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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列格想起了那位连上班时间人也不在的监督官可惜的面部表情，想起当时他在这里接待自己的情形，此时，到了监督处木棚的走廊里，奥列格放慢了脚步，让自己也摆出一副独立不羁、成竹在胸的面孔。科斯托格洛托夫从来不许自己向看守们露出笑脸，即使对方向他微笑。他认为有责任提醒他们，自己什么也没有忘记。
他敲了敲门，走了进去。第一间屋子半明不暗，空无所有：只有两条瘸腿的长凳和栏杆后面的一张桌子——当地的流放人员每月两次的注册圣典想必就在这里进行。
此时，这里什么人也没有，而里边牌子上写着“监督处”的一扇门敞开着。奥列格走过去往里面张望了一下，严肃地问道：
“可以进吗？”
“请进，请进，”一个十分亲切的声音表示欢迎他。
怎么回事？奥列格有生以来从未听见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用这样的语调说话。他进去了。在整个光亮的房间里只有监督官一人坐在办公桌旁。但这不是先前那个表情严肃让人琢磨不透的蠢货，而是面相和善、甚至书生气十足的亚美尼亚人坐在那里。此人一点架子也不摆，穿的也不是制服，而是一套颇为讲究的便装，显得跟这棚屋不大协调。这位亚美尼亚人如此和蔼地打量着奥列格，仿佛自己的工作是摊派戏票，并且欢迎奥列格这位好主顾的到来。
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奥列格不可能对亚美尼亚人抱有太大的好感：在那里，亚美尼亚人为数不多，但相互拖成一团，总是占据存物处、面包房之类的好差使，有些差使甚至可说是肥缺。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也不能怪罪他们：这些个劳改营不是他们发明的，这西伯利亚不是他们创造的，凭什么道理要他们不互相庇护，不做交易，成天用十字稿去刨士？
看到办公桌旁这位对他满面笑迎的亚美尼亚人，奥列格想到的正是亚美尼亚人不打官腔、讲究实际的特点，心头马上感到一种温暖。
监督官尽管很胖，听到奥列格报出了姓名并说明是临时登记注册，却马上从座位上利索地站起来，开始在一只柜子里翻查卡片。与此同时，他似乎是竭力不使奥列格觉得乏味，因此口中一个劲儿地念叨：要么是毫无意义的感叹词，要么是按纪律来说严格禁止念出来的一些卡片上的姓名：
“吼…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卡里福吉季…慷斯坦丁尼季……好吧，请您坐一会儿……库拉耶夫……卡拉努利耶夫……
哎哟，一个角给弄破了……卡兹马戈马耶夫……科斯托格洛托夫！”接着，他又完全忽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格规定，没有询问，就主动说出了对方的名字和父称：“是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吧？”
“是的。”
“欧……您是从1月23日开始在肿瘤医院里治病的……”这时，他抬起头来，一双灵活的。富有人情味的眼睛望着奥列格：“怎么样？您觉得好些了吗？”
奥列格深受感动，他甚至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喉咙里有点硬住了。所需要的是多么少啊：只要让一些通情达理的人坐在这类可惜的桌子旁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奥列格的神经已松弛下来，很自然地回答：
“这怎么对您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了些。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坏了些……”（坏了些？真是忘思负义！还有什么能比躺在医院的地板上只求一死时的状态更坏呢？）“总的来说是好了些。”
“嗅，那就好！”监督官为他感到高兴。“您干吗不坐下？”
哪怕是摊派戏票也得花一些时间的！得在什么地方盖上印戳，填写日期，还得往一本厚厚的簿册里注上些什么，还得从另一本簿册里注销什么。这位亚美尼亚人当即欣然办理了上述种种手续，把奥列格先前交来的获准外出证明从卷宗里取了出来，一边将它递给奥列格，一边含有深意地望着他，并且压低了声音，以完全不是谈公事的口吻说：
“您……不必苦恼。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
“您指的是什么？奥列格十分惊异。
“这还用问？当然是指注册、流放、监督管制这类事情！”他无所顾忌地露出了笑容。（显而易见，他有另外一种比较愉快的工作可做。）
“什么？已经有了……指示吗？”奥列格急于了解底细。
“指示倒还没有下达，”监督官叹了口气，“不过已有那种苗头了。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一定会下达的！您要坚持住，把身体养养好，再回到人们中去。”
奥列格露出了苦笑：
‘堤啊，我已经被逐出了人间。”
“您有什么专长？”
“什么专长也没有。”
“结婚了吗？”
“没有。
“这倒也好！”监督官深信不疑地说。“在流放地结婚的，后来往往要离婚，这有一系列的麻烦事。而您恢复自由以后，回到家乡去，也就可以娶个媳妇儿！”
娶媳妇儿……
“但愿如此，谢谢您，”奥列格站了起来。
监督官深表同情地向他点头作别，但毕竟没有伸出手去。
奥列格走过两间屋子时，一直在想：为什么来了这样一位监督官？他是生来如此，还是风气所致？他是固定在这里，还是临时的？还是如今特地要派这样的人来任职？弄清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显然不宜回去。
奥列格又沿着工厂区的这条长街经过棚屋、铁轨、煤渣路堤急匆匆地走，脚步比较轻松，也比较平稳，很快就热得把军大衣脱了下来，监督官给他灌输的那一桶喜悦也渐渐地顺着血管流遍全身。这一切，他只是逐步领会到的。
奥列格之所以是逐步领会到的，是因为坐在那些办公桌旁的人早已失去了他的信任。战后初期，一些有大尉、少校头衔的官员特意散布谎言，说什么即将对政治犯实行大赦，这事他怎能不记得呢？当时大家是多么相信他们！“是大尉亲自对我说的广其实，他们是奉命给情绪绝望的囚徒打气，让他们坚持服苦役！让他们完成定额！让他们至少有活下去的一个奔头！
然而，这位亚美尼亚人如果还可以对此作一些猜测的话，那么，就其所担任的职务来说，也不可能摸到很深的底情。再说，奥列格自己根据报纸上的一些简短的消息，岂不也悟出了这一点？
我的天哪，要知道是时候到了！早该这样做了，难道不是吗！一个人会由于肿瘤而丧命，一个国家增生了许多劳改营和流放地又怎能生存？
奥列格又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了。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没有死。不久他就可以买张火车票去列宁格勒了。去到列宁格勒！……莫非当真可以走到伊萨基大教堂那儿摸摸它的圆柱？……
伊萨基的圆柱——那算什么！眼下的事情是，同薇加的一切都变了！简直令人头晕目眩！现在，如果真的…伽果确实……
要知道，这已不再是幻想！他可以在这里住下，跟她住在一起！
跟薇加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只要想到这里，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要是马上到她那里去，把这一切告诉她，她会多么高兴啊！为什么不告诉她呢？为什么不去呢？倘若不告诉她，世上还有什么人更值得告诉呢？还有谁会更关心他的自由？
而他就在电车站上。此刻就得作出选择：去火车站呢，还是去滚加那里？而且，必须抓紧时间，否则她又会走开。太阳已经不那么高了。
他又激动了起来。心又要他飞向薇加！在去监督处的路上想到的那些理由已统统不见了。
他为什么要像做错了事身上有污点似的，回避薇加呢？她给他治病的时候，岂不也想过什么？
当他提出异议，要求停止这种疗法的时候，她不是保持过沉默并退出镜头吗？
为什么不去呢？难道他们的关系不能进一步发展？为什么不能站得高些？难道他们不是人吗？就颔加来说，至少她有这个权利！
他已经在往车上挤了。站上聚集了那么多人，全都往这路车上涌！大家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而奥列格一只手上是军大衣，另一只手上是行李袋，没法抓住扶手。他被挤得团团转，先是被推上了踏板，然后被挤进了车厢。
从各个方向都在拼命挤他，他发现自己处在两个姑娘背后。她们的模样像大学生，一个皮肤白皙，一个黝黑。她们同奥列格靠得那么近，大概会感觉到他的呼吸。他的两手分别被夹得牢牢的，不仅无法掏钱给火气很大的女售票员，而且无论哪一只手都动弹不得。他仿佛用拿着军大衣的左手半搂着皮肤黝黑的那个姑娘。而整个身体压向皮肤白皙的那一个，以致从膝盖到下巴颌儿都触及到她，她也不可能不感觉到他。最强烈的情欲也不可能像车上这群人那样使他们贴得如此之紧。她的脖子、耳朵、头发圈儿与他靠拢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一切可以设想的界限。隔着自己那破旧的呢子军衣，他吸收看她的温暖、柔软和青春。黝黑的那个姑娘继续向她谈着学校里的事情，白皙的这一个却停止了答话。
在乌什一捷列克是没有电车的。像这样的挤法，先前只是在弹坑里才有过。但那里并不总是跟女人杂在一起。这种感受他几十年没有得到验证，没有得到充实，因而此时益发觉得强烈！
但这不是幸福。这是悲哀。这种感受有一道不能跨越的门槛，哪怕是受到内心的怂恿也不行。
要知道，有人曾预先告诉过他：里比多还会保留下来。这就是它！……
如此过了两站。随后尽管还是挤，但来自后面的压力已不是那么厉害，奥列格有可能稍微松动一下。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不想脱出身来结束这痛苦的享受。此时此刻，别的他什么也不想要，只想就那样再待会儿，再待上一会儿。哪怕电车现在开回老城！哪怕它发了疯似的，吱吱轧轧不靠站地直到深夜那么环行！哪怕它敢于去作环球旅行！——反正奥列格不想首先脱出身来！奥列格尽量延长这种幸福的时刻，比这更高的幸福他现在不配得到。与此同时，他怀着感激的心情记下了脑勺上的头发圈儿（而她的脸奥列格始终未能看到）。
皮肤白皙的姑娘脱出身来，开始往前面移动。
在把虚软、微屈的两膝站直的同时，奥列格明白了，去找滚加也必将以痛苦和欺骗为结局。
他去她那里，求之于她的必然会多于求之于自己。
他们曾如此崇高地一致认为，精神上的交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流都更为宝贵。但这座高高的桥由他俩的手搭起来之后，奥列格发现自己的手臂有点支撑不住了。他去找她，见了面会侃侃而谈，可内心里却痛苦地想着另一件事。等她一走，他一个人留在她房间里，他就会对着她的衣服、她的每一件小物品哀怨地哭起来。
不，应当比天真的小姑娘有头脑些。应当去火车站。
他没有往前去，从那两个女学生身旁经过，而是往后挤，从后面的门跳下了车，被什么人骂了一句。
电车站附近又有人在卖紫罗兰……
太阳已快落下去了。奥列格穿上了军大衣，换车去火车站。这路电车已不像刚才那么挤。
在车站广场上挤了一阵，问了几次也没问出个名堂，最后他终于挤到一个类似带篷菜场那样的亭子跟前。那是卖远程火车票的地方。
售票的窗口共有4个，每个窗口前面都排有150至200人。暂时离开的人还不计算在内。
奥列格看到，火车站上一连几天几夜排队的这种景象，似乎还是老样子。世上许多事物起了变化——时尚变了，路灯换了，青年人的作风也不一样了，但是排队买火车票的这种情况从他记事以来就是如此：1946年是这样，1939年是这样，1934年和1930年也是这样。对新经济政策时期摆满了食品的橱窗他还记忆犹新，但不排队的火车站售票处他甚至想像不出是什么样子：不知出门之难的只有那些持有特别身份证或特殊证明的人。
眼下他倒有一张证明，尽管说明不了其重要性，但是还能派上用场。
空气窒问，科斯托格洛托夫直冒汗，但他还是从行李袋里掏出了那顶很紧的皮帽子戴在头上，就像绷在帽值上似的。他把行李袋挂在一只肩上。他那神态让人觉得似乎他躺在手术台上由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给他开过刀之后还不到两个星期。于是他带着极度虚弱的表情和暗淡无神的目光从长蛇阵的尾部向窗口那里一步一拖地挨近些。
那里也有一些喜欢这样做的人，但他们并不往窗口那儿挤，也没有人打架，因为旁边站着一个民警。
在这里，奥列格当着众人的面，动作迟缓地从衣襟里边的斜兜里掏出了证明信，很信任地把它递给了民警同志。
民警是个留小胡子的乌兹别克人，英姿勃勃，像一位年轻的将军，他表情严肃地看了奥列格的证明，向排在最前面的一些人宣布：
“这个人我们得让他排在前头。刚开过刀。”
说着，他指定奥列格排在第三个。
奥列格精疲力竭地看了一眼队伍中的新伙伴，甚至不打算挤进去，耷拉着脑袋站在一旁。一个上了年轻的乌兹别克胖子戴着一顶盘子似的棕色丝绒宽边帽，因而脸上有古铜色的阴影，他把奥列格往队伍里推了一下。
靠近售票处站着是很有意思的：可以看得见女售票员往外扔车票的手，可以看得见旅客从暗兜里或从腰带缝兜里掏出来紧紧捏在手中的那些绰绰有余的血汗钱，可以听得见旅客胆怯的请求和女售票员无情的拒绝——显然，事情在进展中，而且进展得不慢。
不一会儿，轮到奥列格俯身往窗口里探头买票了。
“请给我一张到托陶的普通硬席票。”
“到哪里？”女售票员问。
“汗陶。”
“我似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她耸了耸肩膀，开始翻查一本厚厚的手册。
“你怎么啦，亲爱的，怎么要买普通的票呢？”排在后面的一个女人可怜他。‘们u开过刀，坐普通车厢行吗？爬上爬下，刀口会进型的。还是买卧铺吧！”
“没钱哪，”奥列格叹了口气。
这话是真的。
“没有这么个车站！”女售票员大声说，随即把手册啪的一声合上了。“买到另一个站吧！”
“怎么会没有呢，”奥列格微微露出笑容。“这个站卖票有一年了，我自己就是从那里上车来的。早知道这样，我会把车票保存下来给您看看。”
“这我可毫无办法！既然手册上查不着，那就是说，没有这个站！”
“可是火车明明在那里停啊！”奥列格有点要争论的架势，声调似乎比一个刚开过刀的人来得激动一些。“那里还有售票处呢！”
“公民，您不买就走过去！下一个！”
“对，干吗耽搁时间？”后面的人开始嚷嚷了起来。“给你到哪儿的票就拿呀…·才开过刀，可还磨磨蹭蹈。”
嗅，此时奥列格是多么想据理力争啊！嗅，此时奥列格是多么想让周围的人评评理，并要求旅客服务处的负责人和车站站长出来解决问题啊！懊，他可真想把这些木头脑袋狠敲一顿以伸张正义——尽管这只是一点点、可怜巴巴的正义，但毕竟是正义啊！至少在维护这点正义的过程中可以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正当权利。
然而，供求关系的法则也好，运输计划的法则也罢，都是铁的法则！刚才劝奥列格买卧铺票的那个女人，已从他背后把钱往窗洞里塞了。而刚才让他插进队伍里去的那个民警，已经抬起了一只手，准备将他拉到旁边去。
“即使从汗陶下车我还得走30千米，而从另一个站我就得走70千米，”奥列格还在向窗口那儿诉苦，但这已经是按劳改营里的方式，以求可怜罢了。他自己急忙表示同意：“好吧，那就买到楚站。”
女售票员对于这一站倒是挺熟悉，票价也知道，而且也还有多余的票，巴不得赶紧卖给他。奥列格没有走远，就在那儿对着亮光核对了票上打的小孔，核对了车厢号码，核对了票价和找回来的零钱，这才慢慢地走去。
离开那些知道他开过刀的人远了，奥列格也就把腰直了起来，摘下那顶不像样子的帽子，将它塞回行李袋里。离开车还有两个小时，衣兜里有了火车票后度过这段时间是会很愉快的。现在倒是可以庆祝一下了：吃一杯在乌什一捷列克再也吃不到的冰激凌。喝一杯在那里同样喝不上的清凉饮料克瓦斯。还得买一些黑面包路上吃。也不要忘记买点白糖。再就是耐心排队灌一瓶开水（随身带着饮水可是件大事情！），而咸鲜鱼无论如何不能带。哦，这可比乘坐递解犯人的车好多了！上车的时候不会搜身，不会把他带到闷罐似的车厢里，不会让坐在有押解人看守的地上，也不会让你两天两夜口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