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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在日本，我前面一代的三个重要作家，是三岛、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他们当中，我必须说，我最喜欢安部，最不喜欢三岛。我几乎没读过三岛，因此我想我与三岛间没有什么相似点。
我丝毫没有对前代作家的反抗意识，或者叛离诸如川端和谷崎等作家的意思。要说有区别的话，我想应该更确切地说，是与这些作家无关。我的意思是说，直到29岁我动手写长篇小说，我从未带着真正的兴趣读过任何日本小说。1960年代在神户，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怎么喜欢日本小说家，所以就打定主意不读他们。那时的美国文化生机盎然，它的音乐、电视节目、汽车和衣服，样样东西都深深影响着我。这并非是说，日本人崇拜美国，这说明我们只是热爱那种文化。那么鲜亮、明媚，有时似乎像是奇幻世界。我们热爱那个奇幻世界。那些日子只有美国才撑得起那种幻境。
我是独子，十三四岁时，我在自己房间里独自听美国爵士乐和摇滚乐，看美国电视节目，读美国小说。神户是港口城市，有很多旧书店，我很容易买到非常便宜的美国平装书。像是打开一个百宝箱。我大多读精悍的侦探故事和科幻小说——雷蒙德•；钱德勒或者埃德•；麦克贝恩或者米基•；斯皮兰。
后来，我发现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杜鲁门•；卡波蒂。他们与日本作家是那么的不同。他们在我房间的墙上打开一扇小窗。我想，我的经历注定要与阿根廷作家曼纽埃尔•；普伊格相似，他成长在对好莱坞电影的献媚环境中，以后走上小说写作道路。
麦金纳尼：我认为，可用一些共通的特征来解释日本年轻一代作家。我仿佛觉得，我们都有一个相当共同的参照背景，即国际流行文化的积淀——莱昂内尔•；特里林大概会说是低等文化——但无论好和坏，这种积淀似乎是给意大利、瑞典、日本和美国的作家提供了共同的试金石。
我想严肃的美国作家，在处理电影、电视和摇滚相关的话题时，他们依然感觉到不自在。在年轻一代日本作家身上，我看不到这种拘谨。我想知道，这是不是部分地、有些悖缪地缘自日本人时时感受到的海岛孤独和差异意识。我能意识到一种尖锐的吁求，想用最便捷上手的武器，闯过把日本和其他世界隔开的鸿沟。
村上春树：是的，非常正确。在这个层面，也许是有些非民族性，但是并非我自己追求的。如果那真是我所追求的，我想兴许我得把故事背景放在美国。如果我真把故事放在纽约和旧金山，写起来就容易了。
但是，你知道，我的首要追求是，透过纽约和旧金山发生的同样事物的另一侧面，反过来描写日本社会。你或许也应称其为日本本性的东西，那种你扔一个又来一个的东西，所有那些堆起来显得极其“日本”的东西。我认为我的小说将愈加朝这个方向发展。
十几岁的时候，我想，要是我能用英语写长篇小说，那该是多么棒啊。我能感觉到，我那样写的话，会比我用日文写来得更直截。但是，凭我有限的英语熟练程度，是不可能的。在勉强用日语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前，我努力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直到29岁才写出小说来。
因为我得创作，靠自我创造一种用来写我的小说的新日本语言。我不能从现存的语言中借取。在这个层面上说，我认为我具备原创性。雷蒙德•；钱德勒是我1960年代的崇拜对象。我读了十几遍《长久的告别》。他的主人公都很独立，他们独自生活的方式给我印象深刻。他们孤独，但在追寻一种体面的生活。
如你所知，日本是一个有极度群体意识的社会，要想独立很难。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想更加独立，但是很困难，他们受到孤独情绪的折磨。我想，这也是年轻读者支持我的作品的一个原因。
麦金纳尼：你作品的主人公总有某种性格，这些性格与雷蒙德•；钱德勒的主人公性格相近，多疑，玩世不恭，生活在社会以外某个地方。但是，他未必清醒地视自己为反叛者。
村上春树：从风格层面讲，我肯定从钱德勒那里借取许多东西。自我写那本书到现在已有10年，从那时到如今，我已经有了很多变化。我必须说，把钱德勒的风格置换到日文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日文和英文的文化观念传达完全不同。但是这正是我切实尝试去做的事情，在语言置换的同时，更新观念。
我的同代人和我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谷崎曾经写过，日本语言与英语或者其他西方语言完全不同，它在某种程度上比西方语言优美。他说，这种美应该得到非常谨慎的保护。谷崎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小说家，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一种语言与其他的语言没有什么优劣差别。他的说法不对。
麦金纳尼：但是，谷崎说日本语言优越性的话，肯定并非那么非同一般。决非少数人在日本感到，日本人的性格中有种特别的东西，它无法穿越翻译的障碍。而且，这种情感，经常通过一种认为日本是个特殊的地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来表达。你的作品特点之一，也是你的一些同代人作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对这种观念的拒绝。
村上春树：很多日本人认为，他们的语言那么独特，以至它的神髓、美和细腻，外国人无法掌握。而且，如果某个外国人声称他抓住了本质，无人相信他。他们这么想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除了二战后短暂被占领外，从来都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侵占。它的文化没有受过其他文化的威胁。因此日本语言始终是孤立的。孤立了大约两千年。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对其独特性、本性、结构和作用那么肯定。
我想，一些年轻日本作家正在做的事情，是试图打破和摧毁这种顽固，反抗这种肯定。我曾在希腊一个岛上住过几年，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可每一个我打过招呼的人都会说，“我开尼桑轿车。很不错的汽车。”一周后，我对此感到厌倦，但我认识到，尼桑、卡西欧、精工、本田、或者索尼，是他们所知道的仅有的日语词汇，他们所知道的仅有的日本东西。他们对日本文化、日本文学、日本音乐，或者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一无所知。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做些事情，来打破日本人长期以来所珍视的这种隔绝。
我想日本青年作家正在做的事情，是试图重构我们的语言。我们欣赏三岛所运用的语言的美和细腻，但是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返。我应该干些新的。我们所正在做的，是打破孤立的藩篱，以便我们能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同其他的世界交谈。应该有个居中的地方，我们能到那里和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流信息。
人们必须自尊，这种自尊源自你向其他的人自由表达自我的能力。日本人民在全世界都取得了物质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文化上向其他人民发言，作为结果，他们并没有寻回他们的自豪感。他们一直都想知道，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现在他们开始反思自己。日本政府非常积极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组织项目把歌舞伎和能乐介绍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去。但是，歌舞伎和能乐，虽然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和传统形式，但都属于过去，并不能对当代日本人发言。
麦金纳尼：我料想，日本文学界对你的走红，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愤慨，况且你还拒绝承认日本文学中的某些传统。年长和较为传统的日本批评家，如何看待你的作品？
村上春树：很简单。他们不喜欢我。日本文坛存在着代与代之间的斗争。日本文学界有很强烈的等级观念，你必须从最底层一步步往上爬。一旦攀上高峰，你们就已成为其他作家的裁判。你们相互阅读对方的作品，然后相互给对方颁奖。但高高在上的人们，却未必真关心正在攀登的青年作家的努力。
我的小说处女作刚问世，他们就说日本文学在衰落。其实并不是衰落，仅仅是变化。很多人不喜欢变化。老作家生活在非常封闭的世界里，他们并不真的清楚什么在发生。
第一部分村上春树们：村上春树，王家卫
前几天又买了一本《挪威的森林》。之所以用“又”，是因为我已经不知道买了多少本《挪威的森林》了。从第一次看到现在，我一本一本地买，一本一本地送人。结识的朋友，男的或者女的，一个一个地更替，昨天的心动，转眼烟消云散，惟独这一本书，心动的感觉还是依旧。
因为张国荣的死，我决心搜寻他的电影，新看了《金枝玉叶》、《异度空间》等，感觉不甚了了，此时愈发怀念当初看《阿飞正传》、《东邪西毒》时的感觉了。张国荣只是一个诠释者，只有在表达某个天才人物的思想时才会变得特别。王家卫才是一个大家。看他的电影，听他电影里面的音乐，一直只有一种感觉：心动！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对于爱情还是充满了幻想的。做着风花雪月的梦，想着长发飘飘的秋水伊人。因为没有试过，才觉得美好。然而一旦经历过了，接着只有幻灭。
我想起村上春树的那句话：她（直子）居然没有爱过我！自己为此也感到无穷的悲哀。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你爱的人却不爱你则是不变的定律。所以柳永才会叹道：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村上讲述的是一个幻灭的故事。然而并不是人人都会在幻灭之后选择死亡，那么，幻灭之后怎么办呢？
“我是个孤星入命的人，从小父母早死，只好跟着哥哥相依为命，从小我就懂得保护自己，我知道要想不被人拒绝，最好的方法是先拒绝别人”。王家卫这么替我们回答。
鲁迅曾经说过，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最好不要叫醒她。那是因为做梦的人是无辜的。每个人在未曾进入世界之前，总是理想的浪漫主义者，跟个孩子一样。孩子的想法虽然与实际相差甚远，但也天真无邪，谁会残忍地破坏他们的想像呢。
别人包容你的想象，那是宽容；自己包容自己的想象，那是自恋。西毒就是一个自己包容自己的人。但西毒又不同于一般的自恋者，因为他很清醒，他知道自己所做的梦，最终也只有破灭的份。那就是说，自己原本是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和允诺的，在明知道这种希望必然会被拒绝之后，最好的方法只有：先拒绝别人，避免自己受伤！
渡边深爱着直子，为此忧郁苦恼，无论怎样地努力，最终直子还是弃他而去。渡边对于爱情的梦想就这样破灭。幻灭之后他选择放纵。在孤独的海岸，当听一个渔民唠唠叨叨他死去的母亲时，渡边只想到他死去的爱人和破灭的爱情，“你死了一个母亲，关我什么事？”受伤的渡边这样走进了自闭。
王家卫似乎更聪明，他逃避了受伤，在没有被别人拒绝之前，先拒绝别人，也拒绝了受伤。
工业文明摧毁了山水田园、男耕女织的浪漫世代，由此也开始了人类更高级的幻灭。在工业化的社会，只有白痴才会相信人和人能够理解。
理解了这一点，渡边选择逃避，永泽则玩世不恭，他要看看自己在不公平的社会里究竟能爬到什么地位；西毒则集渡边和永泽之大成，一面冷漠地瞧着世人的悲哀，一面积极谋取自己的利益，西毒就是这样一个残酷的野心家。
第一部分村上春树们：张爱玲，村上春树
一个是对民俗趣味怀有强烈好奇的学究型少女，一个是游荡酒吧的浮滑少年，张爱玲和村上春树，似乎形象和作品从哪一方面来说都绝不相同，可说是就算碰了面也不会跟对方讲话，就算是在正午最拥挤的餐馆里也不可能并桌喝茶的两种人。如果要他们并桌，至少得把两人之间的距离对折九十九次才行。地球跟月球的距离如果折叠这么多次，大概也早就对撞在一起了。
惟一可能的是，在作品中互相嘲笑对方。张爱玲喜欢嘲笑自认诚恳的无能男子，村上春树喜欢嘲笑问太多说太多爱太多的犯错女人，尽是一些有骂到对方嫌疑的事。这可能是他们惟有的两种互动之一。
张爱玲的众多修辞系统下面又有很多次系统，这些与其说是字词选择，不如说是某种人格，例如可口可乐情结。可口可乐瓶身的原始灵感来自设计者女友穿着时髦窄裙的身形，这件事在张爱玲身上则以瓶子和女人、衣着的无限联想出之。《倾城之恋》女主角穿的绿色玻璃雨衣“像一支瓶”、“药瓶”。而对于男主角，“你就是医我的药”。《连环套》的霓喜在外人眼中则是“冒险小说中的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夜礼服上满钉水钻，像个细腰肥肚的玻璃瓶，装了一瓶的萤火虫。”
以村上春树来举例的话，最著名的次系统该就是动物的臆病症候。这是一种把任何生理的不适、力不从心归罪于某些没有见过面的动物的倾向。《寻羊冒险记》里老鼠说“对年月的感觉渐渐迟钝起来，仿佛有只黑鸟在头顶上嗒哒嗒哒地振翅，使我无法数算三以上的数字。”“我的缺憾随着年纪愈变愈大，即是体内养着一只鸡似的。鸡生蛋，蛋又变成鸡，那只鸡又生蛋。”取代鸟类的，是《梦中见》和《舞！舞！舞！》对灵长类的敌意：“朦胧中，一只巨大的灰色猿猴，手执槌子在我的脑后狠狠地一击，我昏睡过去。”
重新命名的效果可能是精确化，也可能反而变模糊了。总之就是使人产生某些固定联想的强迫性思考。就如逛街时遇见夏天，会想到“夏一跳”、“惊奇一夏”之类的用语，读者也会不断地在女性身上遇见张爱玲的瓶瓶罐罐们，或是偶尔直觉想找鹪鹩为头痛负责。不仅是譬喻的成品，以小说碎片的形式嵌入读者日常感官，连他们技术的手腕都会在此陵夷相争。生活中某人绽现的譬喻，就像是在张爱玲可乐队，或村上春树宠物队的计分板上又加了一分。这是在两人所不知情的彼此谩骂之外的，两人所不知情的票房斗争。
第一部分三个男人
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本土里，会不会产生像村上春树、伍迪•；艾伦，或者是王家卫那样的作者。可能目前是不会的。即便出现，他们也是被一种绝对力量的传统的价值观所排挤的吧。似乎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从来是受老一代们批判或是鄙夷的。
“城市”这个词汇在传统和历史的眼晴，充满了异化的物质主义、冷漠的消费主义之类的贬义。似乎“城市”的对立面是“人文”。不管“人文”的含义是什么，新人类们拥抱城市，迷恋城市。那么，三个城市里的男人，三个在后工业都市环境里成长起来的男人，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村上春树是恋物的。有时，我觉得音乐在村上的小说里不是什么所谓的精神，其实是一种扎实的物质。而伍迪•；艾伦，无论是拍摄陷入窘境的纽约知识分子，还是聚焦被曼哈顿高楼生活摧毁的都市个人，那些个体总是无历史的，无原由的，主人公的焦虑自他出世之日存在，他的困惑永远缠绕在他的私人生活里。伍迪•；艾伦所关注的个体，是抛弃了逻辑和背景的个体。而王家卫呢，喃喃自语，对自我的感受恋恋不舍，城市生活对王家卫电影中的人来说，是一个恍惚的印象，一瓶刻着过期日期的凤梨罐头，一次下雨的麦当劳门口的邂逅，没有历史，没有背景，没有结局。正如玻璃的碎片，反映着尘世生活的倒影，你却无法将它缝补弥合。
如果城市如人们所说是破碎的、晦暗的、烂碎的、自我的，我们仍然将它拥抱。因为我知道，浪漫主义乡间原野的现实正离我们远去。绿色的乡间原野正被口号化、时效化、功利化。历史很重要，原野很重要，正因为历史像一张巨大的网，无处不在地将我们笼罩，我们才需要逃离历史，让我们拥有更多可能的平面吧。但这种逃离是绝望的，我们的生命，仍然被纵深化，我们成为历史博物馆里的一页年鉴。
也许我们所成长的中国80年代文化是一个恨不得撇弃所有传统之气的文化时期。在快餐店里有汉堡包我们就不选择肉包油条，有可乐我们就不要豆浆，你可以批评说这好或不好，营养结构优或良，但对于我们这批没有什么苦难或饥饿记忆的年青人来说，这是我们的现实。我们从小所沉浸的日本漫画或是福尔摩斯侦探故事，稍后的偶像剧，都影响了我们理解的历史。没看过保尔•；柯察金也被偶像化了吗？
如果一个学生不关心自我内心，他是无罪的 ；可如果一个学生不关心历史