌肉松弛。随着年岁的增长，会出现面部痉挛、下巴松垂、额头无法舒展、皱纹永不消失这么一副委靡面容。
脱下面具
在某些场合中，面具也会落下来。在小汽车里，当我们的身体区域扩大了时，我们常常感到容易摘下面具。如果有人在我们面前驾车超过去，或紧跟在我们后面行驶，我们可能会口出污言，因为这些脏话在失去平衡的情感中搅动，不吐不快。为什么对这种区区小事我们的感受会如此强烈？一辆小车强行超过我们或紧限在我们后面，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呢？
但这儿的情形是，我们处在大体上不很显眼的位置，伪装的要求荡然无存。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反映才会如此之强烈。
面具一脱下来，我们会非常充分地意识到，人是多么地需要乔装打扮。在精神病研究所，面具经常被摘下来。精神病人也象年迈的老人一样，可能会忽视平时所期望的基本的面具。戈夫曼博士曾讲到这样一个女人，她因为向其他女人发起攻击而住进了医院，她攻击其他女人的原因，是由于她们的内衣穿的不恰当。她居然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去为这些女人示范如何正确地穿戴，那方法只不过是撩起自己的裙子。但当她这样做没有效果时，她就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脱到地上，把它们整理一番，然后又默默地穿上。
这种不顾一般的伪装手段（如衣服）的态度，这种忽视外表和自我照料的态度，常常是精神病行为的最惹人注目的征兆之一，反过来说，在精神病研究员，病人的病情好转，常常也就等同于病人开始对自己的外表感兴趣。
这些近似于精神病的行为造成病人在语言交际中东拉西扯，凭空捏造，胡说八道，与现实世界失去联系。同样，这种行为也造成了他的体态语言混乱不堪。在体态语言方面，他同样与现实生活失去了联系。他往往用体态语言传播正常人藏之尤恐不深的思想声明。他把社会所强加于人的那些禁令抛在一边。他悠然自得，为所欲为，仿佛再也不会意识到有人会盯着他瞧。
体态语言的这种松散失效也可能大大地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精神错乱症患者。一个人可以停止说话，但他不可能停止用体态语言进行交流。只要他会说话，或胡言乱语，或头头是道，但他不能什么也不说。如果他以恰当的方式行动，或以人人称道的方式正常行动，那么，他可以减少体态语言交际的数量。换句话说，如果他行为时神志正常，那么，他送出的体态语言信息的量就会最低。
但是，如果他举止行为清醒明白，那么，他当然就是精神正常的人。对于精神健全，我们还能有什么其他标准呢？按照这样的理解和定义，神志不正常的人一定会表现出精神错乱，并以某种方式向外界传送出一个信息。这一信息通常是一个求救的呼号。这种认识对精神错乱者的奇异行为作了充分的理解，为精神病治疗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戴上面具并不能掩盖无意识的反作用。紧张的情景会导致我们直冒冷汗，这是无法遮盖住的。在另一种不自在的场合下，我们又会不自主地手抖脚抖。这种手足无措的尴尬又是可以隐藏起来的，那方法便是把手放在口袋里，坐下来以消除颤抖的双腿所承受的重量，或者还可以快速运动使得颤抖不为他人所见，不为他人所注意，使自己信心十足地投身于自己所害怕的活动中，这样就可以掩饰你的害怕情绪。
原形不露
伪装的要求常常是那样的强烈和深沉，以至于伪装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自我永存的过程，面具无法摘下，无法去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诸如性交的时候，应该去掉伪装，以便最圆满地享受做爱的欢悦和快感。但即使是这类活动，我们大多数人也只是在漆黑一团的状态下才摘下面具。我们很担心自己的体态语言可能会向对方泄露什么秘密，或者担心我们的脸上可能会表现出什么思想，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完全遮掩性器官及活动的部分。我们假借道德的堡垒来实现这一目的：“居然想看它，太不像话了。”“性器官难看的很”“ 好姑娘白天是不这么做的。”等等。
对其他许多人来说，黑暗也不足以使他们脱去装伪，即使在漆黑的夜里，他们也不能取下在性交活动中用来保护自己的盾牌。
戈夫曼推测说，这可能是造成中产阶级为数不少的妇女所出现的性欲冷淡的部分原因。但是，以性交活动而论，金西（Kinsey）曾经指出，在工人阶级中也有同样多的防御物，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有什么差别，那也只是中产阶级似乎更带实验意味，更不易掩饰其情感。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伪装的要诀常常包含在礼仪著作中。这些书会指出，就体态语言而论，哪些动作是恰当的，哪些动作又是不恰当的。有一本书提示说，在公共场合下擦脸、剔牙或清理指甲都是不良行为。当你会见朋友或陌生人时，你的身体和脸部应该怎样活动？埃米利·波斯特（Emily Post）为你提供了详细的答案。她的有关礼仪的著作甚至描绘了如何回避女人。她论述了“直接忽视法”，并指出如何送出这一信息，“如果你是一位小姐的话，只是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下才送出这一信息；但如果你是一位男士，那千万别把这样的信息送给一位小姐”。
我们关于伪装的知识，部分便是这样从文化中学会或吸收进来的，部分是他人专门教给我们的。但是，戴面具的技术，在不同文化中是不一样的，虽然人类普遍都戴着面具。出于礼貌，某些土著居民在互相交谈时不得互看对方的眼睛。但在美国，谈话时看着对方的眼睛才是彬彬有礼的。
一个人何时才不成其为人
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有允许摘下面具的时候。南方的黑人都很了解当地的白人向他们投来的“憎恨的凝视”，除了肤色之外，这种凝视没有其他明显的原因。只有在愤怒之极的情况下，这种凝视或仇恨的赤裸裸的表现才能不经伪装地由一个白人给予另一个白人，但在美国的南方文化中，无论如何也不允许黑人这样来凝视白人，或对白人表现出毫不掩饰的仇恨情绪。
在这种场合下，南方的白人之所以可摘下面具，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把黑人视作非人，视作一个不屑一顾的物体。南方白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秘密信号。一个黑人可以通过特定的眼神对别一个人说话：你是一个兄弟，一个黑人，只不过你的肤色如此之淡，以至可以自称白人了。这人也用另一类眼神警告黑人说：“我已自称为白人了！”
在我们的社会里，孩子常常被当做非人来看待，对佣人也是这样。我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觉到，在这些非人面前是不必戴上面具的。我们不会担心伤害了一个非人的感情，非人有什么感情可被伤害的呢？
这一态度通常被看作是由等级地位所决定的。在社会中，一个等级社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下一个等级的人；地位高的人会用它来对待地位低的人。老板在其雇员面前不必劳神费事地戴上假面具。小姐在她的侍女跟前也如同父亲在自己的孩子们面前一样，不必畏首畏尾，大可颐指气使。
最近，我曾同妻子一道坐在一家餐厅里，隔着一张桌子的那边，两位年老的贵妇人似的女人正在喝鸡尾酒。她俩身上的所有东西，从皮衣到发型无不表现出她们的“富态”，她俩的举止也证实了这一事实。她们在座无虚席的餐厅里高声谈笑，声音传遍各个角落，尽管她们所谈的内容是秘密的、亲热的，这种行为给其他那些就餐者带来的尴尬结果是，为了保持一个清静的假象，我们都得要么装作没听到她俩的谈话，要么如此专心致志地吃饭、谈话，以便我们能够把这两个老妇人挡在我们的注意力之外。
在体态语言中，这两位妇人是在表明，“对咱俩来说，你们全都是无足轻重的。实际上，你们全都不是什么真正的人。你们是非人。我俩想干的就这么回事儿，我们是不会真的使其他任何人感到难堪的。”
顺便提一提，这两位老妇人不是用体态来传达这一信息，她俩是使用了谈话时的音量来传达信息的。而且，她们不是用所谈的内容，而是用谈话时声音的大小来传达出这信息。这里，我们发现了用一种媒介传达两种信息的特殊技巧。词汇的意义传递出一种信息，高八度的声音则传达出另一种信息。
这些就属于摘下了面具的场合，但面具的取下几乎是傲慢不恭的。在一个非人面前摘下面具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在绝大多数场合，我们都戴着面具，而且我们戴着面具的理由又至关重要。在某些方面，取下面具是很危险的。当我们在街上看见一个乞丐向我们走近时，如果我们不想给他什么，我们就假装他不在那儿，我们并没看见他，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拉紧面具，高视阔步地急忙走过。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在这个时候摘下面具，以便把这乞丐看作一个人，那么，我们就不仅需要问问我们的良心，而且还会使我们自己正视叫花子死乞白赖的，苦苦哀求的和一切可能的指望。而这种指望会使我们感到难堪。
对于许多偶然的相遇，情形同样如此。我们没有时间互相交谈，或开开玩笑，特别是在城市里。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太多了。在郊区或农村聊又是另一回事了，在这些地方，我们相应地少戴面具。
另外，由于表现出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就把自己暴露在使人不愉快的解释之下了。戈夫曼博士利用精神病研究院这一环境来说明这一原理。他描述了一个中年男子，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位病人拿着一张折迭起来的报纸，带着一把卷起的雨伞东游西逛。脸上的表情是要去赴约会，但已经迟到了。他继续打着一个幌子，仿佛他乃是一个精神正常的商人，尽管事实上他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
在东方国家，戴面具的作用可能还是实实在在的。妇女戴面纱这一风俗主要是用来使她们得以掩盖自己的真情实感，用以保护她们免遭任何男性的侵犯。在这些国家里，体态语言被人们如此透彻地认识，以致下面这种情况变成了一个被人接受的事实，一个男人只要稍破受到一点鼓励，就会试图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面纱使妇女得以遮住脸的下半部，并使她们避免做出任何无意的鼓励男人进攻的姿态。在19世纪，妇女用拴在棍子上的扇了和面罩来达到这一同样的目的。
色情受虐狂与残暴色情狂
在很多场合，面具的佩戴可以用来作为精神折磨的手段。让我门拿安妮来做例子吧，安妮与拉尔夫结了婚。拉尔夫是个年纪较大的男人，尽管老，但却受过良好的教育。他非常明白，从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来说，安妮与他并不般配。这是事实。然而，拉尔夫爱安妮，爱得那么奇怪，爱得有点反常。他很清楚，对他来说，安妮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妻子。但这并不访碍他与安妮玩他那特有的游戏，这种游戏涉及到复杂而又严密的伪装。
每天，当拉尔夫下班回家，都有一个极标准化的仪式。安妮一定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晚饭，并且刚好在6点半等他来吃饭，不早也不晚。而他会在6点钟到家，洗个澡，然后看当天下午的报纸，一直到6点半。然后安妮会请他到桌边去。她也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偷看他的脸色。拉尔夫知道安妮在看他。她也知道拉尔夫已经晓得自己在看他，但两人都不承认这一点。
拉尔夫决不会表示出饭菜是否可口。当他们吃饭时，安妮的头脑会构思一个描写家务事的日间广播剧。她会感到心里极其绝望。拉尔夫喜不喜欢吃这些饮食呢？她知道，如果他不喜欢，等待她的将是一个责备的、沉默的、使人伤心的夜晚。
安妮会心情不安地吃饭，看看拉尔夫那张毫无表情的脸。盘子放得对不对头？味道调和得是否合适？她是按食谱做出来的，但加上了一些她自己的调料。这没错吧？不，肯定就是这些调料放错了，她会感到她的心直往下坠，她的全身痛苦而僵硬。哦，拉尔夫不喜欢吃这些东西。他的嘴唇不是在开始讥笑前的扭曲吗？
拉尔夫同样也生活在有关家务事的日间广播剧中，当安妮的心死了数次时，他会看着她，并且长时间地脸上显出莫测高深的样子，然后他会微微一笑以示赞许。这时，安妮的整个身体会突然奇迹般地舒展，而且唱起了歌，生活真是太奇妙了。拉尔夫是她的爱人，她幸福极了，简直难以形容。她会把心思收回到吃饭上来，仔细品味，饥饿万分而又欣喜若狂。
通过小心操纵他的面具，通过抑制他的体态语言，拉尔夫设计出了一种巧妙的折磨和惩罚。夜间，当他和安媚睡在床上时，他也在运用他所精心设计的一套技巧，他不给她任何关于他所感受到的暗示和指示，也不给她是否他希望同她做爱的暗示和指示，安妮又得经历老一套精致的游戏：“他想抚摩我吗？他还爱我吗？要是他拒绝了我的要求，我怎么受得了！”
当拉尔夫最终把手伸过来抚摩她时，安妮全身暴发出火一般的狂喜。现在的安妮究竟是一个牺牲品还是一个同谋犯？这个问题就用不着我们来回答了，用面具达到折磨他人的目的，这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安妮和拉尔夫之间那种施虐——受虐狂者的关系，稀奇古怪地使他俩都得到了好处，但对大多数戴面具的人来说，戴面具所得到的益处求更为实际一些。
如何摘下面具
戴面具的好处使我们不愿摘下面具，不论这种好处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我们尤其可能是在把其他人所不喜欢的关系强加到他身上，或者，我们可能会冒着被人拒绝的危险。然而，正是面具的佩戴能够把我们所期望的关系从我们这儿骗走，我们得到的是不是和失去的一样多呢？
让我们来看看克劳迪娅的故事。克劳迪娅30刚出头，身材苗条，性格开朗，富有魅力。因为她在一家大型投资公司工作，所以，克劳迪娅白天接触到许多男人，并曾经与好多男人约会过。但她现在仍然形影相吊。更可悲的是，她现在还是一个处女，虽然她极不情愿承认这一点。
克劳迪娅坚持说，并不是因为她缺乏这方面的欲望，她是一个热情大方的姑娘。一想到今后无儿无大的老处女的生活情景，她就害怕，那么，为什么她不能与一个男人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