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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独自一个人过了整整两个月，经历了10年之久的夫妻间的忠贞不渝后，在我33岁的时候，我的第一次婚外情发生了。我并没有打算在这里写我的外遇经历，也不仿效卢梭《忏悔录》中的那种坦诚。但我也不学伟大的情人夏多布里昂那种虚伪的沉默，在《墓畔回忆录》将近3000页的文字中没有披露任何一点他的风流韵事。如果没有编者的脚注的帮助，这些独特自传的读者肯定会天真地寻思：在夏多布里昂5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他怎么会跟妻子待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少。我建议要坦率一些，仅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一个人的性格。
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我的性生活是颠倒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年轻的小伙子抽烟、赌博和寻花问柳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在婚姻安定下来并承担家庭责任以前纵情玩乐。但在我年轻时，我没有这方面的嗜好。我不喝酒，不抽烟，不嚼烟草，不赌博，不骂人，也不说下流话。即使明斯克的体态丰满、风骚撩人的性感女郎无数次向我眉目传情，我也没有去看过脱衣舞表演。在我的青春期，虽然朋友们常谈论有关妓院的风流韵事，但我从没有产生过逛妓院的念头。从我没有深究的一些理由来说，我认为自己跟其他年轻人不同——无疑在能力和性格上都比他们优越。（我是一个多么自命不凡的家伙！）最终，我懂得我与别人一样有性本能和性冲动，但是好像我的职责把它压抑和忽视了。我绝不能说自己获得了完满的成功。我一直被手淫困扰，不时地我会看诸如皮埃尔·卢维的《阿佛洛狄忒》或佩特罗尼乌斯的《金驴记》。但相对来说，我很少看色情书刊。
在我23岁结婚前，我写的一篇《和女人睡觉》读起来好像霍林希德关于“爱尔兰的蛇”的叙述。爱尔兰仍有许多人持有新郎新娘应保持贞操的观点。从理论上说，我现在对此事的看法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但我的实践并没有多大不同。
让我用审慎的笔调来描述我的第一次婚外情。那位小姐——且叫她珍妮吧——跟我差不多大，算不上漂亮，以说话爽快、声调很尖而闻名。15年来她一直是我们的亲密朋友。她没有结婚，并且一贯对男人不大感兴趣。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比较亲密的普通朋友。一天晚上，海兹尔远在俄罗斯，我把珍妮从音乐会带回了家。我记得这样一句话：“婚外情是由一分吸引、四分机会造成的。”
我们的婚外情碰到了无数障碍，其中主要是我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只能偶尔短暂地相会。但是在1933年或1934年，她对我说，她感到太累了，所以她决定到墨西哥去很长一段时间以便结束我们的关系。我们友好地分了手。
从叙述婚外恋转到欢呼一个小孩的诞生，这似乎有点无情或轻浮，歌德不是说过人心会一瞬间由善变恶，也会由恶变善的吗？我们第二个牛顿生于1928年4月10日，离第一个牛顿去世周年纪念还有10天。他的诞生给我和海兹尔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因为上苍似乎大发慈悲，又给我们送来了一个男孩。我记得一清早我就焦急地守候在医院里，等待至关重要的消息。孩子诞生的消息传来后，我心灵以外的某种力量似乎促使我想出了一首欢庆胜利的诗歌，这首诗歌我在几分钟里就写成了：复元他已经回来从黑漆漆、空洞洞没有一颗星星发亮的夜晚。
他已经回来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心肝宝贝他没有消失他已经回来。
他已经回来虽然坟墓曾要他静静地躺在那里。
他已经回来：因为在我们任性的认识中繁荣的年代又重新出现他已经回来。
因为春天里他离去的时候一脚把麻木的死亡踢开，他已经回来；因为慈爱比什么都宝贵我们的心在欢唱：他已经回来！
第二个牛顿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大大的棕色眼睛，乌黑卷曲的头发。从来没有一个孩子像他那样得到这么多的热情和关怀。但是多年来担任我家医生的梅·威尔逊（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寻找治疗儿童风湿性心脏病的方法）给我们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这个婴儿的胸腺似乎有毛病，将来可能发生严重的疾患。他的担忧使我们特别小心避免他生病。（我们已从河滨大道公寓搬走，因为我们觉得那里冬天的寒风可能是第一个牛顿患耳疾的原因。）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在头几年之后，第二个男孩没有带给我们什么幸福，相反只带来无数忧愁和悲伤。事实上他和我们在一起并不生活得很自在，他是极其难以相处的人。不久我们就明显地发现他有严重关节炎，还可能患精神分裂症。我们常常为此自责，因为我们给这个孩子取了和第一个牛顿同样的名字，并且从一开始就竭力把他当成第一个孩子的再世。这一点是否使他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混乱感？他是否不满自己不得不处于要和我家已死去的完美的孩子进行比较的地位？我们对他的身体的倍加呵护是不是削弱了他的个性？我深信这些推测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牛顿生下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完全是他自己的不幸和我们的不幸。
为了充分发挥我的思维能力，也为了摆脱我的悲哀，我找到另外一项工作。以前有一段时期我一直考虑写一本关于证券分析的教科书。我感到现有的教科书内容已经陈旧过时，不再普遍适用，尤其是这些教材很少关注普通股的新的重要意义或公司会计结算中的诡计和陷阱。我决定在把我的想法诉诸文字之前，先就这个题目设计出一门大学课程来。我与哥伦比亚大学分校校长詹姆斯·埃格伯特教授取得了联系。他很赞赏我的想法，并把这门课程——名叫“证券分析”——排在1927年秋季开讲。对于学生的反响，人人都感到惊讶。这门课有150多名学生注册听讲，教室完全爆满。回想起来，这种现象很容易理解。20世纪20年代股票牛市正大行其道，公众都渴望获得信息、指导，以及——尤其是——良好的收益。其他学校没有一门由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主讲的类似课程。注册结束时，要听课的人很多，所以届时只能派人在大门口站岗，以防有人把门挤破。尽管我告诫学生，我所提到的股票只是出于阐述解释的需要，决不要把它们当成我向你们推荐购买的品种，然而我探讨过的一些市值低估的股票后来确实价格大大上涨——虽然很可能是整个市场猛涨引起其攀升的。几个这样的例子足以使我的课程在学生中获得了“十拿九稳的赚钱者”的名声。1928年秋天，注册听课的人数比上一年还要多，许多人坚持要求获准再次听课，期望我在讲课举例时向他们介绍一批新的有利可图的股票。
就这样，我的学术生涯开始了，并且将持续40多年，其中包括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生涯和讲过的许多课程，以及在其他学校作过的讲座。1927年秋，有位学者名叫戴维·多德，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助教，后来成为我在教学中的助手，“华尔街的圣经”——《证券分析》一书的合作者，一些重要的金融业务的合伙人以及忠贞不渝的朋友。从我在准备第一年讲座时所想到的问题来看，显然我还不能写出一本令人满意的教科书来。事实上，7年以后《证券分析》才问世。如果这本书过早出版，将会犯下大错误，因为到1934年我才能把费尽心思获得的智慧全部写到这本书里去。
1928年夏，自从我在世纪之交即7岁时访问英国以来，我首次到欧洲旅行。海兹尔因要抚养牛顿，只得留下来不去。（我们在盖伦·霍尔有一幢避暑别墅，盖伦·霍尔是宾夕法尼亚州里丁附近小山上的一个规模很大的综合性招待所。）我打算在欧洲与母亲见面，并与她一起去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旅行。我的主要目的是在拜罗伊特（这是我们心目中瓦格纳一家居住的圣地）去听瓦格纳①的系列歌剧，以及在莫扎特②故乡萨尔茨堡参加夏季音乐节。
在拜罗伊特，我们在最好的旅馆“金锚大饭店”下榻，它建于1750年左右，但外表已经很陈旧，而且缺乏现代化设施。第一晚我们步行到山上举行音乐节文艺会演的剧场去听音乐，所以回来睡觉时都不把旅馆里的种种不便记在心上了。按照惯例，在这种文艺会演的剧场里，观众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好奇地彼此看着。音乐会场面令人眼花缭乱，妇女穿着长外衣，戴着珠宝和各种头饰，男人穿着全套晚礼服，官员穿着制服点缀其间。6部歌剧系列中有一部叫《名歌手》，4部歌剧系列中有两部分别是《指环》和《特里斯坦》。这些歌剧的演出使我感到难以形容的激动。表演十分出色，这是毫无疑问的，更重要的是那种充满着传统和深厚音乐底蕴的气氛，使一切都具有了几乎是超自然的标志。
瓦格纳家族出足了风头。齐格弗里德·瓦格纳——《齐格弗里德牧歌》就是为纪念他的诞生而创作的——指挥了3场演出。齐格弗里德的妻子维尼弗雷德坐在后排包厢里，金发碧眼，皮肤白皙，雍容华贵。她赞同希特勒的主张，这是没有料想到的。大家都想去访问“沃恩弗雷德”，这是瓦格纳家族居住的地方。理查德·瓦格纳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遗孀科西玛①时年90岁，据说已奄奄一息（实际上她后来又活了好几年），也住在那里。旅游者可以上楼，从科西玛房门的小洞中张望房里的情景。我和母亲都认为这么窥视不合适，所以留在楼下，只到瓦格纳的孩子们的房间去看了看。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男孩子沃尔夫冈和维兰德安排了一个丢勒②版画（复制品）展览会，参观要收低廉的门票。这两个金发男孩，不过十来岁，看上去聪明伶俐，办事很有条理。第二次我见到他们时，他们已是四十来岁、相当壮实的男子汉了，全面负责拜罗伊特音乐节。由于他们对许多年来一直主导着音乐节的神圣程序作出了激进的变革，所以不得不为此向祖父的亡灵和不少当地居民作出答复。
①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Wagner，1813…1883）：19世纪后期德国主要作曲家、音乐戏剧家。主要作品有《齐格弗里德之死》、《指环》、《纽伦堡的名歌手》、《漂泊的荷兰人》等。——译者②莫扎特（Mozart，1756…1791）：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生于萨尔茨堡，卒于维也纳。5岁即开始作曲和演奏小提琴。著名作品有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魔笛》、《唐·乔万尼》以及许多交响曲、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奏鸣曲。——译者①科西玛·瓦格纳（CosimaWagner，1837…1930）：1870年与理查德·瓦格纳结婚。理查德·瓦格纳去世后，她担任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指导，致力于瓦格纳作品的演出。齐格弗里德是他们的儿子。——译者②丢勒（Dürer，1471…1528）：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最重要的油画家、版画家、装饰设计家和理论家。代表作有版画《四圣图》。——译者当时我没有看到他们的妹妹——她一定很年轻——但是许多年后我在美国遇见她，她已成为希特勒和她的母亲的反抗者。
自然，这位伟大的、不可思议的作曲家刻在他家门上的典型的瓦格纳诗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的想象力在这里找到了宁静，就把这座房屋命名为“空想宁静屋”吧！
回到美国后，我对一个德国牙医说，我知道他把椅子称为“牙舒椅”，所以愿意提供一条与椅子的名称相配的合适格言：我的牙齿在这里找到了宁静，就把这把椅子命名为牙舒椅吧。
但莫名其妙的是，他不接受我的建议。
由于诸多原因，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的演出与在其他地方的大相径庭。同样，进餐方面的安排也自具特色。你得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音乐节文艺会演剧场附近的餐馆预订席位，这需要向服务员领班支付一笔高得令人惊讶的小费。然后在歌剧开演之前或在夜幕降临之前，事先订好两顿饭菜。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张从下午4时开始的奇怪的进餐时间表。大约3时3刻，我们穿好晚礼服，走到文艺会演剧场去。第一幕十足演了2小时，接着是1小时的幕间“小休息”，人们可以大吃一顿。很快到了7点钟，第二幕开始了，这幕戏只演1个半小时，接着同样有1小时的“大休息”。在这里看别人吃喝成为休息的内容，就这样，时间到了10点钟。第三幕演出持续整整2个小时，最后才曲尽人散，我们又累又高兴，出去吃夜宵。我们肯定花掉了8小时，度过了既大饱耳福，又大饱口福的难忘的一天。
离开拜罗伊特后，我们继续到萨尔兹堡去。我们要做的主要事情是到高级澡堂好好洗个澡。幸而我们已在新建的欧罗巴饭店预订了一套极好的套间。到达那里时，我们乘火车已乘得精疲力尽。我们发现饭店大厅里一大群人来来往往，我挤向服务台，自命不凡地询问格雷厄姆预订的房间在哪里。等了很长时间后，服务员对我们说很抱歉，他没有为我们保留房间。现在一个房间都没空余。“请再查查看，”我高傲地说，“这是你签名的电报，确认我们今天可得到一个预订的房间。”这一下他更加道歉不迭，他说准是别人犯下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差错，可是目前没有空房，他实在无能为力。我们获悉这种情况意味着别的旅游者给了他们一大笔贿赂，饭店把我们订的房间转让掉了。我们怀着气恼和受挫的心情，向萨尔兹堡官方的旅游办公室投诉了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官员一再耸耸肩膀，可是没有拿出任何补救措施。他们说，更糟的是，由于大批美国旅游者纷至沓来，整个萨尔兹堡的所有客房都爆满了。最后他们为我们在一条完全名副其实臭气熏天的宾馆街上找到了一间客房。可是只有一间怎么行呢？房东太太在房间中央装上一根晾衣绳，绳上挂下一条被单。她拿出一个洗衣盆供洗澡用，盆里只有少量热水——由此我想起1910年夏天我在巴曼农庄的两次洗澡情景。这就是我们在欧罗巴大饭店预订的豪华套房“老母鸡变鸭”的故事。
然而，萨尔兹堡之行是我很重要的经历。我有幸在大教堂广场上观看了《耶德曼》的演出，著名的演员摩西扮演剧名角色。海伦·西米格（莱茵哈特之妻）扮演“忠诚者”，她的妹妹扮演另一角色。为了解剧情，我事先买了一份说明书，夏天傍晚的光线使我仍能一读。这样我就理解了剧中每个词，海伦·西米格所表演的忠诚者的出色演讲深深地感动了我。当然，摩西是无与伦比的。我想，也是在萨尔兹堡，我听到了他扮演的歌德的《伊菲格涅亚》中奥雷斯特的唱词，海伦·西米格又一次当配角。那是在我撰文把欧里庇得斯的《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与歌德的伊菲格涅亚进行细微的比较之前15年。我仿佛觉得这一戏剧经典之作出自我的手笔。而能看到当时两位最了不起的演员把它表演出来，则是极其珍贵的经历。（另外一次，我观看了摩西在纽约旧的欧文·普莱斯剧院用德语表演易卜生①的《群鬼》，令我久久难忘。）
我们在慕尼黑待了一些日子，我惊讶地发现那里有无数壮观的公共建筑，在阿尔特·皮纳科塞克有大量的鲁本斯②油画，无与伦比的德意志实用美术博物馆也使我大开眼界，惊诧不已。我们到室外娱乐场“展览园”去看两个令人愉快的文娱节目，第一个是名叫《一女两夫》的提线木偶表演。女主角既嫁给一个整天忙碌的官员，又嫁给一个晚上出来剪径的拦路强盗。我记得大多数场景是床上戏，专门操作木偶的演员提拉木偶身上的线，表演了许多男女做爱的动作。我很惊讶，在1928年的公园里竟然会允许进行这样的演出！
看完演出，我们到一家大型露天餐馆去。母亲一直吃得很清淡，所以只点了两只熟鸡蛋。服务员说很抱歉，他只能供应炒蛋、水煮荷包蛋和煎蛋，但是不供应熟鸡蛋，因为后者没有列入价目表。我的母亲表示怀疑——“如果你能煎蛋，你肯定可以为我煮两个蛋。”服务员仍旧说对不起，如此而已。后来，服务员的反应表明，他们的鸡蛋也许消费得太多了，没有剩余的可拿去煮了。在老的故事中，漂亮的女服务员问旅行推销员要吃什么，他说“我要一盘火腿蛋以及一些好听的话”。一盘火腿蛋默不作声地端上来时，那个推销员问：“好话在哪里呢？”女服务员回答：“不要吃蛋！”
我们还计划到苏黎世去访问母亲的一个侄女。乘坐火车翻山越岭要花8个小时，旅行是很劳累的。母亲听说从慕尼黑到苏黎世已建立了第一条空中航线，只要飞行2小时就可到达。那么要不要乘飞机去呢？我们两人以前都未乘过飞机，我乘游览飞机在大西洋城上空作过3分钟观光飞行，这不能算数。如果母亲不怕乘飞机，显然我也不会怕。我记得寥寥无几的乘客鱼贯登机，两旁排列着好奇的来访者，仿佛我们将要去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