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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还是在法国屡遭蹂躏的朗格多克，阿尔比和沃尔多异教徒灭绝之后，剩下的是无知和偏见的荒野。
在靠近土鲁斯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位名叫瑟文的老新教徒，很受人们的尊敬，靠钻研中世纪的法律度日，当时的封建司法制度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连一张普通的租契都象所得税申报单一样，能赚大钱。
瑟文有三个女儿。最小的是个从不省事的傻子，专门爱瞎琢磨。一七六四年三月她离开了家。父母四处寻找，音信全无，几天之后，地区的主教告诉瑟文说，他的女儿拜访了他，表示要当尼姑，现在她在一个女修道院里。
几百年的迫害已经使法国这个地方的新教徒的精神完全崩溃了。瑟文毕恭毕敬地口答说，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每件事都会有好报，并温顺地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在修道院的异常气氛里，这个可怜的孩子很快就丧失了最后一点理智，等她开始令人生厌时，就被送回了家。那时她的精神非常沮丧，四周总是有可怕的声音和魔鬼，她的父母很担心她的生命。没过多久她又失踪了。两个星期后。人们从一口旧井里把她打捞了出来。
当时吉恩·卡拉斯的案件正在受审，对新教徒的造谣和诽谤大家都相信。瑟文一家还记得发生在无辜的吉恩·卡拉斯身上的事情，便决定不再重蹈覆辙。他们落荒而逃了，在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可怕的旅行中，他的一个小孙子冻死了，最后他们到达了瑞士。但他们走得有点晚了。几个月之后，父母被判处犯有杀害自己孩子的罪（缺席判罪），并命令要把他们吊死。女儿们被宣判目睹父母的死刑，然后终身流放。
卢梭的一个朋友把这个案件告诉了伏尔泰，他一处理完卡拉斯的事情，就马上转到诉讼瑟文一家的案件上。这时瑟文的妻子已经死了，剩下的任务只是为她的丈夫辩护。伏尔泰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做这项工作。土鲁斯法庭再次拒绝提供任何资料证据，伏尔泰只好又一次开始宣传，请求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俄国的凯瑟林、波兰的波尼亚陀斯基捐款，直到迫使国王问津这件事为止。最后在伏尔泰七十八岁时那年，也就是他不屈不挠上诉的第八个年头，瑟文被宣判无罪，幸存的人得到允许重返家园。
第二个案件就这样结束了。
第三个案子接踵而来。
一七六五年八月，在离亚眠不远的阿布维尔镇子里，有两个矗立在路边的十字架不知被谁折断了。三个男少年被怀疑犯了渎圣罪，所以下令把他们抓起来。其中一个逃到了普鲁士，剩下的两个被抓住了。这两个人中，大一点的名叫巴尔骑士，人们怀疑他是无神论者。人们在他的书堆里发现了一本《哲学辞典》，所有思想自由的大师都汇集在这本著名的辞典里，这一点就很值得怀疑。法官们决定调查这个年轻人的过去，他们寻找能把他和阿布维尔案件联系在一起的证据。在一次宗教队伍路过时，他不是没有下跪、脱帽致敬吗？
巴尔回答说是的，但是当时他正忙着赶乘一辆公共马车，并不是有意冒犯。
法官便拷打他，他由于年轻，不能象老卡拉斯那样忍受痛苦，就承认毁坏了其中的一个十字架，这样由于他“不虔诚，故意不在圣饼前下跪，不脱帽，唱亵渎的歌，对渎神的书有赞许的表示”，还有类似性质不尊敬的罪行，被判处了死刑。
判决非常残忍（要把他的舌头用烧得通红的铁块撕下来，右手要被砍掉，并要把他慢慢烧死，而这只是一个半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激起了民众的非议。即使犯了所有写在罗列详细的起诉书上的罪行，也不能用这种惨绝人寰的方法来屠杀一个少年！人们向国王请愿，大臣们被请求缓刑的呼声包围了。但是国家动荡不安，必须杀一儆百，巴尔受了和卡拉斯相同的折磨后，被送上断头台斩首了（这是对他的特别恩惠）。他的尸体，连同他的《哲学辞典》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拜勒的一些书，都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刽子手们付之一炬。
对于那些害怕索兹尼、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不断增长的影响的人们来说，这倒是赏心悦目的一天。它表明，对于那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来说，如果背离正确与错误之间这条窄狭道路，追随一小撮激进的哲学家，这便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伏尔泰听说后就接受了挑战。他已快过八十岁生日了，但他还是以过去的热情和充满正直怒火的头脑投入到这个案件中。
巴尔由于“亵渎”而被处死。伏尔泰首先要找出是否有这样一条法律，人们犯了假设的罪就能够被处死。他找不到这样一条法律，接着他又询问他的律师朋友们。他们也我不到这样的法律。人们渐渐地明白了，是法官们用他们邪恶的狂热“发明”了这样一个合法捏造，以便干掉犯人。
在处决巴尔的时候，到处都是不堪入耳的谣言。现在出现的这场风暴迫使法官们不得不审时度势，对第三个年轻犯人的审判从来没有得出结论。至于巴尔，他一直未能雪冤。复审案件拖拉了许多年，到伏尔泰去世的时候还没有结果。但是他打出的这一击已经开始奏效了，它即使不是为了宽容，至少也是为了反对不宽容。
由于爱搬弄是非的老妇人的煽动和腐朽法庭的判决而作出的种种可怖的行径到此结束了。
怀有宗教企图的法庭只有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行事才能成功。伏尔泰采取的这种进攻方法法庭是抵挡不住的。
伏尔泰打亮了所有的灯，雇用了庞大的乐队，邀请大家来参加，逼得敌人走投无路。
结果，敌人一筹莫展。
二十六 百科全书
有三种不同学派的政治家。第一种人教授的学说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星球上挤满了可怜的愚昧无知的人，他们不能为自己着想，一当需要自己决策的时候，就头脑发昏，会被第一个游说拉票的政客引入歧途。如果这些老百姓受某个了解他们思想的人的统治，对整个世界来说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其乐无穷，因为他们无需再过问议会和投票箱的事，可以全心致力于自己的车间、孩子、廉价小汽车和菜园。”
这一学派的信徒们成了皇帝、苏丹、巨头、酋长、大主教，他们很少把工会看做是文明的主要部分。他们努力工作，修筑公路、营房、大教堂和监狱。
第二种政治思想流派倡导者有如下的议论：“普通人是上帝的最高尚的发明，上帝有权力做一个统治者，他具有超凡绝伦的智慧，审慎和高尚的动机。他完全有能力关照好自己的利益，他想通过一个委员会来达到统治世界，而这个委员会在处理国家的一些棘手问题时慢得出奇，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人们应该把执政的事情交给几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他们用不着总惦记养家糊口，所以能把全部时间用于为人们造福。”
不用说，这种灿烂理想的鼓吹者在逻辑上就是寡头政府、独裁者、第一执政官和贵族保护者。
他们拼命地工作，修筑公路和营房，却把教堂变成了监狱。
但是第三种人是人民。他们用严肃的科学眼光观察人，认清人的真面目。他们喜欢人的好品质，也了解他的局限性。他们通过对过去事件的长期观察，认为一般的人只要不受感情或自私心的影响，就的确能竭尽全力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他们不对自己抱任何虚假的幻想。他们知道生长的自然过程非常缓慢，要想加快人们智慧的增长就象要加快潮流或季节的进程一样，只能是枉费心机。他们难得被邀请参加一个州的政府，但是每当有机会把他们的思想变成行动时，他们就开始修筑公路、改进监狱，并把剩余基金用在学校和大学上。这些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者相信，正确的教育将会逐步消除世界上遗留下来的部分年代已久的弊病，因此这样的事业应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
作为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后一个步骤，他们通常是写一部百科全书。
象其它许多需要巨大智慧和极度忍耐力的东西一样，第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书源于中国。中国的康熙皇帝想用一部五千零二十卷的百科全书博得臣民的欢心。
第一个向西方引进百科全书的是薄林尼，他有三十七本书就心满意足了。
基督教时代的最初一千五百年在启蒙的方面没有搞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圣·奥古斯丁的一个同乡、非洲人费利克斯·卡佩拉浪费了许多年写成了一本书，自以为是汇集了各种知识的宝库。为了使人们能够轻而易举他记住他提供的许多有趣事情，他采用了诗歌的形式。这是一大堆可怕的误传，却被中世纪以后的十八代子孙记住了，他们把这些玩艺儿当成了文学、音乐和科学领域的定论。
二百年以后，塞维利亚一个叫艾西多尔的主教撰写了一部崭新的百科全书，从此，百科全书以每一百年两本的速度增长起来。这些书的情况如何，我一无所知。蛀书虫（最有用的家禽）可能担当了我们的搬运工。如果所有这些书都保存下来的话，地球上就没有其他东西的立足之地了。
最后，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欧洲经历了声势浩大的求知运动，百科全书的撰写人进入了真正的天国。这些书和现在的一样，通常是由一贪如洗的学者们编写的，他们靠每星期八美元过活，劳苦钱还不够买纸和墨水的。英国尤其是这种文学的伟大国家，所以生活在巴黎的英国人约翰·米尔斯自然想到要把伊弗雷姆·钱伯斯成功的《万能辞典》译成法文，以便向路易国王的臣民们兜售他的作品，从中捞些油水，出于这个目的，他和德国的一位教授合作，然后又和国王的印刷商雷伯莱顿打交道，让他做实际的出版工作。长话短说，雷伯莱顿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生财之道，就故意敲诈他的同伙，把米尔斯和那个条顿医生赶走以后，便为了自己而继续盗印。他把即将出版的著作称为《艺术与科学的万能百科全书辞典》，并发出了一系列颇能招来顾客的漂亮书讯，很能吸引人，预订单很快就排满了。
然后，他雇用了法国中学的一名哲学教授作总编辑，买了大量的纸张，然后就坐等着结果。不幸的是，等一部大百科全书并不象雷伯莱顿的如意算盘那样简单。教授搞出了笔记，但这不是文章，预订者大吵人闹地要得到第一卷，一切都弄得一团糟。
在这紧急时刻，雷伯莱顿想起了几个月前出版的颇受欢迎的《医学万能辞典》。他把医学卷的编辑找来，当场就雇用了他。这样，一本专科的全书就变戌了《百科全书》。这个新编辑就是丹尼斯·狄德罗，这项本来是艰苦无味的工作变成了十八世纪对人类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狄德罗那时三十七岁，他的生活既不安逸也不幸福。他拒绝做一个年轻体面的法国人应做的事，不愿意上大学。他一离开耶稣会的老师，就到巴黎当一个文人。经过短时间啼饥号寒的生活（按照两个人挨饿和一个人挨饿是一样的逻辑），他和一个后来证明是虔诚得可怕的妇女、一个不可理喻的悍妇结了婚，这种结合并不是象有人认为的那样罕见。但是他得养活她，就不得不做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工作，编辑各种各样的书，从《关于美德与价值的探讨》到名声扫地的修改薄伽丘的《十日谈》。然而在他心里，这个拜勒的学生还是忠于他的自由思想。不久政府（象处于艰难时期的政府一样）发现这个并不使人讨厌的年轻作者，他对《创世记》第一章描述的创世故事持严重怀疑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异教徒。结果，狄德罗彼送进了万塞纳监狱，严密监禁达三个月之人。
直到从监狱被释放以后，狄德罗才当了雷伯莱顿的雇工。狄德罗是当时最善于雄辩的人。他看到在这个终生事业中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仅仅修改钱伯斯的旧资料简直是降低身份。当时正处于轰轰烈烈的思想活跃时期。太好了！雷伯莱顿的百科全书要让每一个可以想到的题目具有最新消息，文章要让最有权威的人撰写。
狄德罗热血沸腾了，他实际上说服了雷伯莱顿让他全权指挥，而且不限制时间。然后，他列出了一个同他合作的人员名单，拿出一张大页纸，开始写道：“A：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等等，等等。
二十年以后，他写到了Z，工作完成了。然而很少有人能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工作。雷伯莱顿雇用狄德罗时，他原有的资本已经增加了，恫他每年给编辑的钱从不超过五百美元。至于那些应该提供帮助的人，唉，我们都知道会是怎样一种情况。他们要不就是当时很忙，要不就是下个月再说，或者得去乡下探望祖母。所以，尽管教会和政府的官员们的谩骂使他感到痛苦，他还得亲自做大部分的工作。
现在他的百科全书的版本非常罕见了。这倒不是因为好多人想得到它，而是因为好多人都要除掉它。一个半世纪之前这本书就作为毒害非浅的激进主义表现形式被怒吼声吞没了，而在今天读起来却象喂婴儿的器官一样单调无害。但是，对于十八世纪教士们中更为保守的分子来说，这部书就象吹响了走向毁灭、无政府、无神论和无秩序的嘹亮号角。
当然，人们进行了那种司空见惯的谴责，指责总编辑是社会和宗教的敌人，是既不信上帝和国家、又不相信神圣家庭关系的放荡恶棍。但是一七七○年的巴黎只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乡村，人们之间都很了解。狄德罗不但主张生活的目的应该是“做好事，寻找真理”，而且也真正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他敞开大门招待饥饿的人，为了人类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除了要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和一叠纸外，从没有要求过任何报答。这个纯正、朴实、努力工作的人是这些美德的典范，而这正是高级教士和君王们明显缺少的，因此要从这个角度攻击他不容易。于是官方就想方设法找他的麻烦，建立了一个谍报网，总在他的办公室周围打探情况，抄狄德罗的家，没收他的笔记或者有时干脆禁止他工作。
然而这些障碍都不能阻抑他的热情。工作终于完成了，《百科全书》真的按狄德罗所期望的那样竣工了。有些人已经在某种程度嗅到了新时代的气息，知道世界亟需全面彻底的大检修，《百科全书》便是他们重振旗鼓的转折点。
看起来我有点夸大了这位编辑的真实形象。但他毕竟还是狄德罗，穿着一身褴褛的衣服，每星期聪明的朋友霍尔巴西男爵请他去饱吃一顿的时候，他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当四千册书销售一空时，他会感到非常满意吗？他和卢梭、达兰贝尔、杜尔哥、爱尔维修、沃尔涅、孔多塞，还有其他许多人是同时代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比他享有高得多的声誉。但是如果没有《百科全书》，这些好人就不可能发挥他们的影响。这不止是一本书，它是社会和经济的纲领。它告诉我们当时领导人的真实思想。它具体陈述了不久之后就统治了整个世界那些思想。它是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
有耳朵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法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必须采取某种严厉措施避免即将临头的灭顶之灾，然而这些有耳朵有眼睛的人却拒绝这样做。他们全都非常固执地坚持和平只能靠严格执行梅罗文加王朝的一套废弃了的法律来维护这个论调。当时这两个党派势均力敌，都保持着原样，这却导致了奇怪的复杂情况。法国在保卫自由中起了引人注目的作用，它给乔治·华盛顿先生（一名共济会成员）写了最亲切的信，并且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部长先生安排了愉快的周未晚会，别人称富兰克林是“不可知论者”，我们称他为朴素的无神论者。这个屹立在大西洋岸边的同一个国家又是各式各样进步的仇敌，只有在判处哲学家和农民都要过同一种单调贫困的生活时，才表现出一点不带偏见的民主意识。
最后，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
然而变化的方式却是出乎预料，这次斗争是要扫清非皇廷的人在精神上和社会上的障碍，而参加斗争的却不是奴隶本人，这是少数几个公正无私的人的活动，新教徒对他们恨之入骨，就象天主教压迫者痛恨他们一样。那些无私的人的唯一指望就是期待所有诚实的人都能进天堂。
十八世纪保卫宽容事业的人很少属于某个特殊的派别。为了个人方便起见，他们有时也参加一些可以把宪兵从写字台前赶开的表面上的宗教活动。然而就内心活动来说，他们不妨说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或是中国的孔子时代。
他们常常后悔没有同时代的大部分人对各种事物的敬畏感，认为这不过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虽然没什么害处却很幼稚的东西。
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