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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我反省型领导的基本特征是：常常依赖于别人所讲的和自己在实践中的经验；将这种“外部”知识运用到完全不同的情况之下，坚信在别的情况下起作用的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同样适用，而不管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
与毛泽东相比，李德、博古就是非自我反省型领导。他们将正确的理论教条化，而且听不进他人的意见。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三部分抗日讨蒋的任务
第五章
1935年10月，当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时，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帝爱国斗争在全国各地酝酿。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至此，辗转跋涉一年有余的中央红军终于再次确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同时，党中央提出“抗日讨蒋的任务，总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力量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也就是说，现今有两大任务摆在刚刚落脚不稳的中共中央面前，一是要迅速建设新的根据地，二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蒋抗日。恰逢此时，国民党调集重兵来袭，中央红军给以坚决回击，并促成直罗镇大捷，这为西北根据地的建立举行了一次“奠基礼”。
另一方面，张国焘南下后成立伪中央，在历史关头仍在搞他的党内分裂。12月5日，张国焘再次复电强烈要求将陕甘苏区作为北方局，这一争权夺利的行径实与毛泽东等人的境界有着天壤之别——也就是在这一天，党中央以毛泽东、彭德怀的名义致信杨虎城，洽谈联手“反蒋抗日”之事。
“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苏区在以如此言词不断激励西北爱国志士的同时，加强抗日救亡的大业筹划。12月17日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确定了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把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个基点上。
但是贫困落后的陕甘苏区不但无法解决红军的燃眉之急，也难以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1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发出《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要求在40天之内完成渡河东征的准备工作。次年2月18日，东征战役打响，历时75天，于5月2日结束。红军击溃了国民党与晋军阎锡山共三十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转战山西五十余县，歼敌一万三千多人，使红军在兵员、物资等方面得到补充。更重要的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军内部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对此的评价是：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
与此同时，中共苏区的抗日联盟战略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1936年1月20日，红军代表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正式会谈，张学良认为在东北军中同情中国共产党抗日者为数不少，愿意为建立国防政府而努力，“位卑未敢忘忧国”，何况东北军的堂堂将领！此时，只有仍然陶醉在“剿匪”阴影中的蒋介石及其幕僚为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怪论而继续做着逆历史车轮之举。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加剧，中共中央不断加强“建立抗日联盟统一战线”的呼吁。举国上下，一片沸腾。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拥有30万军队的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等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帜，面对这一横生变数，蒋介石急调军南下，停止进攻西北。毛泽东抓住这一大好时机，与陈、李二将共同探讨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蒋介石无疑被逼上绝路，北有陕甘、南有两广，四面八方的各地军阀也仿佛正对他心存不满，无奈之下的蒋介石只好妥协处之，答应全面抵抗日军，和平解决“两广事件”。
当国民党军队再次开赴西北以实现他们的“灭共”计划时，已是今非昔比，时局正依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步步推演，而浑然不察的蒋介石却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
与此相反，自认为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另一名“统帅”的张国焘正经受着他的困境之旅，百丈关一役，红四军的八万人剩下不到四万，四方面军中的很多人也开始怀疑起南下路线的正确性，难道张国焘真的要成为历史的毁灭者？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三部分国共的战略联盟
第一节 战略联盟是企业发展所需
抗日统一战线——国共的战略联盟
经过漫漫长路，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部队胜利会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的行军征程，当时已是1935年10月。随着“华北事变”的爆发，日军侵华步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收复祖国大好河山已刻不容缓，中央红军适时提出“停止内战，坚决抗日”的口号。为对抗共同的敌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决定与国民党军建立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是指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与其他企业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松散式结盟。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就充分认识到了战略联盟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大革命时期割据混战的反动军阀、土地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妄图吞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相对于弱小的共产党来说，势力都是强大的。为了对付强大的敌人，统一战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同一切支持、同情革命的社会各界力量进行联盟的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曾与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建立过国内革命统一战线，达成了国共的第一次合作。这次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7年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但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打下了基础。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在建设与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愿意在国民党部队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红军、给予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工农三项条件下，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表示共产党希望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的决定是极其英明的。通过合作，不但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极大地壮大、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表明：正确地选择战略合作伙伴与合作时机，能够使自己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
战略联盟对于现代企业同样重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找到良好的合作伙伴，共享彼此的资源和能力，强化企业的竞争优势，才能在竞争中获得持续的成功。
建立战略联盟的发展思维
由于青春期的飞速发展，进入壮年期之后的企业一方面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资金充裕，组织和市场份额稳定；另一方面，企业这一时期的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并开始遭遇发展瓶颈。企业要突破瓶颈、寻求发展周期的第二次青春，战略联盟是条捷径。
战略联盟形式很多，例如投资联盟、渠道联盟、采购联盟、服务联盟、开发联盟、信息联盟、培训联盟等。价格联盟也可以做，但是要注意其合法性。战略联盟最大的好处是联盟各方可以取长补短。
现在，国际上各大企业的战略联盟策略已是纷繁复杂，联盟仿佛成为当今大型企业的一项发展特权，但是中小企业的战略联盟同样不可忽视，同样重要。相对于大型企业的联盟竞争，在品牌、价格、渠道、客户群等方面，中小企业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因此，联盟更成为中小企业的时势所需。一般而言，独立拓展、兼并收购和战略联盟是当前中小型企业的主要发展方式。但独立拓展往往使企业不堪于激烈残酷的竞争，并购使企业失去独立自主权，成为任他人摆布的傀儡。只有战略联盟成为中小企业超越自身优势、确立竞争定位的优化选择。
战略联盟不同于企业合并或并购，战略联盟下的各公司保持自己的自主权和自主性，而合并和并购则涉及到产权的交换。战略联盟通常采取共同出资成立第三家公司的方式来形成，可以是很松散的组织形式，不一定要以利润为双方的制约条件。
战略联盟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战略架构中的长期目标，从这一目标出发，有针对性地去实现联盟战略。战略联盟的本身则是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这包括技术优势、产品优势、市场优势、服务优势以及管理优势等，使联盟的双方或多方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实现自身的消费需求，最后达成一个共赢的局面。
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从革命开始便注意到了战略联盟的伟大力量。红军在长征初期的准备阶段，曾有两次与国民党军队建立合作关系的大好时机，但可惜都被“左”倾主义者破坏掉了。
1933年10月底，红军代表同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领导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代表草签了“反蒋抗日”协定。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给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情带来了重大变化。
蒋介石急于“解决”第十九路军的反叛，担忧第十九路军同红军联合。毛泽东抓住敌人的要害，一再提出：“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根本重地，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机会。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
但“左”倾领导者不懂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打击“真正的敌人”的道理，反而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斥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战机稍纵即逝，“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倒台之后，蒋介石在福建成立了东路军，对中央根据地构成了四面合围之势。
1934年，中央红军再次与国民党军广东将领陈济棠达成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这一次国共重大合作为红军开始长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红军顺利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但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阻挠，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化为乌有。1936年，孤立无援的陈济棠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失败。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战略联盟不但可以实现资金和资源上的优势互补，还可以扩充企业实力、规模、品牌和渠道等。未来的竞争不是企业对企业的竞争，而是联盟对联盟的竞争。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战略联盟在企业间形成，这些联盟是企业为应对世界或未来的竞争而形成的。
第二节企业间战略联盟的动因分析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三部分两次国共合作的动因分析
分担风险并获得规模和范围
这一动因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是分担企业风险，其实在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同时便起到了分担风险的作用，当美特斯·邦威进入运动类服装市场后，经营者周成建并没有进入服装加工领域，他考虑到厂房的兴建、人员的培训、机器的购买调试，这一切从头开始，均要承担巨大的成本风险，而虚拟化经营正好大大降低了这种风险成本。
如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产品研究开发的要求越来越高，要不断地缩短研发时间、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分散研究开发风险等。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致使企业分工更加精细化、明确化，在产品的生产销售环节中采取企业间的联盟策略，才能使企业在其自身的分工领域中达到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这两种效应经济的产生也才能大大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福特生产汽车，但所有的汽车配件并不都由它自己生产，它也许会用到某公司生产的引擎系统，也许会用到另一个公司的轮胎。为了扩大企业经营的规模和范围，这种分工合作的战略模式已经越来越多地被采用。中国江浙一带众多的小型经济便是仅靠生产某一零部件而大大降低了单位成本，减少了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
北伐战争也好，抗日战争也罢，面对强大敌人，为避免单打独斗被逐个击破的风险，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明确分工，统一调配，获得了规模和范围上的协同。
防止竞争过度
从大的范围来讲，战略联盟其实是在构建一种“商者无域，相容共生”的范畴。当今社会，某些产业已经存在着产能过剩、过度竞争的现象。大企业间展开的恶性竞争而造成的两败俱伤，不但有损企业利益，更有损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建立战略联盟，这种混乱的竞争秩序可以得到有效改善，而商业本来便是和气生财。
防止竞争过度的战略联盟形式可以非常松散。比如说迪士尼乐园，不论是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加州或法国巴黎的迪士尼乐园，还是在中国香港新建成的迪士尼乐园，如果游客想喝可乐的话，就只能买到一种可乐——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与迪士尼是全球性的联盟，有迪士尼的地方就只卖可口可乐。这就是协议，不要合资。
全球所有的麦当劳店里都只卖可口可乐，肯德基里只卖喝百事可乐。如果不喝可乐而喝白色汽水，在麦当劳就是雪碧，在肯德基就只能是七喜。
除了以上三点外，构建企业战略联盟还有其他方面的动因。例如在治疗“大企业病”方面，战略联盟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手段。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层次的增加、协调成本的上升和组织膨胀，正使得一些大企业的行政效率向着官僚式的低效率迈进。而战略联盟可以给企业自身资源配置机制带来战略性革新，使企业始终保持灵活的经营机制并与迅速发展的技术和市场保持同步。
第三节战略联盟的类型
两次国共合作的具体方式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最初提出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是“党外合作”，即与国民党的合作不牵涉党内事务。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可以加入国民党，目的是把国民党改造成为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倡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并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业部长林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