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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
综观评此书者之说,约有二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第一说中,大抵以贾宝玉为即纳兰性德。其说要非无所本。案性德《饮水诗集·别意》六首之三曰:
“独拥余香冷不胜,残更数尽思腾腾!今宵便有随风梦,知在红楼第几层?又《饮水》词中“闲中好”一阕云:
“别绪如丝睡不成,那堪孤枕梦边城!因听紫塞三更雨,却忆红楼半夜灯。”又“减字木兰花”一阕咏新月云:“莫教星替,守取圆终必遂。此夜红楼,天上人间一样愁。”
红楼之字凡三见,而云梦红楼者一。又其亡妇忌日,作金缕曲一阕,其首三句云:“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
葬花二字,始出于此。然则《饮水集》与《红楼梦》之间,稍有文字之关系,世人以宝玉为即纳兰侍卫者,殆由于此。然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若夫作者之姓名。(遍考各书,未见曹雪芹何名),与作书之时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
至谓《红楼梦》一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说本于此书第一回“竟不如我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一语。信此说,则唐旦之天国戏剧,可谓无独有偶者矣。然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且此问题,实与美术之渊源之问题相关系。如谓美术上之事,非局中人不能道,则其渊源必全存于经验而后可。夫美术之源,出于先天,抑由于经验,此西洋美学上至大之问题也。叔本华之论此问题也,最为透辟。兹援其说,以结此论。(其言此论本为绘画及雕刻发,然可通之于诗歌小说。)曰:
人类之美之产于自然中者,必由下文解释之,即意志于其客观化之最高级人类中,由自己之力与种种之情况,而打胜下级自然力之抵抗,以占领其物质。且意志之发现于高等之阶级也,其形式必复杂。即以一树言之,乃无数之细胞,合而成一系统者也。其阶级愈高,人类之身体,乃最复杂之系统也,各部分各有一特别之生活。其对全体也,则为隶属,其互相对也,则为同僚,互相调和,以为其全体之说明,不能增也,不能减也。能如此者,则谓之美。此自然中不得多见者也。顾美之于自然中如此,于美术中则何如?或有以美术家模仿自然者,然彼苟无美之预想存于经验之前,则安从取自然中完全之物而模仿之,又以之与不完全者相区别哉?且自然亦安得时时生一人焉,于其各部分皆完全无缺哉!或又谓美术家必先于人之肢体中,观美丽之各部分,而由之以构成美丽之全体。──此又大愚不灵之说也。即令如此,彼又何自知美丽之在此部分,而非彼部分哉?故美之知识,断非自经验的得之,即非后天的而常为先天的,即不然,亦必其一部分常为先天的也。吾人于观人类之美后,始认其美。但在真正之美术家,其认识之也,极其明速之度,而其表出之也,胜乎自然之为。此由吾人之自身即意志,而于此所判断及发见者,乃意志于最高级之完全之客观化也。唯如是,吾人斯得有美之预想。而在真正之天才,于美之预想外,更伴以非常之巧力。彼于特别之物中,认全体之理念,遂解自然之嗫嚅之言语而代言之,即以自然所百计而不能产出之美,现之绘画及雕刻中,而若语自然曰:“此即汝之所欲言而不得者也。”苟有判断之能力者,必将应之曰:“是。”唯如是,故希腊之天才,能发见人类之美之形式,而永为万世雕刻家之模范。唯如是,故吾人对自然于特别之境遇中所偶然成功者,而得认其美。此美之预想,乃自先天中所知者,即理想的也,比其现于美术也,则为实际的。
何则?此与后天中所与之自然物相合故也。如此,美术家先天中有美之预想,而批评家于后天中认识之,此由美术家及批评家,乃自然之自身之一部,而意志于此客观化者也。哀姆攀独克尔曰:“同者唯同者知之。”故唯自然能知自然,唯自然能言自然,则美术家有自然之美之预想,固自不足怪也。芝诺芬述苏格拉底之言曰:“希腊人之发见人类之美之理想也,由于经验。即集合种种美丽之部分,而于此发见一膝,于彼发见一臂。”此大谬之说也。不幸而此说蔓延于诗歌中。即以狭斯丕尔言之:谓其戏曲中所描写之种种人物,乃其一生之经验中所观察者,而极其全力以模写之者也。然诗人由人性之预想,而作戏曲小说,与美术家之由美之预想,而作绘画及雕刻无以异。唯两者于其创造之途中,必须有经验以为之补助。夫然,故其先天中所已知者,得唤起而入于明晰之意识,而后表出之事,乃可得而能也。(叔氏《意志及观念之世界》第一册第二百八十五页至二百八十九页)
由此观之,则谓《红楼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则雕刻与绘画家之写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其是与非,不待知者而决矣。读者苟玩前数章之说,而知《红楼梦》之精神,与其美学、伦理学上之价值,则此种议论,自可不生。
苟知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而我国人之所聚讼者,乃不在此而在彼,此足以见吾国人之对此书之兴味之所在,自在彼而不在此也。故为破其惑如此。
○文学小言(一)
昔司马迁推本汉武时学术之盛,以为利禄之途使然。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何则?科学之事业,皆直接间接以厚生利用为旨,故未有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相剌谬者也。至一新世界观,与一新人生观出,则往往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不能相容。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非真正之哲学。此欧洲中世哲学之以辨护宗教为务者,所以蒙极大之耻辱,而叔本华所以痛斥德意志大学之哲学者也。文学亦然。饣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
(二)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
(三)
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宾也。故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饣的文学同。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至文学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为名者,而真正文学乃复托于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逮此体流行之后,则又为虚□矣。故模仿之文学,是文绣的文学与饣的文学之记号也。
(四)
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情感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过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
(五)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术又《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未有未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六)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七)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助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八)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颉顽顽”,“见见黄鸟,载好其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
(九)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靡所骋。”以《离骚》远游数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独以十七字尽之,岂不诡哉!然以讥屈子之文胜,则亦非知言者也。
(十)
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亲见屈子之境遇与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与自己之言无异。贾谊、刘向其遇略与屈子同,而才则逊矣。王叔师以下,但袭其貌而无其情以济之,此后人之所以不复为楚人之词者也。
(十一)
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刘贾之视屈子乎?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十二)
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惟东坡乎?山谷可谓能言其言矣,未可谓能感所感也。遗山以下亦然。若国朝之新城,岂徒言一人之言已哉!所谓“莺偷百鸟声”者也。
(十三)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兴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其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皆诗不如词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除稼轩一人外)观此足以知文学盛衰之故矣。
(十四)
上之所论,皆就抒情的文学言之。(《离骚》诗词皆是。)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
(十五)
抒情之诗,不待专门之诗人而后能之也。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时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诗家之数之所不可更仆数,而叙事文学家殆不能及百分之一也。
(十六)
《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然其叙关壮缪之释曹操,则非大文学家不办。《水浒传》之写鲁智深,《桃花扇》之写柳敬亭、苏昆生,彼其所为固毫无意义,然以其不顾一己之利害,故犹使吾人生无限之兴味,发无限之尊敬。况于观壮缪之矫矫之者乎!若此者,岂真如汗德所云,实践理性为宇宙人生之根本欤?抑与现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较,而益使吾人兴无涯之感也?则选择戏曲小说之题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
(十七)
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今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
○屈子文学之精神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居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之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前者热情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冉,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异》。)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观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筱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之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于是哉!故此等谓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则可,不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质也。然则诗歌的文学所以独出于北方之学派中者,又何故乎?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此定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留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故古代之诗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而对人生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于客观界之自然,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对古代之诗,前之定义,苦其广而不苦其隘也。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而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作,皆当日之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恃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Hamour)之人生观。《小雅》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畀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于北方学派中,而无与于南方学派者也。
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桩、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像,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像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像之产物也。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像,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所以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像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像,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像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像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