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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司开业后的行政管制通常也会很多。正是由于这种正相关性，我们基本上可以从公司
注册审批的难易看出在一个国家创业的难易。
在200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哈佛大学的LaPorta与Shleifer、耶鲁大学的
Lopez…de…Silanes和世界银行的Djankov 4位教授对85个国家的情况作了系统统计，算出
在每一国家从开始注册公司到可正式营业之间平均必须走过的审批步骤数、完成全过程需要
的天数以及注册申请费用。为方便比较，我们只挑选出其中步骤最少和最多两个极端的国家
（地区），再加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图2–13给出11个国家和地区从注册一个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以加拿
大最少（2步）、意大利最多（11步），中国内地则需要走过7道关。当然，对于一个申办中
的公司，这些步骤具体多少跟所开业的行业和地区有关，有的会多于平均数，有的会少些。
此外，这些步骤数是根据官方正式文件确定的，不包括那些随意增加的行政审批要求。从这
些官方公布的注册审批程序看，在中国的开业步骤似乎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图2–13 从公司注册到开业所需经过的审批步骤数
可是，审批步骤数仅反映了书面文件的要求，实际运作的过程可能会长短不一，尤其是
不同国家的政府机构效率千差万别，同样内容的审批在不同国家所需的时间会大相径庭。图
2–14给出在这些国家（地区）从申请注册公司到开业平均需经历的工作日天数，加拿大最
快（只需2天）、意大利最长（121天），在中国内地需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
在中国内地和意大利的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当然，这些
时间也是根据一般情况估算的，在具体个案中会因各种原因拖延、重复提供资料等使审批程
序可能更长。
图2–14 从开始申请注册到开业，新公司所需等待的天数
判断在一国创业难易的另一指标是得到各种审批、执照所需支付的费用。这个数字很难
精确计算，因为执照审批正是许多腐败、“寻租”活跃的地方，创业者为此支付的成本通常以
多种形式出现，难以找到公开数据。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腐败越严重，隐性创业成本就越
高。由于这些隐性成本无法估算，这4位教授只好根据官方公布的各种注册、执照申请与审
批费用等作粗略判断。图2–15给出11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这些显性的注册审批费用在美
国、中国台湾、英国、加拿大均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国内地这些显性费用占人均年
薪的11％，在意大利占25％。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2）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5
图2–15 为完成公司注册和各审批步骤，所需支付的官方费用相对人均年薪之比
从这些官方公布的注册审批费用和需要等待的天数看，我们可能觉得这些都是小数目，
更何况公司注册开业只是一次性的行为，并非重复性的活动。但这种跨国比较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很简单的视角，从中看到不同国家的人所面临的创业环境差别之大。
上面的数据表明，意大利在3项指标中都最差，说明它所提供的创业环境是这些国家中
最差的。或许，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人往美国移民最多，使纽约
等美国大城市出现一个个的“小意大利”城。为什么意大利人宁可放弃自己的家乡到美国去
谋职业？到了美国后因不能适应美国文化而相聚在“小意大利”城中，甚至组成举世闻名的
黑手帮派“Mafia”以维系本族的利益呢？没有利民的创业环境，意大利人只好选择移民他国。
新公司的注册资金
注册资金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也可能是影响最深远的创业壁垒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一个国家要求的公司注册资金越高，那些有好的创业理念但无资金的人就越不能进入创业
者行列，穷人的子弟越是世世代代都成不了富人，这是维系贫民与贵族之间鸿沟的主要壁垒
之一。
在中国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金底线为1 00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
十八条），日本大约为82万元，在美国的注册资金底线为零，英国约为64万元，其他欧盟国
家约为20万元，见图2–16。
图2–16 成立新公司的注册资金底线
这种创业壁垒看起来简单，但它意味着在中国可能永远也出不了像迈克尔R26；戴尔、比
尔R26；盖茨这样年轻的世界首富，也出不了像惠普、英特尔这样的传奇公司。众所周知，戴
尔电脑公司是戴尔上中学时在自己家车库做起来的公司，微软是盖茨上大学时创办起来的公
司，两人均是普通家庭出身，并非富家子弟。到今天虽然两位创业者都不过40岁左右，但已
多年保持世界前五名首富地位。试想一下，如果这两位创业者当年是在中国，要成立自己的
股份制公司，那么这1 000万注册资金底线的要求就立即迫使他们止步。在美国他们成功的
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是无公司注册资金底线要求，欢迎任何家庭背景的人进入创业者行列，
无准入门槛。
相比之下，在日本、英国和德国这些传统社会中注册资金门槛要远低于中国，但远高于
美国。虽然在德国和英国这一门槛并非高不可越，但这至少可从一个方面看到这些传统社会
与美国的差别，前者可能更趋向于保留各种可维系传统的社会阶层的制度机制，平民永远是
平民、贵族尽可能永远是贵族；而美国更愿意在制度机制设计上排除障碍，使每个人均有机
会创业致富。
中国的公司注册资金底线为什么这么出奇的高呢？从公司运作层面讲，尽管初始注册资
金可以很高，甚至可以把底线上升到10亿，但在公司开始运作后这10亿资金也可在一夜间
蒸发掉。换句话说，一方面《公司法》要求新成立的公司至少有1 000万注册资金，但另一
方面又允许净资产为负的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继续运作、继续从银行得到贷款。这种矛盾和
壁垒使个人创业异常艰难。
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壁垒？
关于对行业准入、市场准入的行政管制，经济学中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是庇
古（Pigou）于1938年提出的“帮手”（helping hand）理论。也就是，无管制的市场时常会
出现失败，比如会形成垄断、产生过多污染、在股市中上市公司会欺诈中小股东，等等。因
此，行政部门通过行业准入许可审查，可代表公众把“不合格”、“不可靠”的人排除在外，
以免他们给大众提供不合格的产品或服务。一旦某创业者、某企业得到行政部门的审批许可，
它们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就可为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社会也应当给它们以信任。因此，政
府行政是给社会提供帮助，是一只“帮手”。按照“帮手”理论，行政管制越多，给社会带来
的效益就越大。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3）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6
以公司注册资金为例，之所以新成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至少要有1 000万元注册资金，
可能是考虑到，如果一人没钱也可以成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那么不是会有人专门通过设立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来借债，等把钱用完后再利用“有限责任”申请破产保护来逃债吗？因此，
通过设立高额的初始注册资金，行政部门帮助银行和其他未来的债权人把那些“不合格”的
借债（法）人早早排除在外，使他们无法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身份借债。这等于是提前帮
银行，代替银行做了“一刀切”。当然，前面讲到过，这种安排的实际效果可能是零，其负面
作用反而是阻止了许多人创业。
第二种是“抓手”（grabbing hand）理论，也就是这些年常讲的“寻租”理论。这一理
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按照斯蒂格勒（Stigler）1971年的论述，行政管制是为行
业的垄断企业而存在的，已占据垄断地位的企业不愿意新手挤入，降低它们的既得利益。有
了行政管制带来的壁垒，这些行业垄断可继续保留其管制“租金”。另一方面，按照施莱佛
（Shleifer）和维希尼（Vishny）两位教授1993年的论述，行政部门之所以很热心设立各种
准入许可和其他管制，是因为这些许可申请和审批过程以及对可能的违规行为的调查过程给
掌权人提供了“寻租”的机会。这两位学者把行政部门的存在比做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每
次车辆来往都要收费。也就是，从社会角度看，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或许一两个收费站就
足够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公路经过的每个村和每个镇可能都要设自己的收费站，都要
“伸手抓一把”，从而产生对社会最糟糕的结局。
这两种理论中到底哪一种更符合现实呢？从图2–13至图2–16表明的情况以及前面谈
到的4位教授的大样本研究结果看，恰恰是那些行政审批手续越长、行政掌握的“质量”关
越多的国家里，产品和服务“质量”越差，假冒伪劣产品越多，市场上的诚信越缺乏，银行
呆账越多。既然行政管制后也还是如此，那么何必要这些壁垒呢？多国的经历表明，这些壁
垒不仅没有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反而创造了更多“寻租”机会，妨碍了人们创业。
在中国，民营创业的行政壁垒与政策歧视众多，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可能认为今天
之所以要保留它们，是因为在中国“诚信缺乏”，等等，所以不能随便让“不合格”的人进入
这样那样的行业，行政部门必须通过行政审批把好“质量”关。虽然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出于
良好的愿望，但实际效果可能是反而助长了诚信的进一步缺乏，因为当这种行政“质量”关
变成了更多的“寻租”场时，谁还能把其他人和机构的承诺当真呢？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1）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6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3，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70％~80％。正因
为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都说，印度尽管有新闻自由、民主制度、私有产权，等
等，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出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
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
可是，比较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举例来说，美国20
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
经济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
高。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
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
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这段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当前的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两
国过去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后就轻易得出结论，说印度的自由民主、
法治、私有财产权等好像反而不能让印度快速发展，而中国在不是代议制政府、法治不健全、
新闻媒体信息流通不自由等情况下，经济却增长得很快。
最近几年的迹象进一步表明，某些关于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因为从经济学的角
度，尤其是从金融发展对社会和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得
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
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制造业生产，技
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
标准化，成为简单的加工生产，利润率也不高。
当然，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
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
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
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如果不作一些制度性变革，如果仍然
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那么中国要在经济增加值、利润率更高
的服务业、第三产业上超过印度，将非常难。
我曾多次撰文讲述这样一个观点，服务业跟制造业不一样，服务业交易的内容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而制造业的各个环节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若市场上交易的内容是看得见的商品，
比如衣服、鞋类，这种市场的发展对于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的要求相对来说可以很低；但是
若要去发展更高端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证券业，没有相应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是不行的。
因为如果法治不可靠，老百姓所能掌握的信息很少，即使信息足够多也非常不可靠，那么人
们从事这种高端服务业交易的风险太大，人们的交易意愿自然会下降。金融业发展的核心是
提高资产的流动性；进而提高其使用效率；提高其价值；包括劳动力资产的价值；制度差别的长
远价值即在此。
印度的金融体系为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
我最近去香港汇丰银行考察，那天汇丰银行刚刚公布2005年的财务状况，2005年总运
营收入大概是772亿港元，其中1/4来自香港，也就是说其中200亿港元来自香港市场。香
港人口才600万，200多亿港元除以600万，平均每个人为汇丰银行提供的收入达3 000多
港元。这说明香港的金融化程度是多么高。当然，这只是汇丰一家的情况，其他银行和金融
公司还不包括在内。香港是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市场，包括汇丰银行在内
的很多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实际上不只是针对香港本地人，它们同时也为很多来自中国大
陆、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亚太各地区的客户服务。
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香港很小，但它的金融化程度特别高，因此，香港有非
常强的能力去配置和调动资源。金融证券业发展最大的作用是把所有不能直接流通的死的资
产，包括人力资本、房地产、土地以及未来的收入流，等等，通过金融票据化的发展变成活
的资产，主要形式就是进行货币化或者证券化，这样一来，资源配置的增值效率就能达到人
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香港每个人可以为汇丰银行贡献3 000多港元的利润的原因，
这就是高度金融化所带来的奇迹。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2）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6
当前，印度经济的金融证券化程度无法和香港比，但我们至少可以将印度和中国大陆作
一个比较。印度股票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是其GDP的80％，而中国证券市场股权
分置改革之前的流通股市值不到GDP的10％，也就是说，印度资产和财产的股票化、证券化
的程度是中国的8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通过民间的和证券市场的金融证券化，使得
印度配置和调动资源、利用现有资产和财富发展经济的能力比中国强很多。
具体来说，印度的银行体系中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47 000
个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私营的。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
企业所能够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
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中，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都是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
业，银行资产占GDP的比率为70％；相比之下，中国银行的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
给国有企业，30％贷给私人。此外，中印银行呆坏账的比率也不一样。从贷款去向来讲，正
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的私有化程度或者民营化程度远远
比中国高，所以它们的贷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回报、产生呆坏账比率比较低的私有企
业，而不是像中国这样不断将资金送往国有企业。
印度的私有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私有化的程度，使印度经济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比中国高
得多的发展资金，印度年轻人创业的机会，比中国年轻人好得多。印度有47 000个非银行的
金融与融资机构，这足以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中年创业者的事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而在
中国金融体系由国家垄断的情况下，100个年轻人里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