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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虽然有点小但还是绷在脑袋上。他把一只行李袋枕在头下，给人总的印象是他准备在这儿过夜。两腿秀丽、穿一双高跟鞋的汉加尔特（她在衣着方面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的）走到他跟前，威严地看了一眼，企图通过眼神使他感到羞愧，迫使他站起来，然而，那人虽然看见了她，却依然满不在乎，动也不动，甚至好像微微闭上了眼睛。
“您是什么人？”她问。
“一个人呗，”他声音不高、无所谓似地回答。
“您有到我们这里住院的许可证吗？”
“有！”
“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今天。”
从他两侧地板上的水迹来看，毫无疑问，他的军大衣全湿透了，而且靴子和行李袋也同样如此。
“但是躺在这里不行。我们……这里不允许。何况这里也不方便…”
“方——便，”他懒洋洋地应道。“我，在自己的祖国，还会不好意思见谁呢？”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不知所措了。她感觉到不能对他喝叱，命令他起来，况且他也不听你的。
她回头朝前厅那边看了一下，那里白天总是挤满探望病号和候诊的人；3张长椅是供家属会见病人坐的；而夜里医院关门以后，外地来的重病号如果没地方住，就留在那里。此时，前厅里只放着两张长椅，其中的一张上已经躺着一个老太婆，另一张上被一个系花头巾的乌兹别克少妇放着一个孩子，她自己坐在旁边。
前厅里倒是允许躺在地板上，可是那里的地板被踩得很脏。
而要进到这里来，必须穿病号服或白大褂才行。
激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又看了看这个粗野的病人，他那瘦削的脸上只有失去生趣的淡漠表情。
“您在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吗？”
“没有。”
“您没到旅馆去试试吗？”
“试过了，”他已经疲于回答了。
“这儿有5家旅馆。”
“可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他闭上了眼睛，表示谈话到此结束。
“要是早一点就好了！”汉加尔特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有些护理员的家可以让病人过夜，收费也不贵。”
他依然闭着眼睛躺在那里。
“他说哪怕是一个星期也打算躺在这里！”值班的护理员气鼓鼓地诉说。‘躺着当道！说什么直到给他床位为止！瞧，你这无赖！起来，别胡闹！这地方是消过毒的！”护理员逼近他。
“可为什么只有两张长椅？”汉加尔特感到奇怪。“本来好像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被搬到那边去了，”护理员向玻璃门外指了一下。
对了，对了，有一张长椅，在这道门外边——被搬到器械室门外的走廊上了，好让白天来接受门诊照射的病人等候时坐。
颓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吩咐护理员把那道走廊门打开，对病人则说：
“起来吧，我给您安置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他看了她一眼，一时不太相信。然后忍着难耐的疼痛和痛楚的抽动从地上爬起来。看得出，每一个动作和躯干的转动都使他感到困难。站起来的时候，他没把行李袋抓在手里，而现在要弯腰去取他又疼痛难忍。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轻巧地俯下身去，白净的手提起他那湿透了的不干净的行李袋递给他。
“谢谢，”他露出一丝苦笑。“我竟到了什么地步……”
他躺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水迹。
“您淋过雨吧？”她注视着他，愈来愈同情。“那边走廊里暖＿和，您把大衣脱了。您是不是冷得直抖？发烧吗？”他的额头整个被那顶拉得很低、聋拉着两只毛皮耳朵的黑色破棉帽盖住了，所以她的手指不是放到他的额上，而是贴向了他的脸腮。
一摸就会知道，他发烧了。
“您通常吃什么药呢？”
他似乎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她，不再那么极其冷淡了。
“安乃近。”
“您还有吗？”
“没有。”
“要不要给您拿点安眠药来？”
“如果可以的话。”
“对了！”她猛然想起。“您把住院许可证拿出来看看！”
不知他是冷冷一笑，还是仅仅由于疼痛而牵动了嘴唇。
“没有那张纸——就得淋雨？”
他解开军大衣的钮子，从露出来的军装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住院许可证，果然，是当天上午门诊部开的。她看了以后，发现这个病人应归她管，属于放射科的。她拿着许可证转身去取安眠药：
“我马上就会拿来。您先去躺下吧。”
“等一等，等一等！”他仿佛醒了过来。“把那张纸还给我！我们了解这些手段广
“可您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她回过头来，委屈地问道。“难道您不相信我？”
他踌躇地看了一眼，没好气地说：
“凭什么我要相信您？我跟您也没用同一只饭盆喝过汤…．，，
说完就朝躺的地方走去。
她生气了，自己没回到他那里去，而是让护理员把安眠药和许可证交给他，许可证的上方写上了“让。”字样，还划了一道杠，打了惊叹号。
只是在夜间她才从他身旁走过。他睡着了。长椅微微弯曲的椅背与同样弯曲的座位相接，形成一道浅槽，对这个人来说，睡在上面很方便，不会摔下来。他已把淋湿的军大衣脱了，但还是把它盖在身上：一侧衣襟盖着两腿，另一侧盖着肩膀。一双破靴子挂在长椅的一端。靴面无一处完好，用黑的和红的皮革边料补了又补。靴底的前面和后跟都打着马蹄铁。
第二天早晨，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又跟护士长打了招呼，所以护士长就把他安置在二楼扶梯的平台上。
诚然，从那头一天以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再使她难堪过。他彬彬有礼，以城市人的通常语言跟她谈话，总是主动先打招呼，甚至还露出友好的微笑。但是总给人留下一种感觉：他会突然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来。
果然不出所料，前天她叫他来做血型试验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一支空的注射器，打算从他的静脉中抽点血，可他把已经卷起的袖子又放了下来，语气坚决地说：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我感到很遗憾，请您想想别的办法吧，这试验就不必做了。”
“这是为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
“我的血已经被喝了不少，我不想再给了。谁的血多，就让谁给吧。”
“可您怎么不害臊？算什么男子汉！”她带着女性所固有的那种嘲笑意味瞥了他一眼，这种表情男人是顶不住的。
“验完了血有什么用？”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您输血。”
“给我？输血？得了吧！我要别人的血干吗？我不想要别人的血，自己的血一滴也不给。血型您可以记下来，在前线验过，我记得。”
不管她怎么劝说，他也不肯让步，总是找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理由来加以拒绝。他深信，这一切都是多此一举。
最后，她简直气急了：
“您把我置于一种相当愚蠢和可笑的地位。我最后一次请求您。”
不消说，从她这方面来说，这是失策和屈辱，——何必去求他呢？
而他马上把胳臂袒露出来，向她伸过去：
“只是为了您——抽3毫升好了，请吧。”
由于她在他面前总是不知所措，有一次还发生过一个令人尴尬的插曲。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可您不像日耳曼女子。您大概是跟丈夫姓吧？”
“是的，”她脱口而出。
她为什么这样回答呢？在那一瞬间，不这样回答就仿佛受了委屈似的。
他没再问什么。
其实，“汉加尔特”是她父亲、祖父的姓。他们是俄罗斯化了的日耳曼人。
能怎么回答呢？说“我还没出嫁”？说“我从来没结过婚”？
这是不可能的。
第六章 活检的始末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首先把科斯托格洛托夫带进器械室，一个接受了一次照射的女病号刚刚从那里走了出去。这里从上午8点钟开始，用支架吊起来的一支18万伏特的大型爱克斯射线管就几乎不间断地工作，而通风窗口关着，所以空气里充满了一种甜腻腻的、有点儿难受的爱克斯光辐射热。
病人照射了五六次、十来次之后，肺部一感受到这种热（其实并不单单是热），就会觉得恶心，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对这种热却已经习惯了。东佐娃在这里工作了20年，当初射线管根本没有防护罩（她还差点儿在高压电线下触电身亡），她每天呼吸爱克斯光室的空气，坐在那里进行诊断的时间大大超过容许的限度。尽管有防护屏和手套，她自身所接受的射线量恐怕比那些最能忍耐的重病人还要多，只不过没有人去把这些射线“单位”累计起来算一算罢了。
她动作匆忙，不仅是为了快点出去，还因为不能让爱克斯光装置多耽搁。她示意科斯托格洛托夫躺在射线管下的一张硬榻上，并把腹部袒露出来。她用一支使人发痒的凉丝丝的什么毛笔在他皮肤上刷来画去，仿佛在写号码。
接着，她向担任爱克斯光技术员的护士说明象限示意图，告诉她怎样把射线管凑近每一象限。然后她让科斯托格洛托夫翻身俯卧，又在他背上涂刷了一阵。她通知他：
“照完以后到我那儿来一下。”
说完她就走了。护士又叫他仰卧，用被单覆盖第一象限，然后她去搬来一些沉甸甸的小橡皮铅毯，用它们盖住目前不应受到爱克斯光直接照射的一切邻接部位。这些有弹性的小毯子压在身上，给人一种既沉重又舒适的感觉。
这时护士也走出去了，关上了门，现在只能通过厚厚的墙壁上的小窗口看见他。响起了轻微的嗡嗡声，一些辅助灯亮了，主要的管子已经烧热。
无坚不摧的爱克斯光束，人的头脑无法想像的、颤动着的电磁场向量，或者用比较易懂的说法叫做量子炮弹，开始倾泻下来，透过留出来需要照射的一块腹部皮肤组织，尔后再透过病人自己也叫不出名儿的间层和器官，透过肿瘤蛤模的躯体，透过胃或肠，透过动脉和静脉里的血液，透过淋巴，透过细胞，透过脊柱和小骨，再透过间层、血管和背上的皮肤，然后透过硬榻的板面、四厘米厚的地板，透过搁栅，透过填料，继续深人坚硬的地基或地下，所到之处一切都被撕裂谢穿。
这种重量子的野蛮轰击是悄然无声进行的，被轰击的组织没有任何感觉，经过12场轰击之后，科斯托格洛托夫重新有了生的愿望和生活的乐趣，吃饭也有了胃口，甚至恢复了愉快的情绪。照射了两三次就使他解除了活着便是活受罪的疼痛，从此他就一心想了解和弄懂，这些穿透力极强的小炮弹何以能轰击肿瘤而又不触及其余的肉体。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弄明白这种疗法的原理并相信其正确性之前，是无法毫无保留地接受治疗的。
于是他就设法从滚拉·科尔尼利耶夫娜那里了解爱克斯射线疗法的原理，当初，就是这个亲切可爱的女人从他们在楼梯脚下初次见面时起，也就是在他横下一条心，哪怕让消防队员和民警来把他拖走也不在乎、也不自愿离开的时候，便解除了他的成见和戒心。
“您别怕，给我解释解释，”他让她宽心。“我就像一名自觉的战士，应当明确了解自己的战斗任务，否则就无法作战。怎么可能让射线杀伤肿瘤而不损害其他组织？”
该技·科尔尼利耶夫娜的一切感受在眼神里尚未流露出来之前，总是首先反映在她那极其敏感的两片薄薄的嘴唇上。此时，她内心的犹豫正是在嘴唇上反映了出来。
（关于这种不分敌我盲目轰击的炮火，关于这种杀伤力极强的射线，她能向他说什么呢？）
“哦，那是不可能的……好吧，我简单地说说。爱克斯射线，毫无疑问，对什么都破坏。不过，正常的组织恢复得快，而肿瘤组织便不是这样。”
不管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这却使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满意。
“噢！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愿意试试的。谢谢。现在看来我将会痊愈！”
的确，他渐渐好起来了。他欣然躺下，接受爱克斯光照射，其时还特别晓示肿瘤细胞，让它知道自己正面临崩溃的命运，即将彻底完蛋。
而有时他在接受爱克斯光照射的时候就胡思乱想，甚至打瞌睡。
例如此刻他看到室内挂着许多皮管和电线，就想给自己找到解释，为什么它们那么多，要是其中有冷却装置，那么是水冷还是油冷。不过他的思想并没停留在这上面，他什么也没为自己解释。
原来他又想到了薇拉·汉加尔特。他在想，像这么可爱的女子永远也不会出现在他们的乌什一捷列克。而且，这样的女子一定都有丈夫。不过，他只是顺便想到这一点，他是撇开想像中她的丈夫而想着她的。他在想，要是能跟她聊天，不是聊一会儿，而是脚很久很久，或者在医院的院子里散散步也行，那会多么愉快。有时用激进的见解去吓唬她一下，看她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态也很有意思。每当她在走廊里迎面走来或者走进病房的时候，她那亲切的微笑总是像可爱的太阳一样洋溢着温暖。她善良，不是就职业上来说，而是心地善良。再就是她那嘴唇……
射线管持续地发出轻微的嗡翁声。
他在想薇拉·汉加尔特，可也在想卓娅。原来，昨天晚上产生的、今天从早晨起就浮现出来的最强烈的印象，是她的一对耸起的乳房。这对乳房似乎构成了一个近乎水平的搁架。昨晚闲聊时，他们身旁的桌子上放着一把画表格用的相当重的尺子——不是胶合板直尺，而是木料刨出来的那种。整个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都跃跃欲试，想拿起这把尺子，把它放在她那一对乳房所构成的小搁板上，检验一下尺子能不能滑落下来，他觉得不会滑下来。
他还怀着感激的心情想到放在腹下的那块沉甸甸的小铅毯。这小铅毯压着他，并且兴奋地安慰他；“我能保护你，别害怕！”
可会不会保护不了？它的厚度会不会不够？它放的位置会不会不那么完全符合要求？
不过，经过这12天，科斯托格洛托夫不仅仅是重新回到了生活中来——恢复了食欲、活动能力和愉快的心情，他还重新恢复了对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最近几个月的痛楚中本已完全丧失。由此可见，铅毯守住了防线！
然而，还是得尽快从医院里逃出去，趁自己还走得动。
他没注意到嗡嗡声是怎么停止的，此时粉红色的灯丝已开始冷却。护士走了进来，开始把他身上的保护毯和被单—一撤走。他把两腿从硬榻上放下来，这时也就清楚地看到自己腹部上的那些紫色的方格和号码。
“那么洗澡怎么办？”
“要医生许可才行。”
“想得真周到啊！这就是说，已经为我做了一个月的安排？”
他去找东佐娃。东佐娃坐在短焦距器械室里，正对着光在看几张很大的爱克斯光底片。两台机器都已经关了，两个通风的小富开着，屋里没有其他人。
“坐下，”东佐娃干巴巴地说。
他坐了下来。
她依然在对比两张爱克斯光片子。
科斯托格洛托夫虽然跟她发生过争论，但那都是由于他想抵制医疗过程中那些多余的纯医学研究方面的东西。至于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本人，他是信任的，不仅因为她具有男子汉式的果断，黑暗中在荧光屏前发布命令明确，年龄也比较大，对待工作一片赤忱，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她从第一天起就胸有成竹地摸到肿瘤的轮廓，准确地判断出它的部位。本身也有所感觉的肿瘤向他表明们诊的结果是正确的。只有病人能够评定，医生通过手指所了解到的肿瘤是不是那么回事。东佐娃就是那样模过他的肿瘤，无需借助于爱克斯光。
她把爱克斯光片子放到一边，摘下了眼镜，说道：
“科斯托格洛托夫。您的病历里缺少一项至关重要的资料。我们需要准确了解您的原发性肿瘤的性质。”每当东佐娃改用医学语言时，她说话的语调就会加快：长长的句子和一连串的术语总是一口气说出来。“您关于前年动过手术的叙述，以及目前转移的情况，与我们的诊断是相符的。但仍然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而这却给我们采取治疗措施带来了困难。眼下，从您的转移部位取样检查是不可能的，这您也明白。”
“谢天谢地。要取我也不会给的。”
“我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拿不到原发病灶标本的玻璃片。您本人能否完全肯定，曾经做过活俭？”
“是的，肯定做过。”
“可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不把化验结果告诉您？”她话说得很快，完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