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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的话，我们就要立即起身，准备抵御敌人。
我们听从了这个建议，在左轮枪里装满子弹之后，又躺了下来，但怎么也睡不着了，毕竟，夜间袭击将会是非常危险的。
第四部分：俄国探险家陕南印象旬阳县
第二天我们在旬阳县这个小城的前面登了岸。这个县城坐落在一个离江岸有一段距离的高地上，周围全都是崇山峻岭。从江边望上去，那县城就像被分作三层，就像三个圆形的舞台，其形状颇似一个式样独特、呈半圆形的露天剧场。
另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是停泊在城前江岸上的船寥寥无几；总共加起来也不过一打左右。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大部分船只都隐藏在一条环城的小河（旬河）里，因为汉江在流经
这个地方时水流特别湍急。船的航行也非常困难，我们不得不在纤绳的牵引下把船停在上游很远的地方，并且靠划桨的方式渡河；然而湍急的水流又将我们卷到了下游，然后再靠纤绳的牵引才使我们把船停好。
分层次建在一座小山上的县城并没有展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东西：房屋都很小，有三个墙被刷成粉红色的寺庙，一座建在山顶的宝塔，在城市的中央还有一个郁郁葱葱的小树林。
很少有人从城里出来看我们，因为县城离汉江还有一点距离，而且必须要穿越旬河。那些来看热闹的都是些粗鲁的人；他们取笑我们的鼻子，并且管我们叫“洋鬼子”。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进城去，正在这时，有人劝阻我不要去，说有位信使要给我们带信件来，所以叫我再等一等。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这儿没有电报，但中国的消息传播还是那么的迅疾。例如，我不明白人们怎么知道，一位来自汉口的信使带着要送给我们的信件和包裹居然会到达了这儿？这可能只是个假定吧？但是中国人的口气却很肯定：“信使马上就要到了，他离这儿已经不远了。”信使送来的信件原来是从俄国寄出，再由汉口那些热心的同胞们加急转送来的。在中国并没有邮政系统；所有加急的官方信件都是由信使通过驿站的快马层层传递的，有时候同一个信使要带着邮件走很长的距离；然而他所传递的银两和信件都可以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那些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向我保证说，信使们是值得信赖的，从来没有过邮件丢失或送错的先例。
我们在船上给信使发了赏金，并让他把我们写好的信件再带回去。
兴安府就在江的右岸，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它的城墙，在城墙的后面还可以看到许多寺院的屋顶；在兴安府的后面还有一些远山耸立在树林和一些光秃秃树干之上。远远望去，那些光秃秃的树干酷似一根根的立柱。
汉江的河床变得很宽，我们把船停在了城市的对面，即汉江的左岸，从附近村庄来的一群中国人围住了我们这条船。兵勇们将人群驱散，而后者在说话的时候丝毫没有显示不满的情绪。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十八岁的年轻人，面目清秀。他问我们是否卖“外国眼镜”，也就是双筒望远镜，以及想要知道我们做买卖的商品种类。人们向他解释说，我们根本就不是商人；他对此表示十分遗憾。我建议为他画一幅肖像画，他很爽快地同意了。当这幅肖像画快要完成的时候，人群中有人对他喊了一声；他非常激动地突然起身，对那张画连看都没看一眼，就跳下船去。我想他可能想起了什么事情，人们只是为了某件急事才叫他的名字，所以我也不再为他感到担心，他的肖像画几乎已经完成了。
突然间，他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但却在转瞬间变得气势汹汹，他不再是那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而变成了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疯子。
“把我的画像交给我！”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拿来，快把那幅画拿来交给我，我要那幅画，我要拿走。”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尴尬的场面，但我不想失去那张放在船舱内的肖像画。那年轻人趁我不注意，一头闯了进去，正要伸手去拿那张画时，我成功地抓住了他的手；这时那个哥萨克人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用胳膊夹住他，把他拎到了门外。
哥萨克人把他放在了船的甲板上，正好碰上了船主，跟他进行了一番神秘的交谈，在那之后，年轻人似乎渐渐镇静下来，下了船，消失在人群之中。
我后来问船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回答说是那些看热闹的人使那位年轻人感到害怕的，因为他们告诉他，如果他的肖像画留在洋鬼子的手里，那么他将必死无疑，年轻人问他怎样才能躲避死亡。“我安慰了他几句，他就安静下来了。”
谜底终于得到了解释。人们在自己的肖像画完成后对于死亡的恐惧，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欧洲的一些民族之中。在中国，我已经给人画过好几幅肖像画，然而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事。
第四部分：俄国探险家陕南印象兴安府
我们的船一直停泊在兴安府的对岸，等待官府的船到来，直到一位衙役前来询问我们是谁、有多少人和要到哪儿去。他想知道我们是否就是他们已经等了好久的那些外国人，他还想知道我们总共有多少人，以便能为我们准备住宿。
我们要他传达对于地方官员的感谢，并且告诉他，不用专门为我们准备住宿，因为我们并不想在城里面逗留。不一会儿，我们的同事们也赶来了，跟我们一起渡江到了对岸，在那
儿有一大群粗鲁和凶猛的人试图袭击我们的船，我们不得不停泊在离江岸比较远的地方，以免搁浅。
到今天拿着一把雨伞在兴安府的街上散步为止，我离开圣彼得堡已经整整一年了。中国的兵勇们在我的前面驱赶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以便开出一条路来。马图索夫斯基想要测绘一张这个城市的平面图，而我想在城里面走走，画一些最有趣的建筑。天上不停地下着毛毛细雨，没有雨伞的话根本就无法工作，我的那些新朋友非常热心地来帮我的忙。他们搬来了他们的椅子，并且帮我在头上撑着阳伞，或是用他们的雨伞为我遮雨。
兴安府是由两个特征明显的城市所组成：旧城（旧界）更靠近江边，而新城（新界）则离汉江更远一些。我沿着用石头砌成、维修得很好的城墙顶上绕旧城走了一圈。我没能访问那个在中心建了一座漂亮宝塔的新城。
回到船上以后，我又发现那儿密密麻麻地围了一大群人，但是比起城里那些人来要显得更加安静和恭敬，无疑这有赖于衙役们的努力。我发现有一位老衙役长得很像拿破仑三世。他精力充沛，办事干脆利落，几乎可以说是独当一面；谁要是第一个靠近那条船，他就会往你身上泼一勺水，要是再这么做的话，那么棍棒就会像雹子般地落在身上，或者揪住辫子，拖到衙门里去。
这与我在石泉县碰上的那位穿着非常华丽的中国人不同，他是一位“大人”。中国的下级官吏对于自己的上级官员们都是这么称呼的，并不说出他们的名字和官衔。这位地方长官和穆斯林抓住了我的手臂，说了几句客套的话。他请我上他家去喝茶，并请我画张速写，留个纪念，同时还要送我两盆花作为礼物。当我回到船上的时候，那些花已经送来了，半个小时以后，那位官员还亲自带着他七岁的女儿前来对我们进行回访。
他以前是兰州府的官员，那个地区是我们前往哈密必经的地方，过去一直忙着镇压叛乱，但今天终于可以过清闲日子了。
第五部分：偷窥同治大婚大婚前的演练
在北京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从公主府到皇宫的一段路程被选中，道路中央被填平，并撒上了一层新的沙土，这些沙土表示皇室的黄色。在举行婚礼前的一个星期当中，那条路段每天早上都有一次运送被“洋人们”称作“trousseau”（新娘嫁妆）的婚礼行列。但经过打听，有人解释说这些都是从中国各地送来的贺礼。而且由于所有这些贺礼都被送进了皇后未来所要居住的内宫，这儿有位女士用苏格兰方言中的“plenishing”（给房屋安装设施）这个词最贴切地描述出了这些婚礼行列的真正性质。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有官员、旗人、
兵勇和身穿红底白斑长袍的皇家轿夫们（我不知道他们的中文名称是什么）排成长长的队列来运送这些结婚贺礼。这些结婚贺礼囊括了各种各样的物品：有些是庞大的橱柜，有些是小巧的玉盘，还有椅子、高脚酒杯、花瓶、洗手盆底座和各种金银器皿。那些小型的物件都是放在黄色的桌子上抬着的，但必须都被缚住。它们是用黄色或红色的丝带缚住的，这是一种皇家和婚礼的色彩组合。为了能欣赏到这些皇家内宫的日常用品，北京的居民一大早就出来，在沿途两旁驻足观看。有一天早晨，由于运送的物品要比平时更为贵重，所以婚礼行列天还没亮时就出发了，结果使后来出门想看这些东西的人们大失所望。有人解释说，只是为了防止意外，即害怕北京的痞子们半路冲出来，抢了这些东西就跑。
另外一个吸引观众们的项目就是轿夫们对于抬皇后新娘花轿这个中国婚礼中最重要的部分的演练。皇家轿夫们之所以要演练，是为了抬花轿时能更加平稳，轿夫们换杠的时间更加迅速。据说为了测试抬花轿的平稳程度，特地在花轿里放了满满一瓶水，看瓶子里的水是否会溅出来。每当宣布要演练抬轿的时候，人群就会聚集起来看花轿，但在这种时刻花轿绝不会出来，抬轿演练总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进行的，以便能避开围观的人群。
这种对于皇家婚礼行列的演练表明，至少从其外表而言，这种壮丽景象也是值得看的。假如说看不到皇帝和皇后，民众们至少可以见识一下皇室是如何的气派和辉煌。人们注意到，在沿途两旁和通向那条街道的每个街口都竖起了竹栅栏，最后在那些栅栏上又蒙上了蓝色的布和垫子，以便阻断人们的视线。经过打听，有人说这是管这些事的官员为了不让民众看到婚礼行列而布置的。
第五部分：偷窥同治大婚大婚白天的故事
10月16日是预定要举行婚礼的日子。虽然我有很多偷窥皇家婚礼行列的计划，但仍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清廷送到公使馆的请求似乎更增加了不确定性。有人向我提出了两三个冲破这种封锁的计划。最终我接受了一位跟当地传教士有联系的女士的邀请，后者在中国人中结交了很多朋友，并发现紧靠主要街道旁的一家店铺可以由她支配。在讲述那天晚上的故事之前，我必须讲一下在白天发生的事情。
两个金匾被送到了新娘的住所。这些是她的证书，在普通的婚礼中通常是用彩笔写在红纸上的，其中包括新郎、新娘的姓名和其他的一些称号。在这次婚礼中，这些金匾便成了把新娘提升为中国尊贵皇后的文件。大约下午四点的时候，送新娘花轿的行列离开了皇宫，穿着绮丽华贵衣服的蒙古亲王和蒙古首领们走在这个行列的前面。排行第五的亲王和一位姓林的天朝命官负责操办婚礼的礼仪。蒙古亲王的手里拿着一个中国式样的白羊毛披肩带，它是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众所周知，它就跟皇帝本人一样的神圣，因此赋予了这次婚礼行列最高级别的礼仪。走在队伍前面的还有三十匹披有黄金和其他黄色饰品的白马。队伍行列中主要包括了绣有龙凤、颜色各异的旌旗和很高的三重华盖。在很高的木杆上还悬挂着圆形、方形和心形的扇子。在木杆顶端的“金瓜”是另一种皇帝权力的象征。队伍的后面部分是代表皇权的华盖或万民伞，它们的形状就像是释迦摩尼的光环，但却是三重的。跟随在华盖之后的是皇后的新娘花轿。它完全由黄色的绸缎覆盖，轿子的顶上有一个像皇冠一样的金顶，花轿上到处装饰着龙凤图案。花轿上看不到粗俗的珍珠和黄金饰物，相反，它的整个装饰效果显得既质朴又贞洁。正因为这花轿队伍的朴实无华，我听见别人说，跟中国其他的皇帝婚礼相比较，这次显得寒酸。从理论上来说，这是新郎送花轿来把新娘抬到自己的家，是中国所有婚礼的规矩。花轿会一直放在新娘的家门口，直到她被花轿抬走为止。这也是中国婚礼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通过花轿的公开展示来赋予婚礼的合法性。回来的新娘花轿行列跟去时是一样的，其区别就在于新娘坐在花轿里，这一点虽然人们看不见，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在回来的路上，会有人举着金匾走在万民伞的前面，使得金匾与万民伞和花轿形成同一组行列，在它们的后面会有一支雄壮的骑兵队伍殿后。几天前在皇宫附近也出现过一些色泽鲜艳的黄色马车和轿子，据说那些都是皇室女眷们的，但这些马车和轿子在那天晚上都没有出现在婚礼行列之中。在队伍的末尾，夹杂在骑兵中间，有两辆普通的北京骡车，它们据说是用来装载新娘的普通奴婢的。有四五个皇妃要在第二天早上送到皇宫，所以这些骡车也许是为了接送她们和她们的仆人的。但这也反映了这儿婚礼的法规，因为这些妃子不是跟皇后一样从皇宫的南门进去，而是必须从北面的一个门进宫。
第五部分：偷窥同治大婚入夜后的偷窥
中国的婚礼是一长串的礼仪，读起来冗长无味，要经受这些礼仪肯定也是冗长无味的。婚礼的最主要部分就是，在新娘到达新郎的家之后，他们俩会坐下来，一起喝一杯酒，他们的两个酒杯是用红丝带连在一起的，并且还要在喝酒的时候互换酒杯。还有喝茶和重复吃各种食品的礼仪。最重要的一点是新郎和新娘要在一起拜天地，而妾或妃子是从来也不会跟新郎一起拜天地的。新郎新娘还要一起拜祖宗。大摆酒席和跟亲戚家的互相拜访要持续许多天。皇帝的婚礼在细节上几乎跟普通的婚礼相同，只是在一两个地方有所区别，这主要是由于
客人的官衔和地位所造成的。
要了解北京和中国的婚礼，最好让我来描述一下人们是怎么试图偷看新娘婚礼行列的。据说这个婚礼行列要在午夜时分离开公主府，这样就可在凌晨两点之前到达宫内，因为过了两点进宫，就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有关婚礼的一切都是根据吉利或不吉利的概念来进行安排的。在结婚之前要对新郎新娘的八字仔细地研究；等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就要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于是一个精通此道的占星术士便成为所有婚礼中最重要的人物，在这次皇帝的婚礼中自然也不例外。结果新娘的婚礼行列是在晚上十一点，或十一点之后某个时间，从公主府出发的。我们这些人在晚上十点左右来到了预定地点。我们一行共有四人，包括一位女士、一个急于想看新娘花轿的小姑娘，以及作为我们向导的一位中国老太太。这个店铺是一个简陋而肮脏的鸦片馆。这种看上去很不起眼的状态正是我们安全的希望所在。
这个鸦片馆位于一条狭窄街道的街角，并在这条街上有一个后门，可以不经过在通向那条婚礼行列所要经过的大街的街口处所建的栅栏就可以走到街上。虽然如此，但我们对于它离栅栏那么近仍然感到有些担心。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悄悄地进入了那个鸦片馆，没有被人看见。我看到那儿已经有了很多人，但他们都很友善，而且对于领我来的那位喜欢冒险的女士十分忠诚。我们来到了鸦片馆的后院，因为在前面还有许多正在抽鸦片的顾客。当我们用小茶杯喝茶的时候，不时地可以看到那些鸦片鬼从后门出去。最后我们被带到了鸦片馆的前面。在我们穿过后面房间的时候，那儿有两三个人平躺在席子上，正忙于抽那可以镇定神经的鸦片。他们对我们连看都不看一眼。我们来到了前面那个幽暗的房间里。那儿的窗户是由糊在木制窗格上薄薄的一层窗纸所组成的，我们用手指在窗纸上戳一个洞，就可以从里面向外窥看，而且只要有月光的话，就能够看清楚外面的一切。
街上零零落落地挂着照明的灯笼。有一些八旗兵或营兵勇——他们的服装几乎相同——零零落落地站在街上，由于所有的店铺都已经关门，所以街上显得空旷而凄凉。这令我想起了镇压巴黎公社起义期间，巴黎街头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街上除了士兵空无一人的情景。大街中央新修筑的那条路当天上午刚撒过了一层新的黄沙，使它看上去能有表示皇室的色彩。在我们与这个严密把守的大街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纸，况且在这张窗纸上还有些洞，这令我着实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我们可以听到街上正在执勤的兵勇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其中有些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