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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家、画家和探险家便逐渐开始渗入中国的内地。从那时起到至二十世纪初，凡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民党围剿苏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等，都有西方人的现场目击报
道和大量的图片、文字资料。除此之外，那些来华的西方人还特别关注对中国地理、地质、动植物资源、建筑、考古等各方面的考察，以及对中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社会各方面情况的探索，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要刺探中国的机密，以及调查中国的市场和人文地理，也是为了试图沟通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
西方人撰写有关中国的书籍，内容涉及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教育、宗教、民俗，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许多这样的书至今仍被束之高阁，难得有人问津。尤为珍贵的是这些书中含有无数张插图和老照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生动而直观地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的那段历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中文近代史资料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空缺。这些图片资料的数量极其庞大（数以千万计），它们向我们展现了清朝和民国初这几百年间颇为绮丽壮观的中国历史长幅画卷，全方位地反映了清朝和民国初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直观而生动地再现了旧中国的历史原貌。
首先，这批图片资料集中反映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中国人文地理的独特视角。由于这些书的作者大部分都是汉学家、在华外交官、旅行家、建筑师、摄影师、探险家和传教士，有的甚至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成员。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和用照片记录下来的北京风貌，往往是同时代中国作者所看不到和无法记录的。例如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在其回忆录中就用近百幅照片记录了慈禧太后召见七国公使夫人进宫、清廷皇族公主们回访，到美国公使馆做客，以及她与北京各界妇女进行的交往和互访，对于中西方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障碍有极其生动的描写。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在其回忆录中也用图画和照片真实反映了清末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早期京师大学堂的情景。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诸多西方记者更是以画笔和照相机为工具，用无数张图片真实地记录了八国联军从天津一路打到北京的全过程，其中对于八国联军如何从北京城墙一个涵洞攻进京城，在城里展开的巷战，试图用野战炮和云梯敲开了紫禁城的一道道大门，以及在故宫里举行耀武扬威的阅兵式等画面和镜头，全都是极其难得的真实史料。
由于申奥成功和举办人文奥运的宗旨，北京市目前十分重视恢复历史名城的原貌，计划要在2008年之前保护、修复或重建故宫、永定门、圆明园、恭王府、皇城四合院和胡同等一系列京味的古迹。但是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文资料中的图像和文字信息比较匮乏，大量的相关信息，尤其是老照片和图片，往往都藏于西文资料之中。所以正在被修复的历史古迹，如北京的恭王府和圆明园等，是否能够真正还原历史的原貌，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对西文相关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因为在许多西文书中，作者们都自觉地用照片的形式介绍他们于清末民初在北京的家庭和社交生活、北京城里和近郊的旅游景点、庙宇建筑，以及各个时期的北京城区、郊区和周边地区的历史地图。而这些往往是中文史料所欠缺的。
出于传教、经商和学术研究等不同的需要，上述西文书的作者们对于中国的民俗、礼节和尊孔、祭祖等礼仪怀有浓厚的兴趣。例如在宁波出生，并于1912—1914年间在北京大学任英文教师的英国人燕瑞博在《北京生活杂闻》一书中用一百多幅照片记录了北京城里的各种小贩、胡同居民、当铺、餐馆、妓院、城墙，以及京剧、女子装束打扮等珍贵的历史镜头，并且对北京的土话和迷信做了详细的介绍。为了更好地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社会风俗，总部设在上海的在华传教士组织广学会的编辑秘书华立熙特意撰写了《神秘莫测的中国礼仪》一书，对于晚清的穿着、仪态、人际交往、婚丧嫁娶，以及吉日良辰等均做了详细的描绘，忠实记录了十九世纪末的众多礼仪习俗。它就像一面镜子那样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民俗风情，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北京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国际大都市，其文化史的研究决不能只局限于中文的资料。
清末民初，许多在华外国人直接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例如赫德长期担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傅兰雅作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处的翻译，编译了大量的科学教科书。清廷在创建水师、训练新军，以及创办煤矿、铁路、电报、邮局和其他各种实业的过程中都雇佣了不少外国人。就连民国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和张作霖等军阀政府的首领也全都雇佣了外国顾问。这些外国人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有着第一手的见闻，与清廷和民国的官员和各方面的人士均有深入的交往，而且他们往往著述甚多，对于中国走向共和这一历史进程的几乎每一件重大事件都有深刻而直观的文字和图片记录。
第一部分：丁韪良初探杭州城引言（2）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些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的图片和文字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1。它们大多是现场的目击报道，属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2。它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往往跟中文史料中的观点和看法相左，这就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物；3。它们所报道的一些事件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中文史料中的盲点，是别处找不到的珍贵史料。例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为了要弄清中国水师的新式兵船，特意通过其商人在广州以中国人的名义秘密购买了一艘与满清水师中最大型兵船同一类型
的大船“耆英号”，以打 渔的名义驶到公海后即改变方向，经好望角开往伦敦，对其构造特点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之后该船又从伦敦驶往纽约。作为从中国到达英国和美洲大陆的第一艘海船，无论从近代史的角度，还是造船史的角度，它的图片都可谓是极其珍贵的资料。4。西方人关于中国报道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往往也是同时期中文史料所不能企及的。
在西方国家，人们对于这样的图片资料非常重视。在许多地方都有专门的图片资料图书馆；在很多大的图书馆中也有专门的图片资料收藏。然而在中国国内还没有相应的机构。有关老照片的收集和研究尚处于一种“玩票”的业余水平；由此造成了一系列尴尬的局面。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慰安妇和其他受到过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人士在日本打官司输多赢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像老照片这样的确凿证据。即便是堂堂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圆明园学会和中国长城学会等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拿不出多少跟各自研究领域相关和有分量的历史照片；甚至当文化部决定要拨出数亿元人民币来重修恭王府时，人们这才发现，急需用作修复建筑参考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的王府老照片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而严格说来，西文资料中这类的图片数量还是相当多的。虽然现在如杭州市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等许多单位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纷纷派人去国外找有关中国的老照片。但实际上，这些老照片在国内的图书馆中就可以找到许多，只是人们对于身边的这些珍贵资料尚未加以关注和重视而已。
本书中所包含的老照片和其他图片资料只是笔者近几年来所收集到的中国老照片的一小部分。为了收集这些图片资料，作者曾经访问了国内外的许多大小图书馆，并且得到了那儿的工作人员、朋友和学生的帮助，其中最值得感谢的当然就是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样需要感谢的是本书的编辑张剑和美编邱衍庆，以及《中国科学探险》杂志社。没有他们的鼓励、帮助和支持，此书也是难以问世的。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2005年1月6日
第一部分：丁韪良初探杭州城摄影的力量
摄影是工业社会对大众生活最有影响的发明之一，其触角从宏大的社会、政治场景一直伸展到普通人生活的最私密部分。它将稍纵即逝的种种影像摄取、封存，作为历史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受到空前的重视。它甚至还能通过人物无意识的瞬间表情，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摄影小史》中所说：“我们即便能顺畅而大概地描述人类如何
行走，却一点也不能分辨人在一秒瞬间迈开步伐的真确姿态是如何。然而，摄影有本事以放慢速度与放大细部等方法，透露瞬间行走的真正姿势。只有借着摄影，我们才能认识到无意识的视象，就如同心理分析使我们了解无意识的冲动。”
或许，正是由于摄影有如此“魔力”，人们曾以恐惧的心态看待这项能够见证历史——进步与邪恶、文明与野蛮、萌生与毁灭——的发明。本雅明还提到，摄影术在法国发明不久，德国的一家小刊物曾愤恨交加地要求及时对抗这项来自法国的恶魔技艺，认为“要将浮动短暂的镜像固定住是不可能的事”，“非但如此，单是想留住影像，就等于是在亵渎神灵了。人类是依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任何人类发明的机器都不能固定上帝的形象；顶多，只有虔诚的艺术家得到了神灵的启示，在守护神明的至高引导之下，鞠躬尽瘁全心奉主，这时才可能完全不靠机器而敢冒险复制出人的神圣五官面容” 。
尽管曾遇强烈反对，摄影仍不可阻挡地迅速普及，甚至刷新了现代人对世界的认知、感知方式，其传播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虽与其他来自异域的工业文明一同被视为“奇技淫巧”，但面世不久就进入了近代中国。所以近代史研究与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丰富的影像资料供有心者研究，虽然这方面的“开发利用”现在还远远不够。当然，首先拿着相机的“拍摄者”是西方人，而对象、即“被拍摄者”是近代中国的种种“行状”。当然，外来者总有外来者的眼光，这种眼光与“猎奇”不无关系。但反过来，“被拍者”却也可藉此反观自身。因为“身在庐山”有时反而难识自己的“真面目”，一些“我们”自处其中的风俗、礼仪习以为常，认为“理该如此”、“天下”都应如此，因此习焉不察，更不觉得有“记录”的必要。正是外来者的新奇目光，把近代中国的许多方面“定格”下来，使“往事”并未如烟随时光消逝。
北京大学沈弘教授中西学俱佳，多年致力于“西方人记录的近代中国影像”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中外图书馆潜心悉心、孜孜石乞石乞，所藏甚丰。他将零星搜集来、非常罕见的影像汇编成《晚清映像——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形成“整体性冲击”。更为难得的是，这些图片都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恰如本雅明所说：“相机会愈来愈小，也会愈来愈善于捕捉浮动、隐秘的影像，所引起的震撼会激发观者的联想力。这里，一定要有图说文字的介入，图说借着将生命情境做文字化处理而与摄影建立关系，少了这一过程，任何摄影建构必然会不够明确。”本书中详细的图说使一幅幅历史画面更具内在联系性，这种“图文并茂”使读者对近代中国的感受、理解更加直观、生动、强烈。
面对这些图片，人们不能不百感交集。或许会感到古国文明的厚重，一种文化自豪感油然而生；或许会感到旧文明的蒙昧，痛惜自家文化的愚陋；或许会为烽火夕阳中传统的衰落感伤落泪，或许会为一种新文明旭日东升般的兴起振奋激动……
或许，应如斯宾诺莎所言，面对过去时“不必赞许，不必惋惜，也不责难；但求了解而已”。
第一部分：丁韪良初探杭州城最初的印象（图）
英国画家李通和于1907年来到杭州时所画的西湖断桥 丁韪良是于1850年来到宁波传教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他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说宁波话、官话和阅读中文典籍，并且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同时积极地开展传教活动，到他教堂来听他讲道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作为西儒的名声也开始在士绅阶层传播开来。在这一方面，他跟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颇有相似之处。
据他说，他家里经常有从远处来拜访的陌生人，后者大多是出于好奇心，想知道这位洋人能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知识。其中有个姓朱的杭州人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听说从西方传入了新的宗教，他特意远道赶来，希望能学到一些新的宗教思想。跟丁韪良深谈之后，他表示在基督身上找到了“道”的最新证明，但他还没有准备好要放弃他原来信奉的神。分手时，他主动邀请丁韪良派人到省会去传道，并答应尽力提供帮助。丁韪良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即派了两名中国传道士前往杭州，他们果然得到了这位朱先生的多方帮助，因为后者是一位家境殷实的当铺老板。可惜当这两位传道士再次造访杭州时，朱先生已经过世。这件事对丁韪良的刺激很深，也促使他下决心要去杭州亲眼看一下那儿的情况。
丁韪良在《花甲忆记》（1896）的第七章中简略地描述了他探访杭州的经过和对这座江南名城的最初印象：
作为浙江省会的杭州与苏州被并列视为全国最好的两个城市。正如一条谚语所说：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据我所知，自从阿美士德勋爵的外交使团于1816年从那儿经过以后，还没有任何外国人到过杭州。我和我的朋友亨利·兰金教士未经化装便被允许进入城门，然而那儿的人由于不熟悉欧洲人的服装，都称我们为倭人，这是因为当时日本海盗的侵犯仍不时地发生。我们发现杭州的地方很大，其中包括了好几个山麓，而且它还保持了旧时都城辉煌的某些痕迹。自从1278年，宋代皇帝被蒙古人赶到南方以后，杭州变成了宋朝最后一个京都。在城墙的西门之外有一个并不是很大的湖泊，湖的沿岸有众多的宝塔和寺庙。在湖边一个风景优美的寺庙里，我们找到了可供过夜的歇脚之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了。寺庙里的和尚们为此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显然怀疑我们的真正来意。（见《花甲忆记》第112－113页）
第一部分：丁韪良初探杭州城殷勤好客的杭州人（图）
雷峰夕照。西子湖畔的雷峰塔原来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1927年，这座古塔突然倒塌，引起了人们很大的震惊。如今这一景点已经得以重建，然而新塔虽然建得十分豪华，旧塔的独特风韵却已难寻觅。
正是因为洋人深入中国内地在当时仍属不合法的行为，所以丁韪良在杭州的逗留时间十分短暂。但是它已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达到了此行探路的目的。果然，在不久以后的1858年，与丁韪良同属宁波长老会传教使团的倪维思博士夫妇和英国圣公会的包尔腾教士便先后来到了杭州，并在那儿为新教的传教使团深深地扎下了根。
西湖之滨的皇城气派和杭州市民的殷勤好客显然令丁韪良难以忘怀。他在《中国的觉醒》（1907）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杭州在十三世纪时曾经是南宋王朝的都城，至今这个省会城市仍然保留了当时皇城宏伟的遗迹。西湖周围点缀着无数亭台楼榭、睡莲荷花，颇有皇家风范；在漫长的城墙环绕之内可以见到山丘和溪谷；整个城市居高临下地雄踞和俯视着一条大江广阔的入海口岸边的海堤——所有这些都赋予了这个城市一种高贵庄严的魅力。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1855年白人第一次踩上了杭州街道的那一天。这两个白人就是亨利·兰金教士和我。尽管条约不准我们进入“瓜”的外壳（中国人以“瓜”来称呼他们的帝国），深入到那些无法在一天之内返回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突破束缚，来到了南宋的故都。沿途在绍兴停留了一下；当我们在一个公共广场上对这一大群恭敬有礼的观众布道时，一位衣着讲究的先生挤进了人群，真诚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喝茶。他的府邸显示出了主人的富裕，这位热衷于加官晋爵的举人设宴热情款待了我们，并且说，如果那些西方的学者经过他们城市的时候，竟然都无一人表示敬意的话，那么他就会为此而感到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