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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日子里，我从来不曾真正入睡、真正醒来，总是不知不觉中失去意识，然后又突然清醒。
我浑身上下都在痛。起初我只是静静躺着，感觉身上的痛楚，试着评估到底被伤到什么地步。同时，也费了好一番功夫，我才确定这里只剩我自己，那个家伙之前极有可能坐在旁边，等着我醒来。
我慢慢起身，没有采取猛烈的动作，一方面为求谨慎，一方面也实在是不得已。我的身体无法灵活移动，或是长时间连续做动作。比方说，我勉强半跪起来之后，必须僵在那儿半天，直到运足了力气才能够站直。好不容易站起来以后，我还得耐心等待晕眩消退，否则可能又会昏倒过去。
费了大半天的功夫，我最后才终于认出方向，穿过堆满垃圾的层层障碍，走到围篱边。我沿着围篱摸索，终于找到之前那个缺口。出去之后是亚特尼街，我这才记起自己所处的位置，但此时我已经完全失去方向感，根本不知道哪一边朝向住宅区。我走到路口，发现自己竟到了李文顿街，然后我大概南辕北辙地走了一会儿，因为我又回到瑞奇街。于是我又左转，过了两条街，终于找到休斯顿街。在那儿站了没多久，就有一辆出租车开过来。
我举起手来，司机减速驶近，我朝车子走去。那司机必定是仔细打量我了一番，然后觉得我大概不会是个好乘客，因为他加大油门，把车开走了。
如果我身上有多余的力气，一定会好好骂他一顿。
但是我只能够用仅剩的力气支撑着身体。路旁有一个邮筒，我走过去，倚靠在邮筒边，好减轻身上一点重量。我看看自己的模样，很庆幸没有浪费气力去诅咒那个司机。我一塌糊涂，长裤两只裤管从裤脚一直裂到膝盖，衬衫的前襟和夹克都污秽不堪，双手沾满了血渍、污泥和砂砾。任何一个神智清醒的出租车司机都不会希望我坐进他的车内。
结果竟然有一名司机肯让我上车，不知他是不是有毛病。那时，我已经在瑞奇街和休斯顿街的路口站了十几分钟。倒也不是真的希望会有车停下来载我，而是我正在努力思考，想记起最近的地铁入口的位置。其实即使真的想出来，我也很难确定自己能否走到那儿。这期间里有几辆出租车驶过，其中一辆车停了下来。司机可能以为我是警察，而我尽量让他保持这种感觉，我故意拿起皮夹，作出展示警徽的动作。
他一停下车来，趁他还来不及改变心意，我便赶快打开车门向他保证：“我没有喝酒，现在身上也没有流血，不会把你的车子弄脏。”
“去他的车，”他说：“这辆破车不是我自己的，就算是我的又有什么关系？那些混蛋对你作了什么？冲过来打劫吗？现在这种时候，根本不是你该出现的时间，老兄。”
“你为什么不早几个钟头告诉我？”
“嘿，你还能说笑话，显然还撑得下去。不过最好还是送你上医院，贝尔维尤医院离这儿最近，还是你要去别的地方？”
“西北旅馆，”我说，“是在五十七街和——”
“我知道那地方。我一个礼拜有五天，固定都要去对街的凡登公园接送客人。但是你确定不去医院吗？”
“不用了，”我回答，“我只想回家。”
雅各布正在前台值班。我去检查留言。即使注意到了我身上的异样，他的神态中也没显露出任何一丝惊讶。他要不就是已练就一身高超的客套功夫或交际手腕，要不就是镇定剂服用过多，导致没有任何事情能引起他注意。
没有我的电话，真是谢天谢地。我走进房间，关上房门，栓上铁链。这个动作我曾经做过一次，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当时有个人躲在浴室等着要杀我，而我却把他和自己一起关在房间里。
不过这次在浴室里等我的，只有一个浴缸。我实在迫不及待想泡个澡。但我还是先撑着身子，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
我看起来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糟糕，身上只有几处淤伤、表皮的擦伤和抓痕，还有一些砂砾嵌在皮肉里。牙齿并未脱落，也没有摔断什么部位，更没有严重的刀伤。
尽管如此，我看起来还是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
我脱掉身上的衣服，这些衣服已经破烂不堪。我掏空裤袋里的东西，抽出皮带，把裤子连同夹克一起扔到垃圾桶里，被撕裂的衬衫和领带也是一团糟，干脆一并扔掉。
我放满一整缸热水，浸泡了大半天，把水放掉，再重新注满水。我坐在浴池里，把手掌上的碎玻璃和石砾一颗一颗挑出来。
不知道最后到底搞到几点钟，我根本没有多余精力去看表。
我睡前吃了几颗阿斯匹林，起床后又吃了一些。然后我又去洗了个热水澡，希望能洗去全身肌肉和骨头的酸痛。我实在是需要刮胡子，但是理智告诉我，这时候最好别拿刀片在脸上刮，所以我找出几年前圣诞节孩子们送的电动刮胡刀清理脸上的胡子。
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尿里带血，这种画面实在令人胆战心惊。以前我的肾脏曾经遭到重击，所以我知道这是必然的后遗症。那家伙并没有对我的身体造成不可复原的伤害，只有被他戳到的地方才会有刺痛的感觉，这种疼痛可能会持续一段日子，但是我应该熬得过去。
我出门去喝杯咖啡，吃块面包，然后看看《新闻报》。布雷斯林的专栏是有关犯罪司法制度的评论；不过他写得很平淡，没有激烈的言辞。另一位专栏作家则偏狂地主张把贩卖走私烟毒者处以死刑，仿佛这些家伙就会因此而先考虑后果，转而把聪明才智发挥在投资理财上。
如果把昨天发生的案件与当前每年平均犯罪率相比，过去二十四小时内，纽约市应该在五个区里发生七件杀人案，《新闻报》报导了其中的四个案子。幸好没有一件是发生在这附近，受害人的名字也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虽然不能够百分之百确定，不过从这些新闻判断，我的朋友当中应该没有人在昨天遇害。
我去城中北区分局，但是德金不在办公室。我赶去参加六十三街上西城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午间聚会。演讲者从前是演员，他在西岸戒酒成功，整个场面充满了来自加州的狂热活力。我走回车站，路上买了披萨和可乐，在街上边走边吃。等我走回城中北区分局时，德金已经回来了，他耳边夹着电话，一边还在拨弄嘴里的雪茄以及桌上的咖啡杯。他指指旁边的椅子要我坐下。我坐在旁边听他讲电话，事实上他多半是在听，没有讲几句话。
他挂掉电话，身体前倾靠在桌边，在便条纸上潦草地写了几个字，然后坐直了身子看着我，问：“你怎么一副被人揍了一顿的模样，发生什么事？”
“我遇上了坏朋友。乔，我希望能把那畜牲抓起来，我要起诉他。”我说。
“告莫特利，是他干的？”我点了点头。
《到坟场的车票》 第三部分真的看到当时的情景
“他对我做的还不只外表看到的这样，严重多了。昨天半夜，我被他骗到下东城一条小巷里。”我简单地向他描述昨晚的事。他深色的眼睛眯成一线，好像真的看到当时的情景。
他问：“你要用什么罪名控告他？”
“我不知道，就告他殴打伤害吧，殴打、胁迫、恐吓都行，也许殴打是最有力的罪名。”
“现场是否有证人看到你所谓的殴打行为？”
“我所谓的？”
“你有任何证人吗？马修。”
“当然没有，”我说，“我们又不是约在梅西百货公司的橱窗前碰面，我们是在瑞奇街的空地上。”
“我记得你说是一条小巷。”
“那有什么差别，那个地方是夹在两栋建筑物之间的空地。有一个围篱，里头还有个通道，不知通往哪里，应该算是一条小巷子。我根本没有机会走进去看看究竟通往哪儿去。”
“嗯，”他拿起铅笔打量着说，“我记得你之前是说亚特尼街。”
“没错。”
“但是一分钟前你又说是瑞奇街。”
“是吗？我和那个妓女约在瑞奇街，一个叫花园碳烤的烂酒吧。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那里既没有花园，我看八成也不供应碳烤食物。”我摇着头，试着回忆当时的情景。“然后那娘儿们带我绕过路口走到亚特尼街上。”
“那个娘儿们？你本来是说变性人。”
“我习惯把变性人当作女的。”
“噢。”
“我猜她可以作证人，”我说，“不过要找到她可能得费点功夫，更别提要她出庭作证了。”
“我可以试着找找看，你有她的名字吗？”
“甜心，这当然是假名，也有可能就是临时凑合出来的，这种人的名字通常数都数不完。”
“这还用得着你说。”
“乔，你在怀疑什么吗？他殴打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你赢不了的。”
“那根本不是重点，能申请到法院逮捕令，把那个混蛋抓进牢里就够了。”
“嗯。”
“免得他再去杀人。”
“嗯，你和他在巷子里碰面的时候是几点钟？”
“我和那妓女约在午夜碰面。”
“你是说甜心，那个变性人。”
“对，所以差不多是半个钟头以后就发生这件事。”
“就算是十二点半吧。”
“差不多。”
“之后你去了医院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认为没这个必要。他确实把我折磨得很惨，我全身上下到处都痛得要命，但是我知道自己骨头没有断，也没有流血，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家比较舒服。”
“所以你也没有医疗记录？”
“当然没有。”我说，“我没去医院，哪来的医疗记录？”
“我想也是。”
“那个出租车司机说要送我去医院，”我说，“我当时看起来一定是极需急救的模样吧。”
“可惜你没听他的，你也该猜得到我所顾虑的问题吧？马修。如果急诊室里留有你的医疗记录，你说的故事就会比较有说服力。”
我一时为之语塞。
“那个出租车司机呢？”他继续问，“你大概也没有记下他的驾照号码吧？”
“没有。”
“也没有他的名字或是他的车牌号码？”
“我根本没想到这种事。”
“他可以证明你在出事现场，也可以为你的外表及身体受到的伤害作证。现在看来，我们有的只是你的片面之词。”
我感到一股怒气上冲，努力克制了很久才压抑住这股愤怒。“难道说这件事什么都算不上吗？这家伙恶意攻击警察，判刑之后又公开在法庭上威胁那个警察。他坐了十二年的牢，期间也曾涉及其他暴力行为。现在，他出狱几个月后，你手上拿到那个警察控告他的证词，而且——”
“马修，你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
“没错，但是——”
“你不干警察这一行已经很久了。”他点上了雪茄，把火柴摇灭，尽管火已熄了，他仍旧继续挥动火柴棒。他看也没看我就说：“严格来说，你只是离职的警察，而且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你的说法。”
“你这什么意思？”
“现在你算什么？你一个半路出家的私人侦探，不但没有执照，而且还收受贿赂。等把这件事报上去以后，你觉得看起来会对你有利吗？”他叹了口气，摇摇头又说，“昨天半夜，是你第一次见到莫特利吗？”
“他被判刑以后，昨天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你之前没有去过他住的旅馆？”
“什么旅馆？”
《到坟场的车票》 第三部分落脚地都不知道
“到底有还是没有，马修？你去了还是没有？”
“当然没有，我连他的落脚地都不知道。我找遍了整个城市，都没找到他。你到底想说些什么？”
他在桌上的纸堆里翻来翻去，终于找到他要找的东西。“这是早上送过来的。
“昨天傍晚有一个名叫西蒙·古德里奇的律师，到西十街第六分局去，他接受詹姆斯·利奥·莫特利的委托，带着刚申请下来的法院保护令，禁止你接近他的当事人，而且——”
“禁止我？”
“而且他要向警局报案，控告你之前的行为。”
“什么行为？”
“根据莫特利的说法，你到他住的哈定旅馆去，威胁恐吓他，动手动脚警告他等等诸如此类的行为。”他松开手上捏着的纸，那张纸轻轻地滑落到凌乱的桌面上。“你却说这种事根本没发生过，你根本没去过哈定旅馆？”
“我当然去过那家旅馆，就在巴洛街和西街的转角。多年以前我在第六分局任职时，早就知道那个地方，那时我们总是习惯称这家旅馆叫哈弟。”
“那么你是去过罗？”
“没错，但不是昨天。我曾经挨家挨户查访他的行踪，应该是星期六晚上吧，我还把他的照片拿给前台值班的人看。”
“然后呢？”
“然后什么结果也没有，没看过，不认识。”
“之后你再也没有回去吗？”
“回去干吗？”
他身体前倾，捻熄雪茄，然后把椅子往后推，仰靠墙上，双眼盯着天花板，说：“你想想看结果会怎么样吧？”
“洗耳恭听。”
“这家伙提出申诉，他现在有法院的保护令、有律师、什么都有，说你推他，对他动粗。然后第二天你出现了，那副模样好像昨天摔下了楼梯。这次轮到你来控告他，只不过你是在半夜受伤，在曼哈顿的什么狗屁亚特尼街，既没有证人，没有出租车司机，也没有医院记录，什么都没有。”
“你可以清查出租车的路线资料，也许可以找到那辆出租车。”
“对啊，我可以查路线资料，可以派二十个人来办这个案子，好像这是国家大事一样。”
我默不作声。
德金继续说：“十二年前他为什么在法庭里大放厥词说要向你讨回公道，为什么他会说这种话？”
“他是个神经病，他做的事不需要什么道理。”
“对啊，没错啊。但那时让他觉得他有道理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把他送进牢里，这就是理由。”
“以他未曾犯下的罪名把他关进牢里？”
“对啊，所有的犯人都自称是无辜的，你应该知道这个。”我说。
“没错，有罪的人终究是逃不掉的。那家伙说你陷害他，对吧？他根本就没有开过那几枪，他从来就没有枪，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栽赃。”
“按他的说法，他根本就是无辜的。你不觉得奇怪，当你承认有罪时，竟然还能坚称这种可笑的立场。他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
“嗯，到底是不是栽赃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好奇。”德金说。
“当然不是。”
“好吧。”
《到坟场的车票》 第三部分我是你的朋友
“这个案子没有丝毫问题，这家伙向逮捕他的警察开了三枪，他该得的刑期应该不只一年以上十年以下。”
“或许吧，”他说，“我只是在想，情势现在好像变了。”
“怎么说？”我指着他手上拿的照片问。
德金避开我的视线。“这个姓马德尔的，”他说，“是告密者。我没说错吧？”
“她是个线民。”
“你从她那儿得到不少消息？”
“她是个很不错的线民。”
“嗯，那个库珀曼也是线民吗？”
“我不太认识康妮，只和她见过几次面，她是伊莱恩的朋友。”
“只要是伊莱恩的朋友，也都是你的朋友。”
“你到底——”
“马修，你坐下。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我也不喜欢问这些问题。”
“你以为我喜欢——”
“不，可能也不。你拿了她们的钱吗？”
“谁？”
“你说谁呢？”
“我等你亲口告诉我。”
“库珀曼和姓马德尔的，你拿过吗？”
“当然，乔。我戴紫色软帽，开粉红色卡迪拉克，椅套还用豹子皮呢。”
“坐下。”
“我不坐，我还以为你是我朋友。”
“我也把你当作朋友，现在还是一样。”
“你还真会做人。”
“你曾经是个好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