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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大会顺利召开，就在那一刻结束了。胡得力见我站在人群前面，从他那个角度看去，我大概不像个枪毙鬼，倒像是闹工潮头目，起义军的首领。胡得力对着麦克风大喝一声：“路小路，你就要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了，还这么嚣张！”下面的工人听了，面面相觑，送到糖精车间是最严厉的惩罚，厂里调戏小姑娘的多得是，从来没听说被送去造糖精的。
我本来不想说话的，听胡得力这么说，我就用双手拢在嘴巴上，对他喊：“胡科长，不要乱讲话噢，这里有很多糖精车间的人噢，去糖精车间我觉得很光荣噢。”工人们回过神来，有个糖精车间的阿姨说：“胡得力，操你妈，糖精车间就不是人了吗？”这阿姨真可爱，要不是她身上散发着甜味，我简直想拥抱她一下。
后来保卫科长站了起来，抢过话筒，指着我说：“把路小路拉出去，拉出去！”两个厂警跑过来，扶着我的胳膊。我们都很熟了，他们也不好意思动真格的，就对我说：“老弟，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走吧。”我说：“不用你们架着，老子自己走。”但后面的工人却堵着门，哈哈大笑，就是不让厂警押我出去。我对厂警说：“我也没办法，除非你们把我从窗口扔下去。”那两个厂警试图扒开人群，忽然之间，帽子被人摘走了。后面的工人抢到了大盖帽，就在半空中扔来扔去。厂警很尴尬，大家其实都是熟人，他们也不能发怒，就对我说：“都是你小子闹的，明天你得请我们吃饭。”两个厂警回过头来，对着保卫科长挥手示意。保卫科长还在喊：“押出去！押出去！”厂警也火了，对他说：“操他妈，押个鸟啊！有本事你自己来押！”
那天会场上一片大乱，后面的工人哦哦地起哄，前面坐着的干部和工头也笑得前仰后合，只有舞台上的干部都板着脸。保卫科长也下不来台，跳下舞台，打算亲自来押我。我隔着很远，指着他鼻子说：“鸡巴，你敢过来，老子把你淹死在厕所里。”这时大家想起方瞎子把保卫科长推到茅坑里的事情，简直都笑翻了，有人大喊：“方瞎子拉电闸喽！”干部们大惊，纷纷抬头看顶上的日光灯，灯都亮着呢，分明是造谣。
这时，胡得力拿起话筒，用足力气大喊一声：“不许胡闹！！！”我们厂的礼堂，用的是两个大音箱，就放在舞台两侧。冷不丁一声大吼，音箱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巨响，坐在音箱前面的人齐声大叫，向后倒下一大片。爬起来之后，有几个干部指着胡得力大骂：“胡逼！耳朵都被你震聋了！”
保卫科长这一边，因为我揭了他的短，就扑过来要跟我拼命。我也觉得奇怪，他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雄伟，好像最近吃多了激素，有这个闲工夫还不如去跟方瞎子较劲呢。事后白蓝提醒我，保卫科长这是要在新厂长面前表现表现自己，也没有像我这样的，当众揭短，他当然要拼命。我当时可不知道这些，摆好架子，等着他扑过来。我和他之间相距大约五十米，趁他跑过来的工夫，有个师傅朝我手里塞了一根电工皮带，对我说：“照他脸上抽，准保躲不开。”我身边两个厂警吓坏了，一个攥着我的胳膊，一个抱着我的腰。我说见了鬼了，人家要打我，你们抱我干什么，拉偏架啊。厂警说：“把皮带放下！”我把皮带扔地上，可他们还是不放手。与此同时，后面的工人一哄而上，架住了狂奔过来的保卫科长。厂警对我说：“求你了，路小路，路小爷，你赶紧走吧！”
我对厂警说，本来是要走的，但他既然要冲过来打我，我就不能走，不然他还以为我怕他！别的干部我不敢打，保卫科长我可不怕，打赢了他，我就能取而代之。厂警又好气又好笑，说：“你当我们保卫科是山贼啊？”趁着身后的人群松动，他们两个死命把我往外拽。那一瞬间保卫科长的上半身也突破了人群，身体呈45度角，两个拳头在我眼前乱舞，他妈的，这种拳法能打得死个鬼。
就在这时，舞台那头一阵惊叫。众人回头去看，只见胡得力浑身精湿，目光呆滞，水泵房的阿骚拎着一个塑料水桶站在他边上。这塑料水桶我们都认得，是清洁工用来拖地板的。胡得力被阿骚浇成了落汤鸡，胡得力被拖地板的脏水从头到脚浇了个透，胡得力被浇过之后居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一刻，全场无人说话，我和保卫科长也忘记了打架。我们都静静地看着胡得力。在一片静默中，阿骚阿姨鄙夷地说：“胡得力，你这个王八蛋。”然后她扔下水桶，轻盈地扭动着胯部，在众人复杂的目光注视下扬长而去。
那次大闹会场，白蓝在大礼堂外面对我说：“路小路，你的政治生命彻底完蛋了。”后来她又说，这不应该叫政治生命，应该叫职业前途。我对她说，我的职业前途本来就是做工人，我该怎么混，自己心里清楚，不用你多插嘴。她说：“你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不是找死吗？”我不耐烦地说，我读过一本书，叫《红楼梦》，里面有个叫袭人的，就这么罗嗦。她说：“你就嘴硬吧。”说完就走了。
那天我还去参加了工会的卡拉OK比赛。厂里本来安排在大会之后举行这么一次比赛，后来大会闹成一锅粥，干部全都跑掉了，工会的人就很犹豫，打算取消比赛，但工人师傅不答应。工人师傅说，今儿个真高兴，卡拉OK助兴。工会的人说，不行啊，这是卡拉OK比赛啊，评委都跑光了还比个屁啊。工人问，评委是谁。工会的人说，当然是干部啦。这下工人师傅都不干了，说：上班要被他们管，唱他娘的卡拉OK也要他们管，简直狗屁，我们自己做评委。就有几个工人自告奋勇跑到主席台上去打分，后面有人把电视机混音器LCD全都搬了出来。当时我在楼下，望着白蓝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六根拽着我的袖子，拖我上去唱卡拉OK。
倒退十多年，我所生活的戴城，满大街都是唱卡拉OK的，不但家里有卡拉OK，连饭馆、茶馆、澡堂里都有。那时候也不去包厢，包厢太贵，通常是在一个大厅里，两块钱唱一首歌，对着电视机轮流嚎叫。后来我也成了个卡拉OK迷，嚎叫谁不会啊？
那天在大礼堂，别人把我推上去比赛，我唱了一首《吻别》，又唱了一首《风再起时》，下面的工人哗哗鼓掌，还有一些比较骚的师傅，拖着阿姨在人群中跳交谊舞。两曲唱毕，评委亮分，9。99！工会的干部在一边直呲牙。我高举右手，挥动，又抚着胸口做鞠躬告别状。电工诗人路小路从此就要阔别白班舞台，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啦。比赛结束之后，我拿了个第二名。我还奇怪，9。99怎么还是第二名？六根说有个小阿姨上台唱歌时，把裙子撩了撩，昂头挺胸噘屁股，评委师傅们都看傻啦，给了她10分，只能委屈我做第二名了，没胸没屁股的，第二名也该满足了。我想想也对，去拿奖品，第一名是电饭锅，第二名是热水瓶，我只能提着个热水瓶走了。出门的时候，天都快黑了，一群上中班的师傅们又闯进礼堂，对工会的人说：“不许收摊，我们还没唱呢。”工会的人都快昏过去了。据说一直搞到半夜，工人一茬接一茬地进来唱，后来把那片的电闸拉了，才算结束。这些场面我都没看见，我回家了。
那次闹过之后，我知道自己说话得罪了白蓝，想请她吃饭。那天是我生日，她不知道。我摇了个电话去医务室，她说晚上有事，不能来。我独自在外面吃了一碗面，加了一块排骨和两个荷包蛋，吃饱之后，无处可去，就骑着自行车到新知新村去闲逛，那是秋天的夜晚，一些枯叶掉落在我头上，昼夜温差很大，我穿着一件薄夹克衫有点顶不住。我把自行车锁了，坐在她家楼下的台阶上抽烟。
我想起自己已经二十周岁了，一事无成，坐在这里，不久之后就要去上三班造糖精。这种生活不是我要过的，但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能说，混到哪里是哪 里吧，人活在世界上，无非是走一步看一步。后来我看见白蓝从那里过来，骑着自行车，边上还有一个男的。我没喊她，把香烟藏在身后，以免闪光的烟头暴露我的行藏。她和那男的交谈了几句，相互道别，然后男的就走了。她锁好自行车走进来，发现有个人坐那里，定睛一看是我，吓了一跳。
她说：“怎么你在这里？”
我说：“我等你。”
她想了想说：“好吧，你上来，我跟你说。”
我默不作声地跟她上楼，在拐弯的地方被一个破箱子磕中了膝盖，疼得要死，但我还是默不作声，瘸着腿走了上去。进了房间，她拉亮电灯，关上门，然后她说：“那个是我复习班的同学。”
我问她：“什么复习班？”
她说：“考研复习班。”然后她说：“不要到厂里去说。”
那天，我看到了她的考研资料，厚厚的一摞，我全都看不懂。我问她，什么时候考试，她说是在一月，录取之后转档案，然后她就去读研究生。
“去哪里？”
“上海，或者北京。”
那时候我本来可以问她，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这些。但我忘记质问了，我在这种时候总是懵头懵脑，好像庄子梦里的蝴蝶，事后回忆起来，又觉得很羞惭。用我妈的话说，卡车迎头开过来也不知道躲一下。我什么话都没说，拉开门往外走，但她靠着门，不让我走。她歪过头问我：“还要再谈恋爱吗？”
我说：“谈啊，为什么不谈？但我现在想回家睡觉。”我再次去拉那扇门，这次她没拦我。我下楼的时候觉得膝盖生疼，她以为我会像上次那样一溜烟蹿下去，但我其实是无声地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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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退到九三年秋天，我在车间里玩我的电工刀。那把刀是红色的塑料刀把，刀刃有十公分长，这刀是不开口的，后来我在钳工班的砂轮上把它打磨了一下，这就成了一把可以杀人的利器。我还想镗出两根血槽，但师傅们不肯帮我镗，说是会闯祸。这把刀陪我走过很多城市，揣在兜里，不算是管制刀具。天气潮湿的时候它会生锈，但蘸上水在砖头上磨一下，它就会恢复往日的锋利。
那天我玩刀子，我用它练飞刀，我能把刀子抡圆了飞出去，也能把刀子缩在袖子里从肋下飞出去，五米之内必中靶心。我右手练完练左手，站着练完躺着练，还有犀牛望月、凤凰展翅、小鬼拍门、老鹰捉鸡等等姿势。我很想找个活人来练练，不是往他身上戳，而是像马戏团里一样，顶着个苹果，我一刀飞过去准能把苹果劈开，要是伤了他半根头发，我甘愿抵命。但别人看到这种被打磨过的电工刀就哆嗦，死活不肯让我试一下。后来我觉得无聊，把刀子收起来的时候，不小心在自己虎口上划了一下，起初没觉得疼，几秒钟后，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把整只左手都染红了，伤口一跳一跳的剧痛。
我看着自己的手，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我能把电工刀玩得像马戏团一样，但我竟然把自己的手割破了。我扔下刀子，掐住手腕并且高举左手，去医务室找白蓝。一路上鲜血顺着胳膊淌到了腋窝里，路过的人都以为我是在振臂发飚，走近一看才知道又发生惨案了。出了这种事故是很糗的，但我无所谓，我马上就要去造糖精了。
我在医务室包扎时候，大肥婆在白蓝身后站着，非常讨厌。我看着白蓝把纱布一层层缠绕在我手上，我问她，筋断了吗。她说没有，然后拿了一块毛巾替我把胳膊上的血迹擦干净。大肥婆说：“流好多血啊，真可惜，去献血多好。”白蓝就回过头去瞪着她。我说：“化工厂的人不能献血的，血里面全是毒。”
白蓝对我说：“想自杀？”我说：“不是。不小心的。”她说：“这样子就像个亡命之徒了？”我说也不是，都不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博尔赫斯说，记忆总是固守着某一个点。我记忆中的二十岁，亡命之徒就是那个被固守的点。越是如此，它就越缺乏真实感，真正需要去亡命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连献血都没人要，嫌脏。我在一个不必亡命的时代里既不会杀人也不会被杀，我会被送去造糖精，犯了错会被扣工资，如此而已。在这种时代我可以把自己杀掉，无论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我不会为了糖精和工资而自杀，也不会为了爱情，但是我可以毫无理由地去死，如此而已。
那天在医务室里，我坐在体检床上，白蓝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大肥婆站在我们中间，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她。我他妈也不知道这肥婆想干什么，后来我觉得很好笑，就对着白蓝笑起来。她平静地看着我。我忽然觉得大肥婆也不那么讨厌了，就让她在一边呆着吧，这样很好。我的神经分裂的爱人终于无声地站在了彼岸，与我遥遥对望。
九三年秋天，闹了一次地震，是东海海啸引起的。晚上九点多钟，我在家里躺着，忽然觉得床架子发抖，我妈放在五斗橱上的花瓶哐当一声砸在地上，当时我妈在打毛衣，我从床上跳起来，拽着她就往外跑。到街上的时候，我爸爸也从楼上跑了下来，他在邻居家里打麻将。
街上全是人，各家各户的灯都亮着，空气中微微地飘着一些细雨。农药新村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逃亡，这次是在夜里，加之深秋季节，总算没有人再光着身子往外跑了。周围的人定下神来，都在看房子，有没有歪，有没有倒，后来他们说什么都没发生，估计是一次很小的地震。中途有人打电话到农药厂去，问当班工人，有没有什么管子又泄漏了，当班工人根本没感觉到地震，车间里的设备本来就抖得跟七级地震一样。那天我站在街上，发现自己只穿着短裤背心，冻得要死，我就回家去穿衣服。等我穿好衣服出来，我爸爸带着几个邻居也进了家门，开始搓麻将。我家是一楼，他们认为再发生地震的话，一楼跑起来比较容易。搓麻将就是为了等待第二次地震。
我把衣服和鞋子都换了，又从抽屉里找出几张钞票，塞在口袋里。我妈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一个朋友家拿东西，万一再地震你就拿几个包子钻到麻将桌下面去，然后等我来救你。我说完，扔下我妈，骑上自行车往新知新村去，路上全是人，打着伞的，穿着雨衣的，顶着脸盆的，雨越下越大，从细微的潮湿变成冰冷的针尖，扎在我脸上。在文化宫门口，有一辆汽车撞在树干上，城市虽然比平时混乱，但马路上并没有停电，汽车还在开，幽微的路灯照射在地面上，泛着一滩滩的光。我穿过戴城大学，门卫不知去向，很多学生站在道路上吃东西聊天，还有爬在铁栏杆上干嚎的。我绕过密集的人群，在一个狭窄的小门口停下自行车，那门虚掩着，我一脚踹开门，再穿过去，前面就是新知新村。
新知新村的街道上同样挤满了人，知识分子不唱卡拉OK，但一样怕死，这事情无关文化修养。但这种躲地震的方式非常可笑，四面全是楼房，他们就聚在楼房之间，那么多人，掉个花盆下来都能砸死好几个。
我在人群之中寻找白蓝，找了一圈，发现她正趴在自家窗台上看热闹，还叼着香烟，比我更吊儿郎当。白蓝对着我招手，我扔下自行车，三步两步蹿上去，进门之后一看，不得了，这娘们穿着一身白色丝绸睡衣，胸开得很低，赤脚坐在书桌上，嘴里含着一根咖啡色的摩尔烟，最不可思议的是她脑袋上顶着十几个红红绿绿的塑料发卷。我想了半天，觉得在哪里看见过，后来想起来了，电影里那些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就是这么个打扮。
我冲她喊：“地震了，你不知道？”
她不理我，两根手指夹着香烟，那只手在窗台前比划了一下，好像伟人指点江山，大声说：“钟山风雨起，仓皇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升西天返地府，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青天亦老人……”我不知道她在乱唱些什么，好像是诗词，又听不太懂。她转过头来，嘴巴里喷出一股酒气，问我：“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诗怎么样？”
“气势还可以。听着很熟，忘记是谁写的了。”
“还他妈诗人呢，这都不知道。这是我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